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冲突导致了超过350万叙利亚难民来到邻国土耳其。那些来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后来怎么样了?本文希望探讨叙利亚以什么样的身份生活在异国，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困境，以此来反映政治博弈和人权议题之间的铰和关系。

　　一、不是“难民”的难民

　　由于叙利亚境内武装冲突，超过400万难民背井离乡，他们离开故国、投奔他方，成为广义上的“难民”。叙利亚难民潮已经成为中东、欧盟乃至全世界的重要议题。土耳其由于与叙利亚接壤，成为了最多难民的目的地。约350万叙利亚难民逃入土耳其，土耳其成为叙利亚难民的最大收容国。这些难民主要集中在基利斯、桑尼乌法等边境地区，以及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在难民收容数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居住着280万难民，超过叙利亚难民总数的80%。

　　边境城市和大城市收容了大部分难民，来源：Goc Idaresi

　　然而在狭义上，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并非国际法律意义上的“难民”，也不享有国际法规定的“难民”享有的权利。1951年，在联合国难民署的推动下颁布了《难民协定》(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其中规定了难民的地位、难民享有的权利和难民接收国的义务。这一条例成为了国际上保护难民权利的开端。在1967年，14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对1951年协定的《难民协定补充条款》(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进一步完善了对难民的人道主义保护。

　　土耳其是1951年条例和1967年补充条款的签署国，有着收容和保护难民的义务。然而，早在1951年，土耳其政府为了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补充了一条保留条款。在这一条款中，土耳其政府规定了难民的来源地区，只有来自埃及和欧洲的流亡者才拥有法律上的正式“难民”地位。而在欧洲和埃及以外，其他国家的居民都不能被称为“难民”。因此，在叙利亚难民潮中，土耳其政府给予这350万叙利亚的身份是“暂时保护地位”(Temporary Protection，TP)，而不是具有国际法律地位的“难民”(Refugees)，也不是处在难民申请流程中的“寻求庇护者”(Asylum-seekers)。所以，在法律上，这些叙利亚人应该被准确地定义为“拥有土耳其暂时保护地位的人”，但为了书写的简便，本文将会使用广义的“难民”来称呼这些叙利亚人。

　　土耳其政府不希望正式接受难民，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难民的涌入需要国家花费资本，维护社会福利机器的运转。短期来看，这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利的。在政治上，土耳其和叙利亚在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差异，文化之间的不容性凸显。大部分的土耳其国民不欢迎这为数众多的外来客，将他们视为“他者”予以排斥。土耳其当局敏感地捕捉到了国民的这一倾向，为了获得选票，坚持叙利亚难民只是“短期客人“，将在叙利亚局势平定后被遣送回国。民众的排外，政治上的保守，这也成为了后来《欧洲-土耳其协定》出台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随着土耳其政府看到收容难民可以带来的利益，这一保守观点逐渐改变。土耳其越来越意识到，叙利亚难民带来的并不是单纯的消极因素，还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数据表明，2015年，叙利亚难民注册了超过6500家合法企业，为当年的土耳其贡献了0.5%-1.7%GDP。如果考虑未经注册的3500多家企业、地下经济和人力资源，叙利亚难民潮对土耳其经济的贡献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此外，由于土耳其逐渐向欧洲靠拢，加入欧盟的愿望强烈。在这场关于难民的利益争夺战中，欧盟各国希望土耳其能够尽可能多地接受难民，缓解对欧洲本土的压力。作为回报，土耳其也可以将此作为人道主义筹码，拉近与欧盟的关系。

　　在利益压过风险的情况下，土耳其选择采取新措施。2016年7月2日，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将对叙利亚难民颁发土耳其永久居民身份。这意味着难民可以成为土耳其国民，获得永久居民身份证和国民护照，成为合法纳税人。

　　然而，根据土耳其内政部的数据，截至2019年，仅有79000多名叙利亚难民成功获得了土耳其永久居民身份，仅占难民总数的2%。这是一套“有筛选“的机制：并非350万叙利亚难民中都可以成为土耳其的永久居民，而对于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成为土耳其国民，政府的筛选标准并未对外公开。

　　二、离开难民营，到城市去

　　进入土耳其境内后，难民有两种可选择的居住地。第一种，即大众认知中的难民营，坐落在偏僻的郊区，有着大片整齐的白色帐篷，以及外围的铁丝网。而超过一半的难民选择了第二种，就是居住在城市的公寓楼中。

