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被很多媒体称为“脱北者之子”——其父母在1950年的“兴南大撤退”中，同10万朝鲜难民一起，乘坐美军舰艇，逃往南方。到韩国后，文在寅的父亲在战俘营当佣工，母亲在市场卖鸡蛋，家境贫寒。

　　历史上，韩国针对脱北者的政策有什么变化?除文在寅一家外，其他脱北者，在韩国过着怎样的生活?

　　韩国现有约3万名脱北者

　　文在寅的父母，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逃往韩国的，这和通常意义上的脱北者有所不同。

　　现在提到的脱北者，主要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那时朝鲜经济急剧衰退，一些朝鲜人开始尝试通过秘密途径，由第三国前往韩国。

　　数据显示，每年到达韩国的脱北者数量，1990年尚不足10人，到2008已增至2927人。2015年，脱北者数量一度减少至1276人，但2016年人数再度回升。截至2016年10月，韩国已有约3万名脱北者，其中七成以上为女性。

　　图：1990年~2009年，每年脱北者数量变化

　　2005年，韩国脱北者政策转型

　　韩国政府为脱北者制定了一系列福利政策。比如，在1999年的时候设立了“哈那院”(同一院)，让初到韩国的脱北者能在这里稳定情绪，学习为期12周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课程，了解韩国社会;同时对脱北者进行生活指导和基础职业训练。2009年，哈那院本院能容纳750人，分院能容纳250人。

　　韩国政府亦向脱北者提供经济上的补助。比如，脱北者进入哈那院学习后，能从1000万韩元的定居支援金(用于租赁房屋)中，拿到300万现金;剩余部分，将在一年内分期支援。2001年-2005年，韩国为当时5585名脱北者提供了2287亿韩元的援助。

　　2005年，韩国对脱北者的政策从“保护”转向“自力更生”。在维持脱北者基本生计的“定居基本资金”外，设立以长期就业为依据的“就业奖励金”。

　　2007年，韩国政府将发给已就业一年者的奖励金，从200万韩元提高到450万韩元;已就业两年的奖励金，从300万韩元提高到500万韩元;已就业三年的奖励金，从400万韩元提高到550万韩元。此外，韩国政府还为雇佣脱北者的单位提供“雇用支援金”，即脱北者50%的工资由政府负担。

　　不同类型脱北者的境况

　　精英脱北者：身份特殊，受到韩国政府特别优待和保护

　　脱北者中的精英，由于在指导对朝工作方面有重要作用，故大都受到韩国政府的特别待遇。脱北者中级别最高的黄长烨，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等职，他在1997年逃入韩国驻华大使馆后，即被保护起来，直到2010年去世。2016年，原朝鲜驻英国公使太永浩一家脱北后，也被韩国政府要求暂停公开活动，施以严密保护。

　　据统计，目前有20多名脱北官员从事分析朝鲜局势、树立对朝战略等相关工作。如在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韩国国家情报院下属研究机构)中，原朝鲜外交官高英焕任副院长、原朝鲜地方书记薛正植任研究委员，原在朝鲜从事宣传工作的张振成任情报分析师等。

　　普通脱北者：家庭平均收入远低于韩国普通家庭

　　为让普通脱北者尽快融入新社会，韩国政府尽了很多努力，但仍有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脱北者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到韩国后，大多只能充当服务员或从事体力劳动。据韩国智库“朝鲜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2015年脱北者经济、社会综合实情》显示，脱北者中，一个月赚取不到100万韩元(约合5500元人民币)的占57.8%;只有不到10%的收入超过200万韩元。2014~2015年，脱北者家庭的月平均收入为149万韩元，相当于普通韩国家庭的35%左右。2010~2015年韩国平均失业率为3.4%;脱北者的失业率则达到了8.3%。

　　有部分女性脱北者，为了“赚大钱”而选择从事性工作。她们主要在所谓“胡同茶馆”中打工，从事门票营业(每小时支付费用带服务员出去)或去第二轮(性交易)。曾有韩国记者采访这些脱北女性，她们大都表示，“职业教育也没什么实际用处。脱北者可以赚大钱的工作除了性交易以外很难找到其他的”。

