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拆解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关于中日关系，流行着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只要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则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两国关系必将改善。此为国际关系中一度流行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类似于制造飞机却不曾措意于配备降落伞，总觉得万无一失，例属乐观派，有些道理，并无新意。[2]在此总体脉络下，尚有各种想象，如基于“东亚问题”的“东亚双峰政治”设想。[3]本文结语部分以“中日关系的英美模式”为未来中日关系作结，虽说并非完全基于“民主和平论”，却也似乎未能超脱窠臼，亦属此列。第二种看法认为，依据中心与边缘的依附理论，假若中国全面崛起，完全超克日本，对方屈处绝对逆势，则甲午海战以来超过一个世纪的现代竞跑结束，强弱分明，世界体系进入“中国治下的和平”，两国因亚洲争锋而导致的矛盾自然消失，关系自然随之改善。届时甚至于不排除某种“以小事大”式的局面再现，中日格局重回既往千年常态。除开依附理论，此中亦含有“均势论”的因素，虽说程度有别，亦属乐观派。[4]

　　两种看法均将眼光投向未来，以尚未实现、但有一定可能性的未来为此刻的世界把脉，也无意中等于就此将此刻世界的矛盾一笔勾销，或者，暂且搁置。而且，它们都将落脚点放在中国一边，认为中国怎样怎样，对方势必如何如何，而全然忽略既是双边关系，则必定是在一种相互性中才能界定自己，也才能界定对方，从而，实现良性互动。否则，排除自我定义所无法排除的外部建构性因素，等于先默认了两国关系的主动权完全为中国操于股掌，因而，关系恶化的责任亦且系于中国，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历史情境。毋宁，稍加审视不难看出，其间牵扯历史文化、现实政经利益以及大国博弈与当今世界体系重组、对于世界秩序的未来想象等多重复杂而微妙的因素，特别是战争记忆及其阐释话语体系，非中国一家所能掌控，甚至非中日两国所能完全定夺。

　　在此，笔者意欲陈述的是，置此全球体系下，放眼现代历史进程，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日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包含着多元复杂因素，并不会伴随着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而必定获得根本改善。当然，并不否认，民主政体之间因为政治价值观一致，其分享面更大，沟通的可能性随之增大。反向而言，也就是说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随之递减，相对较小。但是，纵便如此，历史来看，民主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结构性矛盾，由此甚至直接诉诸战争。如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国家的内战，正如中苏冲突和中越战争，并不因它们同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体就得避免。此时此刻的韩日两国均为民主政体，但国家间关系却持续低落，以及“鹰眼五国”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暗中忌刻防范，同为此例。所谓“春秋无义战”，道尽了其间的微妙与纠结，决定了没有直通车式的便捷解决方案。

　　毕竟，现代国家是“双元革命”的产物，奠立于“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政治立国”的双重结构之上。[5]由此，应然意义上，现代中国是“民族国家—文化中国”与“民主国家—政治中国”的共同体，现代日本是“民族国家—文化日本”与“民主国家—政治日本”的统一。“民主国家和平论”只看到了现代国家的第二重结构，一种国家的2.0版本，而忽略了第一重结构，国家的1.0版本，可能也是更为重要而根本的国家特质。毕竟，现代国家奠立于族群共同体想象，以语言、历史、文化乃至于人种的先天性来建构这个叫做“民族国家”的后天性，决定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首先是也必得是“民族”国家。因而，国家理性或者国家理由沉潜于内，才是主宰浮面政治的深重原因。实际上，倒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旗手，长时间里基于国家理性和政治实用主义，时常与极权政制眉来眼去，而不惜武力颠覆推翻其所不悦的民主政体。再则，即便没有爆发战争，但美欧之间的金融战，美日两国长时期的贸易战，包括英美曾经往死里互掐，可谓和平年代的国家较量，也是一种文明竞争，骨子里当然是基于“民族国家”自我定位的利益争夺，同样具有结构性矛盾的特质，并不因彼此均为民主政体而消泯。由此可见，在未来时态语境中，中国即便转型为民主国家，中日关系也难能因此就获得根本改善。毋宁，着眼当下，找出分享沟通的共同面，而多所转圜，从此刻做起，能做一点是一点，才是应当努力的方向。

　　至于后一说，所谓的“中国治下的和平”，看似以条约体系奠定全球体系，实则地道的霸权思路，诉诸霸权体系、霸权秩序与帝国思维，不脱所谓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窠臼，实在是立基于此的大国自我意淫的集体聊骚，纵便修辞花哨，本质上的理论资源与道义想象却只有国家主义与悄然发作的帝国情结。而“全面超克”云云，将未来寄托于假设，或者，以对于时代的误判为时代开处方，无视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的此消彼长及其偶然性，并不靠谱。指望以此前景实现关系转圜而搁置眼下棘手矛盾，看似心态积极，实则鸵鸟政策，甚至于不免自欺欺人。再者，我华夏邦国历来奠基于普世人类的道义愿景，中华文明的主流世界想象自始便以普天之下与不分畛域的亿兆生民福祉为寄托，何曾只是此消彼长的战国纵横与列国政治。

　　那么，究竟何为国家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呢?中日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又是什么?对此，本文不遑细说，各位自可参考诸家解释。[6]笔者希望阐明的是，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结构性矛盾”，则其根源何在?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不可能搬家，也不可能指望另一家忽然沉入洋底，只能长期共存并且和平共处，则如何好歹改善关系，必自消除、消解这一矛盾入手。就算无法彻底消除这种结构性矛盾，但多少能够消解，从而，降低由此导致冲突的风险，有所转圜，总是一种值得努力的方向。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马六甲情结”是造成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因素之一，源自中日两国无法逃脱的“马六甲困局”。因而，消解这一情结必自缓解这一困局入手，从而，有助于消解这一结构性矛盾，舒缓政治紧张，进而，改善国族关系。

　　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自阐释马六甲海峡对于中日两国的国家间政治意义入手，提出克拉运河方案的全球政治意义，设想以此助力于设定中日关系议程，进图改善两国关系，而以展望“中日关系的英美模式”作结。

