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决定冷战后美国对俄战略制定的主要依据，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联系。冷战后美对俄政策的一个基点，是美国对俄罗斯(苏联)的历史记忆、美俄(苏联)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对俄罗斯(苏联)近现代发展史的基本印象。其中苏共70 年的统治史及沙俄数百年的帝国史，成为美国观察俄罗斯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这一点在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塔尔博特(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彼得· 罗德曼(小布什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等深谙欧、俄文化历史的现实主义战略家那里，尤其被反复强调。

　　布热津斯基就明确表示，美国不能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表面的光环、西方资金流入的主要受益者或增长率的起伏”等表象来评判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或制定美国对俄政策，而应从“持续500 年之久的俄罗斯帝国(这一帝国到了苏联时代扩展成更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这一历史视野看问题。他还强调，“绝不能低估70 年共产主义的历史”对俄罗斯民族和人民带来的深刻影响。 基辛格则始终认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在于俄罗斯文化所固有的侵略本性。赖斯在为小布什第一任外交进行政策设计时，其对俄政策观同样首先建立在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理解上。

　　19 世纪，美国把俄罗斯视为欧洲专制制度的象征。1917 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又被视为邪恶的激进势力的化身。直到1934 年，美苏才正式建交。在共同面临法西斯威胁的时期，罗斯福总统一度坚信，无论是几百年的沙皇专制和帝国主义，还是斯大林长达一代人的统治，都不会对战后的美苏合作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种状况随着“二战”的结束旋即发生逆转。冷战时期美苏既武力相向，又进行谈判。

　　美国当时对苏政策形成三派意见：一派认为谈判过程本身即可“和平地”改变苏联的制度;一派认为只有对社会主义开战并搞垮这一制度，才会有永久的和平;一派认为遏制苏联需要外交努力与军事压力双管齐下，要将苏联耗得筋疲力尽，没了往日的意识形态狂热，并从宣扬意识形态转为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

　　基于此种认知，冷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对俄政策将重心放在对俄罗斯的内部改造上。美国决策者深信，只有从内在体制上演变俄罗斯并将其改造成真正的西式民主国家，才可能逐步切断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与传统的俄罗斯及苏联的政治文化纽带。美国这种想法往往还同俄罗斯领导人的个人理念及风格联系在一起，因此，培植一个“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成为美国对俄政策的目标。

　　克林顿时期，美国曾用一种不切实际的姿态吹捧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演变成“一个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与互联网联网”。而小布什时期，美国对普京个人的评价也大起大落，先是认定“这是个可以打交道甚至值得信赖的人”，后又发现普京原来并未摆脱俄罗斯传统帝国文化的影响，与其说是“俄罗斯的第一人”，还不如说是“后苏联时代的最后一人”。这种对个人风格及其理念的好恶反映了美国对俄政策制定背后的历史联系观。

　　第二，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先看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一般而言，美国在制定和推进其全球战略时，依据实力、意图、价值观、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多个综合性指标，将各主要力量按亲疏标准划分为朋友、盟友、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敌人等六类。根据这一划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定位中始终在“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三者之间游移，而其中的转换，依美国战略取向、俄罗斯发展方向及国际格局发展变化三大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定。

　　克林顿时期，俄罗斯一度被视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小布什时期，俄罗斯重新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有滑向“潜在敌手”的危险性。同时，美国不同部门对俄罗斯的战略定位也不尽一致，像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部门，始终没有放弃将俄罗斯视为“潜在敌手”，而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俄罗斯的判断则相对温和。小布什执政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俄罗斯事务办公室被并入欧洲事务办公室。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在布什政府看来，俄罗斯已不是一个需要专门对待的“大问题”。

　　分析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定位的状况还有一个标准，即依据所谓美国对外在威胁的分类。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姆· 佩里在其著名的《预防性防御》一书中，将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威胁依其严重程度从“最危险的”到“最不危险的”划分为三类，即对美国及其盟国生存构成威胁的“甲类”威胁、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国利益但没有威胁到生存或生活方式的“乙类”威胁、对美国利益和安全有间接影响但无直接威胁的“丙类”威胁。根据这一标准，俄罗斯处于“甲类”和“乙类”威胁之间。在佩里等人看来，俄罗斯虽不可能像冷战时期苏联那样对美国生存构成威胁，但其潜在的破坏能力远高于中东和朝鲜半岛等“乙类”威胁。

