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我随一个农业方面的代表团到越南考察。与我国相邻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面的进展，就像南海北部湾吹来的暖风，令人看后胸襟为之大开。

　　一、 越南的楼房

　　来到越南，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新建的式样美观的楼房。自1988年经济改革以来，越南老百姓生活迅速富裕起来，手里有了钱，像中国农民一样，第一件事就是盖房。但他们盖房不像中国农民那样，要经过茅草房到砖瓦房，再到楼房这样的三阶段，而是一步到位，家家户户盖房就盖两层以上的楼房，有宽敞的凉台，有装饰花纹的廊柱，还有红色的房顶和美观的大玻璃窗，楼房墙面刷的墙漆、贴的装饰砖的色彩也十分鲜艳，远远望去，这些楼房就像别墅群。

　　越南人在房屋上下这么大功夫，这主要是宅基地和房屋的产权有保障。越南注意通过保护产权来发展经济，不只是在住房方面。像我们去的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旅游胜地——下龙湾，前些年那里有个农民在海湾中的一个岛上发现了大溶洞，政府就允许他自己经营三年这个洞的旅游观光，做为他发现这个洞的回报。我们从河内市到河西省经过的道路，也是私人投资建造、私人收费，政府给予保护。这些保护产权的措施，稳定了人们的经济预期，使他们的生产经营与消费支出有了长远打算，各方面的经济社会关系就有机地衔接起来。

　　在河内市，给人深刻印象的是著名风景区——西湖边，可以看到越南先富起的人们修建的富人区。这里的房屋比一般老百姓的高出几个档次：家家有花园，户户门口停着汽车，有的家里还有仆人。若不是这里有热带特有的椰树，置身其中，真以为到了我曾去过的世界首富的瑞士。在那里的日内瓦湖畔的富人区，雀巢等大公司老板，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世界闻名的银行家及很多国家的艺术家都在安享生活乐趣，同时也把自己的财产与事业放在瑞士。现在的越南也有些相似。在西湖边的富足、优雅、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企业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各类成功的人才就会安家立业，没有必要整天琢磨在功成名就后如何把财产与事业转移到国外了。正是政府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先富起来的人们的产权的有力保护，使这里长期受平均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克服了与生俱来的“亚洲式嫉妒”，能够以平常心态对待财富与富人，从而使这些能够使财富聚集并增值的人们大胆经营，在自家致富的同时也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两个类似的文件

　　越南农业部的农业发展与政策司司长高德发一见我，就拿出两份英文的文件说：“这一份文件是你们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与农村工作的《决定》的英文稿;另一份是我们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起草公布的关于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最新决议。这两份文件我对比了一下，90%的内容相同， 但我们不是抄袭你们的。我们两国能不约而同地发表这样的文件，是由面临的共同的国内外形势决定的。”

　　高德发司长说的对。越南与中国一样，也是农业大国，全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70年代末中国实行包产到户，恢复家庭经营，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面貌大变。越南则落后了，仍实行类似人民公社的体制，只不过搞了一些小段包工、联产计酬等对原体制修修补补的措施，这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粮食生产不断下降，每年进口数十万吨大米，最高一年进口100多万吨， 全国出现大饥荒，难民逃向世界各地。1988年，以阮文灵为首的越南共产党政治局认真学习中国包干到户的经验，恢复了农户的家庭经营，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第二年就实现多年奋斗的目标，总产量达到2151万吨，出口达到142万吨， 这成为越南农业生产的里程碑与分水岭。现在越南已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每年出口300多万吨大米，农业产值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00美元。

　　对于以往改革的成就，越南朋友没有骄傲，他们居安思危，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继续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高德发司长说：“我们党的决议比你们党的决定短一些，并有两个地方与你们不同。一条是我们的土地承包期是五十年不变，你们只有三十年，时间短了一些。”我打断他的话说：“请您注意我们的《决定》中紧接着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的表述后面的那两句话: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高德发司长点点头，接着又说：“另一条就是我们强调所有的农产品的国内外贸易都要放开，让农民自主经营。而你们则对大宗农产品贸易仍保留一部分管制，为什么?”我没能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在会谈中越南官员的另一个问题也难回答：“我国粮食1989年人均超过330公斤就开始大量出口，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粮食已过400公斤，出口却不多，甚至前几年还大量进口? ”我用近年来畜牧业的发展以及统计方面的理由来解答，但感到没有说服对方。