　　一、拆解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关于中日关系，流行着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只要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则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两国关系必将改善。此为国际关系中一度流行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类似于制造飞机却不曾措意于配备降落伞，总觉得万无一失，例属乐观派，有些道理，并无新意。[2]在此总体脉络下，尚有各种想象，如基于“东亚问题”的“东亚双峰政治”设想。[3]本文结语部分以“中日关系的英美模式”为未来中日关系作结，虽说并非完全基于“民主和平论”，却也似乎未能超脱窠臼，亦属此列。第二种看法认为，依据中心与边缘的依附理论，假若中国全面崛起，完全超克日本，对方屈处绝对逆势，则甲午海战以来超过一个世纪的现代竞跑结束，强弱分明，世界体系进入“中国治下的和平”，两国因亚洲争锋而导致的矛盾自然消失，关系自然随之改善。届时甚至于不排除某种“以小事大”式的局面再现，中日格局重回既往千年常态。除开依附理论，此中亦含有“均势论”的因素，虽说程度有别，亦属乐观派。[4]

　　两种看法均将眼光投向未来，以尚未实现、但有一定可能性的未来为此刻的世界把脉，也无意中等于就此将此刻世界的矛盾一笔勾销，或者，暂且搁置。而且，它们都将落脚点放在中国一边，认为中国怎样怎样，对方势必如何如何，而全然忽略既是双边关系，则必定是在一种相互性中才能界定自己，也才能界定对方，从而，实现良性互动。否则，排除自我定义所无法排除的外部建构性因素，等于先默认了两国关系的主动权完全为中国操于股掌，因而，关系恶化的责任亦且系于中国，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历史情境。毋宁，稍加审视不难看出，其间牵扯历史文化、现实政经利益以及大国博弈与当今世界体系重组、对于世界秩序的未来想象等多重复杂而微妙的因素，特别是战争记忆及其阐释话语体系，非中国一家所能掌控，甚至非中日两国所能完全定夺。

　　在此，笔者意欲陈述的是，置此全球体系下，放眼现代历史进程，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日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包含着多元复杂因素，并不会伴随着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而必定获得根本改善。当然，并不否认，民主政体之间因为政治价值观一致，其分享面更大，沟通的可能性随之增大。反向而言，也就是说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随之递减，相对较小。但是，纵便如此，历史来看，民主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结构性矛盾，由此甚至直接诉诸战争。如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国家的内战，正如中苏冲突和中越战争，并不因它们同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体就得避免。此时此刻的韩日两国均为民主政体，但国家间关系却持续低落，以及“鹰眼五国”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暗中忌刻防范，同为此例。所谓“春秋无义战”，道尽了其间的微妙与纠结，决定了没有直通车式的便捷解决方案。

　　毕竟，现代国家是“双元革命”的产物，奠立于“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政治立国”的双重结构之上。[5]由此，应然意义上，现代中国是“民族国家—文化中国”与“民主国家—政治中国”的共同体，现代日本是“民族国家—文化日本”与“民主国家—政治日本”的统一。“民主国家和平论”只看到了现代国家的第二重结构，一种国家的2.0版本，而忽略了第一重结构，国家的1.0版本，可能也是更为重要而根本的国家特质。毕竟，现代国家奠立于族群共同体想象，以语言、历史、文化乃至于人种的先天性来建构这个叫做“民族国家”的后天性，决定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首先是也必得是“民族”国家。因而，国家理性或者国家理由沉潜于内，才是主宰浮面政治的深重原因。实际上，倒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旗手，长时间里基于国家理性和政治实用主义，时常与极权政制眉来眼去，而不惜武力颠覆推翻其所不悦的民主政体。再则，即便没有爆发战争，但美欧之间的金融战，美日两国长时期的贸易战，包括英美曾经往死里互掐，可谓和平年代的国家较量，也是一种文明竞争，骨子里当然是基于“民族国家”自我定位的利益争夺，同样具有结构性矛盾的特质，并不因彼此均为民主政体而消泯。由此可见，在未来时态语境中，中国即便转型为民主国家，中日关系也难能因此就获得根本改善。毋宁，着眼当下，找出分享沟通的共同面，而多所转圜，从此刻做起，能做一点是一点，才是应当努力的方向。

　　至于后一说，所谓的“中国治下的和平”，看似以条约体系奠定全球体系，实则地道的霸权思路，诉诸霸权体系、霸权秩序与帝国思维，不脱所谓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窠臼，实在是立基于此的大国自我意淫的集体聊骚，纵便修辞花哨，本质上的理论资源与道义想象却只有国家主义与悄然发作的帝国情结。而“全面超克”云云，将未来寄托于假设，或者，以对于时代的误判为时代开处方，无视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的此消彼长及其偶然性，并不靠谱。指望以此前景实现关系转圜而搁置眼下棘手矛盾，看似心态积极，实则鸵鸟政策，甚至于不免自欺欺人。再者，我华夏邦国历来奠基于普世人类的道义愿景，中华文明的主流世界想象自始便以普天之下与不分畛域的亿兆生民福祉为寄托，何曾只是此消彼长的战国纵横与列国政治。

　　那么，究竟何为国家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呢?中日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又是什么?对此，本文不遑细说，各位自可参考诸家解释。[6]笔者希望阐明的是，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结构性矛盾”，则其根源何在?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不可能搬家，也不可能指望另一家忽然沉入洋底，只能长期共存并且和平共处，则如何好歹改善关系，必自消除、消解这一矛盾入手。就算无法彻底消除这种结构性矛盾，但多少能够消解，从而，降低由此导致冲突的风险，有所转圜，总是一种值得努力的方向。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马六甲情结”是造成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因素之一，源自中日两国无法逃脱的“马六甲困局”。因而，消解这一情结必自缓解这一困局入手，从而，有助于消解这一结构性矛盾，舒缓政治紧张，进而，改善国族关系。

　　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自阐释马六甲海峡对于中日两国的国家间政治意义入手，提出克拉运河方案的全球政治意义，设想以此助力于设定中日关系议程，进图改善两国关系，而以展望“中日关系的英美模式”作结。

　　二、“马六甲困局”与“马六甲情结”

　　“马六甲情结”源自两国命定的地缘格局。晚近以来，随着外向型现代工商业的展开，两国深度依赖能源和货品进出口国际通道，由此导致深度焦虑，进而，由此焦虑而彼此疑惧，并在多方位展开角力。在笔者观察，两国关系无法绕开这一焦虑，而源头之一则在“马六甲困局”。这一困局具有先天性，中日两国均深陷其中，无法摆脱，而生成了影响两国关系的“马六甲情结”。