　　再从地缘战略层面看，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以美国自身为大脑或灵魂，以美洲大陆为躯干，以欧洲和亚太为两翼，以欧洲的北约和亚洲的美日同盟为两大支撑，对欧亚大陆实行合围。因此，美国全球战略往往被简化为欧亚大陆战略。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如果不控制欧亚大陆，美国不过是“两洋中的一个大岛屿”而已。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几乎就是一部“美国欧亚大陆战略报告”。

　　因此，苏联虽然解体，但在美国战略家眼中，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因其天然的地理存在，即构成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自然障碍”。更何况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转型缓慢，在军事上仍是可与美国展开全球抗衡的唯一国家。凡此决定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独特分量。

　　美国战略家有一个重大命题：如果欧亚大陆上的俄、中、印三国有任何一国试图挑战美国，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都还任重道远;而如果三国，甚至两国结成反美战略联盟，美国全球战略则将功亏一篑。美国对俄政策的基点之一就是使俄罗斯融入西方体系，防止俄与中、印走得过近。

　　第三，俄罗斯在美国塑造“转型国家”中的特殊作用。苏东阵营瓦解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诸多国家被美国统称为“转型国家”。其中中东欧地区的诸多国家，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家，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等，均在其列。但最主要的“转型国家”是俄罗斯、中国、印度三国。5 根据美国的判断，这三个国家都是大国，都有核武器，发展方向都不明确，对美国都构成某种威胁。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三国顺利走向民主化，并确保中国强而不斗、俄罗斯弱而不乱、印度崛而不起。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足以影响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因此，如何经营好这些“转型国家”成为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政府的一道难题。

　　由于俄罗斯是苏联的直接继承者，而且与东欧、中亚诸多“转型国家”存在深厚的利益联系，因此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具有示范作用和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对于美国改造“转型国家”的战略而言，俄罗斯的改造可谓成败攸关，十分关键。正因如此，美国在处理对俄关系时不得不小心谨慎，既要压制，也得安抚;既希望其继续“大而不强”，又不希望出现大乱。其中政策度的拿捏，让美国执政者颇费周章，也使得美国对俄政策一直起伏不稳。这是观察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第四，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俄罗斯虽然不再具有苏联那样的实力地位，却依然具有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力。其与中国、印度特殊的历史联系，与欧洲国家长期的对立关系，对东欧、中亚、高加索地区特殊的影响力，加之所处的特殊战略位置，使美国在规划对俄政策时，不能不将其置于美欧俄、美中俄、美印俄等三角关系框架中去运筹。其中，美欧俄三角关系是美国处理对俄关系的一个大背景。

　　在美国战略家们看来，美欧俄三角关系的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欧洲帮助美国在俄美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协助俄罗斯融入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俄罗斯最终加入北约;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俄罗斯最终加入欧盟;最坏的可能性是俄罗斯继续同美国和欧盟对抗。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希望看到的则是第一种可能性。而对于第二种可能性，即俄罗斯加入北约，美国态度犹疑：既认为这是从军事安全上全面控制俄罗斯的绝好机遇，又担心此举“要么会把这个大西洋联盟变成一个小联合国式的安全组织，要么变成一个泛亚洲尤其是泛化的西方工业民主国家的联盟”，最终使北约的存在变得没有实质意义。对于第三种可能性，即俄罗斯加入欧盟，美国虽表面不好反对，实则非常担心此举会造成大西洋两岸的分裂。诚如许多美国战略家们所预言的那样，倘若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纽带比欧洲与美国的纽带还要密切的话，哪怕是与后者相近，也会触发跨大西洋关系的一场巨变。因此，美国一方面表示“欧盟和北约的继续扩大并不预先排除俄罗斯最终参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不断提高俄罗斯加入的前提和要价，使俄罗斯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北约的核心决策圈和欧盟之外。

