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冲突起因是“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ARSA)的激进分子，袭击了缅甸警察岗哨和军队基地，造成12人死亡。随后缅军发动反攻，造成大约400名罗兴亚人死亡。联合国难民事务机构统计，冲突爆发以来，已有大约37万罗兴亚人(缅甸大约有110万罗兴亚人)逃入孟加拉国，另外大批人员滞留边境救助点。

 

　　缅甸的罗兴亚人人道危机是否只是孤立存在于缅甸的内部问题?它的出现与全球其他排外和种族主义运动——例如美国的夏洛特维尔事件有无本质上的相似性?（编者注：2017年8月，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骚乱。由于当地政府计划拆除罗伯特·爱德华·李的塑像，因此受到一些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集会反对，进而引起了严重的骚乱，造成了数十人伤亡。）罗兴亚人道主义灾难的出现是否预示着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暴力排异事件高峰期的到来?

 

　　围绕这些问题，单篇文章无法尽数解答，这里作者仅试图从生态政治视角重新阐释缅甸的这一事件，以促进各方从另一个角度更综合和整体看待这一表面上的“族群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

 

　　罗兴亚问题的全球化生态政治维度

 

　　针对缅甸，作者曾经进行过三次调查：第一次为中缅边境的“缅甸新娘”调查，出现在云南陇川、盈江、南伞等地缅甸“新娘”，虽然在中国居留了十余年，甚至二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中国户口和身份证，在作者调查的陇川小村庄就有百余名缅甸嫁过来的女性，通常不会说中国话;第二次主要针对缅甸仰光的华人团体、莱比塘铜矿遭抵制等问题;第三次调查针对皎漂中缅油气管道、土瓦经济区和内比都的昂山素季新领导团队的生态和发展理念。除此之外，作者在2011-2012年还研究了缅甸的十余份主流媒体，分析昂山素季上台之后媒体报道出现的变化。

 

　　尽管有一些缅甸调查经历，但是考虑到缅甸的复杂性，对它了解仍属浅薄。甚至，这可以是我对缅甸问题的整体观感：虽然中国存在一些对缅甸问题富有洞见的研究者，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学者对缅甸问题的全球性和世界意义，缅甸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以及缅甸问题的中国相关性低估了。

 

　　其中这种“低估”和研究不充分很大程度是因为跨学科研究的不充分，现实的大部分讨论基本上是来自国际关系和时政硬新闻，因为中国媒体整体上不进行区域研究、深度研究、长时限研究，因此中国媒体通常只会在有新闻(或发生灾难和事件)的时候才报道缅甸，而这个过程中多半在重复和放大国际关系学界的部分观察。

 

　　而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缅甸的罗兴亚问题是全球生态政治从传统的旧生态主义，转向“后生态主义”的必然产物，它的发生和兴起，存在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生态学、全球生态政治动因。它的发生肌理甚至和“美国至上主义”、“夏洛特维尔种族主义聚会事件”、“西班牙巴塞罗那暴恐”都存在一定相似性，要理解这个新旧分水岭，就首先要分析生态主义(ecologism)在全球政治生态和区域政治生态中发生的作用。

 

　　首先，在“前生态主义”时期，许多以族群冲突为表征的地区政治它其实是一种区域发展常态，但是它们通常被局限于一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案例难以比较，同时这些族群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发生肌理，不同的族群冲突也服从于不同的地方性政治功能。其中典型的就是非洲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互戮和大屠SHA，历时三个月的大屠SHA死亡107万人，94%是图西族人。当时的时代周刊做了封面报道，其中副标题语言一直让我难以忘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魔鬼，它们都在卢旺达”，这个才是“教科书式的种族清洗”，但是相对于卢旺达的灾难，全球社会的痛感、关注度、介入性十分有限。

 

　　需要注意的是，卢旺达大屠SHA发生的时代在1994年，这仍然是全球化浪潮和经济一体化的“前夜”，当时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绝对意义的疏离感和独立感，也就是说无论多大的灾难，它们都被立即被视为一个内部和区域事务，并很快被媒体世界整体遗忘。

 