　　如所周知，中日两国均为世界性经济大国，经济发展仰仗外贸体系。这也是现代大型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构成了这个工商社会条件下国家经济的强烈外部性。由于位处欧亚“大陆岛”最东边，而大陆之上为民族国家的地缘分割、战争纷扰和自然关隘所滞，使得两国贸易必经海道，才能实现与这一大陆西端的连接。百多年的运势，也是一个基本的政经事实，就是除开北美经济圈，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翼，恰恰又是此刻这个世界的资金、技术与产品的集中发散地。岛国日本位处这一大陆东部外缘，更且只能如此。中国虽然可以经由西北内陆通道直达欧亚大陆最西端，并正致力于建设陆上丝绸之路，但恶劣的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尤其是所谓的“帝国坟墓”横亘其中，使得中国仍然不得不依赖海上航道。

　　大致而言，两国超过80%的能源和货物进出口需要经由马六甲海峡，因而，都深度受制于马六甲海峡，这一海峡遂为两国命脉所系。其安危，其顺滞，关乎中日两国和整个东亚甚至欧亚大陆的经济社会。一有风吹草动，不仅国内经济即刻波翻浪卷，而且，全球经济亦将风起云涌。由于中日两国的超大经济体性质，牵连所及，东盟、南亚、澳新与欧盟诸国，亦且不免介入。就日本而言，其能源特别是大宗原料的对外依赖程度，远较中国为甚，一日不可或缺，因而，对于国际海上通道安危，自然更为敏感，而念兹在兹，处心积虑。

　　置此情形下，南中国海横贯中日海上动脉，为中日两国通往马六甲海峡的必经之地，适为中日瞩目所在，亦且引发域外超级大国搅和，便不足为奇。[7]实际上，接续荷兰霸权和英国霸权，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这一国际通道为美帝所控。身为这一世界性经贸通道公共秩序的提供者，美国治下及其代理人管控的“马六甲秩序”，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海洋通道，基本有效保障了东亚与全球贸易。同时，作为这一海域的实际霸主，随时可以掐住咽喉，想治谁就治谁，实际上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头上均戴上了难以解脱的紧箍咒，同为基本事实。由于这片海域是通贯两洋、扼制三洲的咽喉，所谓“六把钥匙锁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一把，事关美帝的全球布局，只要国力允许，老美自然念兹在兹，当然不会轻易放弃。[8]

　　本表引自童晓光、赵林：“对‘马六甲困局’与中国油气安全的再思考”，载《国际石油经济》2010年第11期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复兴打破了既有格局，其已然取得的经社成就与可见成长前景，导致美日的不适，实为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一方面，中国对于美国主导、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联手控制这一通道的忧虑，从未稍息。事实上，美帝控制下的马六甲海峡以及其他国际海洋通道，都曾令中国尝尽了苦头。另一方面，美日两国，特别是日本，对于中国反控制布局，所谓“珍珠链式”作业，以及中国未来会不会运用军事力量控制南海、封锁海峡，从而致令日本遭受重创，同样忐忑不安。虽说南海辽阔，这一海峡长达一千多公里，哪里是谁想封锁就能封锁得了的，但是毕竟紧要处下手就能恪尽其功，因而，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其担忧均非空穴来风。

　　换言之，马六甲海峡是中日的“海上生命线”，双方均深度依赖于这一海峡通道，而同时陷入海峡通道可能遭到封锁这一恐惧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国家间政治中的“马六甲困局”与两国关系中的“马六甲情结”。置身这一世界自助体，当今世界体系的一大特质便是条约体系和霸权体系双管齐下，它们在共同构筑了这个世界秩序之际，形成了列国政治与帝国政治的双重宰制格局，使得这一人世从来摇摆于丛林战争与永久和平两端。大家陷入不知哪天就会打仗这一深度忧虑之中，而人类历史恰恰表明，这个叫做人类的有机物，确为这个星球上最为好战的物种。并且，所谓的文明旨在遏制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冲动，却永远不恪其功，如同野蛮常常战胜文明、真理见了谬误即刻溃败一般。如此这般，此间“困局”深重与“情结”错综，便不言自明。

　　实际上，中国为此正在建设“中巴走廊”以善用瓜达尔港，亦在马来西亚筹建海港城以分解新加坡对于海峡的操控势能，并积极改善中新关系。同时，建设中缅管线和西北亚能源通道，寻找其他能源进口来源地，以及规划极端情形下绕行龙目海峡与巽他海峡的替代方案，等等。另一方面，日本一直着力建设具有强大远海作战能力的海军，强化与东盟诸国和印度等沿线国家的政经纽带，利用台湾问题、中菲岛屿争议等议题，特别是美日安保关系等纽带，以及规划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牵制中国，不一而足。事实上，早在2004 年3 月，日本就通过了《有事(紧急状态)相关法案》，将日本自卫队应对“周边事态”的行动范围延展至马六甲海峡。翌年十月，在美日防务“2 + 2”谈判中，应美方要求，日本自卫队亦曾宣布将防卫范围扩展到马六甲海峡。[9] 至于日本经济重新崛起于1970年代之际，就已着意经营海上通道，多方布局，其自觉与努力，远早于中国。

　　也就因此，事实上，最近几年间，整个东亚、东北亚甚至东南亚都陷入冷战后最为紧张的战略调整期，并且出现了各方雅不愿看到却终究登场的军备竞赛。其之程度，堪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炽热的军备时段。加上西亚反恐形势严峻，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造成了一个“环华皆武”乃至于“环华皆核”的局面，这一区域遂成一大火药桶。对于陷入其中，没法抽身走人的中日两国而言，均非为福，苦不堪言。实际上，照此趋势发展下去，要是两国交恶，不仅自身深陷危局，而且，渔翁得利之际，势必殃及整个亚太区域发展。

　　为此，必须跳出“马六甲困局”，消解“马六甲情结”。民间和媒体拟议中的“克拉运河方案”，不失为一个契机。在此，中日两国如何措置，善用这一契机，对于这一区域与全球格局，均具有指标意义。

　　三、克拉运河方案

　　媒体报道中拟建的克拉运河，所在地是横贯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位处春蓬府和拉廊府之间，系一狭长地带，为马来半岛北部最狭处。总括媒体披露的各方信息来看，拟建的克拉运河全长102公里，宽400米，水深25米，开通后设双向航道。一旦建成，则沟通两洋不必绕道马六甲海峡，航程至少缩短1200公里，等于为打开这个世界再添一把钥匙，其经济效益和地缘政治意义，不言自明。