　　在传统的难民营中，扮演主导地位的是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他们负责运营和管理整个难民营的事项，并持续提高难民营的生活标准。难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获得帐篷和必要的生活物资。发放的物资中，包括一种叫特殊的食物卡，卡内有每人20美元的储蓄额。难民可以拿着食物卡，到难民营中的超市购买食物。此外，适龄儿童可以免费在难民营内上学。在他们生病时，也有具备翻译的医生提供医疗服务。

　　在城市中，叙利亚的难民却遇到了人权的高墙。由于获取工作许可证的条件苛刻(譬如难民需要注册且在土耳其停留半年以上，单个工作场所聘用的叙利亚员工数量不得超过员工总数的10%)，所以大多数难民没有工作权利。一些难民参与地下商业活动。比如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一个女孩，就通过在WhatsApp上帮人制作衣服和手工艺品获取收入。还有一些难民在街头拾荒为生，同时获得少量捐赠。这些都是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加上政府不提供社会保障，城市中难民的生活条件非常严峻。

　　难民营中的超市，来源：Henk Wildschut

　　住房问题是城市难民的首要考虑。没有廉价公共房屋系统，难民家庭的绝大多数收入常常用以支付房租。而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房租昂贵的开销逼迫着难民家庭降低生活标准，多口人居住在狭小的公寓内，居住条件恶劣。

　　教育问题与童工问题伴生。超过40%的叙利亚适龄儿童没有在学校注册，而其中的很多尽管到学校报到，在名义上是学生，却不曾去学校上课。据统计，96万叙利亚未成年人以童工身份在土耳其工作。大量儿童辍学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尽管土耳其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课本、校服、文具的开销，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难民家庭来说，仍然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校车的开销是最大的。”一名让儿子辍学的叙利亚父亲说。因此，有些叙利亚儿童在上了一个学期或一年学后，就因为家庭经济负担，离开学校、开始工作。

　　在医疗问题上，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尽管土耳其政府给难民提供了相对完备的医疗服务，难民可以出示临时身份证，甚至可以在没有有效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获得医疗服务。然而，在难民营和难民服务中心以外的医院，几乎没有医生懂阿拉伯语。相应的，许多低学历的叙利亚难民不懂英语和土耳其语。所以医生无法了解难民的身体状况，使治疗受阻。

　　离开难民营的叙利亚难民，如同离开了隔绝的“乌托邦”，来到了真实世界。在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他们都面临着挑战。难民营和城市在生存条件上差异悬殊。可是，调查却显示超过97%的叙利亚难民更希望住在城市的公寓中，而不是难民营中。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不同于短期居住，叙利亚战争旷日持久，居住在帐篷中长达数年难以忍受。其次，在城市中，他们有更多发展的机会，可能得到工作和居民身份。此外，“帐篷”这个符号会加深他们的漂泊感和无助感，而一座公寓楼，能够给予他们起码的安全感和尊严。此外，城市也有利于文化和民族的沟通，打破隔绝状态，破解刻板印象，达成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有利于政局的稳定，而且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难民营尽管有更稳定的居住条件，但是在长期、受到监管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叙利亚难民偏向于到城市居住，寻求机会和尊严。而上面提到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也在各方的努力下逐步得到解决，诸如Multeciler Dernegi等难民中心开始提供有翻译的医疗服务、职业咨询等。

　　三、同为难民，不同阶级的浮世绘

　　叙利亚难民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难民仿佛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其中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差异，这种阶级差异影响了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境内的境况。Simsek提出了“基于阶级的融合”(class-based integration)这一概念，指出难民中的中上层阶级拥有更多的渠道融入新国家，而中下阶级的则面临危机。

　　需要澄清，下面提到的“社会阶级”特指离境后的阶级，与原先国家内的社会阶级不完全重合。

　　举个例子，富裕阶层在离境时通常会携带可观的资本;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部分富人在出逃时身上现金寥寥，加之没有一技之长，于是在进入他国境内后沦落为贫困人口。可以说，在越境时，一场阶级的“再分配”已经完成。下面所说的中上层群体，特指那些入境后，拥有一定现金等“硬”资本，或拥有高学历、特定技艺等“软”资本的群体。

　　难民中的中上阶级对新国家表现出了更卓越的适应能力。对于拥有硬资本的难民，进行小型投资是一个好选择，主要是家庭经营的食物相关产业。许多人用一小笔启动资金，在叙利亚难民聚居地区开设了叙利亚餐馆、杂货铺和甜品铺。这些小商店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有受访者表示：“我们吃得很好。这些收入让我们(指她的家庭)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让我能够送我的孩子去私立学校……”而政府可以从新的纳税法人那里获取经济利益。此外，这些小产业还起到了打破隔绝的壁垒、促进文化交流的功效。在某个受访者例子中，一些居住在叙利亚餐馆附近的土耳其居民，由于常常去这家餐馆，逐渐与叙利亚老板熟络，因此了解了叙利亚的饮食和文化。

