王元崇著，《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作者简介：王元崇，历史学家，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现任教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研究近世中国、东亚外交以及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等议题。本文由“钝角网”选编自《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一书，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包括日本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出面否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

　　1883年之后，美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涉及外交、宗教、教育、海关等诸多方面。例如，最早抵达朝鲜传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安连(Horace Newton Allen，1858—1932)，后来成为朝鲜国王极其信任的医官，并于1885年在汉城建立了朝鲜第一所西式医院“广惠院”，即现在位于首尔新村的延世大学附属的著名的塞弗伦斯(Severance)医疗院。安连对朝鲜当时的国际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与安连一样，大量的美国传教士从美国本土和日本、中国等陆续进入朝鲜传教和举办文教卫生事业，推动了朝鲜的近代化进程。例如延世大学前身就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1859—1916)于1915年在汉城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儆新学校，到现在成长为韩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从长时段来看，因为美国文化影响的缘故，现代的韩国最终转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韩国也是到现在为止东北亚诸国中唯一一个彻底基督教化的国家，这与该国历史上彻底儒家化的朝鲜时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英美等国的驻朝公使，并不真正和商务委员陈树棠发生外交事务上的来往，而是同朝鲜新成立的统理机务衙门这个外交部门联络，事涉华商者，亦通过统理衙门经办。于是，天朝来使陈树棠就被晾在了一边，其尴尬地位屡遭英日同行的嘲笑。而陈树棠的应对之法，是拿出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自己的权利合法性做辩解，岂料被指该章程前言明言只适用于中朝之间，不适合于其他国家。当时中朝签约之时的聪明文字游戏，此时真真是作茧自缚。对于此说不清“我是谁”的问题，陈树棠一再有尴尬和蒙羞之感，屡屡向李鸿章叫屈。

　　有鉴于此，1884年，在委派驻仁川、元山和釜山各口分所负责人的时候，陈树棠特意任命他们为“办理华商事务理事”，赋予其超出商业范围之外的外交事务的交涉权能。此外，“理事”和“领事”虽然在中文中发音相近，但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内部负责某务的主事者，后者是专办外务的外交官，而中国不能承认派往其属国朝鲜的官员是驻扎主权国家的外交官。因此，甲午之前，中国在朝鲜只有理事，而无领事，以昭显天朝独一无二的权威和中朝间宗藩伦理上的特殊关系。

　　与此同时，陈树棠在同美国领事富特和李鸿章商量之后，于1884年11月把自己的头衔修改为“总办朝鲜各口交涉通商事务”，管理权由此涵盖了外交事务。这个修改，陈树棠认为颇合两国“体制”，甚符“上国”官员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朝鲜自1884年4月派驻天津的商务委员、工曹参判南廷哲，对中国朝廷方面仍要称“陪臣”，此系典型的宗藩君臣用语，旨在保持宗藩礼数。

　　这回，陈树棠终于感到名正言顺了，但各国公使对他的新头衔不免心生疑窦，担心这是中国政府要控制朝鲜政府的表现。早年驻过北京的英国第一任驻朝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1828—1885)，要求总理衙门解释清楚陈树棠究竟系“何等职衔”。总理衙门回复说：“朝鲜系中国属邦，不得比照驻扎各国使臣之例……(陈树棠)官阶既属道员，自与各国总领事分位相等。”这就是说，中国根据1882年中朝双边章程派驻朝鲜的商务委员，职位上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总领事。这就为日后中国驻朝委员的外交身份定下了基调。

　　1884年甲申政变与中日交涉：中国不败而败

　　好景不长，陈树棠担任新职务还不到一个月，就碰上了日本支持的朝鲜开化党人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等于12月4日发动的政变，时逢农历甲申年，故史称“甲申政变”或者“甲申革命”。开化党人占领王宫，挟持国王，杀死了李祖渊、赵宁夏、闵泳穆等倾向“事大”的亲华大臣，宣布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并邀请日军进入王宫支援。当时日本驻朝公使是竹添进一郎，也是八年前陪同森有礼前往北京和保定，同总理衙门和李鸿章辩论朝鲜国际地位问题的外交官。但竹添和金玉均等人的革命，连同其日本部队，两天后就被清军统帅吴兆有和他的副将袁世凯、张光前击垮。一场刀光剑影的“三日革命”，遂告失败。

