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对去年以来两国边境对峙的既往教训进行了总结，同时也表达了希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的愿望，从而为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推进务实合作积累条件。此前不久，中印边境西段的紧张局势也开始逐步降温。2月10日，中印两军位于班公湖南、北岸的一线部队开始同步组织脱离接触。在实现班公湖地区一线部队脱离接触后，2月20日，中印两军举行了第十轮军长级会谈，继续就解决西段边境其他地区的问题进行谈判。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对峙事件正在朝逐步解决的方向发展，当然还可能存在一定的曲折和变数。

　　本轮中印边境对峙已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两军对峙事件。如果从2020年5月6日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两国边防人员肢体冲突算起，此次对峙已经持续了11个月之久。更严重的是，这次对峙事件导致两国都发生人员伤亡，边境管控机制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印军蓄意攻击中方交涉人员，首先在边境地区开枪，打破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印方在边境对峙中的做法和思维

　　2020年爆发的边境对峙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焦点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2020年6月15日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虽然局势紧张，但是现地按照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脱离接触。对峙后期焦点在班公湖地区，主要是印军在2020年8月底抢占班公湖南岸高地，制造了新的争议点，扩大了边境局势的冲突面，一直延续到2021年2月10日才开始缓解。在这一过程中，印度对华政策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充分展现。

　　一是印度行为逻辑的霸道和做法上的进攻性、冒险性。2017年洞朗对峙爆发的原因是印度宣称出于所谓“安全关切”，印方人员越过边界线进入中国领土。2020年对峙则是印方首先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抵边越线修路架桥，单方面改变当地现状，并且置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于不顾，蓄意挑起肢体冲突。印度在边境地区的行为逻辑完全是霸道的，其自己的所谓“安全关切”必须得到照顾，却丝毫不考虑挑衅侵略给对方造成的安全损失。

　　印度行为上的冒险性，充分展现在2020年8月底抢占班公湖南岸制高点的行动上。印军通过一段时间的细致策划，竟然采取所谓“先发制人”举动，并且为阻止中方部队维权而率先开枪，这极易引发误判而导致严重后果。印度陆军北部军区司令乔希在2021年2月的采访中就坦承，当时的现地局势一度濒临战争边缘。

　　二是印度试图通过扩大争议的方式来达成其图谋。在中国对印度破坏现地状况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后，印度非常清楚在边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行动能力方面自己追赶不上中国，于是提出双方要将边境状况恢复到其挑衅之前(4月初)。在发现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后，印方开始搞事来扩大争议，以获得对其有利的“谈判筹码”。以往边境对峙发生后，印度一旦认为自己吃亏，往往会寻求在其有优势的地方制造新争议，“开辟新战场”，并试图将两个争议点相“挂钩”。印军对班公湖南岸的强占，显然遵从的是相似的逻辑。

　　此外，印度高层还不断放话称，边境问题是发展印中关系的前提。只有按照印方诉求解决了边境对峙问题，才能发展印中关系。与之配套的具体做法是，在安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印度不断采取反华举措作为“反制”。而且，印方还通过各个渠道放话，如果中方不在边境问题上满足其诉求，印度就要在中国敏感并关切的议题上改变过去的做法。

　　三是印度高层领导与印军一线官兵在边境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过去常常将印军越线和挑衅的举动归结于一线印军军官更大的决策权和“邀功”心态。在2018年两国领导人的武汉非正式会晤中，两国都共同表示要管控好一线官兵。在2020年6月17日的外长通话中，中方要求印方对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严惩肇事责任人，严格管控好一线部队。然而，实际的情形正如印度陆军北部军区司令乔希所说，一线印军的开枪和各种举动都得到了印度高层的授权和认可。

　　印度不仅不管束一线部队，实际上还采取措施来刺激一线部队的挑衅。印度不仅没有公开调查和追责加勒万河谷事件的肇事者，反而给死去的官兵搞国葬，还在印度“共和国日”声势浩大地嘉奖那些参与挑衅行动的印军，如制造加勒万流血冲突的上校巴布。简言之，印方似乎并不希望在边境地区“息事宁人”。

