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庆祝建国94周年集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精神之于现代土耳其的重要意义，并表示这种精神至今仍存，是维系土团结与发展的基石。但在埃尔多安的反对者和一部分世俗主义者看来，在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政府推行的政策背离了凯末尔主义，背离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一步步将土推向“伊斯兰化”，加剧了土社会的分裂与紧张。

埃尔多安

　　“伊斯兰特征”日益凸显

　　2002年正发党以温和伊斯兰政党的面貌登上土耳其政坛，在执政初期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按照欧盟标准完善法律体系、削减军队权力、巩固民主制度，使土社会的自由化和多元化程度得到较大提升。但是随着其执政地位日益牢固，其政策中的“伊斯兰特征”逐渐显露，引发了国内世俗派人士及美西方国家的疑虑。他们认为推动土社会“伊斯兰化”才是埃尔多安真正关心的“隐秘议程”，而且这一趋势在2011年后明显加速。

　　首先，也是最显著的一点，正发党政府在教育领域推行的改革客观上有利于“伊斯兰化”。2012年，埃尔多安提出要培养“虔诚的下一代”，并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按照保守主义价值观重塑社会意识形态。同年，土政府颁布教育改革法案，对普通高中进行全面整顿，将其改造为专业院校、职业学院和宗教学校等，刺激了宗教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生源向宗教学校流动。比如，规定进入普通高中需要通过考试，进入宗教学校可以免试;增加普通中学入学考试的难度，迫使更多学生选择去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在部分地区，由教育官员按学区将学生分配到宗教学校，无需征求学生本人及家长的同意。2012年，土耳其有宗教初中1099所、宗教高中708所;到2016年9月，分别增加到1961所和1149所。2002年土宗教学校在册学生为6.5万，2013年增长到65.8万，2016年已接近120万。相比之下，世俗初高中学校生源流失严重，在册学生数量增长缓慢。二是把宗教学校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降低学生接受宗教教育的门槛。

　　此前，宗教学校不得招收15岁以下少年儿童，教育改革将这一年龄限制变成10岁，且允许四年级以上学生在家接受父母教育，使大量学龄儿童脱离了普通的世俗化学校环境。2013年，土政府还发起了“古兰经学前教育”工程，旨在“从娃娃抓起”，向更低龄的幼儿传授宗教内容。三是在世俗中学课程设置中加入更多宗教内容，且仅限于伊斯兰逊尼派教义和价值观。非穆斯林可以申请免修，但其他派别的穆斯林要被迫接受逊尼派教育。宗教课程由宗教事务委员会直接管理，教育部无权干涉。此外，政府还放松了对民间办学的资质要求，为宗教组织开设经学院开了绿灯;允许经学院实行寄宿制，这实际上意味着允许孩子从小接受全面的宗教浸染、过严格的宗教生活。

　　其次，土政府加大对宗教事务的资源投入，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涉宗教内容明显增多。一是大力扶持国家宗教管理局、宗教事务委员会等官方宗教机构，扩大其权限;政府财政向宗教事务委员会严重倾斜，该部门的年度预算在十几个部委中一度高居首位;设立宗教事务基金，向穆斯林国家留学生提供资助。二是强调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光辉历史，高调庆祝“攻占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胜利纪念日，强化民众的宗教和民族自豪感;组织民众在全国范围内庆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这些举措在凯末尔时代全面世俗化的政治环境中都曾被明令禁止。三是大规模兴建清真寺。2002～2012年，土新建清真寺17000多座，2012年后数量仍持续增加。目前，土国内清真寺总数已超过90000座，平均每866人就有一座清真寺。与同地区国家相比，其人均占有的清真寺数量是伊朗的两倍，清真寺总数是埃及的1.4倍。

　　其三，在政策层面为伊斯兰教“松绑”，呼吁民众自觉遵从伊斯兰的社会法则，试图恢复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正发党以完善民主和实现公民平等权利为由，逐渐取消法律对宗教行为的限制。2013年，土政府废除了建国以来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机关、议会、医院、学校等特定场合佩戴头巾的法令，埃尔多安称之为“妇女享有全面公民权利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2014年，政府进一步准许女孩自10岁开始在学校佩戴头巾。2015年，颁布了分时段的有限禁酒令。2016年初，宗教事务委员会又发布社会指导规范，称订婚夫妇应避免在公众场合牵手或做出其他亲密举动、家庭妇女不应使用含酒精的清洁用品等，以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要求。