　　中日随即展开外交谈判，并于1885年4月在天津签了个只有三项内容的专条：两国均从朝鲜撤兵，均不派员至朝鲜教练军队，如果朝鲜有重大变乱，两国或者其中一国派兵，要提前相互知照。通过第三款内容，日本取得了形势危急之下与中国同等派兵入朝的权力。嗣后甲午年日本以东学党之乱中国出兵为由，自己也派兵入朝，其法理依据便是1885年的天津专条。所以，就“甲申政变”后外交较量的结果而言，中国是不败而败，日本是不胜而胜，和同期中法在越南围绕中越宗藩关系而进行较量及外交谈判结果极其相似。这些例子均表明，中国当日并非是弱国无外交，而是无外交而弱国。

　　1885年10月，陈树棠以积劳成疾为由请辞回国，李鸿章上奏北京，推荐一直驻扎在朝鲜的补用同知袁世凯接任。在奏折中，李鸿章称赞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建议北京委之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之职，以便“略示与闻外交之意”“以重事权”。因袁世凯系五品衔同知，官秩较卑，李鸿章特请朝廷加赏品衔，以顺合要员身份。北京很快于11月初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钦差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赏加三品衔，以知府分发，遇缺即补，补后以道员升用。袁世凯就此擢升“升用道补用知府”。后来人们称他“袁道”，即指这个“升用道”的品阶。相对于前任陈树棠，袁世凯虽然官秩为低，但权能却大有提升：“钦差”的名号让他直接从中国天子那里获得了驻朝的合法性，而“总理”比陈树棠的“总办”的监督职能范围还要广泛一些，“交涉通商事宜”又赋予他监督外交和商业事务的权力。从此，袁世凯变成了钦命的袁总理。

　　加官晋爵的这一年，袁世凯刚刚26岁，颇有一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这种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已经在洋务场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李鸿章所需要的体制外智慧—借着此种智慧，可以减少一系列中朝旧例和中西新规的掣肘。李鸿章深知袁世凯为人处世的缺点，而且对袁也耳提面命过，但他十年来没有将袁世凯撤换，看中的恐怕就是袁世凯的这种双刃剑的作用。

　　袁世凯驻朝以及中国在朝鲜的最后十年

　　钦命的袁总理在朝鲜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最烦心的一条就是对外交同行们讲不清楚中朝宗藩关系，自己钦差总理的职位虽然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但实际操作上却不得不面对“我是谁”这一老问题。当时的汉城和北京一样，各国公使也组有公使团，通行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各国公使的名字、职衔等，均有对应的英文术语或者翻译。袁世凯也要遵从这一惯例，但他拿不准如何翻译自己的头衔，而这事关公使团对自己地位和管理权限的认知。

　　有鉴于此，袁世凯派手下一名在美国读过书的年轻助手，应该正是曾经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1862—1938)，拿着名帖去美国公使馆，找到代理公使福久(George Foulk)，问他的意见。福久建议译成“Charge of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即管理外交和商业事宜之意)。但唐绍仪不同意，提出一个词“Resident”(即驻员)，并建议翻译成“His Imperial Chinese Majesty’s Resident， Seoul”(即中国皇帝驻汉城钦差之意)。福久随后召集了英国公使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和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来讨论，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外交官读汉文和理解汉文都不成问题，所以这种翻译上的工作，其实是做给非汉语圈内的美英法等国的公使看的，而这也直接关系到西方对袁世凯地位的根本认识。最后，袁世凯采用了自家助手唐绍仪的翻译，并简化为“H.I. C. M. Resident”，嗣后名片上也开始印用这一名称。其实，这个英文翻译只传达了钦差大臣之意，没有解明其交涉通商的权责。所以，袁世凯并没有讲清楚“我是谁”这个问题，而他的公使团的同行们，干脆直接视他为“具有外交职能的中国总领事”。

　　袁世凯在上任之初，就向北京表示要力保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保护朝鲜这方“世守藩封”的“东方屏蔽”，而他也的确是勤勤恳恳这么去做的。但也正是在这种体制夹缝里，他以中朝之间事有定制、礼有成例等等为由，每每拒绝参加美英日等公使在汉城的外交使团会议，在通行的外交规则之外独立行使一套只有自己才享有的宗藩规矩，甚至以钦差身份直接介入朝鲜政府的相关事务。结果，他的维护宗藩章法在别人看来成了特立独行和破坏朝鲜独立自主之权，他的钦差身份给他带来的礼仪优待也成了作威作福和有悖国际外交准则，最后不仅惹来英美日等外交同行们的猜忌和指责，更逐渐引起了对国家主权渐有意识的朝鲜政府方面的不满和离心。贵为天朝钦命总理的袁世凯，逐渐成了朝鲜外交舞台上最孤独的一个人。