　　三、鲜花的启示

　　越南海防市的歌剧院门口的广场上有一排低矮的店铺，从法国人在越南登陆，受法兰西文化的影响开始卖花，现已持续100多年的历史。 现在生活中享用鲜花已成为普遍越南人的习惯。

　　不光是鲜花，在越南经常可以看到体现外国文化，带有异国风情的画廊、酒吧、啤酒屋，还有歌剧院等。晚上，当越南朋友请我们到高级饭店吃典型的越南饭时，那精致的餐具里的法式烤肉，迷漫餐厅的柔和的外国乐曲，还有那女服务员的熟练的外语，使人面对此情此景，真不敢相信这是在越南。而恰恰这就是现在的越南。经过多年的反复折腾，越南人冷静下来，不再盲目排外，而是非常注意学习、吸收外来的对本国发展有益的东西，也不论是文化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并且他们不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做权宜之计，以应对暂时的需要，而是带着一种欣赏，一种追求，一种刻意模仿。他们不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一位越南朋友陪我看画廊和博物馆时说：“看到先进的、独创的、优秀的事物，每个人的内心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向往，为什么不让它自由地表达出来呢?”这种深入到灵魂的开放态度，是许多来过越南的外国人非常喜欢的。他们放心了，一批又一批地来到越南。我在越南期间，亲眼看到法国人在他们100 多年前盖的河内歌剧院中举行盛大豪华的婚礼;看见德国人、意大利人坐在越南人的摩托车后，夜晚在城市的街巷中兜风;看见美国人在公路干线旁盖起福特汽车的现代化组装厂;看见台湾人在农村买的大片土地上办起大规模的养殖场、种苗场;也看见来自大陆的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在旅游，交流，寻找投资机会……

　　越南是真正开放了，全方位的开放。现在它已加入东盟。到2003年，东盟所有的国家要统一市场，越南正在为此加紧准备，如放开各种行政管制，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规章，强迫政府官员和有关单位的人员突击学习外语。我在越南所到之处，随机碰到的所有人群中，都会有人熟练地讲英语或法语，这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中都是难以想像的。此外，供外国投资者居住的高档饭店已有多座，其中有的奢华程度在中国都不易看见。还有就是供外国人玩乐的游乐场、歌舞厅、桑那浴、赌场……等等都开放了，只要付费，普通越南人也可以进去。引起我格外注意的，是城市闹市区都有兑换货币的集市。我在那里时，1美元可兑换15000左右越南盾，金融危机前可换11000越南盾;1元人民币可兑换1500左右越南盾，金融危机前可换1250左右越南盾。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大概是1:10左右。这样的交易价格，每天都有变动，是人们在自由交换中形成的，没有人来干预。

　　在对外开放中，越南人最熟悉、最愿学习的还是中国。前些年，电视台放映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所有城市一到晚上播出时间就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后来放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效果也不错。我去越南时，他们刚看完《宰相刘罗祸》，议论起来津津有味;现在则都在看中国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到云南上山下乡的电视剧《孽债》。越南人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南北方因战争长期隔绝，很多家庭分在两地生活，也留下许多与中国类似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触景生情，看时自然会有强烈的共鸣。越南人与中国人太相近了。两国之间的来往也是太密切了，所以我感到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尽管多少年前有不愉快的磨擦与波折，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特殊感情则是千百年的历史联系形成的，一旦两国关系恢复常态，则两国人民就像越南朋友对我说的：“我们是兄弟，兄弟之间有时也会吵架，甚至动手，但最后还是比别人都亲。”

　　四、想吃“刘罗锅”的荔浦芋头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刘罗锅送来的荔浦芋头，让乾隆皇帝吃得津津有味，越南人看后记得很牢，见我是搞农业的，马上就问，能不能把广西荔浦县的芋头引种到越南?