　　在对外政策上，正发党政府也逐渐偏离了坚定的世俗主义和亲西方立场，转向伊斯兰世界，积极介入埃及革命、巴以问题、叙利亚内战和卡塔尔外交风波等地区事务;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允许其在境内召开会议、创建活动中心和国际联络站;支持沙特空袭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等等。土耳其正逐步从一个“准欧洲国家”转变为带有鲜明地域和宗教特色的“中东国家”。

　　主客观因素共同催生

　　虽然埃尔多安和正发党从未承认过要在土耳其推行“伊斯兰化”，也从未表示过会放弃世俗主义原则，但其政策无疑鼓励了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回潮，也加剧了土耳其社会的教俗群体对立与猜忌。在可预见的未来，正发党的政策很难跳出这一已成型的轨迹。

　　从主观上看，这是由正发党的性质和党派利益决定的。首先，正发党带有宗教底色，是一个温和偏右的保守政党，在政治体制上拥护民主制，在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上奉行保守主义。作为掌舵人，埃尔多安或许也曾希望正发党像欧洲的类似政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一样，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社会治理与宗教的关系。但土耳其的民主体制由外移植而来，根基脆弱，且穆斯林占人口绝对多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提倡保守主义，不可避免会涉及宗教内容，导致宗教势力占据上风。其次，正发党的执政基础与世俗派政党共和人民党截然不同。共和人民党依靠的是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资本家与商业精英以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团体等，主要集中在土耳其的欧洲区、大城市和沿海较发达、较开放地区。正发党依靠的是本土化特征明显的中小企业主、宗教人士和农民、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下层人士，主要集中在土耳其的亚洲区、小城市、郊区和保守落后的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带。这部分人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程度低，宗教意识浓厚，重视伊斯兰信仰和奥斯曼文化传统，且由于长期被边缘化，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愿望强烈。尤其是安纳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和小企业主，渴望加入全球市场和金融体系，分享全球化的红利，积极寻求政治代言人和利益守护者。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正是赢得其选票支持，才得以上台执政。为了维护长久的支持率、稳定票仓，正发党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向其倾斜，进一步释放中小企业的活力，而且需要在社会文化上给予他们话语权和主体地位，这也就意味着要持续给予宗教意识形态更宽松的环境。

　　从客观上看，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随后地缘政治格局进入大动荡、大重组阶段。地区传统大国、强国(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遭受重创;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一度通过选举夺取政权或进入议会;“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肆虐，改变国家主权边界;库尔德族群壮大，挑战现有地区秩序;美国调整地区战略，转向“离岸平衡”，美西方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相对下降。而土耳其作为少数几个未受冲击的国家，成为地区的“安全岛”和“稳定极”，加之2002～2012年土经济高速发展，跻身全球前20大经济体，整体实力上升，进而信心膨胀，视动荡局势为历史机遇。一方面，不甘心继续做西方世界的“外围成员”，积极谋求“大国”地位，渴望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再次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另一方面，热衷于向外推销“土耳其模式”，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意图在地区新秩序中布下“先手棋”。这些因素促使正发党政府的政策重心日益转向伊斯兰世界，宗教也就成为其进行政治动员的一项最便利工具。

　　当“阿拉伯之春”蜕变为“阿拉伯之冬”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雄心遇挫，被迫面对不断恶化的地区局势和接踵而来的挑战：既要确保政府对国家完全的、强力的控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防范恐怖主义渗透和外来恐怖袭击;又要维护国家统一，严厉打击库工党组织，全力遏制伊叙边境库尔德武装壮大;还要压制反对党的攻讦，维持高支持率和执政地位;同时要应对与西方盟友的关系衰退、与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的外交争端等。正发党政府为寻求政策合法性，不惜频繁煽动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已无法唤起足够多的“同盟者”，埃尔多安便以各群体共有的穆斯林身份为号召，从伊斯兰的视角重新解读民族主义，强调土耳其穆斯林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特征，尽可能拉拢各方力量，强化社会凝聚力。对于现阶段的埃尔多安和正发党而言，即便不考虑意识形态，仅仅从实用角度出发，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也已变得愈加重要。

