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前去法国戛纳领取金棕榈奖的波斯尼亚电影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在晚宴上卷入了一场与前南斯拉夫一个过气摇滚明星的打斗，由于担心到场的法国警察可能会对库斯图里卡采取“不利”举措，他的妻子情急之下喊道：“1934年的时候，你们就是这样放任乌斯塔沙杀了我们的国王亚历山大，就在马赛！”

　　不管这个比附是否贴切，库斯图里卡的妻子无意中揭开了一个深远的历史伤疤。所谓“乌斯塔莎”，是指“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亲德武装组织，后来被塞尔维亚人用来泛指克罗地亚分离主义主义者，一如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人用“切特尼克”这个塞尔维亚亲德武装组织来泛指他们心目中的泛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

　　1934年克罗地亚分离主义者在法国刺杀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之举，宣告了“一战”后南斯拉夫王国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族群整合的失败，也预告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也正是此一事件，促使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和其夫君对193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王国进行了一场“深度游”，进而留下了《黑羊与灰鹰》这部不朽的名著。

　　提起巴尔干冲突，人们喜欢以大国地缘政治的筹码来述说小国命运的无助，这当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但强调外力视角往往令人忽视冲突中“兄弟阋墙”这一维度。而正是在这个维度的发掘上，丽贝卡·韦斯特着力最深也最为成功。通过自己对历史和现实无休无止的观察和描述，丽贝卡揭示了南斯拉夫王国内部及巴尔干半岛乃至整个欧洲张力的根源。

　　读了《黑羊与灰鹰》，不仅后来“二战”中的族群冲突，甚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解体都在预料之中，而库斯图里卡也不会再发出“我身在历史何处”的哀叹。因为民族主义试炼史就是一部南斯拉夫人乃至巴尔干人迟迟不能走出的一段历史，至今仍在希腊土耳其之争，以及科索沃、马其顿有关的新闻中留有余绪。

　　这么说自然充满历史宿命论的调调，但后发地区被迫卷入民族国家试炼，杀戮与冲突似乎是无法略过的戏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面对民族自决的诉求只能削足适履，一个民族国家的模子按下去之后，必然会在模子内部人为制造出少数民族，而其实那个所谓的主要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这无疑令双方的权利诉求都有着苍白和强词夺理的一面。每一次疆域的调整，都是血腥厮杀后的利益再分配，又都为新一轮冲突埋下伏笔。

　　这并不仅仅是巴尔干的宿命，乃是一切后发民族国家的宿命。比如，即使到今天，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裔的认同依然是冲突的根源。而相较于中东和非洲的民族主义试炼，风雨平息后的巴尔干还算差强人意，不像后者依然在角力的阵痛中，甚至一不留神还会退回部落年代。其实，那些民族国家先行者不也是经历了多少世代的血雨腥风才最终探索出欧盟这样和谐共处的模式，而近年来面临脱欧挑战及成员国民粹崛起的阴云，其终极走向也并不令人乐观。

　　在外部大国地缘政治角力、内部族群冲突之外，如若再叠加文明的冲突，情形则会更加错综复杂，而这恰恰就是巴尔干长期陷入的冲突模式。“文明的冲突”似已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说法，但确实是巴尔干长时段历史的真实写照。长期处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前沿，令巴尔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边疆区，在那里，人们的冲突在眼前，而忠诚却在远方。

　　没有谁能比波斯尼亚作家、诺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能更为精准地描述这一状态。在库斯图里卡看来，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人。伊沃·安德里奇写道：他们的爱是那么地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切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在这一令人叫绝的说法背后，充满着现实的无奈与历史的辛酸。

　　民族国家试炼的惨痛不时会引发人们的怀旧之情，回望多族群“和谐相处”的帝国年代也不时会成为时髦的姿态。无论是简·莫里斯的《的里雅斯特》，还是弗兰西丝·金斯利·哈钦森的《1908慢行巴尔干》都充满着不乏女性特色的对“一战”前奥匈帝国之下巴尔干和平的怅惘与惜悼。而事后看来，奥地利外交部长于1853年提出的警告似乎充满了先见之明：“根据民族来建立新国家的主张，是所有乌托邦计划中最危险的。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要与历史断绝关系。将它在欧洲任何地区实行，则会动摇坚固有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基础，将颠覆和搅乱欧洲大陆。”