　　这一时期涉及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是1887年朝鲜派全权代表访问美国，以及由此引发的中朝之间的礼仪争论，特别是袁世凯与朝鲜王廷之间的不快。自1882年与美国签约之后，朝鲜就一直有遣使赴美的准备，但碍于一系列问题并未能顺利展开。1887年，朝鲜国王在其美国顾问德尼(Owen N. Denny， 1838—1900)等人的建议之下，将遣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事情提上日程，于9月正式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大臣，预备克期赴美，同时任命赵臣熙为赴英、法、德、俄、义(意大利)等五国全权大臣。中国方面事前对此并不知晓，因此驻朝总理袁世凯与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对朝鲜遣使欧美之举表示了很大不满，原因在于欧美各国可以通过朝鲜驻外全权使节来否定朝鲜的中国属国地位，否定中朝宗藩关系，这是北京不愿意看到的复杂局面。

　　朝鲜方面对清朝的激烈反应并不吃惊，但在突如其来的压力之下，决定暂时中止赵臣熙赴欧，继续推进朴定阳赴美。袁世凯等人继续表示抗议，阻止朴定阳出使，刚刚出发的朴定阳被迫返回汉城待命。美国驻朝公使丹时谟(Hugh A. Dinsmore)对袁世凯提出抗议，同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北京对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清廷最终同意允许朝鲜派朴定阳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美国，但在李鸿章和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的建议之下，为朝鲜赴外国使臣立了三个规矩：第一，朝鲜使臣赴各国后先行到中国领馆报到，由中国使臣带领引见该国外务部门;第二，遇到礼仪宴会等，朝鲜使臣在中国使臣之后;第三，遇到大事与中国使臣协商。这三款内容都是依照宗藩关系拟定的，但对朝鲜代表的窒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朝鲜公使在实际外交活动中并未照此实行。

　　1887年12月底，朴定阳一行抵达旧金山，次年1月越过大陆抵达华盛顿。朴定阳拜会了美国总统、国务卿以及很多官员，无论礼仪还是国书往复方面，都是以与美国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的，并没有以李鸿章、袁世凯和张荫桓等人希望的中国属国身份行事。驻节华盛顿的张荫桓非常生气，一度要把中国的皇历颁发几本给朴定阳，宣明朝鲜仍是奉大清国正朔的中国属国。美国方面，自始至终都是将朝鲜视为一个在国际法上与美国平等的独立国，所以也不会认可中国方面强调的附属国的政治含义，不会因中国附加给朝鲜的任何条款而改变其对朝政策。

　　也就在1887年中朝为朴定阳赴美大肆争论的这一年，在汉城为国王出谋划策的德尼，写就一本小册子，取名《中国与朝鲜》(China andCorea)，于1888年2月朴定阳抵达华盛顿之后不久正式刊发。在这本小书里，德尼表达的一种总体的观点就是中国正在通过在汉城的代表以及其他手段将朝鲜变为自己的一个殖民地。德尼对中朝宗藩关系并没有多深的研究和理解，因此书中感情用事之处甚多，对他的美国同仁起到了诸多的误导作用。他的这本小册子立即被日本外务省翻译为日语，起名《清韩之关系》，后改《清韩论》，一度列为机密文书。这本小书也很快传到了美国政坛。1888年8月底，也就是朴定阳还在华盛顿的时候，来自德尼的老家俄勒冈州的参议员约翰·米切尔(John H. Mitchell)就在国会中展示了德尼的小书，并强调说中国正在毁掉朝鲜的独立自主，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并不能否定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云云。

　　可以说，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美围绕朝鲜的国际地位问题已经走入了死胡同。美国对朝政策并没有根本变化，依旧在朝美对等的框架内视朝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例如，1893年5月，美国芝加哥召开万国博览会，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朝鲜以独立的主权国家身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且在其美国顾问安连等人的指导之下，在朝鲜展厅展示牌上明确写着：“写成‘Korea’和写成‘Corea’都是对的，但前者更好;朝鲜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独立的。”朝鲜的英文名字由“Corea”日渐变为“Korea”，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美国对这一改头换面贡献尤大。芝加哥的当地报纸也全文转述了朝鲜这种独立国的国际地位的描述，可见一般美国公众对朝鲜的理解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一侧，就朝美双边外交可能引发的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种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持有越来越多的戒备，也因此和美国方面产生了诸多外交纠葛，美国驻东亚诸国的公使开始被频仍地卷入中朝交涉。

　　在国际外交的大局面之下，一个可以逐步展开独立外交的朝鲜，已经距离中国越来越远。清朝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但无力回天。1894年7月18日，袁世凯奉旨撤回中国。7月23日，即日军在牙山偷袭清军并挑起战争的前两天，汉城的中国公署忽然遭到千名日军的围攻洗劫，存银被抢，国旗被夺，代理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唐绍仪从公署后院狼狈逃到英国领事馆，焚烧了机密公文(还有一部分文件留存在英国领事馆)，随后辗转回到烟台，携回了袁世凯留下的“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关防大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在朝鲜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事业，就此灰飞烟灭。