　　在越南河西省，我看了那里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他们的办公室条件很好，各种设备齐全，农技人员的专业水平较高，对现代农业技术发展很熟悉，而且他们都有经营头脑，和我们交流科技情况时，不时地给我们展示在他们省投资的商业机会，想吸引我们在农业技术方面和他们合作。听考察团的中国专家讲，越南人在学习中国的农业技术时非常精明，他们不盲目听从我们的宣传，绝不大批买中国的种苗，而是经常以合作或要求中国援助的形式要一点回去试种，一旦成功，他们就自己繁殖推广。像中国广西的许多优良的芒果、荔枝和菠萝品种，就是这样在越南推广开的。现在他们利用其气候优势，反而以低廉的价格向我国出口苗木。

　　若是自己搞不了的，越南人则采用多种形式，尽力从国外引进。我在河内去了美国专门经营生物工程的巴优西公司的代表处。代表处的墙上挂着越南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阮公丹视察该公司的大幅照片。公司代表讲，在越南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该公司于1993年到越南推广公司研制的新型杂交玉米，经过几年共同的努力，现在已占越南推广杂交玉米面积的70%以上。在公司取得良好效益的同时， 越南农民也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他们现在打算以此为据点，向中国大陆进军，但听说中国各地出于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对国外农作物品种引进的限制很多，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我解释了中国的情况，告诉他中国有关方面正在修改种子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在品种引进上采取更大的动作，希望他们以后能来中国。此外，我们还看到越南人和日本公司合作生产的名贵珍稀的热带花卉，当我们代表团提出想要一盆花，或了解一点养花技术时，越方马上以日本公司有规定为理由十分干脆地回绝了。据我们了解，越南现正利用加入东盟的机会，通过东盟各国，大规模地引进世界各国的农业方面的优良种苗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新上任的农业部长计划用10000亿越南盾来干此事，其规模和势头令我们吃惊。

　　五、小的也是好的

　　在海防市附近等轮渡时，我身边站着一位用自行车运两大筐木薯的中年农民。我抓住机会，通过翻译和他聊起天来。他是当地人，改革前在农业合作社从事集体劳动，吃不上饭，饿急了，就偷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换饭吃，结果被判十八年徒刑。前两年出狱后，就靠这辆自行车运木薯卖，结了婚，还生了个儿子。在越南，像他这样靠自己经营一点儿小生意过活的人是太多了。清晨在城市街道散步，随处可见沿街人家摆出小巧玲珑的桌子和椅子，卖起早点;白天，不时可碰见用自行车运蜂窝煤，用脚踩两轮车运货的情景;傍晚，街头到处都是摆啤酒、杂货摊，以及擦皮鞋的人。“一滴露水养一棵草”。就是靠着这些不起眼的小生意，越南人的生活好了起来。现在150多万人口的河内有80多万辆摩托车，而且大部分是日本进口的，每辆值一两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越南人的生活水平。

　　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海防市的百货大楼，有六层楼高，外观现代化，是海防市的纪念碑式的建筑，但在国营体制下，连年亏损。现在这个大商场里的空间已被一个个铝合金小屋隔开，分解成无数个小店铺，往日人来人往的滚梯也已经锈坏了，落满灰尘。对比之下，商场中的小店铺的生意倒挺红火，老板娘们衣着艳丽，热情地招徕着顾客。由此我想到北京的那些门可罗雀的大商场，是不是可以学习海防的经验，早一些由大变小，化整为零，方能分别突破市场萧条的重围。

　　这个大商场的今昔就是越南经济发展的缩影。过去越南搞计划经济，迷恋大一统，大规模，什么都是政府包揽，国营企业打天下，结果效益很差，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人民得不到实惠。现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针已彻底转变，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对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改革，到1998年全国有国有企业6544个，而非国有的经济组织达40多万个，就业人数占90%以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70%以上。