　　中国对边境对峙的理性应对及经验启示

　　2020年发生的这场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与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相呼应，对中国外交与战略构成了较大挑战。中国以一贯的理性和克制的态度，坚决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同时这场对峙也考验了中印关系的“成色”。

　　与洞朗对峙相比，中国在这次对峙中表现得更加成熟。特别是，这次中国的整体表现可谓行胜于言。在整个对峙期间，中国很注重现地局势的实际应对和控制，在实际对峙中现地不吃亏，而且始终站在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上。特别是自始至终明确表示：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清晰的，责任完全在印度一方。随着后续越来越多的情况披露，更是验证了中方的有理有据。

　　在媒体舆论上，中国仅保持必要的官方回应和报道宣传，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两国关系整体大局。对外部的舆论炒作，中国并没有一一回应，只是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权威和连续一贯的事实介绍。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几次舆论引导上，中国还实现了主动。

　　中国在对峙中展现了坚决斗争的一面，特别是大量官兵“陪”印军在边境过冬，显示了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最终达成的两军脱离接触，虽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边境问题，但是将边境争端暂时性地“冻结”了起来，减少了爆发冲突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也展示了善意和追求和平的态度，不断通过外长会晤和通话、两军间的军长级会晤，以及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等，与印方保持着各个层级的沟通。

　　在中印关系大局中，中国一向是维稳的一方，而印度则错误地抱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偏执态度。边境对峙发生后，中国以大局为重，多次明确表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没有变化”;相反，印度高层却高调宣称，印度的对华政策回不到从前了。中国的高姿态，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印度的对华反制，还需要结合印度的文化背景，以及通过对中印关系历史的研究来做出准确判断。同样，由于中印的文化差异，印方常常难以准确理解中方发出的信号。在两国关系史上，经常出现印方似乎不懂互惠，也不识大局的例子。在是非曲直非常清楚的情况下，中方采取一些照顾印方情绪和颜面的做法，客观上却让中国替印度政府“背黑锅”。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原题《最近一轮中印边境西段对峙的回顾与思考》

　　2月2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对去年以来两国边境对峙的既往教训进行了总结，同时也表达了希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的愿望，从而为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推进务实合作积累条件。此前不久，中印边境西段的紧张局势也开始逐步降温。2月10日，中印两军位于班公湖南、北岸的一线部队开始同步组织脱离接触。在实现班公湖地区一线部队脱离接触后，2月20日，中印两军举行了第十轮军长级会谈，继续就解决西段边境其他地区的问题进行谈判。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对峙事件正在朝逐步解决的方向发展，当然还可能存在一定的曲折和变数。

　　本轮中印边境对峙已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两军对峙事件。如果从2020年5月6日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两国边防人员肢体冲突算起，此次对峙已经持续了11个月之久。更严重的是，这次对峙事件导致两国都发生人员伤亡，边境管控机制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印军蓄意攻击中方交涉人员，首先在边境地区开枪，打破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印方在边境对峙中的做法和思维

　　2020年爆发的边境对峙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焦点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2020年6月15日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虽然局势紧张，但是现地按照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脱离接触。对峙后期焦点在班公湖地区，主要是印军在2020年8月底抢占班公湖南岸高地，制造了新的争议点，扩大了边境局势的冲突面，一直延续到2021年2月10日才开始缓解。在这一过程中，印度对华政策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充分展现。

　　一是印度行为逻辑的霸道和做法上的进攻性、冒险性。2017年洞朗对峙爆发的原因是印度宣称出于所谓“安全关切”，印方人员越过边界线进入中国领土。2020年对峙则是印方首先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抵边越线修路架桥，单方面改变当地现状，并且置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于不顾，蓄意挑起肢体冲突。印度在边境地区的行为逻辑完全是霸道的，其自己的所谓“安全关切”必须得到照顾，却丝毫不考虑挑衅侵略给对方造成的安全损失。

　　印度行为上的冒险性，充分展现在2020年8月底抢占班公湖南岸制高点的行动上。印军通过一段时间的细致策划，竟然采取所谓“先发制人”举动，并且为阻止中方部队维权而率先开枪，这极易引发误判而导致严重后果。印度陆军北部军区司令乔希在2021年2月的采访中就坦承，当时的现地局势一度濒临战争边缘。