　　所以，所谓的“前生态主义”视角下，那些发展外的“化外之区”仍然相信自然是一种纯粹的、原生的自然，生态通常被理解为物质和资源，所有的外来者被视为掠夺资源，占据实体空间的殖民者。直到全球化浪潮的出现，这种观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全球化视角下的“后生态主义”(post-ecologism)，通过互联网经济、全球物流、资本要素渗透、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它把世界整合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将文化、政治、宗教、历史整合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所谓的地球村概念。“后生态主义视角”下全球生态仍然在退化，污染在扩大，流行病在扩散，社会问题在弥散，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本国事务”，因为任何地方的问题爆发，都是一个全球危机的症候显现。更为关键的是，后生态主义视角下的自然被看成一个社会构建的产物，也就是说自然从来都是“人工的”，笼罩在生态原式和生态怀乡表面的理想主义外壳被击碎了。

 

　　这就是发生在若开邦的现实，缅甸已经成为全球化和全球化生态政治的一个部分——不管它是否愿意和同意。若开的族群复杂程度可以说是缅甸的缩影，要注意的是，缅甸仍然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它的境内分布着多种分裂势力和武装力量，缅甸的“彬龙会谈”其实就是试图回到缅甸结束殖民建国的早期议题，商讨一个真正意义的缅甸联邦运行形式。昂山素季上台后所得到的国际厚爱和媒体追捧，正是国际社会出于全球主义、人道主义、平权主义、和平主义考量做出的，但是昂山素季的新领导团队并没有寻找到一个整体和系统的政治思路和执政系统，也就是说，它仍然继承了大缅族主义、国家主义、威权主义的军政府政治遗产。而在我调查过的皎漂，这里不仅是若开人的天下，还有印度人、中国人、新加坡人、美国人、日本人的身影和重要影响，这里当然还包括罗兴亚人。我采访过的当地人，指着空置的房屋废墟，讲述发生在2012年的一次罗兴亚穆斯林受驱逐事件——因为一次强奸案件引发的社会事件。但是讽刺的是，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缅甸执政者整体上不承认“罗兴亚人”这个族群和称谓，因为他们认为“罗兴亚”的词义就是“去若开邦生活的人”，它不是一个族群名称，也不是一个民族身份。也就是说，当国际社会用全球政治的常理，以及现实主义政治(realism)和政体分析理论(regime theory)分析罗兴亚问题时，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在缅甸当政者看来都没有出现。

 

　　后生态主义的全球政治还有第二个特点，那就是与“前生态主义”的物质主义和历史主义态度不同，后生态主义不认可一个统一、均质、大众众口一词的政治权力体系、生态秩序和理想政治模式，也就是说这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代，历史、语言、族群、民族都是过程性的、创造出来的、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的。这进而衍生出一种新的生态政治观，围绕安全(security)和自治(autonomy)，发展出一个自我决定、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政治分权/分享体系。

 

　　因此，即使是美国这么强大的帝国和“成熟”政治体，也在特朗普上台这个政治事件上，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排外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而他们(缅甸执政和主流佛教势力在针对罗兴亚穆斯林“外来势力”这一事件上，与美国主流宗教势力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特维尔的表态惊人一致)在排外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一个双重标准：只有精英主义者才能成为新美国公民，低端文化融入时代(assimilation)结束，墨西哥高墙应该开始修建，夺回美国的权威和财富;在所有国际合作架构中，美国第一、利益第一、物质至上;主流社会开始谴责社会福利搭车人群和社会“寄生人群”;开始强调文化安全和国家的内(部)外(部)安全;国家认同不再是基于同一块土地和同一个政权下的生存经验，而是民族身份/国民身份/文化身份/宗教身份的统一，只有四种合一才是国民(fellow citizens);开始将对方树立为具有明显敌意和社会瓦解力的异族人群，同时建构出新的敌人。也就是说，后生态主义观念下，社会从早期的粗放居住、文化兼容、包容发展、有限合作的族群共居模式，变成分离、分裂、排他、安全至上、有限福利、威权控制模式;政治文化从融合(assimilation)变成模式下的模仿再造(simulation)——社会的族群关系明显遵从一个预先设定的规则、制度和体系，而不再是仲裁式、协调式、合作式。

 

　　在后生态主义时代，让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是风险和危机，特别是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安。作为未来解决之道的关键，也是危机和不确定性——各种主体也许会通过一个新的机制，暂时搁置彼此的强势观点和态度，尝试有限合作。

 

