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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老病总统五届连任梦引发抗议浪潮再度说明专权者总是低估人民的勇气

关键词: 非洲 对非洲援助

来源:FT中文网 2019-03-15 14:02:59

张伦:老病总统五届连任梦引发抗议浪潮再度说明专权者总是低估人民的勇气

作者:张伦

即便在某些国家转型不理想的情况下:该来的还是会来,那是由其内在的一些逻辑、因素所决定的;最明智的方式还是未雨绸缪,早日以恰当的方式改革除弊,善待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和政治对手,这既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最佳选择。缺乏制衡、对手的权力所有者往往会落入某种灾难性的自闭、短视与疯狂;一时强制造就的社会稳定也常常会暗积着爆发动荡的能量。

  1988年:第一次“阿尔及利亚之春”

  但这一切都随苏、中内部的发展停滞、势力的相对弱化而发生重要变化。在阿尔及利亚内部,权力专断造成的腐败与社会不满也日益侵蚀政权的合法性。1980年代初,在布迈丁1978年去世后出任总统的本杰迪德,在社会与经济的压力下试图推动一种促进社会缓和、改善经济的政策,如取消以往经济上的国家垄断,营建社会住房,欢迎外资进入等等,在国际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改善关系。但政治上依然坚持专断,有唯一的工会,单一被严控的信息渠道,军事与国家安全警察监视着人们,腐败在继续。1980年代中期的石油价格剧跌(相当大程度上是因沙特要给伊朗难堪而加大产出而致),给99%以上的出口、60%的财政收入依靠石油的阿尔及利亚经济以重创,柏柏人的权利要求日益高涨演变成抗议,最终受到政府镇压,社会紧张加剧。但是,掌权的“革命一代的大家庭成员却依旧故我,以因他们民族才得以解放为由,垄断一切权力”,一位阿尔及利亚记者Akram Belkaïd多年后在一篇有关当年事件的文章 《1988年10月:回到“阿尔及利亚之春”》(Octobre 1988 : retour sur un’ Printemps algérien’)中如此评论说。

  1988年夏,酷暑高温,断水断电,物价飞涨,腐败、包括本杰迪德的一个儿子参与非法挪用阿尔及利亚外贸银行巨款的传闻,都为一场社会抗议准备了条件。10月,阿尔及利亚多个城市爆发由年轻人发起的抗议并演变成骚乱,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后来被人们参照“阿拉伯之春”命名为第一次“阿尔及利亚之春”。对那场事件,Akram Belkaïd在该文中不无感伤地认为,世人迄今也没有给予其足够公正的关注:事实上它既发生在次年全世界性的各种事件与巨变之前,也远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

  那场导致几百人死亡(官方与民间的数字迄今不一)的抗议虽被压制下去,但面临社会的骚动和变革的要求,本杰迪德这位在1950年代就参与独立运动的老牌军人与政治家、在布迈丁去世后被同事与军人们推上大位的总统,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事实上,那次抗议之所以能平息下去,很大程度上也跟他在10月10日晚向全国所做的政治改革相关承诺以及立刻采取的措施有关,例如,11月3日,立刻以通过宪法补充案的方式将过去常混淆的总统与总理的职权相互分离。

  该年底当他开始第三任期,宣示要建设一个“不同以往的阿尔及利亚”。1989年2月通过全民公决,颁发新的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公民社会具有自组织权利。阿尔及利亚迅速出现很多社会组织与政党,新的媒体,一时间,社会充满活力与希望。但三年后,这场改革却悲剧性地嘎然而止。

  “伊斯兰拯救阵线”与“黑色十年”

  长期以来,因一党专政,阿尔及利亚的所有反对派无论是左翼的共产党、托派,还是伊斯兰传统力量、伊斯兰极端势力都被打压,要么流亡,入监,要么转入地下,理性的自由派及现代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受到严厉压制,得不到健康生长。而麻烦的是,一旦受到极大压力、政治需要开放之际,现政权就往往要面临社会与政治上极端力量挑战的困境。这在“阿拉伯之春”及稍后的演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远在1991年,阿尔及利亚就已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

  因专断的执政党与社会不可避免的疏离,加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种种问题缺乏有效的制度解决途径,传统伊斯兰势力在社会中借此土壤气候逐渐复苏。当年就曾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告诉笔者:许多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活跃分子,挨家挨户地去访问许多被政权忽略的民众,送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吸引了社会许多基层民众的支持。同时,在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国际背景下,这也在一些渴望公正、富有理想的大学生中得到一定响应。1980年代后期,“伊斯兰拯救阵线”(FIS)运动终于逐渐浮出水面,在1988年10月的抗议中积极行动,在获取了合法地位后,先在1990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第一次自由的市政选举中获取重大胜利,接着在次年年底的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在231个席位中拿下188席,笃定会成为绝对多数党。(执政党FLN只获得15席),其所宣示要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似乎也出现了迫在眼前的可能。