　　东方的战事与永逝的藩属

　　德尼等美国人在朝鲜奋斗了多年，希望朝鲜可以挣脱中国的羁绊而获得独立自由，然而中国完全没有要殖民朝鲜的计划，中国对朝鲜的一切外交参与说到底是一种基于双方数百年的宗藩关系基础上的“字小”(即帮助和保护小国和藩属国)的表现，和英法美日的殖民路数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德尼等人完全看不懂。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治势力开始退出朝鲜半岛，但历史事实证明朝鲜也顿时失去了长期依赖的中国保护伞，其幸运走到了尽头，日本紧锣密鼓地开始将朝鲜变为其殖民地。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署，第一条规定了朝鲜彻底独立于中国，而实际上日本开始全方位渗透进朝鲜，并成立了亲日内阁，开始对朝鲜进行战略殖民。半年之后的10月8日，日本人冲进汉城王宫景福宫，将闵妃残忍杀害并焚尸。国王惊恐万分，很快携世子一起狼狈逃到俄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这就是著名的“俄馆播迁”事件。这一事件导致甲午战争后朝鲜的亲日派内阁垮台，亲俄势力上涨，直接加剧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的争夺。

　　1897年，朝鲜改为“大韩帝国”，国王称帝，早已被杀的闵妃也被册封为“明成皇后”。对这一由“大朝鲜国”而“大韩帝国”的变化，美英等国都予以默认，虽然各国都知道这个帝国实在是虚弱不堪，仅日俄两国的竞争就使其风雨飘摇。这个帝国所做的切实有效的事情之一是去中国化，包括拆除汉城西大门外的迎接明清中国敕使的“迎恩门”并改为“独立门”，拆掉皇太极征伐朝鲜后命令朝鲜国王在汉江之南三田渡地方设立的“大清皇帝功德碑”并埋入地下，开始大量使用本国语言谚文等等。也正是在这一轮持续的去中国化的过程中，韩国开始强调以檀君为韩民族始祖的历史叙述观念，日渐排除箕子由中国而东来建设古朝鲜成为朝鲜始祖的历史叙事。檀君故事在1910年日本殖民朝鲜之后，因反对日本殖民主义和争取韩民族独立而在韩民族中继续存在和发展，二战以后朝鲜半岛南北两地逐渐用檀君始祖故事完全取代了箕子朝鲜故事，高丽王朝于1102年在平壤建立的箕子坟也于1959年春被夷为平地。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主战场是日俄争夺有年的中国东北。在1905年5月27日的对马海峡海战之后，日方逐渐取得了战争主动权，俄国开始寻求和谈。美国对战争双方保持中立态度，但为了维护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而牺牲了朝鲜。1905年7月27日上午，美国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后来担任第27任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在东京进行了一场会谈，双方讨论了日俄战争以后的东亚形势。会谈中，桂太郎表示日本不会妨碍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而塔夫脱认可了日本殖民朝鲜对维护东亚稳定的重要性。双方在7月29日签署了一个谈话备忘录，但声明这不是条约。双方的备忘录于1924年首次被发现，虽然不是条约，但双方狼狈为奸并葬送朝鲜的外交阴谋是一目了然的。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之下，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缅因州的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签署了战争和约，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此即《朴茨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日本取得了巨大胜利。该条约的第二条规定，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绝对利益，俄国不得干涉日本对朝鲜的指导监护以及其他必要措施。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取得了俄国以及美国等国家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绝对利益的肯定。同年11月17日，日本将《日韩保护协约》强加到朝鲜政府的头上，正式将朝鲜变为了日本的保护国。美国对日本殖民朝鲜的行为完全予以默认，并和英国等国家一道，很快撤退了在韩公使馆。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当时的清朝已经风雨飘摇，完全顾不上昔日的属国了，一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轰然倒塌。

　　1919年3月1日，朝鲜汉城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朝鲜独立的运动，史称“三一独立运动”。在遭到日本的残酷镇压之后，一批革命志士跑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内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国政府并未正式承认这一临时政府，但鉴于中朝两国悠久亲密的历史关系和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共同目标，暗中大力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后来国共两党都对朝鲜独立志士和他们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很多支持，对他们在二战结束后回到母国继续开展斗争提供了若干保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保家卫国”的口号之下，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对手正是美国。1953年7月27日，朝韩中美等国共同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开启了一个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政治新格局。直到今天为止，中美两国仍旧是影响半岛局势的最重要的两个大国。