　　一方面，因为在全球生态政治的大框架下，不同族群彼此责难对方，并使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把对方建构成造成道德上崩溃、生态上衰败、经济上萎缩、文化上堕落的原因，进而使用“福音政治”和弥赛亚式(弥赛亚的希腊语原意是被上帝选中之人)的救世主思维去创造改变。这就是此次罗兴亚危机的起因所显现的，危机的发生正是“罗兴亚救世军”，通过暴力袭击，衍生出的连锁暴力和人道主义灾难，关键是族群冲突的任何一方都把对方视为恐怖主义的根源。

 

　　另一方面，因为全球整体环境、经济、政治稳定性、文化多样性的衰退和败兆，客观上需要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群体基于更重要议题和“一级目录”的冲突管理和动态弥合。当然这种思维有时会标记为一种新自由主义，也就是仍然对全球主义(cosmopolitanism)，对基于和平和和谐秩序的国际合作抱有信心。

 

　　这种“后生态主义”时代之下，重新找到一个建设性、合作性、兼容式的全球政治和地区政治需要哪些要素?

 

　　首先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发展和现代，这种生态观念重塑是对话性的、多元主体参与、过程性和协商性的。

 

　　其次，政治改革、社会包容式发展、绿色经济应该真正成为公共话语和政治决策的核心问题。

 

　　第三，机会的均等性。选择合理性和理性发展，比效率、功能、利益更关键，因为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发展正义的机制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

 

　　第四，有限商业主义和克制型消费主义。一直以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有一个功利的商业主义机制和消费主义机制，社会已经被塑造成“我消费，故我在”，消费能力、商业能力、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社会地位、社会贡献度挂勾。而在后生态主义时代，允许个体、集体、群体以一个负责任的有限消费者存在显得至关重要。

 

　　这些看似抽象的原则，对于缅甸未来的发展设计、族群问题解决，乃至中国在缅甸的投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若开邦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为例，如果中国在类似的通道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建设、物流建设、资源开发建设、商业形态建设项目中真正做到符合中缅两国共同意义，就应该在上述新生态观念下创造一种协商、对话、共享的城市，为不同社会群体创造社会意义和文化分享的机会，为缅甸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现实解决方案，为中缅互动寻找超越“全球后生态主义政治”弊端的新形态，这个形态植根于民间和社区，不偏重大城市、主流阶层、传统优势社群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以开放型文化、跨信仰宗教为先行条件，以开放和对话型媒体作为中介，来创造一种现实解决方案。

 

　　例如在皎漂的中缅油气管道现代滨海城市建设中，中国的承建方首先应该在文化、宗教、历史意义上理解这个城市，并首先在传承和承续原有生态和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新增设施的修建和扩建;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和全球社会形成合作，基于洞见、想像力、实用性生产本土满意的形式和形态;理解缅甸的复合/复杂社会特征，找到缅甸城市与世界城市，缅甸生态区域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缅甸农村现代化与全球现代化，缅甸文化发展传承与全球文化交融之间的共同性连接，在缅甸创造全球共享(Global Public Good)，同时形成中国作为一种发展语汇和发展思维方式的跨国样式生产机会(Transnational Best Practice)。

 

　　和中国广州讨论“黑人”聚居区、海外“低端”人口一样;和香港讨论一带一路时期的香港文化和商业地位一样;和香港讨论重庆大厦(重庆大厦是一个庞大的“全球化商业贫民窟”和“跨国贸易蚁穴”)所代表的“低端全球化”一样;和西班牙讨论如何摆脱消费主义癌症式旅游经济，重新振作本土创新和生产一样。如果罗兴亚人是由来自印度IT新贵、孟加拉手工艺和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美国硅谷新经济、法国左岸文化势力、英国伦敦创意产业、德国法兰克福知识经济构成的“去若开邦生活的人”，它们也许就不会再被主流社会视为一种“低端”、“剩余”、“冗余”、“侵占式”的人群，这个主体也不会用爆炸的方式来表达“救世”和“创意”，而是跨文化环境下共同创造公共产品的人。

 

　　在不安、不确定性、发展劫(juggernaut development)的人类世时代，也就是人都已经成为地质营造力，第一次以人来冠名地球的发展阶段时代，人的良善化和理性化，是惟一可以依赖的发展指南针。