　　实际上，早在十七世纪，泰国便有意在克拉地峡开凿运河。1677年，暹罗王纳莱就提出过这一动议，至拉玛五世(1868年10月至1910年10月在位)，始形成正式计划。可惜囿于经济技术条件，未能施行。“二战”之际，日本军力席卷东南亚，也曾有过开凿克拉运河的计划，只是尚未实施，战局旋变，该计划自然不了了之。迄至1970年代，泰国再次提出克拉运河方案，又因为担心此举可能造成南部穆斯林聚居地与泰国腹地的分割，助长分离活动而作罢。此后，虽亦屡曾提及，却长期为多届政府搁置。特别是2004年他信在任，重提旧事，对此颇为上心，希望以此吸引国际石化行业进驻，推动泰国成为亚洲石油中心，并增加就业机会，但同样碍于建设费用庞大，内部反对者众，加上政局不稳，遂又搁置。其实，三百年间，法、英、美、日等大国均曾对运河项目施加影响或介入规划，可见其“兵家必争之地”的地缘意义矣。[10]

　　几年前开始，媒体披露中国一家私企与泰国方面拟议开凿克拉运河，使得这一百年话题重又成为舆议热点。此后虽然续有讨论，却未见实际举措，使得这一议题时隐时现，牵动各方神经。有的视为战略举措，乐观其成;[11]有的嗤之以鼻，讥讽为“流言界的常青树”;[12]还有的认为此举等于另开衅端，至少，为时过早。[13]其实，抛开纷纭异见，此刻在中日关系视角，对此方案概予省视，但就地缘政治意义来看，于各方而言，开凿克拉运河不失为良性选项。窃以为，无需考虑有关报道的真假虚实，亦不妨暂且不去理会经济上是否“得不偿失”，在泰国主权主导的格局中，中日两国携手共同投资建设，分享航道便利，共担航道风险，必将有助于破解“马六甲困局”，缓解两国关系中的“马六甲情结”，改善两国关系。用较为官方的表述就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利共赢”。至于泰国从此项目中必将获得巨大收益，而坐收长远之利，更不待言。有人调侃说，若果中日联手，在技术和投资两方面配合，开凿克拉运河，等于让泰国成为“拆迁户”，一夜暴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甚至于不妨设想中日韩乃至于沿途相关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和马来西亚，一起联手共同投资开发建设，由此而为绑定东亚经济共同体与建设东亚世界的和平共处，再添筹码。

　　具体而言，在泰国主权绝对主导前提下，倡导两国或者多国联手投资开凿并合作使用克拉运河，理由有三。

　　第一，克拉运河的开凿提供了更优航道选择，使得马六甲航道连通两洋的唯一性成为历史，不仅有助于舒缓“马六甲困局”，而且，由此实现利益绑定，议题分享，为改善国家关系提供了又一契机，从而最终消解两国关系中的“马六甲情结”。利益绑定、议题分享不等于从此没有矛盾，更非意味着一切矛盾就此消弭。但是，因着利益交错，使得基于矛盾而起冲突的阻力遂多一重，总是好事。毕竟，纵便杀敌一千，也会自损八百，动手前必须好生掂量，这便有助于理性考量成长，盲动因素消减，多少消解冲突动机，而有望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格局。在此，正面的例证可以当下的中美、中日关系为典型。——要不是利益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包括经理人才和庞大资金不分畛域的流动在内，可能早就出事了。实际上，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中国官方就曾以“斗而不破”界定两国格局，原因就在于彼此形成了深度利益交错关系，谁也不敢破，谁也不愿破，谁也破不起。反面的例证，也是不少读者盘桓脑际、立刻开口想说的，就是“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当年两国利益交错，经贸关系兴盛，也是皇室通婚的至亲，不料大打出手，说明一有风吹草动，“国家理由”始终占据上风。诸位，历史情境不同，不可简单类比。在此，不妨以当年英德开战为戒，而以今日中美、中日关系为鉴，尽量为和合局面添砖加瓦，审慎警怵，裨便不至重蹈历史覆辙，才是应予致思的理路。此非单纯慈悲心肠，实为地缘政治考量。

　　至于是否又会形成“克拉困局”与“克拉情结”，则又另当别论。毕竟，多一项选择，就少一份因为资源紧缺而造成的竞争性负担。好比页岩气的发现开采，减缓了对于石油的单一依赖，使得大国因为石油而在中东博弈的热度，终究有所降低，至少暂时有所降低。美国在中东行动降温，不仅在于时值帝国收缩时段，不得不然，而且，也在于能源依赖性减缓而进行主动战略调整，有所然而然。朋友，人间事没有十全十美，只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算一步。所谓千年历史，不过架漏牵补，和稀泥，道出了人事真相，说的就是这么回事，还能怎么着。作为有限理性存在，一种地球上最为好狠斗勇的物种，只要能做到不打仗，免于彼此残杀，自扫门前雪，这基本面有保障，就算不错了。我们这些坐在家中书桌前敲键冥思的书生，瞻前顾后，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而非“文采飞扬，神思激越”，正说明人性有限，世道曲折，生计维艰，大家都应审慎中庸，骄狂不得。

　　第二，就建设和使用克拉运河而言，如果达不成共建分享的妥协方案，那么，各走各的道，亦有助于减缓中日矛盾。在此情形下，条约体系与霸权体系必有竞争，而很可能是霸权秩序登场，辅以条约体系，也是毋庸讳言的。国家间政治从来奉行现实主义，讲究的是利益与实力，其奈也何。其间经纬，端看谁能管控并利用最优航道。毕竟，泰国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主权国家，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必将曲尽其地缘政治优势，力争于左右逢源中最大化国家利益，不会完全听任大国摆布。此间拼杀，不是一时一地的事，事关综合国力，牵扯域外大国，取决于整个亚太地区的权势转移。在此，若果中方意欲与泰国合作，而疏忽了吸纳日方，乃至于其他相关方，未必明智。正如日方在多地与中国竞争高铁建设项目，牵制中国的金融布局，无所不用其极，导致零和博弈，说实在的，此于日方究竟是祸是福，也说不定。毕竟，合作意味着设定议程，也意味着共担风险，此于身处竞争之中而实具互补性的双方而言，才是最佳选项。反之亦然。此间例证，可以亚开行为例。日本至今未曾加入，但除开美日，G7大国已然悉数加入。依老美的性格，加入掺和是早晚的事，则日本其实颇多尴尬，估计加入也是早晚的事。2017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访华，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从释放的信息来看，端倪已现，双方其实心照不宣，早有答案了。