  关键时刻,尽管本杰迪德作为总统表示,如果该党获胜,准备尊重结果,与其合作管理国家,但军方做出强烈反应,逼迫总统辞职,且中断选举,由一个主要由军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国家,解散“伊斯兰拯救阵线”。随着军方对反对派尤其是伊斯兰分子的镇压,阿尔及利亚进入一个近十年的内战状态。一方是军政权,另一方是逐渐转入武装暴力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分子,一些本不是伊斯兰组织成员的年轻人也因对军方压制的反抗而加入伊斯兰暴力组织。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被伊斯兰极端分子视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代表而被暗杀,其中许多人被迫逃往国外以躲避危险。1990年代初,笔者当时攻读博士的研究所就接待了一位阿尔及利亚的著名社会学家。

  顺便提一句,那场对多半是能操法语的自由知识分子学者的暗杀潮,现在有信息表示,阿尔及利亚军方也参与其事,借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之手一方面清除一些批评者,另一方面也借此在国内与国际上营造舆论,以促使人们对伊斯兰分子产生愤怒与反感,强化军方的权力与对其所做作为的合法性的认可。以建设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据称在组建过程中曾分别受到伊斯兰世界对垒的两个阵营的主要国家沙特与伊朗的支持,尤其伊朗的支持是作为伊朗革命后推行的所谓“全球伊斯兰革命”的战略部署中的一部分而进行的。而后因伊朗只支持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活动,事实上放弃了推动伊斯兰全球革命,这个目标被后起的基地组织接手。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转入武装暴力恐怖活动后,也分成在山野的一支“武装伊斯兰运动”(MIA)与主要在都市活动的一支“伊斯兰武装小组”(GIA),二者为争夺资源与领导权又发生残酷的内部厮杀。在军方的打击以及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尤其是GIA的滥杀无辜引发的社会愤慨的压力下,且随着1990年代末民族和解进程的展开,这些暴力恐怖活动最终式微,只是由GIA 分化出来的一个小派别后来转而效忠基地组织,继续间或有些零星恐怖活动。这近十年的历史,造成阿尔及利亚迄今数目不详至少十几万人的死亡,因此被称为“黑色的十年”。

  布特弗利卡、民族和解和新的抗议

  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往往是因缘际会的产物,可能因成功地回应一个时期所面临的挑战而崛起,又因权力的腐蚀不能与时俱进,最终被社会所抛弃。在民族和解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而今天被人民厌恶抗议的布特弗利卡,就是一个新的例证。

  布特弗利卡年轻时就参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属于布迈丁为首的少壮军人“乌季达派”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他成为一位政坛新星,出任体育与青年部长,后又以27岁的年纪在1963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外交部长,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为作为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阿拉伯国家最重要成员之一的阿尔及利亚赢得了声望,也因其在各种调停中展现的外交才华而备受称赞。1974 出任联合国轮值主席时推动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制裁,为阿拉法特赢得第一次在联大的发言,都是他外交生涯中最精彩的几笔之一。他在阿尔及利亚政坛中有相当大的实力,当初本•贝拉为削弱布迈丁一系的权力,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想解除布特弗利卡的外交部长职务,也恰恰是因此契因,让布迈丁加速下手发动政变,废黜了本•贝拉。但布特弗利卡的政治生涯却因其保护人布迈丁去世受挫,加之其挪用外交公款一事受到法律追究,从1979年被迫流亡国外直到1987年才归国,被排挤出权力圈近20年。在自1992年以来几任总统要么短命被暗杀、要么辞职的混乱背景下,1994年最高管理委员会宣布恢复总统制之际,军方曾试图推举他为总统,被其拒绝。然而,在军人总统利亚米纳•泽鲁阿勒(Liamine Zéroual)着手推动民族和解、重新规划国家选举制度后举行的1999年大选中,布特弗利卡出面竞选,以78.3% 的得票率在62岁当选总统。

  布特弗利卡上台后实行民族大和解政策,通过和解法案、大赦等政策,稳定了政局,赢得社会上与国际上的一些声望与支持。同时他铁腕治国,继续维系对社会的严控,控制媒体,2008年为达到继续执政的目的,策划了在阿尔及利亚议会“人民宫”的修宪投票,废弃总统不得超过两届任期的条款(500票赞同,21票反对,8票弃权)。他还利用各种系统操控总统选举,第三和第四次当选的得票率越来越高,达到80%、90%;但与此同时,他的声望却江河日下,专断,任人唯亲,靠包括两个弟弟在内的一些亲信寡头统治国家的做法,以及社会经济政策的绩效不彰,都使人们日生不满。近几年布特弗利卡病患缠身,2013年中风后几乎不事政事,坐轮椅,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在此情况下,竟在2014年第四次连任。他长期大搞个人崇拜,靠自己的画像展示在政治生活中的存在,愈发引起人们的厌恶。去年底一些献媚的人士与组织公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劝进、主张他第五次连任的消息一经传开,抗议便陆续在阿尔及利亚爆发,最初是在外省城市小规模出现,就是象征性地以毁坏、弄脏他的巨幅画像开始的。或许,全世界的专断独裁者都有搞个人崇拜的嗜好,但到头来似乎也都面临一个精心营造的光环崩塌,被人唾弃,画像雕像被人捣毁、砸烂的下场,这几乎是一个通律。