　　这种怀旧之情又其合理的面向，帝国繁盛的年代确实不乏多族群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篇章，但它显然也有意无意间屏蔽了帝国专制与压迫的主旋律。与其说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不幸”解体和民族自决理想的过于高蹈，导致一批“微小且不安定的政体”的诞生，从而令巴尔干陷入长久的不安，不如说是帝国本身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难以维系且统治日趋高压，而其漫长的死亡和挣扎则令后帝国时代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看似高瞻远瞩，但其实更多出于1848年革命的余悸。

　　当然就犹太人的命运而言，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相对宽容的环境下，比在后来的民族国家里要好上很多。但直到“二战”之前，系统的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乃至屠杀倒也罕见。

　　在马克·马佐尔的《巴尔干五百年》一书中，巴尔干的冲突这一千年大戏的主要演员和剧目一变再变，但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代表着上帝或真主或历史的正确方向的认知则是一成不变的。在讨论巴尔干民族主义浪潮的崛起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的负疚感，那就是认为巴尔干是沦陷于东方异族与异教统治下的表兄弟。虽然东正教与天主教不和，而斯拉夫人也被认为是“友善的野人”，但毕竟同属基督教世界，而巴尔干地区信奉天主教和有着拉丁或日耳曼血液的族群更是被另眼相待。

　　《黑羊与灰鹰》（英）丽贝卡·韦斯特/著；向洪全 、夏娟 、陈丹杰 /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

　　与此同时，与经历过民族主义血雨腥风试炼的后人不同，在当时民族解放与独立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无论是匈牙利的裴多菲，还是前往支持希腊独立的拜伦，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即使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最后胜出的也是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换言之，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在后帝国年代，只有民族国家才是实现现代化和进步的一时之选。仅仅大国博弈或小国雄心，是不足以解释为何民族解放与建国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与能量。

　　而所谓大国的介入，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被动之举。他们本身有时也是被摆布的对象，不乏被小国拖下水的案例。而他们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浪潮的涌起，也迫使他们有时不得不出手干涉远在天边其实和他们真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瓜葛不大的族群冲突。在被泛斯拉夫主义和大日耳曼主义裹挟的俄罗斯和奥地利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此外，对新建国家内的少数民族采取容忍最少以最大化进行同化的政策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进步之举。在他们眼里，只有抱残守缺的保守王侯们，才会坚持将治下属民视为臣子，无需过度干涉其信仰归属，只要其按时上交供奉。自由进步分子们认为，自己正在制定国家现代化的政策，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有通过强大的中央权力进行积极的社会及经济改革，才能将国家尽快带入20世纪。毕竟，从所有指标来看，无论是如识字率、谷物产量，还是寿命长短，巴尔干都落在欧洲各地之后，进行现代化的任务因此非常艰巨。也因此，他们反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学校，以免制造文化分裂，赞成建立更多国立学校，让少数民族能学习多数民族的语言，从而尽快融入国家主流社会，形成以中央为核心的建设现代国家的合力。

　　在马克·马佐尔看来，自由进步分子猜疑的对象不只是少数民族，任何可能脱离掌控的群体都是他们的目标，不管这些群体是自治的少数民族、基督教会、盗贼，还是可能叛乱的工人或农民。

　　所以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不是巴尔干为何扰攘百年，而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否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实现现代化和进步的工具，而掌握这一工具是否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及这一代价是否值得。到目前为止，包括巴尔干地区的人们在内的人类社会，依然没有对上述问题拥有确定无疑的答案。或者这才是历史的真正悲哀之处。

　　不过有一点确定无疑的是，由于上一轮民族主义创痛巨深，导致巴尔干地区的人们对多民族相处的前景有谈虎色变之感。此次巴尔干国家之所以普遍对北非和中东移民和难民抱以拒斥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民族主义造成的伤痛。好不容易经过血泪挣扎换来一个相对均质的“民族共同体”，估计人们内心深处肯定不想再面对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考验。