　　除了物质上“硬”的资本携带，还有一些难民从故国带到土耳其的是“软”技术，包括语言能力、教育水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些高学历的叙利亚年轻人成为了抢手的资源，其原因主要是高门槛的阿拉伯语能力。在中东地区日渐重要的时代，阿拉伯语水平对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尤其重要，阿语人才供不应求。根据报告，截至2019年，被授予工作许可的31000多名难民中，高学历群体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欧洲-土耳其协定》签订后，优异的叙利亚人才直接被甄别出来，送往德国等欧洲国家。这与英国所宣称的“只要质优的移民，不要量多的移民”(Good immigration，not mass immigration)互相呼应。

　　与之对比，难民中的中下阶层成为了“边缘人”。由于难以获得工作许可，中下层难民很难从事合法工作，转而参与地下经济活动。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住房、教育等基本权利不受保障，他们渴望前往欧洲——因为在他们的构想中，在那里“所有的难民都平等地享有权利”。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欧洲的筛选标准更为严格。在欧洲国家门前长长的队伍里，这些没有技能、没有资本、“不能给国家带来好处”的难民将被筛除。从中东到欧洲，各国的政策就像层层筛选难民的漏网，原本就有权有势的中上阶层被甄别出来;而那些没有技艺的底层人民，却在不断的流亡中，一次次被系统踢出，以“他者”的身份在生存的边缘徘徊。

　　结语

　　叙利亚局势让我们看到，难民是政治恶性博弈的结果。但是在成为难民后，关于他们的政治博弈却没有因此结束。“那些逃到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后来怎么样了?”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解答的问题。它的面貌是多重的：欧洲和中东抢夺人才资源;欧洲历史上的排外主义，与现今的老龄化的矛盾;难民内部阶层分化。然而，这一切宏观的考量都是在最微观的层面，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切身感受到的。在难民问题上，如何平衡政治理性和人道主义，这仍然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冲突导致了超过350万叙利亚难民来到邻国土耳其。那些来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后来怎么样了?本文希望探讨叙利亚以什么样的身份生活在异国，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困境，以此来反映政治博弈和人权议题之间的铰和关系。

　　一、不是“难民”的难民

　　由于叙利亚境内武装冲突，超过400万难民背井离乡，他们离开故国、投奔他方，成为广义上的“难民”。叙利亚难民潮已经成为中东、欧盟乃至全世界的重要议题。土耳其由于与叙利亚接壤，成为了最多难民的目的地。约350万叙利亚难民逃入土耳其，土耳其成为叙利亚难民的最大收容国。这些难民主要集中在基利斯、桑尼乌法等边境地区，以及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在难民收容数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居住着280万难民，超过叙利亚难民总数的80%。

　　边境城市和大城市收容了大部分难民，来源：Goc Idaresi

　　然而在狭义上，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并非国际法律意义上的“难民”，也不享有国际法规定的“难民”享有的权利。1951年，在联合国难民署的推动下颁布了《难民协定》(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其中规定了难民的地位、难民享有的权利和难民接收国的义务。这一条例成为了国际上保护难民权利的开端。在1967年，14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对1951年协定的《难民协定补充条款》(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进一步完善了对难民的人道主义保护。

　　土耳其是1951年条例和1967年补充条款的签署国，有着收容和保护难民的义务。然而，早在1951年，土耳其政府为了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补充了一条保留条款。在这一条款中，土耳其政府规定了难民的来源地区，只有来自埃及和欧洲的流亡者才拥有法律上的正式“难民”地位。而在欧洲和埃及以外，其他国家的居民都不能被称为“难民”。因此，在叙利亚难民潮中，土耳其政府给予这350万叙利亚的身份是“暂时保护地位”(Temporary Protection，TP)，而不是具有国际法律地位的“难民”(Refugees)，也不是处在难民申请流程中的“寻求庇护者”(Asylum-seekers)。所以，在法律上，这些叙利亚人应该被准确地定义为“拥有土耳其暂时保护地位的人”，但为了书写的简便，本文将会使用广义的“难民”来称呼这些叙利亚人。