  2月22日星期五,由于已接近4月18日的总统投票日,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学生为主的“愤怒的星期五”抗议活动爆发,在阿尔及尔等各大中城市展开。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对政权的恐惧感开始褪去,久被压抑的那种强烈的不满终于爆发。许多年轻抗议者的共同心声就是:腐败的高官们是“小偷”,“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要那个老病象影子一样的总统再来管制我们五年”。他们高喊着“阿拉伯之春”时流行的口号,让腐朽的总统“滚开!”……抗议引发社会大规模的支持。艺术家们创作的歌曲“让阿尔及利亚自由”响彻大街小巷。于是,政府的各种官员、军队、警方出面以维护“国家稳定”的名义指责这种抗议,声称“有各种内外部势力的挑唆”“不符合民主规则”,威胁要严厉压制。同时当局控制媒体:官方媒体自然掩饰事件,很少或不予报道,一些私营但与权力关系密切的电视电台媒体选择性地报道;一些记者因不愿被迫造谣而辞职。只有一些相对独立一点的报刊冒着风险尽可能地做些评论与报道。

  面对社会的抗议,3月3日,布特弗利卡却还是在法律规定时间前让其助手(按规定是需要本人)递交了他参选连任的候选人资格申请。他同时发布一封公开信,称这是最后一次任期,如他当选,会召集允许反对派参加的会议讨论修改宪法,赋予人们更多的民主权利等等。此举更激怒年轻人与民众,3月8日星期五,上百万人在街头抗议,宣布大罢市、罢工。这最终导致布特弗利卡紧急从其长期居住治疗的瑞士周日飞回阿尔及利亚,这才有了3月11日晚发布公开信,称身体条件不允许他再连任一届(“从来就没有想要连任第五届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戏剧性结果的出现。

  这场抗议尽管是指向布特弗利卡的任期,但事实上反映了社会深层的不满,预示着阿尔及利亚又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节点。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人口40%,面对社会的不公,官员们麻木自私腐败,失业的威胁,个人与国家前途的看不到希望,许多人的唯一理想就是能离开阿尔及利亚北去法国;成长在一个信息时代,却多年只能在一位老迈病弱的总统严格的管制之下生活,从没有过另外一位国家领导人,因此愤怒日积;而同时,因历史的远去,他们对权力的恐惧也远比上一代要淡弱。此外,因最近这些年石油价格大跌,使得迄今依旧占外汇收90%、财政60%的石油出口收入锐减,这也加剧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恶化,物价上涨。这些都为此次抗议准备了条件。

  僵化的官僚体制,裙带风盛行,执政党卖官鬻爵,腐败至极,早已被人们唾弃。政权与布特弗利卡最倚重的力量军队也在发生变化。布特弗利卡为削弱军队和情报机构的权力,减少对其可能的威胁,前些年陆续解除过一些将军的职务,造成军队和情报机构的一些不满,而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一代军人也几乎都退出舞台,他安排到军队总参谋长位置上执掌军队多年的亲信Ahmed Gaïd Salah也已达79岁高龄;一代新的军官在成长,在军队中的影响也日重,军队内部的立场也逐渐分化。从前些日子对抗议者发出的威胁到最近有关军队与人民是一家的讲话,Gaïd Salah及军队立场的变化,一方面肯定是社会压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军队内部态度的变动。

责任编辑: 昀舒

张伦:老病总统五届连任梦引发抗议浪潮再度说明专权者总是低估人民的勇气

关键词: 非洲 对非洲援助

来源:FT中文网 2019-03-15 14:02:59

张伦:老病总统五届连任梦引发抗议浪潮再度说明专权者总是低估人民的勇气

作者:张伦

即便在某些国家转型不理想的情况下:该来的还是会来,那是由其内在的一些逻辑、因素所决定的;最明智的方式还是未雨绸缪,早日以恰当的方式改革除弊,善待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和政治对手,这既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最佳选择。缺乏制衡、对手的权力所有者往往会落入某种灾难性的自闭、短视与疯狂;一时强制造就的社会稳定也常常会暗积着爆发动荡的能量。

  春天又到了地中海,地中海南岸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抗议也拉开了序幕,近两个月来,一场反对已执政20年的82岁的老病总统布特弗利卡( Abdelaziz Bouteflika)试图第五次连任的民主浪潮席卷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

  3月11晚,在民众的抗议压力下,前一天从瑞士刚刚返回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宣布不再争取第五届连任,宣告此次抗议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不管下一步事态如何发展,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就此掀开新的一页,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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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弗利卡

  独立、权力斗争与发展

  要理解此次运动的爆发以及这个结果的历史性意义,或许我们需要将其置于半个多世纪来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中才能更好地理解。

  众所周知,阿尔及利亚原为法国的殖民地,在二战后的民主独立风潮中,经各种抗议、武装斗争,最后于1962年获得独立。独立后,历届重要的总统,从菲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1958临时政府—1963)本•贝拉(Ahmed Ben Bella, 1963-65),布迈丁(Houari Boumediène,1965—78),沙德利•本杰迪德(Chadli Bendjedid,1979—1992)直到布特弗利卡,多是出于一党专政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这个民族独立时期(1954年)诞生的政党,且最重要的几位领袖如本•贝拉、布迈丁、本杰迪德都是军人出身。1990年代初有过几个任期非常短暂的非FLN阵营总统,其中任期稍长的利亚米纳•泽鲁阿勒(Liamine Zéroual)是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出任总统,但也是军人出身的军队势力代表。