　　为鼓励脱北者在韩国开启成功人生的信心，韩国媒体对于那些成功融入韩国社会的脱北者，往往会给予特别关注，以树立榜样。如：2002年逃到韩国的柳金丹，在韩国雇佣劳动部的资助下，考取了公交司机驾驶证，成为十年无事故驾驶的公交车模范司机;2013年来到韩国的张文慧，努力考取了10多个资格证，成功申请成为旅游翻译向导;2001年脱北的韩恩玉，在韩国政府补贴及教会资助下，从教员大学毕业，在2016年成为首个通过韩国教师任用考试的脱北者。

　　图：成为旅游翻译向导的张文慧，在给中国游客指路

　　青少年脱北者：身材普遍矮小，在学校易受排挤被同学嘲笑

　　青少年脱北者的境遇有其特殊性。

　　一方面，他们感受到韩国社会的种种不同。十几岁到韩国的尹哲秀(化名)曾感慨说，现在“家里一天24小时不断电这一点令其感到惊讶。虽然其原本生活的故乡是朝鲜数一数二的工业城市，但一到晚上仍会停电，所以一般到了9点就早早上床睡觉了。另外，与在朝鲜时只能去山上打打闹闹不同，在韩国可以玩计算机游戏，还可以和朋友一起去唱卡拉OK。最重要的是不用为吃犯愁。”

　　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早早地直面许多现实问题。位于首尔的黎明学校是一所专门招收脱北青少年的学校，这里学生的平均身高，明显不及同龄韩国人。这在脱北者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研究者分析了8214名脱北者的平均身高，发现男性为165.4厘米，女性为154.2厘米。该校教导主任赵明淑发现，“就读于黎明学校的部分学生因为这个原因每天早晚都吃成长丸，女学生大都穿高跟鞋”。许多孩子“不想因为身材矮小而被别人指点”而选择注射“成长荷尔蒙”或吃“成长丸”。

　　相对于身体不如韩国学生，青少年脱北者在学习上，面临更多困难。比如，英语、韩语等方面存在弱势，尤其需要重新学习世界史和韩国史。一名上初三的脱北者学生曾对记者说：“很难改掉北韩口音，也很难听懂其他同学运用自如的简略语或外语。因为不懂什么是乐斯菲斯，生长环境不同，语言又不通，刚开始对我很好的同学也渐渐开始不愿和我交往。”脱北者学生在学校中经常被普通韩国学生排挤、嘲笑，被问“你是间谍吗”“那是哪个国家的话啊”等。

　　假冒脱北者：朝鲜间谍潜伏韩国，执行暗杀等任务

　　因为不适应在韩国的生活，小部分脱北者希望返回朝鲜。亦有个别脱北者为了赚钱，选择与朝鲜当局合作成为间谍。如2004年，某蔡姓脱北者曾配合朝鲜保卫部，将计划逃往韩国的5名脱北者诱至图们江边，由保卫部抓回了朝鲜。

　　朝鲜当局也会秘密安排间谍，假装脱北者前往韩国执行任务。据统计，2008~2012年，有13名朝鲜派往韩国的脱北者间谍被捕。这些间谍往往没有特别的活动经费，因为“如果通过韩国政府的联合审问等关卡，就可以得到初期定居费”，他们也没有明确的任务，只是被要求“在南韩定居等待指令”。2010年被捕的董明官和金明浩比较特殊，他们接受过长达6年的暗杀训练，目标是“杀死姓黄的家伙”，即黄长烨。

　　韩国财政很难负担大量脱北者

　　历届韩国政府都很重视脱北者工作，认为脱北者会成为未来韩朝统一后的“桥梁”。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曾说，“脱北者是先到来的统一，也是统一的试验场”，指示“相关部门要紧密合作，再次检查安定脱北者的制度”，建立起能充分收容脱北者的体制和能力。

　　但是，对于大规模收容脱北者，许多韩国人心存疑虑。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金昞渊(音)，2016年曾撰文指出，“若朝鲜居民相信朴总统让他们来韩的话，每年有10万名朝鲜居民来韩，那么以一人一户为基准……一共还需再提供2万亿韩元的资金”，此外“再加上医疗费、教育费、退休金、就业相关费用和基础生活保障金，再包括行政费用”，将是韩国财政难以承受的重负。同时，金昞渊(音)希望，先充分研究如何使脱北者融入韩国社会。

　　文在寅这位“脱北者”之子上台后，韩国政府的“脱北者”政策将会有何种变化，值得拭目以待。

　　图：一再成为新闻人物的朴研美，13岁时随母亲脱北，现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被很多媒体称为“脱北者之子”——其父母在1950年的“兴南大撤退”中，同10万朝鲜难民一起，乘坐美军舰艇，逃往南方。到韩国后，文在寅的父亲在战俘营当佣工，母亲在市场卖鸡蛋，家境贫寒。

　　历史上，韩国针对脱北者的政策有什么变化?除文在寅一家外，其他脱北者，在韩国过着怎样的生活?