　　土耳其政府不希望正式接受难民，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难民的涌入需要国家花费资本，维护社会福利机器的运转。短期来看，这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利的。在政治上，土耳其和叙利亚在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差异，文化之间的不容性凸显。大部分的土耳其国民不欢迎这为数众多的外来客，将他们视为“他者”予以排斥。土耳其当局敏感地捕捉到了国民的这一倾向，为了获得选票，坚持叙利亚难民只是“短期客人“，将在叙利亚局势平定后被遣送回国。民众的排外，政治上的保守，这也成为了后来《欧洲-土耳其协定》出台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随着土耳其政府看到收容难民可以带来的利益，这一保守观点逐渐改变。土耳其越来越意识到，叙利亚难民带来的并不是单纯的消极因素，还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数据表明，2015年，叙利亚难民注册了超过6500家合法企业，为当年的土耳其贡献了0.5%-1.7%GDP。如果考虑未经注册的3500多家企业、地下经济和人力资源，叙利亚难民潮对土耳其经济的贡献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此外，由于土耳其逐渐向欧洲靠拢，加入欧盟的愿望强烈。在这场关于难民的利益争夺战中，欧盟各国希望土耳其能够尽可能多地接受难民，缓解对欧洲本土的压力。作为回报，土耳其也可以将此作为人道主义筹码，拉近与欧盟的关系。

　　在利益压过风险的情况下，土耳其选择采取新措施。2016年7月2日，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将对叙利亚难民颁发土耳其永久居民身份。这意味着难民可以成为土耳其国民，获得永久居民身份证和国民护照，成为合法纳税人。

　　然而，根据土耳其内政部的数据，截至2019年，仅有79000多名叙利亚难民成功获得了土耳其永久居民身份，仅占难民总数的2%。这是一套“有筛选“的机制：并非350万叙利亚难民中都可以成为土耳其的永久居民，而对于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成为土耳其国民，政府的筛选标准并未对外公开。

　　二、离开难民营，到城市去

　　进入土耳其境内后，难民有两种可选择的居住地。第一种，即大众认知中的难民营，坐落在偏僻的郊区，有着大片整齐的白色帐篷，以及外围的铁丝网。而超过一半的难民选择了第二种，就是居住在城市的公寓楼中。

　　在传统的难民营中，扮演主导地位的是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他们负责运营和管理整个难民营的事项，并持续提高难民营的生活标准。难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获得帐篷和必要的生活物资。发放的物资中，包括一种叫特殊的食物卡，卡内有每人20美元的储蓄额。难民可以拿着食物卡，到难民营中的超市购买食物。此外，适龄儿童可以免费在难民营内上学。在他们生病时，也有具备翻译的医生提供医疗服务。

　　在城市中，叙利亚的难民却遇到了人权的高墙。由于获取工作许可证的条件苛刻(譬如难民需要注册且在土耳其停留半年以上，单个工作场所聘用的叙利亚员工数量不得超过员工总数的10%)，所以大多数难民没有工作权利。一些难民参与地下商业活动。比如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一个女孩，就通过在WhatsApp上帮人制作衣服和手工艺品获取收入。还有一些难民在街头拾荒为生，同时获得少量捐赠。这些都是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加上政府不提供社会保障，城市中难民的生活条件非常严峻。

　　难民营中的超市，来源：Henk Wildschut

　　住房问题是城市难民的首要考虑。没有廉价公共房屋系统，难民家庭的绝大多数收入常常用以支付房租。而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房租昂贵的开销逼迫着难民家庭降低生活标准，多口人居住在狭小的公寓内，居住条件恶劣。

　　教育问题与童工问题伴生。超过40%的叙利亚适龄儿童没有在学校注册，而其中的很多尽管到学校报到，在名义上是学生，却不曾去学校上课。据统计，96万叙利亚未成年人以童工身份在土耳其工作。大量儿童辍学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尽管土耳其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课本、校服、文具的开销，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难民家庭来说，仍然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校车的开销是最大的。”一名让儿子辍学的叙利亚父亲说。因此，有些叙利亚儿童在上了一个学期或一年学后，就因为家庭经济负担，离开学校、开始工作。

　　在医疗问题上，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尽管土耳其政府给难民提供了相对完备的医疗服务，难民可以出示临时身份证，甚至可以在没有有效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获得医疗服务。然而，在难民营和难民服务中心以外的医院，几乎没有医生懂阿拉伯语。相应的，许多低学历的叙利亚难民不懂英语和土耳其语。所以医生无法了解难民的身体状况，使治疗受阻。

