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口径的变化，印尼华人数量可在 300万～ 1000 万之间大幅浮动。在 2000 年的印尼官方人口数据中，只有 190 万人被归为华裔。

　　三百多年的主要历史中，印尼华人经历过同化、流失、再补充，再加上印尼高压排华时期使一部分华人被迫隐瞒血统等等因素，使得对这群人做一个精确的统计不再现实。

　　如果按照几个可靠估计的“3% 印尼总人口”和 “2000 年时 700 万” 的说法，那么目前印尼可以被归为华裔的人大概有 800 万左右，印尼目前总人口大约为 2.7 亿人，主体民族爪哇占比 40% 以上。

　　但华人掌握着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成正比的财富，独裁者、同时也是极力排华的政客苏哈托在 1968 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华裔掌握印尼超过七成财富的说法。

　　然而这个说法后来被证明是严重夸大。同时，就像华裔具体数量无法作出明确统计一样，他们所掌握的财富也无法精确统计。但可以肯定是，这个数字和比例都应该超过正常水平，在福布斯的印尼富人排行榜中，前十名有九人有华裔血统，前二十名中则有超过半数为华裔。

　　华人移民大批到达印尼是在十七世纪初，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于贸易和劳动力需要而威逼利诱客家人、广东以及福建等沿海省份居民迁往印尼。除了在锡矿和金矿上做工，华人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充当爪哇人和殖民者之间的交易媒介，这其实也是整个东南亚华人的发展轨迹 - 苦力起家，经商立足。

　　早期华人作为指定的贸易中间人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例如税务征收、资源开采的监管等，在荷兰人的统治下，大量华人从事盐业和鸦片种植等行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马来西亚，客家人和广东人的胡椒种植以及锡矿等产业都为华裔移民的财富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以 3% 的人口控制七成经济”，这听起来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在有心人的策划下就很容易成为种族仇恨的标签，尤其是华人在东南亚既不融入主体又无法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

　　华人在东南亚的角色，就像特定时期欧洲犹太人、南美日本人、美国韩裔和东非印度人一样，被一个“少数中间人(middleman minority)”的理论概括。

　　这个理论认为，像东南亚华裔这样的中间族裔，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充当中介角色，同时也充当文化交流意义上的中间人。这种定位，再加上身为少数族裔带来的危机感，会让这个群体以加倍付出的努力来逃离最初的经济底层，用一两代人迅速完成财富与社会资源的积累，超出一开始处于同一阶层的原住民。

　　除了经济之外，在教育上同样如此。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写过：“在印尼的华人社区里，不过走到哪，中国人都对知识的获取保持着一种敬畏，尽管早期那些中国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

　　在马来西亚，”1960 年代期间，华裔学生在工程专业所取得的文凭数量以 100:1 的数量超过马来学生。“根据 197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华人数量大约在 356 万左右，约占总比 35%。

　　这种快速拉开差距的能力和作为中介所留下的狡诈、投机的印象，往往使少数群体遭受来自底层的仇视，而对于上层而言，他们虽然不可恶，但却正好是抵御财富分配不均或者社会问题的缓冲带和替罪羊。

　　比如苏哈托时期的几大华裔富商，作为这位独裁者的密友，同时旗下公司又暗含苏哈托亲属大量股份，成了公开的靶子。虽然富商性命无忧，但社会中下层的同胞却成了打击目标。

　　近期的事件就有 1959 年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 513 暴动事件，以及十多年前发生在印尼的那场屠华事件。这两件惨案都被认为是针对华人、有组织地种族攻击事件， 513 事件后来的官方解释是“各族间经济能力有很大的差异”。而印尼事件中，打击目标也以华人中小商户为主，事件背景更是亚洲金融风暴。

　　而在之前，各种大大小小的极端事件以及针对华人的系统性歧视也都是屡见不鲜，直到这几年，即使华人在这些国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社区，针对他们的歧视和仇恨往往并没有消失。