  从建国初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临时政府派”和以布迈丁为首的少壮军事“乌季达派”(以当初武装斗争时驻扎的摩洛哥小镇命名)之间的斗争,到1990年代初与伊斯兰分子“伊斯兰拯救阵线”(FIS)进行内战时的总统任命,上层的权力斗争中一直贯穿着军人的绝对性影响。1965年,作为“乌季达派”的掌门,当时任•本贝拉助手并身兼副总统、国防部长、军队总参谋长、情报首长的布迈丁,因不满本•贝拉试图削减“乌季达派”的影响以及与一些政治反对派如Hocine Aït Ahmed等达成的政治妥协,发动政变推翻本•贝拉,开辟了军队力量左右政治的一个传统;虽然布迈丁以继承革命传统为口号,后来一直否认其从事的是政变。事实上在那之前,本•贝拉在独立后的关键时刻之所以能在与各种力量的纷争中稳住权力,也与布迈丁率军进入阿尔及尔以实力压迫各方对其表示支持有关。

  这种昨日是战友、上级,今日是敌手、阶下囚的宫廷争斗循环,后来一直伴随阿尔及利亚政治迄今,充满暴力、阴谋、尔虞我诈、监禁、暗杀,这其中除有个人的野心、好恶、恩怨等,也自然与一些意识形态立场、政治选择有关。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贯穿后来几十年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如何对待过去的殖民历史,如何构造战后阿尔及利亚在国际上的地位,国家的发展道路、方向与方法的选择,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及构建,如何对待伊斯兰的历史传统,以及在构建一个民族国家过程中如何处理各种族群关系等等。就最后一点来讲,中央政权与占阿尔及利亚近三分之一人口的少数族群柏柏人(Berbères)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每每因政治、文化、语言的因素造成冲突。

  就整体来讲,尽管本•贝拉当选后首访的国家是美国,但很快基本国策就确定为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外亲近苏联、中国,参与不结盟,反帝,对内禁止一切其他政党的存在,实行一党专政;FLN的党主席也是当然的国家领导人;尽管也有名义上的选举,但候选人永远只是一位;党和国家控制一切媒体、宣传,经济上走国家主导主控的道路,将重要资源石油国有化,联手其他产油国发动对西方的石油战……像所有战后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一样,在布迈丁时期这些政策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生活与教育水准提升,国际影响增强。一时间,阿尔及利亚成为反帝、推动第三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中心。

  1988年:第一次“阿尔及利亚之春”

  但这一切都随苏、中内部的发展停滞、势力的相对弱化而发生重要变化。在阿尔及利亚内部,权力专断造成的腐败与社会不满也日益侵蚀政权的合法性。1980年代初,在布迈丁1978年去世后出任总统的本杰迪德,在社会与经济的压力下试图推动一种促进社会缓和、改善经济的政策,如取消以往经济上的国家垄断,营建社会住房,欢迎外资进入等等,在国际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改善关系。但政治上依然坚持专断,有唯一的工会,单一被严控的信息渠道,军事与国家安全警察监视着人们,腐败在继续。1980年代中期的石油价格剧跌(相当大程度上是因沙特要给伊朗难堪而加大产出而致),给99%以上的出口、60%的财政收入依靠石油的阿尔及利亚经济以重创,柏柏人的权利要求日益高涨演变成抗议,最终受到政府镇压,社会紧张加剧。但是,掌权的“革命一代的大家庭成员却依旧故我,以因他们民族才得以解放为由,垄断一切权力”,一位阿尔及利亚记者Akram Belkaïd多年后在一篇有关当年事件的文章 《1988年10月:回到“阿尔及利亚之春”》(Octobre 1988 : retour sur un’ Printemps algérien’)中如此评论说。

  1988年夏,酷暑高温,断水断电,物价飞涨,腐败、包括本杰迪德的一个儿子参与非法挪用阿尔及利亚外贸银行巨款的传闻,都为一场社会抗议准备了条件。10月,阿尔及利亚多个城市爆发由年轻人发起的抗议并演变成骚乱,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后来被人们参照“阿拉伯之春”命名为第一次“阿尔及利亚之春”。对那场事件,Akram Belkaïd在该文中不无感伤地认为,世人迄今也没有给予其足够公正的关注:事实上它既发生在次年全世界性的各种事件与巨变之前,也远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

  那场导致几百人死亡(官方与民间的数字迄今不一)的抗议虽被压制下去,但面临社会的骚动和变革的要求,本杰迪德这位在1950年代就参与独立运动的老牌军人与政治家、在布迈丁去世后被同事与军人们推上大位的总统,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事实上,那次抗议之所以能平息下去,很大程度上也跟他在10月10日晚向全国所做的政治改革相关承诺以及立刻采取的措施有关,例如,11月3日,立刻以通过宪法补充案的方式将过去常混淆的总统与总理的职权相互分离。