　　“路线”之争尚无定论

　　其实，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化”倾向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自凯末尔革命以来，土耳其宗教势力一直暗流涌动、蓄势待发。冷战期间，宗教还曾被当作“在道德层面抵御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但长期受到世俗主义力量的严格监管和控制。正发党上台后给予了宗教较大发展空间，在其默许甚至引导下，土社会宗教意识和宗教力量日渐抬头，不断冲击其世俗主义原则。2016年4月，土大国民议会议长在讨论伊斯兰文化复兴时称，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应当制定一部“体现伊斯兰精神”的新宪法。该言论在土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土政府立即澄清这是“个人看法”，并承诺讨论中的宪法修正案不会改变国家的世俗主义理念，但这一事件无论对于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还是宗教人士来说，都是一个强烈的信号。2016年7月土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全国85000多座清真寺的伊玛目使用宗教网络传达了埃尔多安的要求，动员民众走上街头支持政府，在平息政变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让外界意识到，在土社会世俗主义表象下隐藏着巨大的且仍在不断增强的宗教力量。

　　不过，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坚称，正发党的政策并非指向“伊斯兰化”，而是“去凯末尔化”，是对僵硬的、极端的、威权的世俗主义政策进行“纠偏”;是民主制度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社会需求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埃尔多安本人也多次表示，世俗主义是土耳其的“立国之本”，任何否定世俗主义存在价值的观点都背离了国家发展的正确路径。

　　不管争论如何，至少截至目前，正发党的政策都还在世俗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框架内。但也应当看到，它已经造成了令人忧虑的后果。一是教俗矛盾加剧了土耳其社会的分裂与极化，对世俗生活的不宽容势头正在上升。二是正发党借助宗教进行社会和政治动员，虽然短期内达到了目的，但是长期来看会造成政治对宗教越来越深的依赖，无异于“饮鸩止渴”。宗教在土耳其这样一个伊斯兰历史传统悠久的社会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过去数十年高压的世俗主义充当了阻止其爆发能量的锁链作用。如今埃尔多安打开了锁链，且不论其初衷是“伊斯兰化”还是多元化，是出于意识形态冲动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未来事态发展恐怕都很难再受其掌控。

 　　10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庆祝建国94周年集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精神之于现代土耳其的重要意义，并表示这种精神至今仍存，是维系土团结与发展的基石。但在埃尔多安的反对者和一部分世俗主义者看来，在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政府推行的政策背离了凯末尔主义，背离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一步步将土推向“伊斯兰化”，加剧了土社会的分裂与紧张。

埃尔多安

　　“伊斯兰特征”日益凸显

　　2002年正发党以温和伊斯兰政党的面貌登上土耳其政坛，在执政初期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按照欧盟标准完善法律体系、削减军队权力、巩固民主制度，使土社会的自由化和多元化程度得到较大提升。但是随着其执政地位日益牢固，其政策中的“伊斯兰特征”逐渐显露，引发了国内世俗派人士及美西方国家的疑虑。他们认为推动土社会“伊斯兰化”才是埃尔多安真正关心的“隐秘议程”，而且这一趋势在2011年后明显加速。

　　首先，也是最显著的一点，正发党政府在教育领域推行的改革客观上有利于“伊斯兰化”。2012年，埃尔多安提出要培养“虔诚的下一代”，并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按照保守主义价值观重塑社会意识形态。同年，土政府颁布教育改革法案，对普通高中进行全面整顿，将其改造为专业院校、职业学院和宗教学校等，刺激了宗教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生源向宗教学校流动。比如，规定进入普通高中需要通过考试，进入宗教学校可以免试;增加普通中学入学考试的难度，迫使更多学生选择去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在部分地区，由教育官员按学区将学生分配到宗教学校，无需征求学生本人及家长的同意。2012年，土耳其有宗教初中1099所、宗教高中708所;到2016年9月，分别增加到1961所和1149所。2002年土宗教学校在册学生为6.5万，2013年增长到65.8万，2016年已接近120万。相比之下，世俗初高中学校生源流失严重，在册学生数量增长缓慢。二是把宗教学校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降低学生接受宗教教育的门槛。