　　韩国现有约3万名脱北者

　　文在寅的父母，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逃往韩国的，这和通常意义上的脱北者有所不同。

　　现在提到的脱北者，主要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那时朝鲜经济急剧衰退，一些朝鲜人开始尝试通过秘密途径，由第三国前往韩国。

　　数据显示，每年到达韩国的脱北者数量，1990年尚不足10人，到2008已增至2927人。2015年，脱北者数量一度减少至1276人，但2016年人数再度回升。截至2016年10月，韩国已有约3万名脱北者，其中七成以上为女性。

　　图：1990年~2009年，每年脱北者数量变化

　　2005年，韩国脱北者政策转型

　　韩国政府为脱北者制定了一系列福利政策。比如，在1999年的时候设立了“哈那院”(同一院)，让初到韩国的脱北者能在这里稳定情绪，学习为期12周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课程，了解韩国社会;同时对脱北者进行生活指导和基础职业训练。2009年，哈那院本院能容纳750人，分院能容纳250人。

　　韩国政府亦向脱北者提供经济上的补助。比如，脱北者进入哈那院学习后，能从1000万韩元的定居支援金(用于租赁房屋)中，拿到300万现金;剩余部分，将在一年内分期支援。2001年-2005年，韩国为当时5585名脱北者提供了2287亿韩元的援助。

　　2005年，韩国对脱北者的政策从“保护”转向“自力更生”。在维持脱北者基本生计的“定居基本资金”外，设立以长期就业为依据的“就业奖励金”。

　　2007年，韩国政府将发给已就业一年者的奖励金，从200万韩元提高到450万韩元;已就业两年的奖励金，从300万韩元提高到500万韩元;已就业三年的奖励金，从400万韩元提高到550万韩元。此外，韩国政府还为雇佣脱北者的单位提供“雇用支援金”，即脱北者50%的工资由政府负担。

　　不同类型脱北者的境况

　　精英脱北者：身份特殊，受到韩国政府特别优待和保护

　　脱北者中的精英，由于在指导对朝工作方面有重要作用，故大都受到韩国政府的特别待遇。脱北者中级别最高的黄长烨，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等职，他在1997年逃入韩国驻华大使馆后，即被保护起来，直到2010年去世。2016年，原朝鲜驻英国公使太永浩一家脱北后，也被韩国政府要求暂停公开活动，施以严密保护。

　　据统计，目前有20多名脱北官员从事分析朝鲜局势、树立对朝战略等相关工作。如在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韩国国家情报院下属研究机构)中，原朝鲜外交官高英焕任副院长、原朝鲜地方书记薛正植任研究委员，原在朝鲜从事宣传工作的张振成任情报分析师等。

　　普通脱北者：家庭平均收入远低于韩国普通家庭

　　为让普通脱北者尽快融入新社会，韩国政府尽了很多努力，但仍有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脱北者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到韩国后，大多只能充当服务员或从事体力劳动。据韩国智库“朝鲜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2015年脱北者经济、社会综合实情》显示，脱北者中，一个月赚取不到100万韩元(约合5500元人民币)的占57.8%;只有不到10%的收入超过200万韩元。2014~2015年，脱北者家庭的月平均收入为149万韩元，相当于普通韩国家庭的35%左右。2010~2015年韩国平均失业率为3.4%;脱北者的失业率则达到了8.3%。

　　有部分女性脱北者，为了“赚大钱”而选择从事性工作。她们主要在所谓“胡同茶馆”中打工，从事门票营业(每小时支付费用带服务员出去)或去第二轮(性交易)。曾有韩国记者采访这些脱北女性，她们大都表示，“职业教育也没什么实际用处。脱北者可以赚大钱的工作除了性交易以外很难找到其他的”。