王元崇著，《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作者简介：王元崇，历史学家，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现任教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研究近世中国、东亚外交以及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等议题。本文由“钝角网”选编自《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一书，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包括日本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出面否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

　　1883年之后，美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涉及外交、宗教、教育、海关等诸多方面。例如，最早抵达朝鲜传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安连(Horace Newton Allen，1858—1932)，后来成为朝鲜国王极其信任的医官，并于1885年在汉城建立了朝鲜第一所西式医院“广惠院”，即现在位于首尔新村的延世大学附属的著名的塞弗伦斯(Severance)医疗院。安连对朝鲜当时的国际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与安连一样，大量的美国传教士从美国本土和日本、中国等陆续进入朝鲜传教和举办文教卫生事业，推动了朝鲜的近代化进程。例如延世大学前身就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1859—1916)于1915年在汉城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儆新学校，到现在成长为韩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从长时段来看，因为美国文化影响的缘故，现代的韩国最终转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韩国也是到现在为止东北亚诸国中唯一一个彻底基督教化的国家，这与该国历史上彻底儒家化的朝鲜时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英美等国的驻朝公使，并不真正和商务委员陈树棠发生外交事务上的来往，而是同朝鲜新成立的统理机务衙门这个外交部门联络，事涉华商者，亦通过统理衙门经办。于是，天朝来使陈树棠就被晾在了一边，其尴尬地位屡遭英日同行的嘲笑。而陈树棠的应对之法，是拿出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自己的权利合法性做辩解，岂料被指该章程前言明言只适用于中朝之间，不适合于其他国家。当时中朝签约之时的聪明文字游戏，此时真真是作茧自缚。对于此说不清“我是谁”的问题，陈树棠一再有尴尬和蒙羞之感，屡屡向李鸿章叫屈。

　　有鉴于此，1884年，在委派驻仁川、元山和釜山各口分所负责人的时候，陈树棠特意任命他们为“办理华商事务理事”，赋予其超出商业范围之外的外交事务的交涉权能。此外，“理事”和“领事”虽然在中文中发音相近，但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内部负责某务的主事者，后者是专办外务的外交官，而中国不能承认派往其属国朝鲜的官员是驻扎主权国家的外交官。因此，甲午之前，中国在朝鲜只有理事，而无领事，以昭显天朝独一无二的权威和中朝间宗藩伦理上的特殊关系。

　　与此同时，陈树棠在同美国领事富特和李鸿章商量之后，于1884年11月把自己的头衔修改为“总办朝鲜各口交涉通商事务”，管理权由此涵盖了外交事务。这个修改，陈树棠认为颇合两国“体制”，甚符“上国”官员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朝鲜自1884年4月派驻天津的商务委员、工曹参判南廷哲，对中国朝廷方面仍要称“陪臣”，此系典型的宗藩君臣用语，旨在保持宗藩礼数。

　　这回，陈树棠终于感到名正言顺了，但各国公使对他的新头衔不免心生疑窦，担心这是中国政府要控制朝鲜政府的表现。早年驻过北京的英国第一任驻朝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1828—1885)，要求总理衙门解释清楚陈树棠究竟系“何等职衔”。总理衙门回复说：“朝鲜系中国属邦，不得比照驻扎各国使臣之例……(陈树棠)官阶既属道员，自与各国总领事分位相等。”这就是说，中国根据1882年中朝双边章程派驻朝鲜的商务委员，职位上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总领事。这就为日后中国驻朝委员的外交身份定下了基调。

　　1884年甲申政变与中日交涉：中国不败而败

　　好景不长，陈树棠担任新职务还不到一个月，就碰上了日本支持的朝鲜开化党人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等于12月4日发动的政变，时逢农历甲申年，故史称“甲申政变”或者“甲申革命”。开化党人占领王宫，挟持国王，杀死了李祖渊、赵宁夏、闵泳穆等倾向“事大”的亲华大臣，宣布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并邀请日军进入王宫支援。当时日本驻朝公使是竹添进一郎，也是八年前陪同森有礼前往北京和保定，同总理衙门和李鸿章辩论朝鲜国际地位问题的外交官。但竹添和金玉均等人的革命，连同其日本部队，两天后就被清军统帅吴兆有和他的副将袁世凯、张光前击垮。一场刀光剑影的“三日革命”，遂告失败。