　　亦有分析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以及瓜达尔港的建设，形成了一条经由巴基斯坦到达中国腹地的运输大动脉，对于中国来说，已无开凿克拉运河的必要性。否则，不仅劳民伤财，更有可能让日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撇开这条通道的安全性不论，问题在于，就中国经济最为发达也最需要海上航道的东南部地区而言，与其将货物西运穿个中国大陆，再送至瓜达尔港上船，里程远达上万公里，不如自东南沿海港口直接起运。换言之，在既有经济格局下，中国不可能离开这一黄金航道。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经济的东强西弱局面依旧存在，使得纵然不开凿克拉运河，也是走马六甲海峡更为划算。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其意义在此，其困难亦在于此。

　　第三，一旦运河开凿使用，有助于中日两国摆脱美国控制。彼时彼刻，加上其他因素辐辏一体，美国对于中国的岛链封锁将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新加坡的区位优势及其作为美国战略棋子的重要性必将大打折扣。凡此效应释放，既有助于破解“马六甲困局”，其实也就是在消解“马六甲情结”。

　　这样说，就在于日本的政治势力中一直存在着一股摆脱美国控制的冲动，甚至是强烈冲动。此于左右两翼，或隐或显，似乎均无不同，并非秘密。盖因其所牵扯的是上揭国家建构的第一层次问题，关乎所谓民族主义这一近代立国理念，及其所牵扯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等现代国家建构理念，实在是无所逃避，而没法回避者也。鸠山内阁的短命执政，如观察者所分析，正是因为在此静极思动，有所动作，表露激切，图所建树，而招致反弹，以至于斯，同样并非什么秘密。其实，战后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对日本既利用，用而疑，又控制，多方控制，日本的国家理性其实并不买账。过去囿于冷战格局，成为围堵中国岛链的重要环节，并获得“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保护，日本获利不假，但却付出了重大代价，同样为真。就拿老美在中东开战而言，日本就不得不应命在印度洋上为盟军战机军舰加油，耗费不低，每天银子流得哗啦啦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交的保护费实在不菲。如果中日关系因着克拉运河的合作开凿使用，并配合其他因素，而多所转暖，则其离心倾向必将进一步显豁强化。置身中俄两大强邻之侧，援引北美势力作为离岸平衡，再自然不过。可一旦中日走近，则其拒俄远美的倾向可能无需遮掩，而极大改善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也有助于日本改善宿命性的地缘劣势。进而，中日韩合作建设东亚能源共同体，以整合东亚，促进共同繁荣，实乃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若果失败，是中日韩共耻，作为最大国族的中国，历来以天下为己任，居然打理不好家门口的事，尤其没有颜面。

　　从中国的国家理性立场出发，过往三十多年里，美帝治下的和平管控并非坏事。实际上，它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和风险，包括“管控”日本的负担，也包括提供国际航道安全的责任。虽说实际上中日为此都交了“保护费”，但晚近几年，美国一再指斥中国“搭便车”，其因在此。长远来看，此种格局已然与国际权势转移的现实不相匹配，则包括开凿克拉运河在内，如同IMF根据主要经济体的体量大小及时调整贮存币种比例，实为对此所作的正面回应，反应了当今世界体系的真实力量对比关系。至于今日IMF掌门人号称未来要将其总部从华盛顿搬到北京，彼姑妄言之，咱姑妄听之，不要瞎激动，更不要见风就是雨。

　　再不济，就国际航道安全而言，克拉运河方案也是更胜一筹。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马六甲海峡，时现海盗猖獗，导致大国兵力借机介入，而暗中角力布局，造成东亚和东南亚时不时局势紧张。比较而言，总长不过一百公里的克拉运河，开通后当然完全处于泰国主权掌控之下，利益相关方共同协力，至少，就避免海盗兹扰以及由此造成的大国武力错综介入难题而言，也是利大于弊。

　　四、世界体系中的东亚能源共同体

　　前文提及“东亚能源共同体”，此与东亚政治共同体、东亚法律共同体或者东亚文明共同体一样，均导源于“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一既定事实。历经百年生聚，尤其是晚近三十多年的建设，中日韩早已在经济上绑在了一起。利益深度交集之际，必然引发出关于利益的维护与分隔的集体行动要求。从而，需要在能源、市场、资金和技术各方面，有机协调，蔚为阵势。也正因为此，实际上，早就有人建议，中国应当“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努力构建能源共同体”，[14]希望以《欧洲能源宪章》为样本，关注其“亚洲维度”，从而，建设以中日韩与东盟十国为主体的东亚能源协作体系。[15]进而，借能源共同体化解东亚海洋纠纷。[16]为此，中国的法学家们亦且探讨过“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法律框架”这类议题。[17]

　　今日申说东亚能源共同体，视角不能仅仅囿限于东亚、东北亚或者东南亚，相反，必须在世界体系与全球文明格局中立论。就是说，能源共同体源于经济共同体，而东亚经济共同体是相对于北美、欧盟等大型经济体而言的，已然自成一格，从而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休戚与共。在此，除开中日韩三国互动及其与东盟十国、南亚次大陆的调适外，它们各自尚与美俄和欧盟具有密切政经利益，构成了彼此交错的对应关系。这使得能源共同体源自经济共同体，而后者又复牵扯到政治层面，乃至于文明圈的概念。正是在此，东亚社会的历史人文因素使得它们终究具有更多分享的空间，赋予三国以更多的分享沟通的可能性。在此，大家审慎操作，建构交叠共识，实现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与文明共同体的叠合，则东亚是欧盟、北美之后，支撑这个世界体系的重要维度，也是在权势转移进程中实现微妙平衡，而造就和平，并进而造福人世的支撑性力量。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起自日本，横跨欧亚大陆，终于大西洋东岸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繁荣，乃至于大陆岛之陆权的复兴，终亦必非只纸上蓝图。

　　至于有人傥论，假如权势转移趋势加速，中国不仅真的成为奠立亚太体系的中美秩序的二元支柱中的一元，而且，甚至超越美国，如一些预言所论，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那么，北自日本海，南至澳洲，都将变成中国的后花园，如同加勒比海暨拉美曾经之于美帝。说实在的，此种畅想，美轮美奂，却实非笔者思虑所及。毋宁，在笔者看来，更为惬意，也是对于大家更加安全的东亚格局和世界体系，是诸国分享繁荣、和平与安宁的多极人间，而非一国主导的霸权秩序。此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一种帝国梦，最好不要做。否则，以一介尚未完成文明大转型的国家肉身提前进场博弈，后果不堪设想。——朋友，一旦开战，总是要死人的，彼时彼刻，你想想，死的都会是谁?!