　　为鼓励脱北者在韩国开启成功人生的信心，韩国媒体对于那些成功融入韩国社会的脱北者，往往会给予特别关注，以树立榜样。如：2002年逃到韩国的柳金丹，在韩国雇佣劳动部的资助下，考取了公交司机驾驶证，成为十年无事故驾驶的公交车模范司机;2013年来到韩国的张文慧，努力考取了10多个资格证，成功申请成为旅游翻译向导;2001年脱北的韩恩玉，在韩国政府补贴及教会资助下，从教员大学毕业，在2016年成为首个通过韩国教师任用考试的脱北者。

　　图：成为旅游翻译向导的张文慧，在给中国游客指路

　　青少年脱北者：身材普遍矮小，在学校易受排挤被同学嘲笑

　　青少年脱北者的境遇有其特殊性。

　　一方面，他们感受到韩国社会的种种不同。十几岁到韩国的尹哲秀(化名)曾感慨说，现在“家里一天24小时不断电这一点令其感到惊讶。虽然其原本生活的故乡是朝鲜数一数二的工业城市，但一到晚上仍会停电，所以一般到了9点就早早上床睡觉了。另外，与在朝鲜时只能去山上打打闹闹不同，在韩国可以玩计算机游戏，还可以和朋友一起去唱卡拉OK。最重要的是不用为吃犯愁。”

　　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早早地直面许多现实问题。位于首尔的黎明学校是一所专门招收脱北青少年的学校，这里学生的平均身高，明显不及同龄韩国人。这在脱北者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研究者分析了8214名脱北者的平均身高，发现男性为165.4厘米，女性为154.2厘米。该校教导主任赵明淑发现，“就读于黎明学校的部分学生因为这个原因每天早晚都吃成长丸，女学生大都穿高跟鞋”。许多孩子“不想因为身材矮小而被别人指点”而选择注射“成长荷尔蒙”或吃“成长丸”。

　　相对于身体不如韩国学生，青少年脱北者在学习上，面临更多困难。比如，英语、韩语等方面存在弱势，尤其需要重新学习世界史和韩国史。一名上初三的脱北者学生曾对记者说：“很难改掉北韩口音，也很难听懂其他同学运用自如的简略语或外语。因为不懂什么是乐斯菲斯，生长环境不同，语言又不通，刚开始对我很好的同学也渐渐开始不愿和我交往。”脱北者学生在学校中经常被普通韩国学生排挤、嘲笑，被问“你是间谍吗”“那是哪个国家的话啊”等。

　　假冒脱北者：朝鲜间谍潜伏韩国，执行暗杀等任务

　　因为不适应在韩国的生活，小部分脱北者希望返回朝鲜。亦有个别脱北者为了赚钱，选择与朝鲜当局合作成为间谍。如2004年，某蔡姓脱北者曾配合朝鲜保卫部，将计划逃往韩国的5名脱北者诱至图们江边，由保卫部抓回了朝鲜。

　　朝鲜当局也会秘密安排间谍，假装脱北者前往韩国执行任务。据统计，2008~2012年，有13名朝鲜派往韩国的脱北者间谍被捕。这些间谍往往没有特别的活动经费，因为“如果通过韩国政府的联合审问等关卡，就可以得到初期定居费”，他们也没有明确的任务，只是被要求“在南韩定居等待指令”。2010年被捕的董明官和金明浩比较特殊，他们接受过长达6年的暗杀训练，目标是“杀死姓黄的家伙”，即黄长烨。

　　韩国财政很难负担大量脱北者

　　历届韩国政府都很重视脱北者工作，认为脱北者会成为未来韩朝统一后的“桥梁”。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曾说，“脱北者是先到来的统一，也是统一的试验场”，指示“相关部门要紧密合作，再次检查安定脱北者的制度”，建立起能充分收容脱北者的体制和能力。

　　但是，对于大规模收容脱北者，许多韩国人心存疑虑。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金昞渊(音)，2016年曾撰文指出，“若朝鲜居民相信朴总统让他们来韩的话，每年有10万名朝鲜居民来韩，那么以一人一户为基准……一共还需再提供2万亿韩元的资金”，此外“再加上医疗费、教育费、退休金、就业相关费用和基础生活保障金，再包括行政费用”，将是韩国财政难以承受的重负。同时，金昞渊(音)希望，先充分研究如何使脱北者融入韩国社会。

　　文在寅这位“脱北者”之子上台后，韩国政府的“脱北者”政策将会有何种变化，值得拭目以待。

　　图：一再成为新闻人物的朴研美，13岁时随母亲脱北，现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