　　1995年，前去法国戛纳领取金棕榈奖的波斯尼亚电影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在晚宴上卷入了一场与前南斯拉夫一个过气摇滚明星的打斗，由于担心到场的法国警察可能会对库斯图里卡采取“不利”举措，他的妻子情急之下喊道：“1934年的时候，你们就是这样放任乌斯塔沙杀了我们的国王亚历山大，就在马赛！”

　　不管这个比附是否贴切，库斯图里卡的妻子无意中揭开了一个深远的历史伤疤。所谓“乌斯塔莎”，是指“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亲德武装组织，后来被塞尔维亚人用来泛指克罗地亚分离主义主义者，一如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人用“切特尼克”这个塞尔维亚亲德武装组织来泛指他们心目中的泛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

　　1934年克罗地亚分离主义者在法国刺杀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之举，宣告了“一战”后南斯拉夫王国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族群整合的失败，也预告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也正是此一事件，促使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和其夫君对193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王国进行了一场“深度游”，进而留下了《黑羊与灰鹰》这部不朽的名著。

　　提起巴尔干冲突，人们喜欢以大国地缘政治的筹码来述说小国命运的无助，这当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但强调外力视角往往令人忽视冲突中“兄弟阋墙”这一维度。而正是在这个维度的发掘上，丽贝卡·韦斯特着力最深也最为成功。通过自己对历史和现实无休无止的观察和描述，丽贝卡揭示了南斯拉夫王国内部及巴尔干半岛乃至整个欧洲张力的根源。

　　读了《黑羊与灰鹰》，不仅后来“二战”中的族群冲突，甚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解体都在预料之中，而库斯图里卡也不会再发出“我身在历史何处”的哀叹。因为民族主义试炼史就是一部南斯拉夫人乃至巴尔干人迟迟不能走出的一段历史，至今仍在希腊土耳其之争，以及科索沃、马其顿有关的新闻中留有余绪。

　　这么说自然充满历史宿命论的调调，但后发地区被迫卷入民族国家试炼，杀戮与冲突似乎是无法略过的戏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面对民族自决的诉求只能削足适履，一个民族国家的模子按下去之后，必然会在模子内部人为制造出少数民族，而其实那个所谓的主要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这无疑令双方的权利诉求都有着苍白和强词夺理的一面。每一次疆域的调整，都是血腥厮杀后的利益再分配，又都为新一轮冲突埋下伏笔。

　　这并不仅仅是巴尔干的宿命，乃是一切后发民族国家的宿命。比如，即使到今天，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裔的认同依然是冲突的根源。而相较于中东和非洲的民族主义试炼，风雨平息后的巴尔干还算差强人意，不像后者依然在角力的阵痛中，甚至一不留神还会退回部落年代。其实，那些民族国家先行者不也是经历了多少世代的血雨腥风才最终探索出欧盟这样和谐共处的模式，而近年来面临脱欧挑战及成员国民粹崛起的阴云，其终极走向也并不令人乐观。

　　在外部大国地缘政治角力、内部族群冲突之外，如若再叠加文明的冲突，情形则会更加错综复杂，而这恰恰就是巴尔干长期陷入的冲突模式。“文明的冲突”似已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说法，但确实是巴尔干长时段历史的真实写照。长期处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前沿，令巴尔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边疆区，在那里，人们的冲突在眼前，而忠诚却在远方。

　　没有谁能比波斯尼亚作家、诺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能更为精准地描述这一状态。在库斯图里卡看来，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人。伊沃·安德里奇写道：他们的爱是那么地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切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在这一令人叫绝的说法背后，充满着现实的无奈与历史的辛酸。

　　民族国家试炼的惨痛不时会引发人们的怀旧之情，回望多族群“和谐相处”的帝国年代也不时会成为时髦的姿态。无论是简·莫里斯的《的里雅斯特》，还是弗兰西丝·金斯利·哈钦森的《1908慢行巴尔干》都充满着不乏女性特色的对“一战”前奥匈帝国之下巴尔干和平的怅惘与惜悼。而事后看来，奥地利外交部长于1853年提出的警告似乎充满了先见之明：“根据民族来建立新国家的主张，是所有乌托邦计划中最危险的。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要与历史断绝关系。将它在欧洲任何地区实行，则会动摇坚固有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基础，将颠覆和搅乱欧洲大陆。”

