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印对“印太”概念的理解

　　尽管《印太战略报告》对美印合作做出了积极评估，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辛德波尔·辛格(Sinderpal Singh)对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潜力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对美国和印度在印太地区开展合作过于乐观的人忽视了两国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从根本上讲，印度和美国对“印太”的地理概念存在不同理解。美国继续将印太地区定义为印太司令部辖区(从印度洋的印度西海岸到太平洋的美国西海岸)。而印度则认为“Indo”代表整个印度洋，从南非延伸到澳大利亚。对印度而言，西印度洋(包括波斯湾)可以说是印太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次区域，但美国的“印太”概念却没有涵盖这一区域。这种地域范围理解上的差异，突显出两国间不同的认知和战略。美国一直支持印度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而印度出于其军事能力及核心利益上的考虑，认为印度洋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太平洋。如果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伙伴国，那么印太战略必须考虑到双方的目标和宗旨。这意味着美国对印太地区的认知必须拓展到印太司令部辖区以外。西印度洋对印度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且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也需要印度方面综合施策。印度让驻巴林国防武官兼任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司令部代表是其迈出的第一步，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也都必须成为美国在泛印度洋地区对印实施接触战略的一部分，并通过美国印太司令部进行协调。

　　二、美印间的防务合作关系

　　美印关系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等同于联盟关系，因为联盟关系对各方都有一定的约束力，而战略伙伴关系涉及的承诺水平要低得多。此外，在战略伙伴关系中，双方的利益可能会有重叠或分歧。由于对传统联盟关系的抵触，印度的现代外交政策采取了更具模糊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从联合军演、工作会谈，到情报共享、外交磋商，美国仍然是“印度在全球问题上最重要的伙伴。”

　　反之，正如《印太战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将印度定性为“主要防务伙伴”，建立美印2+2部长级对话是将美印双边防务关系提升至“与美国最亲密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同等水平的一环。尽管如此，美国前任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卡拉·阿伯克隆比指出，美印军事伙伴关系尚未发展成美国与其最亲密的伙伴国所享有“合作关系”。阿伯克隆比认为，虽然近年来，美印间在防务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两国间各种对话、军演及交流的成果及其对实现美印安全目标的影响低于预期。美印双边关系仍缺乏成熟伙伴关系的要素，而这些要素对于实现所预期的合作水平至关重要。鉴于美印安全伙伴关系已偏离印度传统的对外政策，出现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同样，美国也在调整既定的双边合作模式，使其能够被印度所接受。

　　美印间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意味着它充满了模糊性，这导致双方有不同的预期。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扩大与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以“确保我们各自的国防部门能够在日常的竞争、危机和冲突中有效开展合作。”美方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会更加适应这种双边军事合作。相反，新德里方面似乎却希望与美国就共同关心的防务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但双方是平行作战而不是联合作战，以便在保持战略自治的同时，获得合作的红利。

　　美印双边多军种联合军演的范围和复杂程度正在不断增加，这使许多观察人士注意到印军与美军开展联合演习的数量最多。然而，演习数量的增加掩盖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这种频次的军事交流并不会提高两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单从演习数量上看，美军与新加坡以及日本等条约盟国举行的演习远比与印度举行的联演多。因此，美印两国仍然难以实施联合作战。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之一是，虽然美国强调协同作战及军事交流的深度，但印度国防部却认为，演习是与伙伴国建立信任的一种方式，更加强调交流的广度，更注重交流的数量，而不是提高协同作战能力。

　　两国繁琐的官僚审查机制会让对方产生不重视战略伙伴关系的印象。在美国，这通常表现在出口管制决策方面。而在印度，国防部高级官员需要亲自审批本国军官与外国同行的接触，这也限制了与战略伙伴国建立个人关系。因此，美印间这种顺畅的双边防务合作尚未形成。在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各层级官员都应定期举行正式和非正式接触。而美印官员除正式对话或计划内接触外，并不会主动地开展接触。