　　”作为少数中间人时代形成的来自周边社区的仇视会一直延续，直到中间群体的后代进入其他行业和职业仍会存在“，索维尔在《黑人红脖子与白人自由主义者》中说。

　　上周印尼大选之后发生的大规模暴乱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在本月早期投票结束之后，上一次总统大选的老对手佐科与普拉博沃就同时放出获选的消息，但就在前几天读数出来确定前者获胜之后，普拉博沃就以种族对立作为由头，再次挑动印尼穆斯林向华裔社区发起暴动。

　　根据外媒的报道，当天关于“中国警察混入人群”以及 “中国警察射杀印尼人” 的消息就被人为散播。暴动的理由虽然是控诉投票结果作假，但无论是口号还是目标群体都直指华人社区。

　　一名华裔对媒体说：“这看起来就像是 1998 年五月的暴乱。不同的是现在有维和力量在行动，不像上次任由暴动冲击而上层只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每一次发生暴动或暴力事件，印尼华人都会担心成为目标，这是一个噩梦。”

　　曾经雅加达省首位华裔省长，祖籍广州客家人钟万学乐观地认为宗族和宗教问题为随着印尼蓬勃发展的经济而失去被人为持续操弄的可能，但不到两年后，他就因为引用古兰经而被穆斯林抓住把柄，一番游行和小题大做之后最终以亵渎宗教罪入狱。在这期间，同样有拿他华裔背景做文章的谣言存在，比如中国派了几百人保护钟万学。

　　华人群体向来注重经商与偏安一隅，即使在近两年来生存条件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政治人物，也很少有以“华裔” 这个族群的利益为主张的政治人物或主动为自己打上这个标签。比如马来西亚的华裔政客林冠英，就以“马来人的马来”作为自己的信仰，在个别问题上甚至不惜牺牲华人利益。

　　来自底层的仇恨和上层蓄意、适时地挑拨，加上作为中间群体的位置，常常使东南亚华人处在被歧视被针对的状态。但这不是说，双方的矛盾都来自于主体民主的无知和高傲。

　　随便搜索一下东南亚华人的网上社区以及中文社交网络，华人对主体民族的鄙视也是溢于言表。印尼人和马来人又懒又笨已经是常见的吐槽，这种种族刻板印象可能在任意一个多元国家都会存在。

　　但华人对通婚和物理生活范围的执着却很符合一些研究者“东南亚华人自我封闭”的判断，比如知乎上一位答主就写道：万一你爱上了以穆斯林为代表的本地人?拜拜，去雅加达吧，不管万隆还是苏门巴亚的华人社区以后都不带你玩。要知道，在苏哈托高压排华时期，一个主要政策就是鼓励华人归化。

　　语言、生活习惯和宗教方面代代相传的不相容，以及一直存在的经济收入差距，使主体民族很容易因为对少数群体的无知而成为“政客和社会行动者煽动的目标”，“这些指控可以是种族、宗教或者其它任何方面的”。

　　但是根本原因似乎永远与经济有关，不管是这次印尼暴乱中所谓被中国劳工抢走工作，还是苏加诺时期担心华人入籍在经济上对原住民不利而对华人指定诸如禁止从事零售业之类的苛刻规定，还是黑色五月针对“掌控印尼经济的华人”展开的种族屠杀，每一次暴乱都有不同的理由，归根结底却总会与经济扯上关系。

　　不过，这些也不意味着华人在东南亚所遭受的待遇是针对他们的独一无二的歧视。在维基百科的 Middleman minority 页面上有数十个有代表性的少数群体，包括不同地区的华人群体和同一地区的其他族群。东南亚华人所遭受的对待，在不同的事件和地点都反复上演过。

　　财富不均(或者被塑造出来的假象)、人口数量差距和双方交流的欠缺，总是会在适时情况下为中间群体与主体民族的矛盾爆发提供火药。

　　在整体经济基础存在差距、人数占劣势的华裔持续与主体民族保持相对隔离的状态下，受到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东南亚华人生育率持续降低之余还流行把下一代送外欧美国家接受高等教育。

　　这造成了主要东南亚国家华人群体持续缩小的情况，如果叠加所有现存的因素，东南亚华人的不安很可能将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共同情绪。