　　此前，宗教学校不得招收15岁以下少年儿童，教育改革将这一年龄限制变成10岁，且允许四年级以上学生在家接受父母教育，使大量学龄儿童脱离了普通的世俗化学校环境。2013年，土政府还发起了“古兰经学前教育”工程，旨在“从娃娃抓起”，向更低龄的幼儿传授宗教内容。三是在世俗中学课程设置中加入更多宗教内容，且仅限于伊斯兰逊尼派教义和价值观。非穆斯林可以申请免修，但其他派别的穆斯林要被迫接受逊尼派教育。宗教课程由宗教事务委员会直接管理，教育部无权干涉。此外，政府还放松了对民间办学的资质要求，为宗教组织开设经学院开了绿灯;允许经学院实行寄宿制，这实际上意味着允许孩子从小接受全面的宗教浸染、过严格的宗教生活。

　　其次，土政府加大对宗教事务的资源投入，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涉宗教内容明显增多。一是大力扶持国家宗教管理局、宗教事务委员会等官方宗教机构，扩大其权限;政府财政向宗教事务委员会严重倾斜，该部门的年度预算在十几个部委中一度高居首位;设立宗教事务基金，向穆斯林国家留学生提供资助。二是强调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光辉历史，高调庆祝“攻占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胜利纪念日，强化民众的宗教和民族自豪感;组织民众在全国范围内庆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这些举措在凯末尔时代全面世俗化的政治环境中都曾被明令禁止。三是大规模兴建清真寺。2002～2012年，土新建清真寺17000多座，2012年后数量仍持续增加。目前，土国内清真寺总数已超过90000座，平均每866人就有一座清真寺。与同地区国家相比，其人均占有的清真寺数量是伊朗的两倍，清真寺总数是埃及的1.4倍。

　　其三，在政策层面为伊斯兰教“松绑”，呼吁民众自觉遵从伊斯兰的社会法则，试图恢复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正发党以完善民主和实现公民平等权利为由，逐渐取消法律对宗教行为的限制。2013年，土政府废除了建国以来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机关、议会、医院、学校等特定场合佩戴头巾的法令，埃尔多安称之为“妇女享有全面公民权利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2014年，政府进一步准许女孩自10岁开始在学校佩戴头巾。2015年，颁布了分时段的有限禁酒令。2016年初，宗教事务委员会又发布社会指导规范，称订婚夫妇应避免在公众场合牵手或做出其他亲密举动、家庭妇女不应使用含酒精的清洁用品等，以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要求。

　　在对外政策上，正发党政府也逐渐偏离了坚定的世俗主义和亲西方立场，转向伊斯兰世界，积极介入埃及革命、巴以问题、叙利亚内战和卡塔尔外交风波等地区事务;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允许其在境内召开会议、创建活动中心和国际联络站;支持沙特空袭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等等。土耳其正逐步从一个“准欧洲国家”转变为带有鲜明地域和宗教特色的“中东国家”。

　　主客观因素共同催生

　　虽然埃尔多安和正发党从未承认过要在土耳其推行“伊斯兰化”，也从未表示过会放弃世俗主义原则，但其政策无疑鼓励了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回潮，也加剧了土耳其社会的教俗群体对立与猜忌。在可预见的未来，正发党的政策很难跳出这一已成型的轨迹。

　　从主观上看，这是由正发党的性质和党派利益决定的。首先，正发党带有宗教底色，是一个温和偏右的保守政党，在政治体制上拥护民主制，在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上奉行保守主义。作为掌舵人，埃尔多安或许也曾希望正发党像欧洲的类似政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一样，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社会治理与宗教的关系。但土耳其的民主体制由外移植而来，根基脆弱，且穆斯林占人口绝对多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提倡保守主义，不可避免会涉及宗教内容，导致宗教势力占据上风。其次，正发党的执政基础与世俗派政党共和人民党截然不同。共和人民党依靠的是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资本家与商业精英以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团体等，主要集中在土耳其的欧洲区、大城市和沿海较发达、较开放地区。正发党依靠的是本土化特征明显的中小企业主、宗教人士和农民、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下层人士，主要集中在土耳其的亚洲区、小城市、郊区和保守落后的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带。这部分人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程度低，宗教意识浓厚，重视伊斯兰信仰和奥斯曼文化传统，且由于长期被边缘化，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愿望强烈。尤其是安纳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和小企业主，渴望加入全球市场和金融体系，分享全球化的红利，积极寻求政治代言人和利益守护者。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正是赢得其选票支持，才得以上台执政。为了维护长久的支持率、稳定票仓，正发党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向其倾斜，进一步释放中小企业的活力，而且需要在社会文化上给予他们话语权和主体地位，这也就意味着要持续给予宗教意识形态更宽松的环境。