　　美国从美欧俄三角关系角度制定对俄政策的另一背景，则是冷战后美欧矛盾的逐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欧俄之间的任何靠近都将引发美国方面的无限联想。冷战后，美欧矛盾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冷战结束到1999 年科索沃战争，美欧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和北约《华盛顿文件》发表，美欧暂时弥合了彼此的矛盾，双方在北约东扩、北约功能的转型、共同应对俄罗斯的挑战等方面达成了新的战略共识。这一阶段，美欧关系远高于欧俄关系。

　　第二阶段从1999 年到2002 年伊拉克战争。美欧矛盾进一步从经济分歧和政治冲突深化到战略冲突和价值观的分歧。其结果，欧俄关系开始越走越近，伊拉克战争时期法、德、俄三国居然联合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痛定思痛，美国决策者开始意识到，俄罗斯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美欧关系的命运，美欧俄三角关系处理不慎，恐将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个阶段即从2002 年至今，是美欧关系的重新调整期，也是美欧俄三角关系的重塑期，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布什政府对俄用强、对欧怀柔，期望重新掌握美欧俄互动的主动权。

　　总之，冷战后美国在经营美欧俄三角关系时，形成了几个基本政策支轴。(1)根本目标是将俄罗斯消化于美欧跨大西洋共同体之中，借此强化美欧关系而不是使俄罗斯成为美欧关系的障碍。(2)为此，一定程度地接纳俄罗斯进入美欧体系，使“七国集团”变成“八国集团”，使北约“19+1”机制变成“20 国机制”。(3)上述动作有一定限度，亦即，使俄罗斯从属于美欧关系而非成为完全的对等角色，更不能成为美欧关系的牵制因素。一旦出现此类动向，美国的对俄、对欧政策即会随机应变，加以调整。(4)从长期看，美国在欧俄之间搞平衡面临更大难度。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拉近欧俄关系，而俄罗斯要实现全面复兴，也必然把战略视角转向欧洲，欧俄关系发展势头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另一个“三角关系”是美中俄关系。由于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所留下的历史记忆和战略遗产，美中俄三角虽然不能再支撑整个国际格局，但对于欧亚大陆格局的影响力仍独一无二。因此，美国对俄政策往往是与其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的担心有两个：一是中俄两个欧亚大陆大国完全按照自己的节拍和目标实现复兴和崛起，从而同美国主导的西方政治、经济、价值体系形成冲突;二是中俄联手，共同形成抗衡美国的“同盟关系”或“准同盟关系”，这无疑将使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全球战略目标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并不惧怕俄中联盟，因为随着中俄各自的发展，它们之间复杂的双边问题也将应运而生。“两个大国，彼此相邻，同时作为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强国而崛起，当它们看到共同的威胁时，双方可能暂时处于同一立场;当这种共识消失时，它们则必须处理一系列复杂的难题。”但是，对于美国执政者来说，其政策基点不可能建立在相信中俄无法结成反美统一战线的判断上。

　　因此，美国追求的目标也相应有两点：一是通过“建设性接触”(克林顿时期的政策)或“带保险的融合”(小布什时期的政策)等手段，塑造或改造中俄两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二是居中制衡，利用自身实力及战略优势，在中俄之间“打楔子”，防止中俄走得过近，使中俄各自同美国的关系高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中手法，则是交替使用“冷俄热中”或“冷中热俄”两手。

　　除了美欧俄、美中俄等两对重要的三角关系外，美俄印三角也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美国的一个目标是，尽快完成美印关系的历史性和战略性转变，使印度逐步脱离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安全纽带依然深厚的“俄印特殊关系”框架，进入美国主导的“新南亚战略体系”，从而至少使印度在美俄印三角关系中扮演有助于美实现全球战略利益的建设性作用。此外，东欧、中东、中亚、高加索等“第三方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亚、高加索地区及中东地区，在进入21 世纪之后越来越成为美国对俄政策制定中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