　　不光在经济组织方面，越南重视中小企业聚沙成塔的作用，而且在行政管理上，也强调划小单位，下放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改革前，越南不顾南方、中部与北方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都执行中央统一的政策，而且还按领导的主观意愿，强行合并了一些省份，效果不好。这些年越南注意改正以前的失误，不再坚持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根据市场经济及经济区划的要求，重新把省份划小(现在共有60多个省，每个省的规模相当于我国的县)，允许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和执行适合自己地区的政策，使各地的管理更加灵活而贴近实际，也促使当地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另外，这60多个地方政府获得自主权成为主体后，本身就形成一种市场，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这是对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的最有力的冲击。

　　河内有座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建造的“文庙”，相传是越南古代的皇帝学习中国的孔圣人，读经考试的地方。我到文庙观光，在门口看到一副对联，其中有一句：“大国不变教、不易俗”。我由越南想到中国。我们中国是世界大国，有大国的优势，但也要警惕大国容易带来的问题，比如在讲宏观调控，讲统一规划，讲国家战略时，往往容易忽视微观主体，忽视权力分散，忽视地方基层的积极性。而国家再大，也是由这些微观细胞组成。“没有涓涓细流，何以汇成江海?”大国有实力，领导有权威，坚持什么，如“不变教、不易俗”，是比小国容易，但大国“大有大的难处”，就是不能像小国一样，反应灵敏，变化及时。所以在当前深化改革以应对国内外逼人的形势时，中国万不可以大国自恃，应该看到自身的短处，重视越南这样的小国的经验。

　　六、官员回家

　　我们代表团住在河内比较繁华的街区的一座星级饭店。越南农业部组织人事司的阮司长主动来此看望我们。礼节性拜访后，我们送她走出宾馆，才知她是坐在丈夫的摩托车后面回家。第二天我到农业部去拜访她，没想到她的办公室也很简朴。我直接接触的这位身居要职的司长的情况，就是多次机构改革后越南政府官员的真实写照。

　　改革前越南的行政体制是模仿原苏联，机构庞杂重叠，官员多而滥，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盛行，财政不堪重负，人民怨声载道。近十年来，经过不断的精简、改革，已有很大变化。尤其是越南加入东盟后，必须按照东盟的统一要求改变行政体制，大幅度压缩机构，这样越南的中央政府在内外压力下，通过改革，现在只有二十几个部委，职能有很大转变。比如其中的农业部是由原来的农业、水利、林业等三个大部合并而成，原来三部共有人员2000多人，现在压缩到300多人， 内设十几个司局，每个司局20—30人。由于人少，司内不再设处，除正副司长外，其余人员分为高级、中级与一般专员，由司长统一指挥调动。原来由行政包揽的很多经营性行为(如粮食、果菜、咖啡、橡胶、生产资料等经销及水利建设，营林造林等)全部分解出来，分别集中到农业部管辖的十几个公司中，与此同时也分流去很多精简下来的官员。为了防止这些公司垄断，推动其转换机制，最近又将这些公司经营的全部项目都放开，允许国内外任何经济主体与之展开竞争，并逐步把这些公司股份化。来越南之前就听说这里的官员腐败，贪污受贿盛行。但我来后仔细观察，感到情况并不像说的那样严重。如越南农业部等大部委门口，就没有我国政府机关附近常有的众多的宾馆和餐厅，而只有一些一般老百姓才去的坐在小板凳上吃饭的小饭铺。也没听见熟悉的越南人议论官员的腐败行为，在报纸等媒体更是看不到此类报道。其原因就是随着各方面改革的深化，各级官员对人、财、物的管理权力大大削弱了，官员“寻租”的机会与空间被大大压缩了。我问陪同的越南朋友：“你们反不反腐败?”他的回答是：“我们反腐败，但对过去的事，我们不批判，不深究，若这样，就会像改革前那样，搞运动，查人整人，搞得所有的官员与企业家人心惶惶，影响全社会对产权的看法和未来的预期。社会转型时期，体制与规章都不健全，英雄莫问来路。我们现在是反思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然后采取逐步放开，进行相关制度建设的办法，从源头着手，把腐败现象逐步消除。”