  该年底当他开始第三任期,宣示要建设一个“不同以往的阿尔及利亚”。1989年2月通过全民公决,颁发新的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公民社会具有自组织权利。阿尔及利亚迅速出现很多社会组织与政党,新的媒体,一时间,社会充满活力与希望。但三年后,这场改革却悲剧性地嘎然而止。

  “伊斯兰拯救阵线”与“黑色十年”

  长期以来,因一党专政,阿尔及利亚的所有反对派无论是左翼的共产党、托派,还是伊斯兰传统力量、伊斯兰极端势力都被打压,要么流亡,入监,要么转入地下,理性的自由派及现代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受到严厉压制,得不到健康生长。而麻烦的是,一旦受到极大压力、政治需要开放之际,现政权就往往要面临社会与政治上极端力量挑战的困境。这在“阿拉伯之春”及稍后的演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远在1991年,阿尔及利亚就已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

  因专断的执政党与社会不可避免的疏离,加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种种问题缺乏有效的制度解决途径,传统伊斯兰势力在社会中借此土壤气候逐渐复苏。当年就曾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告诉笔者:许多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活跃分子,挨家挨户地去访问许多被政权忽略的民众,送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吸引了社会许多基层民众的支持。同时,在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国际背景下,这也在一些渴望公正、富有理想的大学生中得到一定响应。1980年代后期,“伊斯兰拯救阵线”(FIS)运动终于逐渐浮出水面,在1988年10月的抗议中积极行动,在获取了合法地位后,先在1990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第一次自由的市政选举中获取重大胜利,接着在次年年底的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在231个席位中拿下188席,笃定会成为绝对多数党。(执政党FLN只获得15席),其所宣示要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似乎也出现了迫在眼前的可能。

  关键时刻,尽管本杰迪德作为总统表示,如果该党获胜,准备尊重结果,与其合作管理国家,但军方做出强烈反应,逼迫总统辞职,且中断选举,由一个主要由军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国家,解散“伊斯兰拯救阵线”。随着军方对反对派尤其是伊斯兰分子的镇压,阿尔及利亚进入一个近十年的内战状态。一方是军政权,另一方是逐渐转入武装暴力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分子,一些本不是伊斯兰组织成员的年轻人也因对军方压制的反抗而加入伊斯兰暴力组织。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被伊斯兰极端分子视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代表而被暗杀,其中许多人被迫逃往国外以躲避危险。1990年代初,笔者当时攻读博士的研究所就接待了一位阿尔及利亚的著名社会学家。

  顺便提一句,那场对多半是能操法语的自由知识分子学者的暗杀潮,现在有信息表示,阿尔及利亚军方也参与其事,借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之手一方面清除一些批评者,另一方面也借此在国内与国际上营造舆论,以促使人们对伊斯兰分子产生愤怒与反感,强化军方的权力与对其所做作为的合法性的认可。以建设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据称在组建过程中曾分别受到伊斯兰世界对垒的两个阵营的主要国家沙特与伊朗的支持,尤其伊朗的支持是作为伊朗革命后推行的所谓“全球伊斯兰革命”的战略部署中的一部分而进行的。而后因伊朗只支持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活动,事实上放弃了推动伊斯兰全球革命,这个目标被后起的基地组织接手。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转入武装暴力恐怖活动后,也分成在山野的一支“武装伊斯兰运动”(MIA)与主要在都市活动的一支“伊斯兰武装小组”(GIA),二者为争夺资源与领导权又发生残酷的内部厮杀。在军方的打击以及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尤其是GIA的滥杀无辜引发的社会愤慨的压力下,且随着1990年代末民族和解进程的展开,这些暴力恐怖活动最终式微,只是由GIA 分化出来的一个小派别后来转而效忠基地组织,继续间或有些零星恐怖活动。这近十年的历史,造成阿尔及利亚迄今数目不详至少十几万人的死亡,因此被称为“黑色的十年”。

  布特弗利卡、民族和解和新的抗议

  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往往是因缘际会的产物,可能因成功地回应一个时期所面临的挑战而崛起,又因权力的腐蚀不能与时俱进,最终被社会所抛弃。在民族和解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而今天被人民厌恶抗议的布特弗利卡,就是一个新的例证。

  布特弗利卡年轻时就参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属于布迈丁为首的少壮军人“乌季达派”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他成为一位政坛新星,出任体育与青年部长,后又以27岁的年纪在1963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外交部长,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为作为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阿拉伯国家最重要成员之一的阿尔及利亚赢得了声望,也因其在各种调停中展现的外交才华而备受称赞。1974 出任联合国轮值主席时推动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制裁,为阿拉法特赢得第一次在联大的发言,都是他外交生涯中最精彩的几笔之一。他在阿尔及利亚政坛中有相当大的实力,当初本•贝拉为削弱布迈丁一系的权力,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想解除布特弗利卡的外交部长职务,也恰恰是因此契因,让布迈丁加速下手发动政变,废黜了本•贝拉。但布特弗利卡的政治生涯却因其保护人布迈丁去世受挫,加之其挪用外交公款一事受到法律追究,从1979年被迫流亡国外直到1987年才归国,被排挤出权力圈近20年。在自1992年以来几任总统要么短命被暗杀、要么辞职的混乱背景下,1994年最高管理委员会宣布恢复总统制之际,军方曾试图推举他为总统,被其拒绝。然而,在军人总统利亚米纳•泽鲁阿勒(Liamine Zéroual)着手推动民族和解、重新规划国家选举制度后举行的1999年大选中,布特弗利卡出面竞选,以78.3% 的得票率在62岁当选总统。