 

　　此次冲突起因是“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ARSA)的激进分子，袭击了缅甸警察岗哨和军队基地，造成12人死亡。随后缅军发动反攻，造成大约400名罗兴亚人死亡。联合国难民事务机构统计，冲突爆发以来，已有大约37万罗兴亚人(缅甸大约有110万罗兴亚人)逃入孟加拉国，另外大批人员滞留边境救助点。

 

　　缅甸的罗兴亚人人道危机是否只是孤立存在于缅甸的内部问题?它的出现与全球其他排外和种族主义运动——例如美国的夏洛特维尔事件有无本质上的相似性?（编者注：2017年8月，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骚乱。由于当地政府计划拆除罗伯特·爱德华·李的塑像，因此受到一些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集会反对，进而引起了严重的骚乱，造成了数十人伤亡。）罗兴亚人道主义灾难的出现是否预示着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暴力排异事件高峰期的到来?

 

　　围绕这些问题，单篇文章无法尽数解答，这里作者仅试图从生态政治视角重新阐释缅甸的这一事件，以促进各方从另一个角度更综合和整体看待这一表面上的“族群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

 

　　罗兴亚问题的全球化生态政治维度

 

　　针对缅甸，作者曾经进行过三次调查：第一次为中缅边境的“缅甸新娘”调查，出现在云南陇川、盈江、南伞等地缅甸“新娘”，虽然在中国居留了十余年，甚至二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中国户口和身份证，在作者调查的陇川小村庄就有百余名缅甸嫁过来的女性，通常不会说中国话;第二次主要针对缅甸仰光的华人团体、莱比塘铜矿遭抵制等问题;第三次调查针对皎漂中缅油气管道、土瓦经济区和内比都的昂山素季新领导团队的生态和发展理念。除此之外，作者在2011-2012年还研究了缅甸的十余份主流媒体，分析昂山素季上台之后媒体报道出现的变化。

 

　　尽管有一些缅甸调查经历，但是考虑到缅甸的复杂性，对它了解仍属浅薄。甚至，这可以是我对缅甸问题的整体观感：虽然中国存在一些对缅甸问题富有洞见的研究者，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学者对缅甸问题的全球性和世界意义，缅甸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以及缅甸问题的中国相关性低估了。

 

　　其中这种“低估”和研究不充分很大程度是因为跨学科研究的不充分，现实的大部分讨论基本上是来自国际关系和时政硬新闻，因为中国媒体整体上不进行区域研究、深度研究、长时限研究，因此中国媒体通常只会在有新闻(或发生灾难和事件)的时候才报道缅甸，而这个过程中多半在重复和放大国际关系学界的部分观察。

 

　　而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缅甸的罗兴亚问题是全球生态政治从传统的旧生态主义，转向“后生态主义”的必然产物，它的发生和兴起，存在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生态学、全球生态政治动因。它的发生肌理甚至和“美国至上主义”、“夏洛特维尔种族主义聚会事件”、“西班牙巴塞罗那暴恐”都存在一定相似性，要理解这个新旧分水岭，就首先要分析生态主义(ecologism)在全球政治生态和区域政治生态中发生的作用。

 

　　首先，在“前生态主义”时期，许多以族群冲突为表征的地区政治它其实是一种区域发展常态，但是它们通常被局限于一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案例难以比较，同时这些族群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发生肌理，不同的族群冲突也服从于不同的地方性政治功能。其中典型的就是非洲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互戮和大屠SHA，历时三个月的大屠SHA死亡107万人，94%是图西族人。当时的时代周刊做了封面报道，其中副标题语言一直让我难以忘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魔鬼，它们都在卢旺达”，这个才是“教科书式的种族清洗”，但是相对于卢旺达的灾难，全球社会的痛感、关注度、介入性十分有限。

 

　　需要注意的是，卢旺达大屠SHA发生的时代在1994年，这仍然是全球化浪潮和经济一体化的“前夜”，当时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绝对意义的疏离感和独立感，也就是说无论多大的灾难，它们都被立即被视为一个内部和区域事务，并很快被媒体世界整体遗忘。

 