　　离开难民营的叙利亚难民，如同离开了隔绝的“乌托邦”，来到了真实世界。在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他们都面临着挑战。难民营和城市在生存条件上差异悬殊。可是，调查却显示超过97%的叙利亚难民更希望住在城市的公寓中，而不是难民营中。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不同于短期居住，叙利亚战争旷日持久，居住在帐篷中长达数年难以忍受。其次，在城市中，他们有更多发展的机会，可能得到工作和居民身份。此外，“帐篷”这个符号会加深他们的漂泊感和无助感，而一座公寓楼，能够给予他们起码的安全感和尊严。此外，城市也有利于文化和民族的沟通，打破隔绝状态，破解刻板印象，达成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有利于政局的稳定，而且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难民营尽管有更稳定的居住条件，但是在长期、受到监管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叙利亚难民偏向于到城市居住，寻求机会和尊严。而上面提到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也在各方的努力下逐步得到解决，诸如Multeciler Dernegi等难民中心开始提供有翻译的医疗服务、职业咨询等。

　　三、同为难民，不同阶级的浮世绘

　　叙利亚难民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难民仿佛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其中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差异，这种阶级差异影响了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境内的境况。Simsek提出了“基于阶级的融合”(class-based integration)这一概念，指出难民中的中上层阶级拥有更多的渠道融入新国家，而中下阶级的则面临危机。

　　需要澄清，下面提到的“社会阶级”特指离境后的阶级，与原先国家内的社会阶级不完全重合。

　　举个例子，富裕阶层在离境时通常会携带可观的资本;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部分富人在出逃时身上现金寥寥，加之没有一技之长，于是在进入他国境内后沦落为贫困人口。可以说，在越境时，一场阶级的“再分配”已经完成。下面所说的中上层群体，特指那些入境后，拥有一定现金等“硬”资本，或拥有高学历、特定技艺等“软”资本的群体。

　　难民中的中上阶级对新国家表现出了更卓越的适应能力。对于拥有硬资本的难民，进行小型投资是一个好选择，主要是家庭经营的食物相关产业。许多人用一小笔启动资金，在叙利亚难民聚居地区开设了叙利亚餐馆、杂货铺和甜品铺。这些小商店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有受访者表示：“我们吃得很好。这些收入让我们(指她的家庭)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让我能够送我的孩子去私立学校……”而政府可以从新的纳税法人那里获取经济利益。此外，这些小产业还起到了打破隔绝的壁垒、促进文化交流的功效。在某个受访者例子中，一些居住在叙利亚餐馆附近的土耳其居民，由于常常去这家餐馆，逐渐与叙利亚老板熟络，因此了解了叙利亚的饮食和文化。

　　除了物质上“硬”的资本携带，还有一些难民从故国带到土耳其的是“软”技术，包括语言能力、教育水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些高学历的叙利亚年轻人成为了抢手的资源，其原因主要是高门槛的阿拉伯语能力。在中东地区日渐重要的时代，阿拉伯语水平对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尤其重要，阿语人才供不应求。根据报告，截至2019年，被授予工作许可的31000多名难民中，高学历群体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欧洲-土耳其协定》签订后，优异的叙利亚人才直接被甄别出来，送往德国等欧洲国家。这与英国所宣称的“只要质优的移民，不要量多的移民”(Good immigration，not mass immigration)互相呼应。

　　与之对比，难民中的中下阶层成为了“边缘人”。由于难以获得工作许可，中下层难民很难从事合法工作，转而参与地下经济活动。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住房、教育等基本权利不受保障，他们渴望前往欧洲——因为在他们的构想中，在那里“所有的难民都平等地享有权利”。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欧洲的筛选标准更为严格。在欧洲国家门前长长的队伍里，这些没有技能、没有资本、“不能给国家带来好处”的难民将被筛除。从中东到欧洲，各国的政策就像层层筛选难民的漏网，原本就有权有势的中上阶层被甄别出来;而那些没有技艺的底层人民，却在不断的流亡中，一次次被系统踢出，以“他者”的身份在生存的边缘徘徊。

　　结语

　　叙利亚局势让我们看到，难民是政治恶性博弈的结果。但是在成为难民后，关于他们的政治博弈却没有因此结束。“那些逃到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后来怎么样了?”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解答的问题。它的面貌是多重的：欧洲和中东抢夺人才资源;欧洲历史上的排外主义，与现今的老龄化的矛盾;难民内部阶层分化。然而，这一切宏观的考量都是在最微观的层面，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切身感受到的。在难民问题上，如何平衡政治理性和人道主义，这仍然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