　　中日随即展开外交谈判，并于1885年4月在天津签了个只有三项内容的专条：两国均从朝鲜撤兵，均不派员至朝鲜教练军队，如果朝鲜有重大变乱，两国或者其中一国派兵，要提前相互知照。通过第三款内容，日本取得了形势危急之下与中国同等派兵入朝的权力。嗣后甲午年日本以东学党之乱中国出兵为由，自己也派兵入朝，其法理依据便是1885年的天津专条。所以，就“甲申政变”后外交较量的结果而言，中国是不败而败，日本是不胜而胜，和同期中法在越南围绕中越宗藩关系而进行较量及外交谈判结果极其相似。这些例子均表明，中国当日并非是弱国无外交，而是无外交而弱国。

　　1885年10月，陈树棠以积劳成疾为由请辞回国，李鸿章上奏北京，推荐一直驻扎在朝鲜的补用同知袁世凯接任。在奏折中，李鸿章称赞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建议北京委之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之职，以便“略示与闻外交之意”“以重事权”。因袁世凯系五品衔同知，官秩较卑，李鸿章特请朝廷加赏品衔，以顺合要员身份。北京很快于11月初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钦差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赏加三品衔，以知府分发，遇缺即补，补后以道员升用。袁世凯就此擢升“升用道补用知府”。后来人们称他“袁道”，即指这个“升用道”的品阶。相对于前任陈树棠，袁世凯虽然官秩为低，但权能却大有提升：“钦差”的名号让他直接从中国天子那里获得了驻朝的合法性，而“总理”比陈树棠的“总办”的监督职能范围还要广泛一些，“交涉通商事宜”又赋予他监督外交和商业事务的权力。从此，袁世凯变成了钦命的袁总理。

　　加官晋爵的这一年，袁世凯刚刚26岁，颇有一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这种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已经在洋务场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李鸿章所需要的体制外智慧—借着此种智慧，可以减少一系列中朝旧例和中西新规的掣肘。李鸿章深知袁世凯为人处世的缺点，而且对袁也耳提面命过，但他十年来没有将袁世凯撤换，看中的恐怕就是袁世凯的这种双刃剑的作用。

　　袁世凯驻朝以及中国在朝鲜的最后十年

　　钦命的袁总理在朝鲜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最烦心的一条就是对外交同行们讲不清楚中朝宗藩关系，自己钦差总理的职位虽然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但实际操作上却不得不面对“我是谁”这一老问题。当时的汉城和北京一样，各国公使也组有公使团，通行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各国公使的名字、职衔等，均有对应的英文术语或者翻译。袁世凯也要遵从这一惯例，但他拿不准如何翻译自己的头衔，而这事关公使团对自己地位和管理权限的认知。

　　有鉴于此，袁世凯派手下一名在美国读过书的年轻助手，应该正是曾经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1862—1938)，拿着名帖去美国公使馆，找到代理公使福久(George Foulk)，问他的意见。福久建议译成“Charge of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即管理外交和商业事宜之意)。但唐绍仪不同意，提出一个词“Resident”(即驻员)，并建议翻译成“His Imperial Chinese Majesty’s Resident， Seoul”(即中国皇帝驻汉城钦差之意)。福久随后召集了英国公使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和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来讨论，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外交官读汉文和理解汉文都不成问题，所以这种翻译上的工作，其实是做给非汉语圈内的美英法等国的公使看的，而这也直接关系到西方对袁世凯地位的根本认识。最后，袁世凯采用了自家助手唐绍仪的翻译，并简化为“H.I. C. M. Resident”，嗣后名片上也开始印用这一名称。其实，这个英文翻译只传达了钦差大臣之意，没有解明其交涉通商的权责。所以，袁世凯并没有讲清楚“我是谁”这个问题，而他的公使团的同行们，干脆直接视他为“具有外交职能的中国总领事”。

　　袁世凯在上任之初，就向北京表示要力保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保护朝鲜这方“世守藩封”的“东方屏蔽”，而他也的确是勤勤恳恳这么去做的。但也正是在这种体制夹缝里，他以中朝之间事有定制、礼有成例等等为由，每每拒绝参加美英日等公使在汉城的外交使团会议，在通行的外交规则之外独立行使一套只有自己才享有的宗藩规矩，甚至以钦差身份直接介入朝鲜政府的相关事务。结果，他的维护宗藩章法在别人看来成了特立独行和破坏朝鲜独立自主之权，他的钦差身份给他带来的礼仪优待也成了作威作福和有悖国际外交准则，最后不仅惹来英美日等外交同行们的猜忌和指责，更逐渐引起了对国家主权渐有意识的朝鲜政府方面的不满和离心。贵为天朝钦命总理的袁世凯，逐渐成了朝鲜外交舞台上最孤独的一个人。