　　为确保美印双边关系得到适当的关注，美国国防部及国务院应任命一位副部长级官员，督导负责处理美印日常关系的助理国防部长的工作。印度方面，应在外交部负责美洲事务的联合秘书办公室、国防部规划和国际合作联合秘书办公室，以及印度驻美武官处增配对美事务人员，以确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员从事推动美印各种对话和双边倡议的工作，同时在计划外互动中与美国同行建立非正式联系。除非美印定期在政府各级部门间开展接触(从战略层面到战术层面)，并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否则两国间防务关系将无法得到稳定发展。

　　三、美印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

　　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与防务联系可能是美印间长期存在的嫌隙。然而，根据实地调查和访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学院(RSIS)外交政策与防务问题专家苏米塔·娜拉亚男·库蒂(Sumitha Narayanan Kutty)认为，美印对伊朗的政策分歧并不是两国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反，她认为两国都在兼顾彼此战略利益，并采取从长计议的方式处理分歧，避免对双边关系造成重大冲击。美印两国通过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话来实现这一目标，并在公开场合淡化双方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作为一个具有全球野心的地区大国，印度愿意承担某些成本(如，美国在2012年和2018年对印度进口伊朗石油实施制裁)，以换取美国包容其在伊朗的优先事项(例如，完成伊朗查巴哈尔港建设项目)。库蒂认为，美国不应期待印度放弃“战略自治”，而是要认识到，印度实际上已经愿意在伊朗等问题上与美国相向而行。此外，华盛顿方面应该承认，印度在伊朗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在该地区对华形成牵制，其对查巴哈尔港的投资及印度-伊朗-阿富汗三边互联互通倡议，应被视为对美国南亚战略的补充。

　　四、美印在南亚地区的合作

　　《印太战略报告》指出，除印度外，美国还寻求“拓展深化”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尽管传统观点认为，印度厌恶和抵制外部干涉其“势力范围”，但布鲁金斯学会印度分部研究员康斯坦丁诺·泽维尔(Constantino Xavier)通过审视美印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发现，两国在南亚地区开展政策协调是有历史的。两国官员曾围绕南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性接触。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南亚地区的行为体，印度越来越愿意与外部势力开展合作。这为美印两国在南亚地区开展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契机。虽然过去美印对该地区第三国的政策长期并行存在，但双方现在更愿意共同努力在南亚和孟加拉湾开展协调与合作。而美国和印度在该地区相互包容的历史则为两国开展更持久、更紧密的接触铺平了道路。为了深化美印在次大陆内外的合作，两国应继续完善沟通渠道，并继续为针对南亚的公共外交及对外联络提供资金支持，激励各自国内围绕中国影响力展开更广泛的研讨。

　　五、美印在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协调

　　考虑到美国在印太愿景中对太平洋地区的偏好，东南亚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地区。《印太战略报告》将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确定为对确保更广泛的地区稳定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在所有亚洲次区域中，东南亚经常被视为美印间最有可能开展合作的地区。鉴于印度的“向东看”政策符合美国在东南亚实施的再平衡政策，两国的地区目标似乎可能完美融合。如果印度和美国无法在这里开展合作，那么很难想象两国在其他利益完全不一致的地区如何开展合作。然而，美印在东南亚开展实质性合作将受到以下因素制约：印度需要优先考虑南亚外交政策的挑战;担心刺激中国;两国外交与安全机构在机制上存在的差异;地区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不良反应。因此，美国和印度目前更有可能并行开展工作，而不是制定共同的地区战略，但两国仍可以加强协调。为此，美国和印度应加强双边外交与军事交流;建立专门的论坛以便围绕东南亚局势交流看法和信息。强化地区安全架构应成为两国努力的重点。特别是，美国和印度应各自集中精力，协助建立整个地区的海上态势感知系统，加强伙伴国海军及海上执法部门的能力建设。最后，通过与日本等志同道合的第三国合作，两国应重新关注东南亚地区互联互通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一、美印对“印太”概念的理解