　　概而言之，决定冷战后美国对俄战略制定的主要依据，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联系。冷战后美对俄政策的一个基点，是美国对俄罗斯(苏联)的历史记忆、美俄(苏联)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对俄罗斯(苏联)近现代发展史的基本印象。其中苏共70 年的统治史及沙俄数百年的帝国史，成为美国观察俄罗斯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这一点在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塔尔博特(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彼得· 罗德曼(小布什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等深谙欧、俄文化历史的现实主义战略家那里，尤其被反复强调。

　　布热津斯基就明确表示，美国不能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表面的光环、西方资金流入的主要受益者或增长率的起伏”等表象来评判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或制定美国对俄政策，而应从“持续500 年之久的俄罗斯帝国(这一帝国到了苏联时代扩展成更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这一历史视野看问题。他还强调，“绝不能低估70 年共产主义的历史”对俄罗斯民族和人民带来的深刻影响。 基辛格则始终认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在于俄罗斯文化所固有的侵略本性。赖斯在为小布什第一任外交进行政策设计时，其对俄政策观同样首先建立在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理解上。

　　19 世纪，美国把俄罗斯视为欧洲专制制度的象征。1917 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又被视为邪恶的激进势力的化身。直到1934 年，美苏才正式建交。在共同面临法西斯威胁的时期，罗斯福总统一度坚信，无论是几百年的沙皇专制和帝国主义，还是斯大林长达一代人的统治，都不会对战后的美苏合作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种状况随着“二战”的结束旋即发生逆转。冷战时期美苏既武力相向，又进行谈判。

　　美国当时对苏政策形成三派意见：一派认为谈判过程本身即可“和平地”改变苏联的制度;一派认为只有对社会主义开战并搞垮这一制度，才会有永久的和平;一派认为遏制苏联需要外交努力与军事压力双管齐下，要将苏联耗得筋疲力尽，没了往日的意识形态狂热，并从宣扬意识形态转为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

　　基于此种认知，冷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对俄政策将重心放在对俄罗斯的内部改造上。美国决策者深信，只有从内在体制上演变俄罗斯并将其改造成真正的西式民主国家，才可能逐步切断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与传统的俄罗斯及苏联的政治文化纽带。美国这种想法往往还同俄罗斯领导人的个人理念及风格联系在一起，因此，培植一个“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成为美国对俄政策的目标。

　　克林顿时期，美国曾用一种不切实际的姿态吹捧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演变成“一个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与互联网联网”。而小布什时期，美国对普京个人的评价也大起大落，先是认定“这是个可以打交道甚至值得信赖的人”，后又发现普京原来并未摆脱俄罗斯传统帝国文化的影响，与其说是“俄罗斯的第一人”，还不如说是“后苏联时代的最后一人”。这种对个人风格及其理念的好恶反映了美国对俄政策制定背后的历史联系观。

　　第二，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先看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一般而言，美国在制定和推进其全球战略时，依据实力、意图、价值观、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多个综合性指标，将各主要力量按亲疏标准划分为朋友、盟友、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敌人等六类。根据这一划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定位中始终在“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三者之间游移，而其中的转换，依美国战略取向、俄罗斯发展方向及国际格局发展变化三大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定。

　　克林顿时期，俄罗斯一度被视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小布什时期，俄罗斯重新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有滑向“潜在敌手”的危险性。同时，美国不同部门对俄罗斯的战略定位也不尽一致，像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部门，始终没有放弃将俄罗斯视为“潜在敌手”，而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俄罗斯的判断则相对温和。小布什执政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俄罗斯事务办公室被并入欧洲事务办公室。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在布什政府看来，俄罗斯已不是一个需要专门对待的“大问题”。

　　分析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定位的状况还有一个标准，即依据所谓美国对外在威胁的分类。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姆· 佩里在其著名的《预防性防御》一书中，将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威胁依其严重程度从“最危险的”到“最不危险的”划分为三类，即对美国及其盟国生存构成威胁的“甲类”威胁、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国利益但没有威胁到生存或生活方式的“乙类”威胁、对美国利益和安全有间接影响但无直接威胁的“丙类”威胁。根据这一标准，俄罗斯处于“甲类”和“乙类”威胁之间。在佩里等人看来，俄罗斯虽不可能像冷战时期苏联那样对美国生存构成威胁，但其潜在的破坏能力远高于中东和朝鲜半岛等“乙类”威胁。