  布特弗利卡上台后实行民族大和解政策,通过和解法案、大赦等政策,稳定了政局,赢得社会上与国际上的一些声望与支持。同时他铁腕治国,继续维系对社会的严控,控制媒体,2008年为达到继续执政的目的,策划了在阿尔及利亚议会“人民宫”的修宪投票,废弃总统不得超过两届任期的条款(500票赞同,21票反对,8票弃权)。他还利用各种系统操控总统选举,第三和第四次当选的得票率越来越高,达到80%、90%;但与此同时,他的声望却江河日下,专断,任人唯亲,靠包括两个弟弟在内的一些亲信寡头统治国家的做法,以及社会经济政策的绩效不彰,都使人们日生不满。近几年布特弗利卡病患缠身,2013年中风后几乎不事政事,坐轮椅,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在此情况下,竟在2014年第四次连任。他长期大搞个人崇拜,靠自己的画像展示在政治生活中的存在,愈发引起人们的厌恶。去年底一些献媚的人士与组织公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劝进、主张他第五次连任的消息一经传开,抗议便陆续在阿尔及利亚爆发,最初是在外省城市小规模出现,就是象征性地以毁坏、弄脏他的巨幅画像开始的。或许,全世界的专断独裁者都有搞个人崇拜的嗜好,但到头来似乎也都面临一个精心营造的光环崩塌,被人唾弃,画像雕像被人捣毁、砸烂的下场,这几乎是一个通律。

  2月22日星期五,由于已接近4月18日的总统投票日,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学生为主的“愤怒的星期五”抗议活动爆发,在阿尔及尔等各大中城市展开。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对政权的恐惧感开始褪去,久被压抑的那种强烈的不满终于爆发。许多年轻抗议者的共同心声就是:腐败的高官们是“小偷”,“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要那个老病象影子一样的总统再来管制我们五年”。他们高喊着“阿拉伯之春”时流行的口号,让腐朽的总统“滚开!”……抗议引发社会大规模的支持。艺术家们创作的歌曲“让阿尔及利亚自由”响彻大街小巷。于是,政府的各种官员、军队、警方出面以维护“国家稳定”的名义指责这种抗议,声称“有各种内外部势力的挑唆”“不符合民主规则”,威胁要严厉压制。同时当局控制媒体:官方媒体自然掩饰事件,很少或不予报道,一些私营但与权力关系密切的电视电台媒体选择性地报道;一些记者因不愿被迫造谣而辞职。只有一些相对独立一点的报刊冒着风险尽可能地做些评论与报道。

  面对社会的抗议,3月3日,布特弗利卡却还是在法律规定时间前让其助手(按规定是需要本人)递交了他参选连任的候选人资格申请。他同时发布一封公开信,称这是最后一次任期,如他当选,会召集允许反对派参加的会议讨论修改宪法,赋予人们更多的民主权利等等。此举更激怒年轻人与民众,3月8日星期五,上百万人在街头抗议,宣布大罢市、罢工。这最终导致布特弗利卡紧急从其长期居住治疗的瑞士周日飞回阿尔及利亚,这才有了3月11日晚发布公开信,称身体条件不允许他再连任一届(“从来就没有想要连任第五届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戏剧性结果的出现。

  这场抗议尽管是指向布特弗利卡的任期,但事实上反映了社会深层的不满,预示着阿尔及利亚又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节点。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人口40%,面对社会的不公,官员们麻木自私腐败,失业的威胁,个人与国家前途的看不到希望,许多人的唯一理想就是能离开阿尔及利亚北去法国;成长在一个信息时代,却多年只能在一位老迈病弱的总统严格的管制之下生活,从没有过另外一位国家领导人,因此愤怒日积;而同时,因历史的远去,他们对权力的恐惧也远比上一代要淡弱。此外,因最近这些年石油价格大跌,使得迄今依旧占外汇收90%、财政60%的石油出口收入锐减,这也加剧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恶化,物价上涨。这些都为此次抗议准备了条件。

  僵化的官僚体制,裙带风盛行,执政党卖官鬻爵,腐败至极,早已被人们唾弃。政权与布特弗利卡最倚重的力量军队也在发生变化。布特弗利卡为削弱军队和情报机构的权力,减少对其可能的威胁,前些年陆续解除过一些将军的职务,造成军队和情报机构的一些不满,而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一代军人也几乎都退出舞台,他安排到军队总参谋长位置上执掌军队多年的亲信Ahmed Gaïd Salah也已达79岁高龄;一代新的军官在成长,在军队中的影响也日重,军队内部的立场也逐渐分化。从前些日子对抗议者发出的威胁到最近有关军队与人民是一家的讲话,Gaïd Salah及军队立场的变化,一方面肯定是社会压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军队内部态度的变动。