　　这一时期涉及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是1887年朝鲜派全权代表访问美国，以及由此引发的中朝之间的礼仪争论，特别是袁世凯与朝鲜王廷之间的不快。自1882年与美国签约之后，朝鲜就一直有遣使赴美的准备，但碍于一系列问题并未能顺利展开。1887年，朝鲜国王在其美国顾问德尼(Owen N. Denny， 1838—1900)等人的建议之下，将遣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事情提上日程，于9月正式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大臣，预备克期赴美，同时任命赵臣熙为赴英、法、德、俄、义(意大利)等五国全权大臣。中国方面事前对此并不知晓，因此驻朝总理袁世凯与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对朝鲜遣使欧美之举表示了很大不满，原因在于欧美各国可以通过朝鲜驻外全权使节来否定朝鲜的中国属国地位，否定中朝宗藩关系，这是北京不愿意看到的复杂局面。

　　朝鲜方面对清朝的激烈反应并不吃惊，但在突如其来的压力之下，决定暂时中止赵臣熙赴欧，继续推进朴定阳赴美。袁世凯等人继续表示抗议，阻止朴定阳出使，刚刚出发的朴定阳被迫返回汉城待命。美国驻朝公使丹时谟(Hugh A. Dinsmore)对袁世凯提出抗议，同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北京对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清廷最终同意允许朝鲜派朴定阳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美国，但在李鸿章和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的建议之下，为朝鲜赴外国使臣立了三个规矩：第一，朝鲜使臣赴各国后先行到中国领馆报到，由中国使臣带领引见该国外务部门;第二，遇到礼仪宴会等，朝鲜使臣在中国使臣之后;第三，遇到大事与中国使臣协商。这三款内容都是依照宗藩关系拟定的，但对朝鲜代表的窒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朝鲜公使在实际外交活动中并未照此实行。

　　1887年12月底，朴定阳一行抵达旧金山，次年1月越过大陆抵达华盛顿。朴定阳拜会了美国总统、国务卿以及很多官员，无论礼仪还是国书往复方面，都是以与美国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的，并没有以李鸿章、袁世凯和张荫桓等人希望的中国属国身份行事。驻节华盛顿的张荫桓非常生气，一度要把中国的皇历颁发几本给朴定阳，宣明朝鲜仍是奉大清国正朔的中国属国。美国方面，自始至终都是将朝鲜视为一个在国际法上与美国平等的独立国，所以也不会认可中国方面强调的附属国的政治含义，不会因中国附加给朝鲜的任何条款而改变其对朝政策。

　　也就在1887年中朝为朴定阳赴美大肆争论的这一年，在汉城为国王出谋划策的德尼，写就一本小册子，取名《中国与朝鲜》(China andCorea)，于1888年2月朴定阳抵达华盛顿之后不久正式刊发。在这本小书里，德尼表达的一种总体的观点就是中国正在通过在汉城的代表以及其他手段将朝鲜变为自己的一个殖民地。德尼对中朝宗藩关系并没有多深的研究和理解，因此书中感情用事之处甚多，对他的美国同仁起到了诸多的误导作用。他的这本小册子立即被日本外务省翻译为日语，起名《清韩之关系》，后改《清韩论》，一度列为机密文书。这本小书也很快传到了美国政坛。1888年8月底，也就是朴定阳还在华盛顿的时候，来自德尼的老家俄勒冈州的参议员约翰·米切尔(John H. Mitchell)就在国会中展示了德尼的小书，并强调说中国正在毁掉朝鲜的独立自主，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并不能否定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云云。

　　可以说，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美围绕朝鲜的国际地位问题已经走入了死胡同。美国对朝政策并没有根本变化，依旧在朝美对等的框架内视朝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例如，1893年5月，美国芝加哥召开万国博览会，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朝鲜以独立的主权国家身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且在其美国顾问安连等人的指导之下，在朝鲜展厅展示牌上明确写着：“写成‘Korea’和写成‘Corea’都是对的，但前者更好;朝鲜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独立的。”朝鲜的英文名字由“Corea”日渐变为“Korea”，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美国对这一改头换面贡献尤大。芝加哥的当地报纸也全文转述了朝鲜这种独立国的国际地位的描述，可见一般美国公众对朝鲜的理解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一侧，就朝美双边外交可能引发的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种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持有越来越多的戒备，也因此和美国方面产生了诸多外交纠葛，美国驻东亚诸国的公使开始被频仍地卷入中朝交涉。

　　在国际外交的大局面之下，一个可以逐步展开独立外交的朝鲜，已经距离中国越来越远。清朝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但无力回天。1894年7月18日，袁世凯奉旨撤回中国。7月23日，即日军在牙山偷袭清军并挑起战争的前两天，汉城的中国公署忽然遭到千名日军的围攻洗劫，存银被抢，国旗被夺，代理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唐绍仪从公署后院狼狈逃到英国领事馆，焚烧了机密公文(还有一部分文件留存在英国领事馆)，随后辗转回到烟台，携回了袁世凯留下的“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关防大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在朝鲜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事业，就此灰飞烟灭。