　　除了在经济上打破垄断，放开经营以外，越南让行政机构高效廉洁，在政治上的有效途径就是发扬民主。现在从农村发韧的基层民主选举已扩大到城市，许多基层单位的领导都是民主选举，其政务、财务活动必须公开。每年越南国会都要开两个月的会议，就全国人民感兴趣的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进行公开讨论，电视台做充分报道，他们称此为“定向民主”。

　　越南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我在越南常问人的问题是，你最钦佩哪几位领导人?越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第一胡志明，因为他领导越南人民独立，他的道德学问都超乎凡人;第二阮文灵，他倡导改革，不但在经济上使越南人民走上富裕之路，而且在政治上他主动要求不连续担当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从阮文灵以后，无论是党的总书记，还是政府总理、国会议长，最长只能当两届。而且还形成一种有趣的惯例：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出总理，中部出议长，而做为政治中心的北方则出总书记。从越南回来，我的突出感觉是，越南在改革中的许多做法并不新鲜，我国过去都曾讨论过，但可贵的是，越南人勇于实践，并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尤其是在席卷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不但没有动摇，反而迈出更大的步伐，效果也是出奇的好，这就值得我们很好地反思与学习了。

 　　前些时候，我随一个农业方面的代表团到越南考察。与我国相邻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面的进展，就像南海北部湾吹来的暖风，令人看后胸襟为之大开。

　　一、 越南的楼房

　　来到越南，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新建的式样美观的楼房。自1988年经济改革以来，越南老百姓生活迅速富裕起来，手里有了钱，像中国农民一样，第一件事就是盖房。但他们盖房不像中国农民那样，要经过茅草房到砖瓦房，再到楼房这样的三阶段，而是一步到位，家家户户盖房就盖两层以上的楼房，有宽敞的凉台，有装饰花纹的廊柱，还有红色的房顶和美观的大玻璃窗，楼房墙面刷的墙漆、贴的装饰砖的色彩也十分鲜艳，远远望去，这些楼房就像别墅群。

　　越南人在房屋上下这么大功夫，这主要是宅基地和房屋的产权有保障。越南注意通过保护产权来发展经济，不只是在住房方面。像我们去的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旅游胜地——下龙湾，前些年那里有个农民在海湾中的一个岛上发现了大溶洞，政府就允许他自己经营三年这个洞的旅游观光，做为他发现这个洞的回报。我们从河内市到河西省经过的道路，也是私人投资建造、私人收费，政府给予保护。这些保护产权的措施，稳定了人们的经济预期，使他们的生产经营与消费支出有了长远打算，各方面的经济社会关系就有机地衔接起来。

　　在河内市，给人深刻印象的是著名风景区——西湖边，可以看到越南先富起的人们修建的富人区。这里的房屋比一般老百姓的高出几个档次：家家有花园，户户门口停着汽车，有的家里还有仆人。若不是这里有热带特有的椰树，置身其中，真以为到了我曾去过的世界首富的瑞士。在那里的日内瓦湖畔的富人区，雀巢等大公司老板，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世界闻名的银行家及很多国家的艺术家都在安享生活乐趣，同时也把自己的财产与事业放在瑞士。现在的越南也有些相似。在西湖边的富足、优雅、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企业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各类成功的人才就会安家立业，没有必要整天琢磨在功成名就后如何把财产与事业转移到国外了。正是政府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先富起来的人们的产权的有力保护，使这里长期受平均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克服了与生俱来的“亚洲式嫉妒”，能够以平常心态对待财富与富人，从而使这些能够使财富聚集并增值的人们大胆经营，在自家致富的同时也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两个类似的文件

　　越南农业部的农业发展与政策司司长高德发一见我，就拿出两份英文的文件说：“这一份文件是你们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与农村工作的《决定》的英文稿;另一份是我们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起草公布的关于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最新决议。这两份文件我对比了一下，90%的内容相同， 但我们不是抄袭你们的。我们两国能不约而同地发表这样的文件，是由面临的共同的国内外形势决定的。”