  “阿拉伯之春”中的例外与阿尔及利亚的未来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时尽管阿尔及利亚也爆发了一些抗议,但并没有产生大的政治变动,可谓阿拉伯世界几个例外之一。个中原因,除刚刚过去不久的“黑色十年”的记忆造成人们对变化的担忧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外,一些伊斯兰极端势力利用阿拉伯世界的抗议从中获益,赢得权力的事实,也让有过惨痛教训的阿尔及利亚人心存戒备。而当时布特弗利卡及时采取的一系列经济与政治措施也适当地缓解了社会的压力:他依托当时充裕的石油收入(每年500亿美元)大搞建设,给公务人员涨工资,要求私人企业也给雇员加薪;同时,取消实行多年的戒严,修改各种政治规定,承诺扩大政治参与,增加议员名额,将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满从街头吸纳进议会。这一切使得阿尔及利亚避免了那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抗议风潮,也因其稳定与政治上至少表面的某些开放赢得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某些赞赏。

  但所有这些带有工具性的局部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阿尔及利亚现代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如何在经济上摆脱单一资源依赖的结构,如何重建一种新的现代国家政治结构,如何更新政治精英,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变动的全球与区域环境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与身份认同……这些,显然都不是以布特弗利卡所代表的一代人、一些掌握大权的政治-经济寡头们所能完成的使命。而一直沉浸在自我与他人营造的个人崇拜氛围中,被几位亲人亲信包围、成天幻想着在总统宝座上“鞠躬尽瘁”而后被民族以国葬的方式安葬到他自己主持修建的国家公墓的布特弗利卡,一介老朽痴呆、发音不清、坐轮椅的病夫,又怎么能有效地把握历史的脉搏,很好地回应历史的挑战?曾经作为一个社会稳定的象征、推动了民族和解的重要人物,就这样最终像许多专断者一样悲剧地丧失掉他光荣地退出历史的机会,直到此次人们抗议大潮涌起。

  不过,尽管布特弗利卡宣布不再竞选,但他最新的公开信里却宣布要推迟原定的4月大选,且要在年底前组织一次全民讨论,以再次修改自独立以来已多次被修改的宪法。同时他任命了新的亲信总理、副总理。总统大选何时再进行,并无确定的日期。因此,年轻人、抗议者昨日在得知布特弗利卡不再连任彻夜狂欢后,今天再次走上街头,罢工也在继续组织中。因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是布特弗利卡的亲信们抛出的一个狡猾的缓兵之计。是的,即使布特弗利卡退出政坛,与其利益相关的一些寡头和团体也绝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他们会以怎样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利益或做出妥协呢?今后数天,以及一段时期内,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演变还存在相当的不确定因素,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后布特弗利卡时代已经启动。而在这个时代中,如何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回应年轻人与民众对自由与民主、有尊严的生活的诉求,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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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时代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性

  一年前,历史悠久,法国出版,在欧洲与非洲非常著名的杂志“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主编Marwane Ben Yahmed 就在一篇谈及今日的阿尔及利亚以及布特弗利卡可能的第五届任期的社论里说到:“阿尔及利亚现在最需要什么?现代性!就那么简单。”而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又是政治现代性,阿尔及利亚必须展开一场对民族前途的民主讨论,更换僵化了的政治阶层。要改革僵硬、过时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让本来属于普通人和企业家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却成为他们必须像要打一场仗才能解决一样;要改变经济,“永远结束那种对私人经济的病态的不信任、将其长久以来视为必须打倒的敌人的看法。”赋予私人经济更好的合法地位,才能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释放民族的压抑的活力,激活长久以来陷于僵死的工业,创造就业。自独立以来,阿尔及利亚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当下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观念的革命。在这篇题为《布特弗利卡第五届任期:当阿尔及利亚醒来之时……》的文章结尾,他说:“2019年不管谁当选,都有一个沉重的责任在肩,带领国家走向未来”。

  一年过去,阿尔及利亚已再次醒来,布特弗利卡也已注定不会再有第五任期,一页新的现代性历史正徐徐掀开。在笔者看来,如何写就这页历史不仅关系阿尔及利亚自身,某种程度上也会关系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演变。尽管其历程注定曲折困难,但如果阿尔及利亚能够较好地更新政治架构,处理好今后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或许能在土耳其威权化、沙特和伊朗各自困纠于一些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的挑战而现代历程的脚步蹒跚、“阿拉伯之春”后转型各国变动不定的情况下,给伊斯兰世界增添一个新的范式。

  从某些方面来讲,阿尔及利亚是有一些经验与条件的。首先,与法国的特殊关系,如果更进一步地处理好以往殖民历史的遗产,显然对阿尔及利亚的发展会有正面的助力。法国的某些政治制度与运作事实上都会对阿尔及利亚有直接间接的影响——隔着地中海,法国现在进行的有关国家政策与方向的全民讨论是否是给了布特弗利卡的顾问们要搞一次全民大讨论的灵感?而连续几个月来“黄背心”的抗议运动会不会也从一个侧面刺激了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抗议冲动?尽管法国在此次抗议上尽量谨慎,不多置评,只就一般原则加以声明。但在法的众多阿尔及利亚侨民或双重国籍者,多半会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祖国的民主进程。