　　尽管《印太战略报告》对美印合作做出了积极评估，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辛德波尔·辛格(Sinderpal Singh)对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潜力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对美国和印度在印太地区开展合作过于乐观的人忽视了两国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从根本上讲，印度和美国对“印太”的地理概念存在不同理解。美国继续将印太地区定义为印太司令部辖区(从印度洋的印度西海岸到太平洋的美国西海岸)。而印度则认为“Indo”代表整个印度洋，从南非延伸到澳大利亚。对印度而言，西印度洋(包括波斯湾)可以说是印太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次区域，但美国的“印太”概念却没有涵盖这一区域。这种地域范围理解上的差异，突显出两国间不同的认知和战略。美国一直支持印度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而印度出于其军事能力及核心利益上的考虑，认为印度洋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太平洋。如果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伙伴国，那么印太战略必须考虑到双方的目标和宗旨。这意味着美国对印太地区的认知必须拓展到印太司令部辖区以外。西印度洋对印度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且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也需要印度方面综合施策。印度让驻巴林国防武官兼任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司令部代表是其迈出的第一步，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也都必须成为美国在泛印度洋地区对印实施接触战略的一部分，并通过美国印太司令部进行协调。

　　二、美印间的防务合作关系

　　美印关系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等同于联盟关系，因为联盟关系对各方都有一定的约束力，而战略伙伴关系涉及的承诺水平要低得多。此外，在战略伙伴关系中，双方的利益可能会有重叠或分歧。由于对传统联盟关系的抵触，印度的现代外交政策采取了更具模糊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从联合军演、工作会谈，到情报共享、外交磋商，美国仍然是“印度在全球问题上最重要的伙伴。”

　　反之，正如《印太战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将印度定性为“主要防务伙伴”，建立美印2+2部长级对话是将美印双边防务关系提升至“与美国最亲密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同等水平的一环。尽管如此，美国前任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卡拉·阿伯克隆比指出，美印军事伙伴关系尚未发展成美国与其最亲密的伙伴国所享有“合作关系”。阿伯克隆比认为，虽然近年来，美印间在防务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两国间各种对话、军演及交流的成果及其对实现美印安全目标的影响低于预期。美印双边关系仍缺乏成熟伙伴关系的要素，而这些要素对于实现所预期的合作水平至关重要。鉴于美印安全伙伴关系已偏离印度传统的对外政策，出现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同样，美国也在调整既定的双边合作模式，使其能够被印度所接受。

　　美印间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意味着它充满了模糊性，这导致双方有不同的预期。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扩大与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以“确保我们各自的国防部门能够在日常的竞争、危机和冲突中有效开展合作。”美方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会更加适应这种双边军事合作。相反，新德里方面似乎却希望与美国就共同关心的防务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但双方是平行作战而不是联合作战，以便在保持战略自治的同时，获得合作的红利。

　　美印双边多军种联合军演的范围和复杂程度正在不断增加，这使许多观察人士注意到印军与美军开展联合演习的数量最多。然而，演习数量的增加掩盖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这种频次的军事交流并不会提高两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单从演习数量上看，美军与新加坡以及日本等条约盟国举行的演习远比与印度举行的联演多。因此，美印两国仍然难以实施联合作战。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之一是，虽然美国强调协同作战及军事交流的深度，但印度国防部却认为，演习是与伙伴国建立信任的一种方式，更加强调交流的广度，更注重交流的数量，而不是提高协同作战能力。

　　两国繁琐的官僚审查机制会让对方产生不重视战略伙伴关系的印象。在美国，这通常表现在出口管制决策方面。而在印度，国防部高级官员需要亲自审批本国军官与外国同行的接触，这也限制了与战略伙伴国建立个人关系。因此，美印间这种顺畅的双边防务合作尚未形成。在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各层级官员都应定期举行正式和非正式接触。而美印官员除正式对话或计划内接触外，并不会主动地开展接触。