　　所以，所谓的“前生态主义”视角下，那些发展外的“化外之区”仍然相信自然是一种纯粹的、原生的自然，生态通常被理解为物质和资源，所有的外来者被视为掠夺资源，占据实体空间的殖民者。直到全球化浪潮的出现，这种观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全球化视角下的“后生态主义”(post-ecologism)，通过互联网经济、全球物流、资本要素渗透、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它把世界整合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将文化、政治、宗教、历史整合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所谓的地球村概念。“后生态主义视角”下全球生态仍然在退化，污染在扩大，流行病在扩散，社会问题在弥散，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本国事务”，因为任何地方的问题爆发，都是一个全球危机的症候显现。更为关键的是，后生态主义视角下的自然被看成一个社会构建的产物，也就是说自然从来都是“人工的”，笼罩在生态原式和生态怀乡表面的理想主义外壳被击碎了。

 

　　这就是发生在若开邦的现实，缅甸已经成为全球化和全球化生态政治的一个部分——不管它是否愿意和同意。若开的族群复杂程度可以说是缅甸的缩影，要注意的是，缅甸仍然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它的境内分布着多种分裂势力和武装力量，缅甸的“彬龙会谈”其实就是试图回到缅甸结束殖民建国的早期议题，商讨一个真正意义的缅甸联邦运行形式。昂山素季上台后所得到的国际厚爱和媒体追捧，正是国际社会出于全球主义、人道主义、平权主义、和平主义考量做出的，但是昂山素季的新领导团队并没有寻找到一个整体和系统的政治思路和执政系统，也就是说，它仍然继承了大缅族主义、国家主义、威权主义的军政府政治遗产。而在我调查过的皎漂，这里不仅是若开人的天下，还有印度人、中国人、新加坡人、美国人、日本人的身影和重要影响，这里当然还包括罗兴亚人。我采访过的当地人，指着空置的房屋废墟，讲述发生在2012年的一次罗兴亚穆斯林受驱逐事件——因为一次强奸案件引发的社会事件。但是讽刺的是，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缅甸执政者整体上不承认“罗兴亚人”这个族群和称谓，因为他们认为“罗兴亚”的词义就是“去若开邦生活的人”，它不是一个族群名称，也不是一个民族身份。也就是说，当国际社会用全球政治的常理，以及现实主义政治(realism)和政体分析理论(regime theory)分析罗兴亚问题时，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在缅甸当政者看来都没有出现。

 

　　后生态主义的全球政治还有第二个特点，那就是与“前生态主义”的物质主义和历史主义态度不同，后生态主义不认可一个统一、均质、大众众口一词的政治权力体系、生态秩序和理想政治模式，也就是说这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代，历史、语言、族群、民族都是过程性的、创造出来的、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的。这进而衍生出一种新的生态政治观，围绕安全(security)和自治(autonomy)，发展出一个自我决定、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政治分权/分享体系。

 

　　因此，即使是美国这么强大的帝国和“成熟”政治体，也在特朗普上台这个政治事件上，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排外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而他们(缅甸执政和主流佛教势力在针对罗兴亚穆斯林“外来势力”这一事件上，与美国主流宗教势力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特维尔的表态惊人一致)在排外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一个双重标准：只有精英主义者才能成为新美国公民，低端文化融入时代(assimilation)结束，墨西哥高墙应该开始修建，夺回美国的权威和财富;在所有国际合作架构中，美国第一、利益第一、物质至上;主流社会开始谴责社会福利搭车人群和社会“寄生人群”;开始强调文化安全和国家的内(部)外(部)安全;国家认同不再是基于同一块土地和同一个政权下的生存经验，而是民族身份/国民身份/文化身份/宗教身份的统一，只有四种合一才是国民(fellow citizens);开始将对方树立为具有明显敌意和社会瓦解力的异族人群，同时建构出新的敌人。也就是说，后生态主义观念下，社会从早期的粗放居住、文化兼容、包容发展、有限合作的族群共居模式，变成分离、分裂、排他、安全至上、有限福利、威权控制模式;政治文化从融合(assimilation)变成模式下的模仿再造(simulation)——社会的族群关系明显遵从一个预先设定的规则、制度和体系，而不再是仲裁式、协调式、合作式。

 

　　在后生态主义时代，让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是风险和危机，特别是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安。作为未来解决之道的关键，也是危机和不确定性——各种主体也许会通过一个新的机制，暂时搁置彼此的强势观点和态度，尝试有限合作。