　　高德发司长说的对。越南与中国一样，也是农业大国，全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70年代末中国实行包产到户，恢复家庭经营，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面貌大变。越南则落后了，仍实行类似人民公社的体制，只不过搞了一些小段包工、联产计酬等对原体制修修补补的措施，这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粮食生产不断下降，每年进口数十万吨大米，最高一年进口100多万吨， 全国出现大饥荒，难民逃向世界各地。1988年，以阮文灵为首的越南共产党政治局认真学习中国包干到户的经验，恢复了农户的家庭经营，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第二年就实现多年奋斗的目标，总产量达到2151万吨，出口达到142万吨， 这成为越南农业生产的里程碑与分水岭。现在越南已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每年出口300多万吨大米，农业产值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00美元。

　　对于以往改革的成就，越南朋友没有骄傲，他们居安思危，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继续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高德发司长说：“我们党的决议比你们党的决定短一些，并有两个地方与你们不同。一条是我们的土地承包期是五十年不变，你们只有三十年，时间短了一些。”我打断他的话说：“请您注意我们的《决定》中紧接着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的表述后面的那两句话: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高德发司长点点头，接着又说：“另一条就是我们强调所有的农产品的国内外贸易都要放开，让农民自主经营。而你们则对大宗农产品贸易仍保留一部分管制，为什么?”我没能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在会谈中越南官员的另一个问题也难回答：“我国粮食1989年人均超过330公斤就开始大量出口，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粮食已过400公斤，出口却不多，甚至前几年还大量进口? ”我用近年来畜牧业的发展以及统计方面的理由来解答，但感到没有说服对方。

　　三、鲜花的启示

　　越南海防市的歌剧院门口的广场上有一排低矮的店铺，从法国人在越南登陆，受法兰西文化的影响开始卖花，现已持续100多年的历史。 现在生活中享用鲜花已成为普遍越南人的习惯。

　　不光是鲜花，在越南经常可以看到体现外国文化，带有异国风情的画廊、酒吧、啤酒屋，还有歌剧院等。晚上，当越南朋友请我们到高级饭店吃典型的越南饭时，那精致的餐具里的法式烤肉，迷漫餐厅的柔和的外国乐曲，还有那女服务员的熟练的外语，使人面对此情此景，真不敢相信这是在越南。而恰恰这就是现在的越南。经过多年的反复折腾，越南人冷静下来，不再盲目排外，而是非常注意学习、吸收外来的对本国发展有益的东西，也不论是文化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并且他们不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做权宜之计，以应对暂时的需要，而是带着一种欣赏，一种追求，一种刻意模仿。他们不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一位越南朋友陪我看画廊和博物馆时说：“看到先进的、独创的、优秀的事物，每个人的内心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向往，为什么不让它自由地表达出来呢?”这种深入到灵魂的开放态度，是许多来过越南的外国人非常喜欢的。他们放心了，一批又一批地来到越南。我在越南期间，亲眼看到法国人在他们100 多年前盖的河内歌剧院中举行盛大豪华的婚礼;看见德国人、意大利人坐在越南人的摩托车后，夜晚在城市的街巷中兜风;看见美国人在公路干线旁盖起福特汽车的现代化组装厂;看见台湾人在农村买的大片土地上办起大规模的养殖场、种苗场;也看见来自大陆的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在旅游，交流，寻找投资机会……

　　越南是真正开放了，全方位的开放。现在它已加入东盟。到2003年，东盟所有的国家要统一市场，越南正在为此加紧准备，如放开各种行政管制，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规章，强迫政府官员和有关单位的人员突击学习外语。我在越南所到之处，随机碰到的所有人群中，都会有人熟练地讲英语或法语，这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中都是难以想像的。此外，供外国投资者居住的高档饭店已有多座，其中有的奢华程度在中国都不易看见。还有就是供外国人玩乐的游乐场、歌舞厅、桑那浴、赌场……等等都开放了，只要付费，普通越南人也可以进去。引起我格外注意的，是城市闹市区都有兑换货币的集市。我在那里时，1美元可兑换15000左右越南盾，金融危机前可换11000越南盾;1元人民币可兑换1500左右越南盾，金融危机前可换1250左右越南盾。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大概是1:10左右。这样的交易价格，每天都有变动，是人们在自由交换中形成的，没有人来干预。