　　二是印度试图通过扩大争议的方式来达成其图谋。在中国对印度破坏现地状况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后，印度非常清楚在边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行动能力方面自己追赶不上中国，于是提出双方要将边境状况恢复到其挑衅之前(4月初)。在发现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后，印方开始搞事来扩大争议，以获得对其有利的“谈判筹码”。以往边境对峙发生后，印度一旦认为自己吃亏，往往会寻求在其有优势的地方制造新争议，“开辟新战场”，并试图将两个争议点相“挂钩”。印军对班公湖南岸的强占，显然遵从的是相似的逻辑。

　　此外，印度高层还不断放话称，边境问题是发展印中关系的前提。只有按照印方诉求解决了边境对峙问题，才能发展印中关系。与之配套的具体做法是，在安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印度不断采取反华举措作为“反制”。而且，印方还通过各个渠道放话，如果中方不在边境问题上满足其诉求，印度就要在中国敏感并关切的议题上改变过去的做法。

　　三是印度高层领导与印军一线官兵在边境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过去常常将印军越线和挑衅的举动归结于一线印军军官更大的决策权和“邀功”心态。在2018年两国领导人的武汉非正式会晤中，两国都共同表示要管控好一线官兵。在2020年6月17日的外长通话中，中方要求印方对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严惩肇事责任人，严格管控好一线部队。然而，实际的情形正如印度陆军北部军区司令乔希所说，一线印军的开枪和各种举动都得到了印度高层的授权和认可。

　　印度不仅不管束一线部队，实际上还采取措施来刺激一线部队的挑衅。印度不仅没有公开调查和追责加勒万河谷事件的肇事者，反而给死去的官兵搞国葬，还在印度“共和国日”声势浩大地嘉奖那些参与挑衅行动的印军，如制造加勒万流血冲突的上校巴布。简言之，印方似乎并不希望在边境地区“息事宁人”。

　　中国对边境对峙的理性应对及经验启示

　　2020年发生的这场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与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相呼应，对中国外交与战略构成了较大挑战。中国以一贯的理性和克制的态度，坚决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同时这场对峙也考验了中印关系的“成色”。

　　与洞朗对峙相比，中国在这次对峙中表现得更加成熟。特别是，这次中国的整体表现可谓行胜于言。在整个对峙期间，中国很注重现地局势的实际应对和控制，在实际对峙中现地不吃亏，而且始终站在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上。特别是自始至终明确表示：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清晰的，责任完全在印度一方。随着后续越来越多的情况披露，更是验证了中方的有理有据。

　　在媒体舆论上，中国仅保持必要的官方回应和报道宣传，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两国关系整体大局。对外部的舆论炒作，中国并没有一一回应，只是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权威和连续一贯的事实介绍。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几次舆论引导上，中国还实现了主动。

　　中国在对峙中展现了坚决斗争的一面，特别是大量官兵“陪”印军在边境过冬，显示了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最终达成的两军脱离接触，虽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边境问题，但是将边境争端暂时性地“冻结”了起来，减少了爆发冲突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也展示了善意和追求和平的态度，不断通过外长会晤和通话、两军间的军长级会晤，以及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等，与印方保持着各个层级的沟通。

　　在中印关系大局中，中国一向是维稳的一方，而印度则错误地抱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偏执态度。边境对峙发生后，中国以大局为重，多次明确表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没有变化”;相反，印度高层却高调宣称，印度的对华政策回不到从前了。中国的高姿态，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印度的对华反制，还需要结合印度的文化背景，以及通过对中印关系历史的研究来做出准确判断。同样，由于中印的文化差异，印方常常难以准确理解中方发出的信号。在两国关系史上，经常出现印方似乎不懂互惠，也不识大局的例子。在是非曲直非常清楚的情况下，中方采取一些照顾印方情绪和颜面的做法，客观上却让中国替印度政府“背黑锅”。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原题《最近一轮中印边境西段对峙的回顾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