　　这种怀旧之情又其合理的面向，帝国繁盛的年代确实不乏多族群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篇章，但它显然也有意无意间屏蔽了帝国专制与压迫的主旋律。与其说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不幸”解体和民族自决理想的过于高蹈，导致一批“微小且不安定的政体”的诞生，从而令巴尔干陷入长久的不安，不如说是帝国本身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难以维系且统治日趋高压，而其漫长的死亡和挣扎则令后帝国时代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看似高瞻远瞩，但其实更多出于1848年革命的余悸。

　　当然就犹太人的命运而言，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相对宽容的环境下，比在后来的民族国家里要好上很多。但直到“二战”之前，系统的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乃至屠杀倒也罕见。

　　在马克·马佐尔的《巴尔干五百年》一书中，巴尔干的冲突这一千年大戏的主要演员和剧目一变再变，但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代表着上帝或真主或历史的正确方向的认知则是一成不变的。在讨论巴尔干民族主义浪潮的崛起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的负疚感，那就是认为巴尔干是沦陷于东方异族与异教统治下的表兄弟。虽然东正教与天主教不和，而斯拉夫人也被认为是“友善的野人”，但毕竟同属基督教世界，而巴尔干地区信奉天主教和有着拉丁或日耳曼血液的族群更是被另眼相待。

　　《黑羊与灰鹰》（英）丽贝卡·韦斯特/著；向洪全 、夏娟 、陈丹杰 /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

　　与此同时，与经历过民族主义血雨腥风试炼的后人不同，在当时民族解放与独立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无论是匈牙利的裴多菲，还是前往支持希腊独立的拜伦，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即使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最后胜出的也是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换言之，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在后帝国年代，只有民族国家才是实现现代化和进步的一时之选。仅仅大国博弈或小国雄心，是不足以解释为何民族解放与建国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与能量。

　　而所谓大国的介入，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被动之举。他们本身有时也是被摆布的对象，不乏被小国拖下水的案例。而他们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浪潮的涌起，也迫使他们有时不得不出手干涉远在天边其实和他们真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瓜葛不大的族群冲突。在被泛斯拉夫主义和大日耳曼主义裹挟的俄罗斯和奥地利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此外，对新建国家内的少数民族采取容忍最少以最大化进行同化的政策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进步之举。在他们眼里，只有抱残守缺的保守王侯们，才会坚持将治下属民视为臣子，无需过度干涉其信仰归属，只要其按时上交供奉。自由进步分子们认为，自己正在制定国家现代化的政策，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有通过强大的中央权力进行积极的社会及经济改革，才能将国家尽快带入20世纪。毕竟，从所有指标来看，无论是如识字率、谷物产量，还是寿命长短，巴尔干都落在欧洲各地之后，进行现代化的任务因此非常艰巨。也因此，他们反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学校，以免制造文化分裂，赞成建立更多国立学校，让少数民族能学习多数民族的语言，从而尽快融入国家主流社会，形成以中央为核心的建设现代国家的合力。

　　在马克·马佐尔看来，自由进步分子猜疑的对象不只是少数民族，任何可能脱离掌控的群体都是他们的目标，不管这些群体是自治的少数民族、基督教会、盗贼，还是可能叛乱的工人或农民。

　　所以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不是巴尔干为何扰攘百年，而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否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实现现代化和进步的工具，而掌握这一工具是否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及这一代价是否值得。到目前为止，包括巴尔干地区的人们在内的人类社会，依然没有对上述问题拥有确定无疑的答案。或者这才是历史的真正悲哀之处。

　　不过有一点确定无疑的是，由于上一轮民族主义创痛巨深，导致巴尔干地区的人们对多民族相处的前景有谈虎色变之感。此次巴尔干国家之所以普遍对北非和中东移民和难民抱以拒斥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民族主义造成的伤痛。好不容易经过血泪挣扎换来一个相对均质的“民族共同体”，估计人们内心深处肯定不想再面对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