　　根据统计口径的变化，印尼华人数量可在 300万～ 1000 万之间大幅浮动。在 2000 年的印尼官方人口数据中，只有 190 万人被归为华裔。

　　三百多年的主要历史中，印尼华人经历过同化、流失、再补充，再加上印尼高压排华时期使一部分华人被迫隐瞒血统等等因素，使得对这群人做一个精确的统计不再现实。

　　如果按照几个可靠估计的“3% 印尼总人口”和 “2000 年时 700 万” 的说法，那么目前印尼可以被归为华裔的人大概有 800 万左右，印尼目前总人口大约为 2.7 亿人，主体民族爪哇占比 40% 以上。

　　但华人掌握着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成正比的财富，独裁者、同时也是极力排华的政客苏哈托在 1968 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华裔掌握印尼超过七成财富的说法。

　　然而这个说法后来被证明是严重夸大。同时，就像华裔具体数量无法作出明确统计一样，他们所掌握的财富也无法精确统计。但可以肯定是，这个数字和比例都应该超过正常水平，在福布斯的印尼富人排行榜中，前十名有九人有华裔血统，前二十名中则有超过半数为华裔。

　　华人移民大批到达印尼是在十七世纪初，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于贸易和劳动力需要而威逼利诱客家人、广东以及福建等沿海省份居民迁往印尼。除了在锡矿和金矿上做工，华人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充当爪哇人和殖民者之间的交易媒介，这其实也是整个东南亚华人的发展轨迹 - 苦力起家，经商立足。

　　早期华人作为指定的贸易中间人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例如税务征收、资源开采的监管等，在荷兰人的统治下，大量华人从事盐业和鸦片种植等行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马来西亚，客家人和广东人的胡椒种植以及锡矿等产业都为华裔移民的财富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以 3% 的人口控制七成经济”，这听起来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在有心人的策划下就很容易成为种族仇恨的标签，尤其是华人在东南亚既不融入主体又无法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

　　华人在东南亚的角色，就像特定时期欧洲犹太人、南美日本人、美国韩裔和东非印度人一样，被一个“少数中间人(middleman minority)”的理论概括。

　　这个理论认为，像东南亚华裔这样的中间族裔，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充当中介角色，同时也充当文化交流意义上的中间人。这种定位，再加上身为少数族裔带来的危机感，会让这个群体以加倍付出的努力来逃离最初的经济底层，用一两代人迅速完成财富与社会资源的积累，超出一开始处于同一阶层的原住民。

　　除了经济之外，在教育上同样如此。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写过：“在印尼的华人社区里，不过走到哪，中国人都对知识的获取保持着一种敬畏，尽管早期那些中国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

　　在马来西亚，”1960 年代期间，华裔学生在工程专业所取得的文凭数量以 100:1 的数量超过马来学生。“根据 197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华人数量大约在 356 万左右，约占总比 35%。

　　这种快速拉开差距的能力和作为中介所留下的狡诈、投机的印象，往往使少数群体遭受来自底层的仇视，而对于上层而言，他们虽然不可恶，但却正好是抵御财富分配不均或者社会问题的缓冲带和替罪羊。

　　比如苏哈托时期的几大华裔富商，作为这位独裁者的密友，同时旗下公司又暗含苏哈托亲属大量股份，成了公开的靶子。虽然富商性命无忧，但社会中下层的同胞却成了打击目标。

　　近期的事件就有 1959 年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 513 暴动事件，以及十多年前发生在印尼的那场屠华事件。这两件惨案都被认为是针对华人、有组织地种族攻击事件， 513 事件后来的官方解释是“各族间经济能力有很大的差异”。而印尼事件中，打击目标也以华人中小商户为主，事件背景更是亚洲金融风暴。

　　而在之前，各种大大小小的极端事件以及针对华人的系统性歧视也都是屡见不鲜，直到这几年，即使华人在这些国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社区，针对他们的歧视和仇恨往往并没有消失。