　　为确保美印双边关系得到适当的关注，美国国防部及国务院应任命一位副部长级官员，督导负责处理美印日常关系的助理国防部长的工作。印度方面，应在外交部负责美洲事务的联合秘书办公室、国防部规划和国际合作联合秘书办公室，以及印度驻美武官处增配对美事务人员，以确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员从事推动美印各种对话和双边倡议的工作，同时在计划外互动中与美国同行建立非正式联系。除非美印定期在政府各级部门间开展接触(从战略层面到战术层面)，并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否则两国间防务关系将无法得到稳定发展。

　　三、美印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

　　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与防务联系可能是美印间长期存在的嫌隙。然而，根据实地调查和访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学院(RSIS)外交政策与防务问题专家苏米塔·娜拉亚男·库蒂(Sumitha Narayanan Kutty)认为，美印对伊朗的政策分歧并不是两国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反，她认为两国都在兼顾彼此战略利益，并采取从长计议的方式处理分歧，避免对双边关系造成重大冲击。美印两国通过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话来实现这一目标，并在公开场合淡化双方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作为一个具有全球野心的地区大国，印度愿意承担某些成本(如，美国在2012年和2018年对印度进口伊朗石油实施制裁)，以换取美国包容其在伊朗的优先事项(例如，完成伊朗查巴哈尔港建设项目)。库蒂认为，美国不应期待印度放弃“战略自治”，而是要认识到，印度实际上已经愿意在伊朗等问题上与美国相向而行。此外，华盛顿方面应该承认，印度在伊朗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在该地区对华形成牵制，其对查巴哈尔港的投资及印度-伊朗-阿富汗三边互联互通倡议，应被视为对美国南亚战略的补充。

　　四、美印在南亚地区的合作

　　《印太战略报告》指出，除印度外，美国还寻求“拓展深化”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尽管传统观点认为，印度厌恶和抵制外部干涉其“势力范围”，但布鲁金斯学会印度分部研究员康斯坦丁诺·泽维尔(Constantino Xavier)通过审视美印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发现，两国在南亚地区开展政策协调是有历史的。两国官员曾围绕南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性接触。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南亚地区的行为体，印度越来越愿意与外部势力开展合作。这为美印两国在南亚地区开展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契机。虽然过去美印对该地区第三国的政策长期并行存在，但双方现在更愿意共同努力在南亚和孟加拉湾开展协调与合作。而美国和印度在该地区相互包容的历史则为两国开展更持久、更紧密的接触铺平了道路。为了深化美印在次大陆内外的合作，两国应继续完善沟通渠道，并继续为针对南亚的公共外交及对外联络提供资金支持，激励各自国内围绕中国影响力展开更广泛的研讨。

　　五、美印在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协调

　　考虑到美国在印太愿景中对太平洋地区的偏好，东南亚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地区。《印太战略报告》将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确定为对确保更广泛的地区稳定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在所有亚洲次区域中，东南亚经常被视为美印间最有可能开展合作的地区。鉴于印度的“向东看”政策符合美国在东南亚实施的再平衡政策，两国的地区目标似乎可能完美融合。如果印度和美国无法在这里开展合作，那么很难想象两国在其他利益完全不一致的地区如何开展合作。然而，美印在东南亚开展实质性合作将受到以下因素制约：印度需要优先考虑南亚外交政策的挑战;担心刺激中国;两国外交与安全机构在机制上存在的差异;地区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不良反应。因此，美国和印度目前更有可能并行开展工作，而不是制定共同的地区战略，但两国仍可以加强协调。为此，美国和印度应加强双边外交与军事交流;建立专门的论坛以便围绕东南亚局势交流看法和信息。强化地区安全架构应成为两国努力的重点。特别是，美国和印度应各自集中精力，协助建立整个地区的海上态势感知系统，加强伙伴国海军及海上执法部门的能力建设。最后，通过与日本等志同道合的第三国合作，两国应重新关注东南亚地区互联互通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