　　再从地缘战略层面看，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以美国自身为大脑或灵魂，以美洲大陆为躯干，以欧洲和亚太为两翼，以欧洲的北约和亚洲的美日同盟为两大支撑，对欧亚大陆实行合围。因此，美国全球战略往往被简化为欧亚大陆战略。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如果不控制欧亚大陆，美国不过是“两洋中的一个大岛屿”而已。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几乎就是一部“美国欧亚大陆战略报告”。

　　因此，苏联虽然解体，但在美国战略家眼中，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因其天然的地理存在，即构成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自然障碍”。更何况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转型缓慢，在军事上仍是可与美国展开全球抗衡的唯一国家。凡此决定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独特分量。

　　美国战略家有一个重大命题：如果欧亚大陆上的俄、中、印三国有任何一国试图挑战美国，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都还任重道远;而如果三国，甚至两国结成反美战略联盟，美国全球战略则将功亏一篑。美国对俄政策的基点之一就是使俄罗斯融入西方体系，防止俄与中、印走得过近。

　　第三，俄罗斯在美国塑造“转型国家”中的特殊作用。苏东阵营瓦解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诸多国家被美国统称为“转型国家”。其中中东欧地区的诸多国家，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家，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等，均在其列。但最主要的“转型国家”是俄罗斯、中国、印度三国。5 根据美国的判断，这三个国家都是大国，都有核武器，发展方向都不明确，对美国都构成某种威胁。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三国顺利走向民主化，并确保中国强而不斗、俄罗斯弱而不乱、印度崛而不起。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足以影响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因此，如何经营好这些“转型国家”成为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政府的一道难题。

　　由于俄罗斯是苏联的直接继承者，而且与东欧、中亚诸多“转型国家”存在深厚的利益联系，因此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具有示范作用和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对于美国改造“转型国家”的战略而言，俄罗斯的改造可谓成败攸关，十分关键。正因如此，美国在处理对俄关系时不得不小心谨慎，既要压制，也得安抚;既希望其继续“大而不强”，又不希望出现大乱。其中政策度的拿捏，让美国执政者颇费周章，也使得美国对俄政策一直起伏不稳。这是观察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第四，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俄罗斯虽然不再具有苏联那样的实力地位，却依然具有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力。其与中国、印度特殊的历史联系，与欧洲国家长期的对立关系，对东欧、中亚、高加索地区特殊的影响力，加之所处的特殊战略位置，使美国在规划对俄政策时，不能不将其置于美欧俄、美中俄、美印俄等三角关系框架中去运筹。其中，美欧俄三角关系是美国处理对俄关系的一个大背景。

　　在美国战略家们看来，美欧俄三角关系的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欧洲帮助美国在俄美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协助俄罗斯融入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俄罗斯最终加入北约;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俄罗斯最终加入欧盟;最坏的可能性是俄罗斯继续同美国和欧盟对抗。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希望看到的则是第一种可能性。而对于第二种可能性，即俄罗斯加入北约，美国态度犹疑：既认为这是从军事安全上全面控制俄罗斯的绝好机遇，又担心此举“要么会把这个大西洋联盟变成一个小联合国式的安全组织，要么变成一个泛亚洲尤其是泛化的西方工业民主国家的联盟”，最终使北约的存在变得没有实质意义。对于第三种可能性，即俄罗斯加入欧盟，美国虽表面不好反对，实则非常担心此举会造成大西洋两岸的分裂。诚如许多美国战略家们所预言的那样，倘若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纽带比欧洲与美国的纽带还要密切的话，哪怕是与后者相近，也会触发跨大西洋关系的一场巨变。因此，美国一方面表示“欧盟和北约的继续扩大并不预先排除俄罗斯最终参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不断提高俄罗斯加入的前提和要价，使俄罗斯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北约的核心决策圈和欧盟之外。