  此外,正如我们文中提及,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抗议要远早于其他国家,而且多年来政治运作尽管是威权,但制度架构还是累积了许多开放的要素,也有过转型中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沉浮、与代表世俗的权力的冲突以及连带对国家造成的威胁与破坏的经验;像是接种了某种疫苗,如果笔者的观察不误的话,在伊朗革命丧失光环,去魅后,在自己国家以往惨痛的经验基础上,在“伊斯兰国”(ISIS)正在崩解的时代,在阿尔及利亚以一种伊斯兰宗教的意识形态来进行社会动员,吸引年轻一代的可能性已经甚微。此次抗议也显示了这一点:尽管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依旧在活动,但影响有限。不过,在还没有彻底完成世俗化的社会,对伊斯兰政治势力起来利用民众的不满再次趁势攫取社会抗议的成果,还是需要抱有警惕。此次作为阿尔及利亚抗议主体的年轻人所向往的,说到底是现代的自由、享有权利与尊严的生活。此次抗议平和,也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展示这一面:几十万、上百万人游行抗议后,许多街道依旧干净,原因是有许多抗议者拿着垃圾袋收集垃圾,维护治安与清洁。这其中所传递的文化意涵显然已远离独立战争时代的暴力与革命的抗议文化了。

  众所周知,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性构建一直面临诸多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作为传统的代表与精神依托的伊斯兰宗教与常常是革命、独立后产生的代表现代性的左翼或右翼威权政权之间的紧张。一种认同现代性的自由力量、公民社会往往在两者的挤压下相对势弱,无法有效地进行自身的组织,进而有效推动或主导国家的理性进程。由于政治打压和收买,阿尔及利亚现存的在野势力不仅微弱,更失去民众政治上对其的信任,比如没有一位可信度高的在野人物作为总统候选人,许多民众对某些在野政治人物抱有怀疑,认为其与现政权有各种连带关系,服务于现政权,也因此在运动中也拒绝这些政党与政治人物介入。一位刚刚从阿尔及利亚返回法国的作家Mohamed Kacimi在接受法国国家电台 France Inter(3月4日)采访时认为:现在这场抗议运动的力量特点就在没有领袖。这既显示了运动的自发性,显然也会是其下一步发展尤其是需要进行运动整合、政治协商时的一个先天不足。

  但不管怎样曲折,从一个大的历史宏观角度看,现代性的进程也依然在诸多伊斯兰国家中曲折地发展着。女性地位的变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妇女都在艰难地争取着自身权利,也尽可能积极投身改变国家与自身命运的历史过程中。此次阿尔及利亚抗议中,诸多女学生、妇女参与抗议,就是一个例证,以至于布特弗利卡在其公开信中也大肆吹捧妇女的作用及价值,视为阿尔及利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显然,一种最理想的方式是在国家维系有效稳定的前提下,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培养社会的理性力量,构建一种合理的开放的政治架构,以消解发展难以避免带来的社会失衡与紧张以及造成的可能的不满。须知,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生成除有一些亟待改造的文化、传统因素外,也往往是与一些政权的腐败与威权压制分不开的。“阿拉伯之春”的结果在各国不一样,并不能以此来说明这些国家的转型必然失败;各国转型的成效相当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转型前的状态与历史,一些国家遭遇到的困难甚至是灾难,几乎都可以在转型前找到根源,常常是改革延误、缺乏必要深度的后遗症。历史上专断权力的一个通病就是总是低估人民的勇气,也高估了人们的耐心。这次在许多有关阿尔及利亚抗议的评论中,笔者常听到看到评论者不约而同地提及这一点:执政者错误判断了人们的耐心。像上面提及的Mohamed Kacimi,历史学家Karima Dirèche在接受《世界报》(3月1号)采访时,德法电视台“Arté”等都用到了类似的表述。布特弗利卡代表的权力集团以为人们对“黑色十年”的痛苦的记忆、对稳定的需要,就可以让他们以不能有动乱的名义将权力永远地锁进自己的保险箱,永远地消除反对声音,显然是再次犯了这通病。

  还是笔者过去常说过的那句话:是脓总会冒,只是一个代价与方式的问题;用脓破之后的惨状来证明脓破之前的光鲜美好显然是虚伪至少是不智与缺乏远见的。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多年后今日爆发的第二次“阿尔及利亚之春”,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即便在某些国家转型不理想的情况下:该来的还是会来,那是由其内在的一些逻辑、因素所决定的;最明智的方式还是未雨绸缪,早日以恰当的方式改革除弊,善待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和政治对手,这既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最佳选择。缺乏制衡、对手的权力所有者往往会落入某种灾难性的自闭、短视与疯狂;一时强制造就的社会稳定也常常会暗积着爆发动荡的能量。这是千古旧戏,迄今依然不断悲剧地上演着。这里,我们只能祝愿后布特弗利卡时代阿尔及利亚的现代之路能走得顺畅了。

  作者是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原题《阿尔及利亚之春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性——阿尔及利亚学生与民众民主抗议浪潮简析》

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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