 

　　一方面，因为在全球生态政治的大框架下，不同族群彼此责难对方，并使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把对方建构成造成道德上崩溃、生态上衰败、经济上萎缩、文化上堕落的原因，进而使用“福音政治”和弥赛亚式(弥赛亚的希腊语原意是被上帝选中之人)的救世主思维去创造改变。这就是此次罗兴亚危机的起因所显现的，危机的发生正是“罗兴亚救世军”，通过暴力袭击，衍生出的连锁暴力和人道主义灾难，关键是族群冲突的任何一方都把对方视为恐怖主义的根源。

 

　　另一方面，因为全球整体环境、经济、政治稳定性、文化多样性的衰退和败兆，客观上需要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群体基于更重要议题和“一级目录”的冲突管理和动态弥合。当然这种思维有时会标记为一种新自由主义，也就是仍然对全球主义(cosmopolitanism)，对基于和平和和谐秩序的国际合作抱有信心。

 

　　这种“后生态主义”时代之下，重新找到一个建设性、合作性、兼容式的全球政治和地区政治需要哪些要素?

 

　　首先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发展和现代，这种生态观念重塑是对话性的、多元主体参与、过程性和协商性的。

 

　　其次，政治改革、社会包容式发展、绿色经济应该真正成为公共话语和政治决策的核心问题。

 

　　第三，机会的均等性。选择合理性和理性发展，比效率、功能、利益更关键，因为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发展正义的机制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

 

　　第四，有限商业主义和克制型消费主义。一直以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有一个功利的商业主义机制和消费主义机制，社会已经被塑造成“我消费，故我在”，消费能力、商业能力、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社会地位、社会贡献度挂勾。而在后生态主义时代，允许个体、集体、群体以一个负责任的有限消费者存在显得至关重要。

 

　　这些看似抽象的原则，对于缅甸未来的发展设计、族群问题解决，乃至中国在缅甸的投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若开邦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为例，如果中国在类似的通道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建设、物流建设、资源开发建设、商业形态建设项目中真正做到符合中缅两国共同意义，就应该在上述新生态观念下创造一种协商、对话、共享的城市，为不同社会群体创造社会意义和文化分享的机会，为缅甸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现实解决方案，为中缅互动寻找超越“全球后生态主义政治”弊端的新形态，这个形态植根于民间和社区，不偏重大城市、主流阶层、传统优势社群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以开放型文化、跨信仰宗教为先行条件，以开放和对话型媒体作为中介，来创造一种现实解决方案。

 

　　例如在皎漂的中缅油气管道现代滨海城市建设中，中国的承建方首先应该在文化、宗教、历史意义上理解这个城市，并首先在传承和承续原有生态和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新增设施的修建和扩建;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和全球社会形成合作，基于洞见、想像力、实用性生产本土满意的形式和形态;理解缅甸的复合/复杂社会特征，找到缅甸城市与世界城市，缅甸生态区域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缅甸农村现代化与全球现代化，缅甸文化发展传承与全球文化交融之间的共同性连接，在缅甸创造全球共享(Global Public Good)，同时形成中国作为一种发展语汇和发展思维方式的跨国样式生产机会(Transnational Best Practice)。

 

　　和中国广州讨论“黑人”聚居区、海外“低端”人口一样;和香港讨论一带一路时期的香港文化和商业地位一样;和香港讨论重庆大厦(重庆大厦是一个庞大的“全球化商业贫民窟”和“跨国贸易蚁穴”)所代表的“低端全球化”一样;和西班牙讨论如何摆脱消费主义癌症式旅游经济，重新振作本土创新和生产一样。如果罗兴亚人是由来自印度IT新贵、孟加拉手工艺和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美国硅谷新经济、法国左岸文化势力、英国伦敦创意产业、德国法兰克福知识经济构成的“去若开邦生活的人”，它们也许就不会再被主流社会视为一种“低端”、“剩余”、“冗余”、“侵占式”的人群，这个主体也不会用爆炸的方式来表达“救世”和“创意”，而是跨文化环境下共同创造公共产品的人。

 

　　在不安、不确定性、发展劫(juggernaut development)的人类世时代，也就是人都已经成为地质营造力，第一次以人来冠名地球的发展阶段时代，人的良善化和理性化，是惟一可以依赖的发展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