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带着八岁的儿子明峻去剑桥一所公立小学办理入学手续，在填写和签署了一些表格之后来到一楼的办公室咨询往返学校搭乘校车的问题。其实我几乎是没有抱什么希望去问询的，因为之前了解到：根据剑桥公立小学校车接送的规定，学生家庭住址到学校距离超过(包含)一英里才可以申请校车，而我所在的Carver Street到儿子就读的公立小学只有0.8英里，因此不符合规定。我也已经做好了在波士顿长达五个月甚至半年的酷寒冬季，每天往返家庭和学校两次接送儿子的心理准备。但每每念及冬天的寒冷和路况，想到单程至少得走二十分钟以上(我不会开车，孩子的母亲在中国不能同来剑桥)，心中不免发憷。

　　接待的一位女教师，使用谷歌地图仔细核对路程研究我们的申请之后告诉我，唐明峻可以搭乘校车，唯一的理由是我们步行到学校必须经过一条从剑桥直通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街，这条街道的车流量很大，考虑到每日步行往返的安全问题，就可以在原来的刚性规定(即一英里才可以搭乘校车)之外使用“柔性原则”，也就是安全第一的人道主义原则。我一下子如释重负。

　　之前带着明峻去报名登记公立小学，负责语言测试和学校划分的教师也特地将他安排在一所有辅助学习计划(针对英语不是母语的学生的学习计划)的公立小学，以帮助儿童更快适应美国的英文教育。

　　到一个陌生的社会，面临不同的文化系统甚至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对于他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种人等是流露善意还是有一种疏离感甚至刻意的冷漠感。这种最初的感受往往最影响对一个陌生环境的人群的判断。居住在卡佛街这样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层聚集的区域，最能感觉到人们相互之间的善意，即便是陌生人相遇，也经常可以感觉到一种自然放松和微笑示意的表情。第一次出国就来到美国的儿子在日记里写道，波士顿跟上海最大的不同就是当他跟爸爸走在街上，几乎都是车子让行人先通过。

　　我又想起去年六月去日本京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去日本，而且不会日语，坐飞机到了大阪转车坐到京都汽车站，根据之前做的功课找到了估计是通往京都大学附近旅馆的巴士，用英文问询值勤的一个日本中年人，他示意我就在此地乘车。上车大约二十分钟后，我总感觉自己坐错了车(因为同一个车号有两个不同的路线，之前朋友告诉我坐公交车到京都大学很近)，于是去问询司机。司机是典型的中年日本人，几乎听不懂我的蹩脚英语，我给他看之前准备的英文信息，他用日语讲出来我也完全听不懂。这个时候，车上一位大约七十岁的老者走过来说他会讲英语，就问询我要去哪里，并告诉我下一站要下车换乘另外一辆车。等到站后我就匆促下车，只拿下了行李箱，将装了笔记本电脑的双肩包忘在车上。老者也跟着下车了，仔细研究了一下车站提示信息说我乘坐的车次是对的，只是还需要继续坐几站，又赶快催促我重新上车，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背包还在车上，幸好巴士尚未开走。到了车上，老者又担心我下车之后找不到旅馆，就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给我画了一张下车后如何找到旅馆的草图，并很细致地跟我解释怎么才能走到藏在小巷子里的旅馆。当时我急于赶路，也只是匆匆道了一声谢谢而已，如今回想起来，觉得这是初抵日本，一个萍水相逢且此生估计不会再见的老者，给慌乱焦虑的自己最好的“礼遇”，这种相遇里所蕴含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真诚而自然的关切，也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爱人如己的善意吧。

　　今年五月到北京参加我的一本书的沙龙活动，与相交近二十年的一位师弟在奥林匹克公园散步闲谈。他刚从宝岛台湾旅行归来，提及的一个细节长久地盘桓在我的记忆之中，每念及就内心充满感动。他说在台中有一次搭乘捷运，他掏出旅行包里的一本马尔克斯的小说闲读，读得入迷，几乎物我两忘，旁边坐着的一位中年男子很好奇地凝视他所读之书，忍不住跟他交流起来，说自己也很喜欢读这位作家的小说。师弟顺口说到自己这次去了好几家书店也没有找到繁体字译本的《异乡客》。中年人说这个译本并不难找，并要了师弟的旅馆地址。几站之后，两人前后下车，各奔东西。当天台中突下大雨，等师弟跟家人夜里刚回到旅馆，民宿的主人就告诉他，有个人穿着雨披骑着摩的来过这个旅馆，很郑重地嘱咐店主将一件包裹得很严实的物品交付他。师弟匆匆拆开，原来就是他到处搜求而不得的《异乡客》，陌路相逢的中年男子还写了一张小纸片，说若还有什么找不到的马尔克斯的书可以打电话给他。人之相交，居然真可以一见如故!师弟长久地被这个日常生活中碰见的陌生人感动，以至于从台湾回来大半年了碰见我还要详细地跟我讲述一遍。我想，这也是台湾给他最初的记忆与善意吧。

　　人生一世，最让他(或她)有幸福体验和愉悦感的不正是人际之间的友善和关切吗?最能让人感动的是即使这个世界再纷乱和喧嚣，仍旧有一些人以不变应万变，不忘初心，不舍真情，在世俗和流离的人生中撑持着一份安然自足的内心庭院，并时时与他人分享。