　　美国从美欧俄三角关系角度制定对俄政策的另一背景，则是冷战后美欧矛盾的逐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欧俄之间的任何靠近都将引发美国方面的无限联想。冷战后，美欧矛盾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冷战结束到1999 年科索沃战争，美欧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和北约《华盛顿文件》发表，美欧暂时弥合了彼此的矛盾，双方在北约东扩、北约功能的转型、共同应对俄罗斯的挑战等方面达成了新的战略共识。这一阶段，美欧关系远高于欧俄关系。

　　第二阶段从1999 年到2002 年伊拉克战争。美欧矛盾进一步从经济分歧和政治冲突深化到战略冲突和价值观的分歧。其结果，欧俄关系开始越走越近，伊拉克战争时期法、德、俄三国居然联合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痛定思痛，美国决策者开始意识到，俄罗斯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美欧关系的命运，美欧俄三角关系处理不慎，恐将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个阶段即从2002 年至今，是美欧关系的重新调整期，也是美欧俄三角关系的重塑期，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布什政府对俄用强、对欧怀柔，期望重新掌握美欧俄互动的主动权。

　　总之，冷战后美国在经营美欧俄三角关系时，形成了几个基本政策支轴。(1)根本目标是将俄罗斯消化于美欧跨大西洋共同体之中，借此强化美欧关系而不是使俄罗斯成为美欧关系的障碍。(2)为此，一定程度地接纳俄罗斯进入美欧体系，使“七国集团”变成“八国集团”，使北约“19+1”机制变成“20 国机制”。(3)上述动作有一定限度，亦即，使俄罗斯从属于美欧关系而非成为完全的对等角色，更不能成为美欧关系的牵制因素。一旦出现此类动向，美国的对俄、对欧政策即会随机应变，加以调整。(4)从长期看，美国在欧俄之间搞平衡面临更大难度。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拉近欧俄关系，而俄罗斯要实现全面复兴，也必然把战略视角转向欧洲，欧俄关系发展势头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另一个“三角关系”是美中俄关系。由于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所留下的历史记忆和战略遗产，美中俄三角虽然不能再支撑整个国际格局，但对于欧亚大陆格局的影响力仍独一无二。因此，美国对俄政策往往是与其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的担心有两个：一是中俄两个欧亚大陆大国完全按照自己的节拍和目标实现复兴和崛起，从而同美国主导的西方政治、经济、价值体系形成冲突;二是中俄联手，共同形成抗衡美国的“同盟关系”或“准同盟关系”，这无疑将使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全球战略目标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并不惧怕俄中联盟，因为随着中俄各自的发展，它们之间复杂的双边问题也将应运而生。“两个大国，彼此相邻，同时作为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强国而崛起，当它们看到共同的威胁时，双方可能暂时处于同一立场;当这种共识消失时，它们则必须处理一系列复杂的难题。”但是，对于美国执政者来说，其政策基点不可能建立在相信中俄无法结成反美统一战线的判断上。

　　因此，美国追求的目标也相应有两点：一是通过“建设性接触”(克林顿时期的政策)或“带保险的融合”(小布什时期的政策)等手段，塑造或改造中俄两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二是居中制衡，利用自身实力及战略优势，在中俄之间“打楔子”，防止中俄走得过近，使中俄各自同美国的关系高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中手法，则是交替使用“冷俄热中”或“冷中热俄”两手。

　　除了美欧俄、美中俄等两对重要的三角关系外，美俄印三角也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美国的一个目标是，尽快完成美印关系的历史性和战略性转变，使印度逐步脱离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安全纽带依然深厚的“俄印特殊关系”框架，进入美国主导的“新南亚战略体系”，从而至少使印度在美俄印三角关系中扮演有助于美实现全球战略利益的建设性作用。此外，东欧、中东、中亚、高加索等“第三方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亚、高加索地区及中东地区，在进入21 世纪之后越来越成为美国对俄政策制定中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