　　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在国家理性立论还是从公民理性出发，此时此刻，应然而言，内政优先，而且，永远优先，才是浩然政道，也才是凛然正道。而就当下的中国来看，内政之荦荦大端不是别的，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完成起自洋务自强维新运动、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这一波文明大转型，完成包括“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与重缔意义秩序”在内的各项指标，实现前述“双元革命”的完整内容，特别是“以自由立国”这一理念和政治支配下的“民主国家—政治中国”这一现代立国建政的2.0版本。此于中国固然唯此为大，此于东邻日本和整个东亚社会，又何尝不是福音。

　　五、东亚身份的文明意义与中日关系的英美模式

　　综上所述，本文提议以中日共建分享克拉运河为契机，以进一步实现中日利益绑定，进而破解中日关系中的“马六甲情结”，以改善两国关系，造福两国生计，嘉惠东亚世界。之所以作此动议，是想说明，置此世界体系，中日国家间政治牵连世界体系布局，而既有世界体系正值“二战”以后新一轮调整小周期，同样对于中日关系具有深刻影响，构成了中日关系及其进退伸缩的初始条件，使得中日的国家政治思维无法跳出这一大框架制约。如此这般，则借由克拉运河方案，坐实东亚能源共同体构想，实现能源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的叠合，以期逐步形成一个稳定进取、具有多重对话机制、在微妙平衡中充满活力的东亚人间秩序。凡此愿景与目标，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

　　作此陈述，在实际政制操作者看来，也许均不过书生之见。但是，纵观历史，书生因其远离现场而得超脱，目的相对纯粹，反而持论公允，总非坏事。只要居心良善，旨在促进中日和平共处，造福东亚民众，则心同理同，总有讲理沟通的可能性。毕竟，理念引导世界，思想造就人间。这个现象俗世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毋宁，乃为理念造就的秩序。人间之为人间，正在于恒具理念，而不乏道义愿景启发支撑的超越性。如此，本文持论申说，得谓之平，得谓之公，亦得谓之非为无益。

　　走笔至此，不禁想到中日彻底和解及其未来关系的理想形态，窃以为英美模式最为恰切。虽说仿佛遥不可期，却实具可欲性，足堪努力。论者每以德法和解比诸中日，比如本次会议中雷颐教授即以此为题，主张中日应效法德法“二战”后的和解，引为榜样，而缔结新型共存模式。前者已然造福欧洲，此消彼长中胜意络绎，好歹撑持住了这个叫做欧盟的大架子;后者适逢调整，终亦必柳暗花明，而嘉惠东亚，缔造东亚世界。但在笔者看来，虽说德法关系及其和解早为世人津津乐道，亦颇多取效之处，可德法冤家世仇，楚弓楚得，实非中日关系特性所在。说到底，彼欧罗巴佳公子们，超逾千年的“互掐”，搅成一锅粥，难以是非一言以蔽之。远的不说，就以当年俾斯麦普鲁士打进凡尔赛，而勒索巨额赔偿为例，实播下了后来“一战”结束之后法国贪得无厌，经由摧毁其对外贸易、煤钢为主的工业基础和运输与关税体系，拼命削弱德国的恶果，并为仅仅二十年后“二战”的爆发种下恶因。果报循环，惨烈异常，真所谓春秋无义战。有关于此，外人毋庸置喙，亲历其事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观察可堪引述。[18]相较而言，回瞰既往，中日历史上虽有战争，尤以晚近百年日寇不计量力疯狂侵华为最，但置诸两千年历史，此非荦荦大端。毋宁，传统中华世界格局下的文教广被，和平相处，蔚为大局。“政治双峰”也好，“朝贡体系”也罢，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中国政府均放弃对日索赔，自始展现的就是一种新型格局，也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伦理，并濡有东亚礼教文明的鲜明印记，特别是设身处地的浩瀚博爱胸襟。也就因此，以德法比诸中日，其曲直，其德怨，其进退出处，迥不相侔也。

　　在此，英美的分合及其进退，多堪比较借鉴。美利坚立国之际，兄弟阋墙，两邦开战，互为羁绊，至1813年新兴国家野心膨胀，主动起衅，二度交火，而终究尘埃落地，以和解杀青。迄至前嫌尽释，而如胶似漆，所谓特殊关系，真是“鲜血凝成”者也。其间辗转，有赖共同历史文化亲缘关系维系，而愈是后来，愈是共同分享现代立国价值，同为枢机，至关紧要。因而，推展于东亚，随着中国现代进程的全面展开，特别是有望在最近的将来国家建构臻达民主化逐步落地之境，“民主中国—政治立国”形制凸显之时，利用地缘之便与文化亲缘，以及理念价值和实际利益的交集，中日形成一种类似跨大西洋的英美关系，非不可能，而最值努力，于两国也最为有利。

　　笔者曾经言及，在某种意义上，过往百年，中日为代表的东亚世界的整体成长，与欧美的崛起而带动现代世界的完型，可能，一头一尾，是四百年间最为重大的两大地球事件。而就最近百年历史观察，中日为核心的东亚的崛起，可能是最为重大的事件，超过苏东集团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后者于政治立场观察，不过是既有历史的延展，而中日真正和解，达成笔者此处建言之英美模式，引领东亚，辐射两洋，则世界体系改写，历史进入新篇。