　　东方的战事与永逝的藩属

　　德尼等美国人在朝鲜奋斗了多年，希望朝鲜可以挣脱中国的羁绊而获得独立自由，然而中国完全没有要殖民朝鲜的计划，中国对朝鲜的一切外交参与说到底是一种基于双方数百年的宗藩关系基础上的“字小”(即帮助和保护小国和藩属国)的表现，和英法美日的殖民路数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德尼等人完全看不懂。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治势力开始退出朝鲜半岛，但历史事实证明朝鲜也顿时失去了长期依赖的中国保护伞，其幸运走到了尽头，日本紧锣密鼓地开始将朝鲜变为其殖民地。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署，第一条规定了朝鲜彻底独立于中国，而实际上日本开始全方位渗透进朝鲜，并成立了亲日内阁，开始对朝鲜进行战略殖民。半年之后的10月8日，日本人冲进汉城王宫景福宫，将闵妃残忍杀害并焚尸。国王惊恐万分，很快携世子一起狼狈逃到俄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这就是著名的“俄馆播迁”事件。这一事件导致甲午战争后朝鲜的亲日派内阁垮台，亲俄势力上涨，直接加剧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的争夺。

　　1897年，朝鲜改为“大韩帝国”，国王称帝，早已被杀的闵妃也被册封为“明成皇后”。对这一由“大朝鲜国”而“大韩帝国”的变化，美英等国都予以默认，虽然各国都知道这个帝国实在是虚弱不堪，仅日俄两国的竞争就使其风雨飘摇。这个帝国所做的切实有效的事情之一是去中国化，包括拆除汉城西大门外的迎接明清中国敕使的“迎恩门”并改为“独立门”，拆掉皇太极征伐朝鲜后命令朝鲜国王在汉江之南三田渡地方设立的“大清皇帝功德碑”并埋入地下，开始大量使用本国语言谚文等等。也正是在这一轮持续的去中国化的过程中，韩国开始强调以檀君为韩民族始祖的历史叙述观念，日渐排除箕子由中国而东来建设古朝鲜成为朝鲜始祖的历史叙事。檀君故事在1910年日本殖民朝鲜之后，因反对日本殖民主义和争取韩民族独立而在韩民族中继续存在和发展，二战以后朝鲜半岛南北两地逐渐用檀君始祖故事完全取代了箕子朝鲜故事，高丽王朝于1102年在平壤建立的箕子坟也于1959年春被夷为平地。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主战场是日俄争夺有年的中国东北。在1905年5月27日的对马海峡海战之后，日方逐渐取得了战争主动权，俄国开始寻求和谈。美国对战争双方保持中立态度，但为了维护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而牺牲了朝鲜。1905年7月27日上午，美国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后来担任第27任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在东京进行了一场会谈，双方讨论了日俄战争以后的东亚形势。会谈中，桂太郎表示日本不会妨碍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而塔夫脱认可了日本殖民朝鲜对维护东亚稳定的重要性。双方在7月29日签署了一个谈话备忘录，但声明这不是条约。双方的备忘录于1924年首次被发现，虽然不是条约，但双方狼狈为奸并葬送朝鲜的外交阴谋是一目了然的。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之下，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缅因州的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签署了战争和约，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此即《朴茨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日本取得了巨大胜利。该条约的第二条规定，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绝对利益，俄国不得干涉日本对朝鲜的指导监护以及其他必要措施。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取得了俄国以及美国等国家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绝对利益的肯定。同年11月17日，日本将《日韩保护协约》强加到朝鲜政府的头上，正式将朝鲜变为了日本的保护国。美国对日本殖民朝鲜的行为完全予以默认，并和英国等国家一道，很快撤退了在韩公使馆。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当时的清朝已经风雨飘摇，完全顾不上昔日的属国了，一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轰然倒塌。

　　1919年3月1日，朝鲜汉城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朝鲜独立的运动，史称“三一独立运动”。在遭到日本的残酷镇压之后，一批革命志士跑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内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国政府并未正式承认这一临时政府，但鉴于中朝两国悠久亲密的历史关系和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共同目标，暗中大力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后来国共两党都对朝鲜独立志士和他们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很多支持，对他们在二战结束后回到母国继续开展斗争提供了若干保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保家卫国”的口号之下，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对手正是美国。1953年7月27日，朝韩中美等国共同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开启了一个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政治新格局。直到今天为止，中美两国仍旧是影响半岛局势的最重要的两个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