 　　近日带着八岁的儿子明峻去剑桥一所公立小学办理入学手续，在填写和签署了一些表格之后来到一楼的办公室咨询往返学校搭乘校车的问题。其实我几乎是没有抱什么希望去问询的，因为之前了解到：根据剑桥公立小学校车接送的规定，学生家庭住址到学校距离超过(包含)一英里才可以申请校车，而我所在的Carver Street到儿子就读的公立小学只有0.8英里，因此不符合规定。我也已经做好了在波士顿长达五个月甚至半年的酷寒冬季，每天往返家庭和学校两次接送儿子的心理准备。但每每念及冬天的寒冷和路况，想到单程至少得走二十分钟以上(我不会开车，孩子的母亲在中国不能同来剑桥)，心中不免发憷。

　　接待的一位女教师，使用谷歌地图仔细核对路程研究我们的申请之后告诉我，唐明峻可以搭乘校车，唯一的理由是我们步行到学校必须经过一条从剑桥直通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街，这条街道的车流量很大，考虑到每日步行往返的安全问题，就可以在原来的刚性规定(即一英里才可以搭乘校车)之外使用“柔性原则”，也就是安全第一的人道主义原则。我一下子如释重负。

　　之前带着明峻去报名登记公立小学，负责语言测试和学校划分的教师也特地将他安排在一所有辅助学习计划(针对英语不是母语的学生的学习计划)的公立小学，以帮助儿童更快适应美国的英文教育。

　　到一个陌生的社会，面临不同的文化系统甚至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对于他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种人等是流露善意还是有一种疏离感甚至刻意的冷漠感。这种最初的感受往往最影响对一个陌生环境的人群的判断。居住在卡佛街这样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层聚集的区域，最能感觉到人们相互之间的善意，即便是陌生人相遇，也经常可以感觉到一种自然放松和微笑示意的表情。第一次出国就来到美国的儿子在日记里写道，波士顿跟上海最大的不同就是当他跟爸爸走在街上，几乎都是车子让行人先通过。

　　我又想起去年六月去日本京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去日本，而且不会日语，坐飞机到了大阪转车坐到京都汽车站，根据之前做的功课找到了估计是通往京都大学附近旅馆的巴士，用英文问询值勤的一个日本中年人，他示意我就在此地乘车。上车大约二十分钟后，我总感觉自己坐错了车(因为同一个车号有两个不同的路线，之前朋友告诉我坐公交车到京都大学很近)，于是去问询司机。司机是典型的中年日本人，几乎听不懂我的蹩脚英语，我给他看之前准备的英文信息，他用日语讲出来我也完全听不懂。这个时候，车上一位大约七十岁的老者走过来说他会讲英语，就问询我要去哪里，并告诉我下一站要下车换乘另外一辆车。等到站后我就匆促下车，只拿下了行李箱，将装了笔记本电脑的双肩包忘在车上。老者也跟着下车了，仔细研究了一下车站提示信息说我乘坐的车次是对的，只是还需要继续坐几站，又赶快催促我重新上车，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背包还在车上，幸好巴士尚未开走。到了车上，老者又担心我下车之后找不到旅馆，就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给我画了一张下车后如何找到旅馆的草图，并很细致地跟我解释怎么才能走到藏在小巷子里的旅馆。当时我急于赶路，也只是匆匆道了一声谢谢而已，如今回想起来，觉得这是初抵日本，一个萍水相逢且此生估计不会再见的老者，给慌乱焦虑的自己最好的“礼遇”，这种相遇里所蕴含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真诚而自然的关切，也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爱人如己的善意吧。

　　今年五月到北京参加我的一本书的沙龙活动，与相交近二十年的一位师弟在奥林匹克公园散步闲谈。他刚从宝岛台湾旅行归来，提及的一个细节长久地盘桓在我的记忆之中，每念及就内心充满感动。他说在台中有一次搭乘捷运，他掏出旅行包里的一本马尔克斯的小说闲读，读得入迷，几乎物我两忘，旁边坐着的一位中年男子很好奇地凝视他所读之书，忍不住跟他交流起来，说自己也很喜欢读这位作家的小说。师弟顺口说到自己这次去了好几家书店也没有找到繁体字译本的《异乡客》。中年人说这个译本并不难找，并要了师弟的旅馆地址。几站之后，两人前后下车，各奔东西。当天台中突下大雨，等师弟跟家人夜里刚回到旅馆，民宿的主人就告诉他，有个人穿着雨披骑着摩的来过这个旅馆，很郑重地嘱咐店主将一件包裹得很严实的物品交付他。师弟匆匆拆开，原来就是他到处搜求而不得的《异乡客》，陌路相逢的中年男子还写了一张小纸片，说若还有什么找不到的马尔克斯的书可以打电话给他。人之相交，居然真可以一见如故!师弟长久地被这个日常生活中碰见的陌生人感动，以至于从台湾回来大半年了碰见我还要详细地跟我讲述一遍。我想，这也是台湾给他最初的记忆与善意吧。

　　人生一世，最让他(或她)有幸福体验和愉悦感的不正是人际之间的友善和关切吗?最能让人感动的是即使这个世界再纷乱和喧嚣，仍旧有一些人以不变应万变，不忘初心，不舍真情，在世俗和流离的人生中撑持着一份安然自足的内心庭院，并时时与他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