　　以英美模式为榜样建构中日关系未来，还在于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即中日两国均为孤独的国家，别看到哪儿都风风光光的，其实，即鹿无虞，在这个星球上并无足堪依恃的盟邦。七拥八抱的，不过狗肉朋友，惦记的是对方的钱袋子，光鲜行头之下均以盘剥为唯一动机。你看那个津巴布韦年过米寿的老总统，口赛蜜糖，而一旦勒索不成，即刻打脸，可谓例证。回到此刻的主题，中日两国过去曾经分别有过“脱亚入欧”与统揽于“国际共运”之举，实则为转型寻出路，而左冲右突，终究不是个事儿。如果两国趋近，如论者所言，蔚为“东亚双峰”，截长补短，抱团取暖，乃至于推杯换盏之际而推心置腹，互为犄角，连带东亚东南亚诸邦聚合，那可真就是风樯阵马也，何乐而不为。实际上，如笔者曾经申言，自库页岛南下，中经日本海、渤海、东海和南海，直到澳大利亚达尔文，再西折直奔南亚次大陆，这是一个“东方地中海”嘛。其之牵连两洋，通贯世界，好大一个舞台，正堪长袖劲舞，而为智者备矣。[19]

　　近年访日，与东京大学等校学生见面，每有学生发问，好奇 “中国究竟如何看待美国?”关心的则是中美关系中的日本角色及其诸种可能性，说明不仅中美双峰消长牵连东亚风云，自然不能不关注，而且，仿佛透露出一个消息，即在日本新一代的心态中，已然将日本看作国际政治意义上的二等选手，充其量位列第二方阵。其实，日本是世界性大国，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而短板在政治，为日人所自知，故尔才有彻底挣脱雅尔塔体系的种种举动，尤以右翼为甚。与此相应，虽说中国青年以日本为现代富强之国，亦且关心美日走向，当然会好奇“日本人如何看待美国?”或者“美国人如何看待日本?”，以及“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这类问题，但中国政府近年的确似乎真的将东邻视为一种“次大国”，一个中等以上国家，而终究可能渐成一个中等大国，由此适于褒贬，恰予位阶。置此情形下，导致电视新闻中两国大人物既然会见，却又一会儿笑脸相迎，拥抱加拍肩，一会儿冷面相对，皮笑肉不笑，实在尴尬而无谓，直如儿戏也。此在国家规模与阶段性情境立论，而非公民理性下手，不得谓无据，亦不得谓无理。但是，毕竟公民理性描绘的是另一幅人间图景，牵连于国家理性，却自有格致，高自标立，以呵护万千个体为己任。在此，令芸芸生民愁肠百结，可能也是庙堂困局所在，就是既然它们绝非截然两分，却可能一体两面，如此，内政牵连国家间政治，一如国家间政治从来是内政的建构性因素，则内外兼修，定夺恰切，何其难也。因而，同样在此，以英美关系模式为中日关系未来定位，适足以助力，可堪想象矣。

　　作此之论，实因一切立论源自当下生存及其长远思量，需于正面解决棘手难题的进程中发挥政治的建设性。而中日同处东亚这一“当下生存”以及因此而生发的“政冷经淡”，部分国民亦且仿佛彼此厌恶，凡此种种，概为一切立论的初始条件。日本曾经“脱亚入欧”，为当时挣得更张自新的路向，却也埋伏下祸根，忘记身为东亚一员对于这方水土的责任，更蒙昧于窝边不靖，何有太平，更难言发展。就中国而言，若果环华皆敌，牵引大国势力登堂入室久围不散，则害莫大焉。故而，今日重申中日东亚身份，就在于提醒双方别忘了这一身份定位，无论是围魏救赵还是离岸平衡，总要牢记这一地缘政治的初始格局为好。面对中日关系冷落现状，这一届安倍班子的思路是，老想借外围而制中华，就在于对此多所忽略。那边厢，也有人面对中国战略新局，作此提示，而媒体以“惊世骇俗：中国正形成脱亚局面?”耸动，动机有异，心情则一，同为未雨绸缪矣。[20]

　　其实，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年，面对全球格局，中日双方，而首先是日方，萌生了东亚概念，都曾对此再三致意。1898年11月2日成立的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主题书”中指认甲午战争是兄弟阋墙，鹬蚌相争，今后则需保持如下关系：

　　当此时，上即两国政府须执公尚礼，益固邦交，下则两国商民须守信共利，弥善邻谊，两国士大夫则为中流砥柱，须以诚相交，讲明大道，助上律下，共致强盛。是所以设我东亚同文会。 [21]

　　此会背景与真实动机，吾人不得而知，不便妄猜。但上述“主题”，若果真能施验，其之有裨两国，则无疑义。其间发动心理，考其源流，则面对欧美强势，激活了东亚身份认同，得为一端。[22]笔者瞻前顾后，此刻论述中日关系的英美模式，其共同分享而无法摆脱的东亚身份，此种初始地缘条件与命定文明格局，同为基本原因。

　　当年日人倡说东亚体系，源自西式种族、文明与地缘全球体系的刺激启示，而于同文同种、积弱积贫邻邦，好像也是自己的文化母邦，设身处地，心生戚戚，仿佛唇亡齿寒，端在情理之中。除此之外，倡说东亚体系之日，也正是日本国势升腾之时，则似乎天降大任，而慨然领头东亚之勇，必油然而生，而终究推波助澜，亦为其因。换言之，彼时彼刻，以东亚体系乃至于“大东亚共荣圈”领衔，正合日本国家理性，也就是有助于日本的“做大做强”，故而自学界之议论，繁衍为国家之政纲。惜乎日本地缘命定，为中美俄三大国环伺，再怎么伸展，也无法摆脱宿命。但中国不同，自始为枢纽型文明，还真的就是天命所系。故而，此时此刻，回首史事，面对时势，衡估中日两国国势翻转，未来可能回归千年常态，则举一反三，中国不应忘怀自家东亚身份，而始终以经营东亚来稳定阵脚，进而方始可能布局全球，自是不言自明之理。

　　明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也是“一战”结束百年，更是中国第三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3]如果值此大年，中日两国政治家展现远见，以某种方式达成真正和解，做成两年前“二战”结束与抗战胜利纪念日而未做成之事，则为东亚和平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从而，为四百年来的现代世界体系做一收束。在此，作为曾经的加害方，东邻需要更为主动，而以动促动，动动相因，同样，可堪想象并期待矣。

       注释：

　　[1] 本文系为“中日历史研究者意见交换会”(2017年9月27，东京)而作，发表于《文化纵横》2017年第12期。

　　[2] 有关于此，泛详【美】汉斯·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 1904-1980)：《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肯尼思·汤普森修订，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大出版社2012年版。