　　”作为少数中间人时代形成的来自周边社区的仇视会一直延续，直到中间群体的后代进入其他行业和职业仍会存在“，索维尔在《黑人红脖子与白人自由主义者》中说。

　　上周印尼大选之后发生的大规模暴乱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在本月早期投票结束之后，上一次总统大选的老对手佐科与普拉博沃就同时放出获选的消息，但就在前几天读数出来确定前者获胜之后，普拉博沃就以种族对立作为由头，再次挑动印尼穆斯林向华裔社区发起暴动。

　　根据外媒的报道，当天关于“中国警察混入人群”以及 “中国警察射杀印尼人” 的消息就被人为散播。暴动的理由虽然是控诉投票结果作假，但无论是口号还是目标群体都直指华人社区。

　　一名华裔对媒体说：“这看起来就像是 1998 年五月的暴乱。不同的是现在有维和力量在行动，不像上次任由暴动冲击而上层只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每一次发生暴动或暴力事件，印尼华人都会担心成为目标，这是一个噩梦。”

　　曾经雅加达省首位华裔省长，祖籍广州客家人钟万学乐观地认为宗族和宗教问题为随着印尼蓬勃发展的经济而失去被人为持续操弄的可能，但不到两年后，他就因为引用古兰经而被穆斯林抓住把柄，一番游行和小题大做之后最终以亵渎宗教罪入狱。在这期间，同样有拿他华裔背景做文章的谣言存在，比如中国派了几百人保护钟万学。

　　华人群体向来注重经商与偏安一隅，即使在近两年来生存条件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政治人物，也很少有以“华裔” 这个族群的利益为主张的政治人物或主动为自己打上这个标签。比如马来西亚的华裔政客林冠英，就以“马来人的马来”作为自己的信仰，在个别问题上甚至不惜牺牲华人利益。

　　来自底层的仇恨和上层蓄意、适时地挑拨，加上作为中间群体的位置，常常使东南亚华人处在被歧视被针对的状态。但这不是说，双方的矛盾都来自于主体民主的无知和高傲。

　　随便搜索一下东南亚华人的网上社区以及中文社交网络，华人对主体民族的鄙视也是溢于言表。印尼人和马来人又懒又笨已经是常见的吐槽，这种种族刻板印象可能在任意一个多元国家都会存在。

　　但华人对通婚和物理生活范围的执着却很符合一些研究者“东南亚华人自我封闭”的判断，比如知乎上一位答主就写道：万一你爱上了以穆斯林为代表的本地人?拜拜，去雅加达吧，不管万隆还是苏门巴亚的华人社区以后都不带你玩。要知道，在苏哈托高压排华时期，一个主要政策就是鼓励华人归化。

　　语言、生活习惯和宗教方面代代相传的不相容，以及一直存在的经济收入差距，使主体民族很容易因为对少数群体的无知而成为“政客和社会行动者煽动的目标”，“这些指控可以是种族、宗教或者其它任何方面的”。

　　但是根本原因似乎永远与经济有关，不管是这次印尼暴乱中所谓被中国劳工抢走工作，还是苏加诺时期担心华人入籍在经济上对原住民不利而对华人指定诸如禁止从事零售业之类的苛刻规定，还是黑色五月针对“掌控印尼经济的华人”展开的种族屠杀，每一次暴乱都有不同的理由，归根结底却总会与经济扯上关系。

　　不过，这些也不意味着华人在东南亚所遭受的待遇是针对他们的独一无二的歧视。在维基百科的 Middleman minority 页面上有数十个有代表性的少数群体，包括不同地区的华人群体和同一地区的其他族群。东南亚华人所遭受的对待，在不同的事件和地点都反复上演过。

　　财富不均(或者被塑造出来的假象)、人口数量差距和双方交流的欠缺，总是会在适时情况下为中间群体与主体民族的矛盾爆发提供火药。

　　在整体经济基础存在差距、人数占劣势的华裔持续与主体民族保持相对隔离的状态下，受到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东南亚华人生育率持续降低之余还流行把下一代送外欧美国家接受高等教育。

　　这造成了主要东南亚国家华人群体持续缩小的情况，如果叠加所有现存的因素，东南亚华人的不安很可能将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共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