　　从客观上看，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随后地缘政治格局进入大动荡、大重组阶段。地区传统大国、强国(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遭受重创;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一度通过选举夺取政权或进入议会;“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肆虐，改变国家主权边界;库尔德族群壮大，挑战现有地区秩序;美国调整地区战略，转向“离岸平衡”，美西方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相对下降。而土耳其作为少数几个未受冲击的国家，成为地区的“安全岛”和“稳定极”，加之2002～2012年土经济高速发展，跻身全球前20大经济体，整体实力上升，进而信心膨胀，视动荡局势为历史机遇。一方面，不甘心继续做西方世界的“外围成员”，积极谋求“大国”地位，渴望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再次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另一方面，热衷于向外推销“土耳其模式”，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意图在地区新秩序中布下“先手棋”。这些因素促使正发党政府的政策重心日益转向伊斯兰世界，宗教也就成为其进行政治动员的一项最便利工具。

　　当“阿拉伯之春”蜕变为“阿拉伯之冬”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雄心遇挫，被迫面对不断恶化的地区局势和接踵而来的挑战：既要确保政府对国家完全的、强力的控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防范恐怖主义渗透和外来恐怖袭击;又要维护国家统一，严厉打击库工党组织，全力遏制伊叙边境库尔德武装壮大;还要压制反对党的攻讦，维持高支持率和执政地位;同时要应对与西方盟友的关系衰退、与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的外交争端等。正发党政府为寻求政策合法性，不惜频繁煽动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已无法唤起足够多的“同盟者”，埃尔多安便以各群体共有的穆斯林身份为号召，从伊斯兰的视角重新解读民族主义，强调土耳其穆斯林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特征，尽可能拉拢各方力量，强化社会凝聚力。对于现阶段的埃尔多安和正发党而言，即便不考虑意识形态，仅仅从实用角度出发，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也已变得愈加重要。

　　“路线”之争尚无定论

　　其实，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化”倾向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自凯末尔革命以来，土耳其宗教势力一直暗流涌动、蓄势待发。冷战期间，宗教还曾被当作“在道德层面抵御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但长期受到世俗主义力量的严格监管和控制。正发党上台后给予了宗教较大发展空间，在其默许甚至引导下，土社会宗教意识和宗教力量日渐抬头，不断冲击其世俗主义原则。2016年4月，土大国民议会议长在讨论伊斯兰文化复兴时称，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应当制定一部“体现伊斯兰精神”的新宪法。该言论在土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土政府立即澄清这是“个人看法”，并承诺讨论中的宪法修正案不会改变国家的世俗主义理念，但这一事件无论对于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还是宗教人士来说，都是一个强烈的信号。2016年7月土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全国85000多座清真寺的伊玛目使用宗教网络传达了埃尔多安的要求，动员民众走上街头支持政府，在平息政变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让外界意识到，在土社会世俗主义表象下隐藏着巨大的且仍在不断增强的宗教力量。

　　不过，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坚称，正发党的政策并非指向“伊斯兰化”，而是“去凯末尔化”，是对僵硬的、极端的、威权的世俗主义政策进行“纠偏”;是民主制度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社会需求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埃尔多安本人也多次表示，世俗主义是土耳其的“立国之本”，任何否定世俗主义存在价值的观点都背离了国家发展的正确路径。

　　不管争论如何，至少截至目前，正发党的政策都还在世俗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框架内。但也应当看到，它已经造成了令人忧虑的后果。一是教俗矛盾加剧了土耳其社会的分裂与极化，对世俗生活的不宽容势头正在上升。二是正发党借助宗教进行社会和政治动员，虽然短期内达到了目的，但是长期来看会造成政治对宗教越来越深的依赖，无异于“饮鸩止渴”。宗教在土耳其这样一个伊斯兰历史传统悠久的社会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过去数十年高压的世俗主义充当了阻止其爆发能量的锁链作用。如今埃尔多安打开了锁链，且不论其初衷是“伊斯兰化”还是多元化，是出于意识形态冲动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未来事态发展恐怕都很难再受其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