　　[3] 参详荣剑：“中国与日本：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载《财经》2016年第23期。

　　[4] 实际上，就在本文动笔之际，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日本版8月15日、22日合并号的封面故事“日本的未来预测图”，刊登的一组文章中，有两位作者系原美国中情局情报员Glenn Carle和David Atkinson，他们的文章标题分别是“等待日本的两种未来”和“先进国的没落危在旦夕”，指认日本逃不脱地理制约的宿命，将重回中国周边中等规模岛国行列，而中国则必定再度成为世界性大国，因此，日本应接受中国的复兴，云云。

　　[5] 有关于此，参详拙著《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关于“中国问题”的“中国意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21以下。

　　[6] 有关于此，汉语文献不少，可资参考的包括，谢晓光、岳鹏：“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载《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黄大慧：“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层原因解析”，载《日本学论坛》2005年第1期;高成瑨、赵长峰：“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再思考——‘结构性相互依存’的视角”，载《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并参详金灿荣：“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载《东北亚学刊》2013年第5期;唐永胜、卢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

　　[7] 参详庞中鹏：“南海争端中不容忽视的日本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郑泽民：《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刘帅、武磊：“中越南海争端中的日本因素及其影响”，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2期，页35-38。

　　[8] 世界地缘政治中的这一比喻，指谓六个最为关键的海上运输通道，多半为美国控制，分别是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迄而至今，美国借由超强海军实力，扼守这些海上咽喉，实际上控制了全球海路，掌握了绝对海权。

　　[9] 有关于此，参详王斌传：“日本介入马六甲海峡安全事务的主要特点”，载《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页95-99。

　　顺说一句，在2017年9月27日举行的“中日历史研究者交换会”上，日本都留大学名誉教授笠原十九司针对本文指出，日本政学两界对于所谓的“马六甲困局”并不敏感，从而并无所谓“马六甲情结”。在笔者指出上述日本官方资料后，与会的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回答：“日本没有这样做的军事能力”。但是，问题在于，有无能力与有无意愿是两回事，正如动机与结果之时常异趋。

　　[10] 孙海泳：“克拉运河方案：挑战、意义与中国的战略选”，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7期。

　　[11] 丁阳、黄海刚、王春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枢纽：克拉运河”，载《亚太经济》 2015年第3期，页28-33。

　　[12] 参详“泰国克拉运河有开挖的可能性吗?”见《西陆网》，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8月25日。

　　[13] 比如，有的论者认为，马六甲海峡由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国家共管，克拉运河如果建成，极可能由泰国一家管理。在此，如果说开凿克拉运河是担心受制于他国，那是受制于三个国家还是一个国家的风险更高呢?而且，在安全性方面，克拉地峡所在的泰南地区存在分离主义势力，是个长期不稳定区域，克拉运河不见得一定比马六甲海峡安全。在经济效益上，马六甲海峡毕竟长时间运行，航道的服务体系相对成熟，克拉运河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其经济效益令人怀疑。参详“关于克拉运河的4个真相：中国11年前进行过研究”，见2015年5月22日 的《澎湃新闻》;段立生：“克拉运河的相关动议、争论及前景”，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页49-53 。

　　[14] 高兰：“中日东海油气田合作开发与‘东亚能源共同体’的建设”，载《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 第5期;童晓光、赵林：“对‘马六甲困局’与中国油气安全的再思考”，载《国际石油经济》2010年第11期，页17-22。

　　[15] 舒小昀：“东亚能源共同体建设的背景、进程与前景——基于《能源宪章条约》的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 第3期。

　　[16] 程亚文：“以能源共同体化解东亚海洋纷争”，见《南方网》2010年10月2日。日本方面也有类似言论，例如，日本《经济学人》周刊早在2002年10月15日这一期的文章中，就有一篇题为“东亚能源安全保障‘命运共同体’面临危机”，倡导东亚能源共同体的可能性。有关于此，参详【日】鸠山由纪夫：“合作共建东亚共同体”，载《全球化》2013年第7期;韩玉贵、许增伟“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形成及发展前景”，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7] 杨泽伟：“‘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法律框架初探”，《法学》2006年第2期。

　　[18] 凯恩斯于巴黎和会结束后所撰《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开宗明义分析其“经济后果”，而念兹在兹的实为“政治后果”，并预见其战争祸因。也正是对此揭橥极富预见性，才是这部名篇最为可圈可点之处。如其所言，无视欧洲之为一个整体的休戚与共与所有人的安全，放任“流血冲突、悲惨境遇和偏执狂遍布莱茵河以东的两个大国，就凭法国在莱茵河岸边的几个守卫岗哨，就真的可以安享太平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其所言：

　　有些人假正义之名，向世人宣示我们这种行为的正当性。但是，在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面前，在各个民族神鬼难测的复杂命运目前，正义并不是这样简单就可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如果我们的行为真的是在行正义之事，那么敌邦父母或统治者所犯下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以宗教的名义或天赋的道德观念来罪及他们的子孙。

　　泛详上揭氏著，引文分别见页3、145，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9] 有关于此，参详拙文“南海、中南海与太平洋——南海的边疆政治与国家理性的法政哲学背景”，收见拙集《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关于“中国问题”的“中国意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是一个孤独成长的大国，谁是真正的敌人”，同上。

　　[20] 王正绪、金美来：“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亚洲多边主义—— 如何构建新的亚洲认同”，载《文化纵横》2017年10期。

　　[21]“东亚同文会主题书”，见《东亚时论》第1号，1898年12月，会报栏。转引自(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148。

　　[22] 其实，1915年前后，日本法政学校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法政速成科每临毕业致辞，日人必以此提示诸生。其之细节，参详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裴敬伟译，李贵连校订，孙家红参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此所作梳理阐释，参详拙文“情非得已，势所必然——从‘法政速成科’看中国近代法政转型与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论”，载《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期。

　　[23] 关于中国1860年以来的三波“改革开放”，参详拙著《政体与文明》，页10、82，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本文由许章润教授为“中日历史研究者意见交换会”(2017年9月27，东京)而作，发表于《文化纵横》2017年第12期；原题《中日关系中的“马六甲情结”论纲——兼论中日东亚身份的文明意义及其关系定位的英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