　　在对外开放中，越南人最熟悉、最愿学习的还是中国。前些年，电视台放映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所有城市一到晚上播出时间就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后来放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效果也不错。我去越南时，他们刚看完《宰相刘罗祸》，议论起来津津有味;现在则都在看中国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到云南上山下乡的电视剧《孽债》。越南人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南北方因战争长期隔绝，很多家庭分在两地生活，也留下许多与中国类似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触景生情，看时自然会有强烈的共鸣。越南人与中国人太相近了。两国之间的来往也是太密切了，所以我感到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尽管多少年前有不愉快的磨擦与波折，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特殊感情则是千百年的历史联系形成的，一旦两国关系恢复常态，则两国人民就像越南朋友对我说的：“我们是兄弟，兄弟之间有时也会吵架，甚至动手，但最后还是比别人都亲。”

　　四、想吃“刘罗锅”的荔浦芋头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刘罗锅送来的荔浦芋头，让乾隆皇帝吃得津津有味，越南人看后记得很牢，见我是搞农业的，马上就问，能不能把广西荔浦县的芋头引种到越南?

　　在越南河西省，我看了那里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他们的办公室条件很好，各种设备齐全，农技人员的专业水平较高，对现代农业技术发展很熟悉，而且他们都有经营头脑，和我们交流科技情况时，不时地给我们展示在他们省投资的商业机会，想吸引我们在农业技术方面和他们合作。听考察团的中国专家讲，越南人在学习中国的农业技术时非常精明，他们不盲目听从我们的宣传，绝不大批买中国的种苗，而是经常以合作或要求中国援助的形式要一点回去试种，一旦成功，他们就自己繁殖推广。像中国广西的许多优良的芒果、荔枝和菠萝品种，就是这样在越南推广开的。现在他们利用其气候优势，反而以低廉的价格向我国出口苗木。

　　若是自己搞不了的，越南人则采用多种形式，尽力从国外引进。我在河内去了美国专门经营生物工程的巴优西公司的代表处。代表处的墙上挂着越南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阮公丹视察该公司的大幅照片。公司代表讲，在越南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该公司于1993年到越南推广公司研制的新型杂交玉米，经过几年共同的努力，现在已占越南推广杂交玉米面积的70%以上。在公司取得良好效益的同时， 越南农民也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他们现在打算以此为据点，向中国大陆进军，但听说中国各地出于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对国外农作物品种引进的限制很多，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我解释了中国的情况，告诉他中国有关方面正在修改种子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在品种引进上采取更大的动作，希望他们以后能来中国。此外，我们还看到越南人和日本公司合作生产的名贵珍稀的热带花卉，当我们代表团提出想要一盆花，或了解一点养花技术时，越方马上以日本公司有规定为理由十分干脆地回绝了。据我们了解，越南现正利用加入东盟的机会，通过东盟各国，大规模地引进世界各国的农业方面的优良种苗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新上任的农业部长计划用10000亿越南盾来干此事，其规模和势头令我们吃惊。

　　五、小的也是好的

　　在海防市附近等轮渡时，我身边站着一位用自行车运两大筐木薯的中年农民。我抓住机会，通过翻译和他聊起天来。他是当地人，改革前在农业合作社从事集体劳动，吃不上饭，饿急了，就偷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换饭吃，结果被判十八年徒刑。前两年出狱后，就靠这辆自行车运木薯卖，结了婚，还生了个儿子。在越南，像他这样靠自己经营一点儿小生意过活的人是太多了。清晨在城市街道散步，随处可见沿街人家摆出小巧玲珑的桌子和椅子，卖起早点;白天，不时可碰见用自行车运蜂窝煤，用脚踩两轮车运货的情景;傍晚，街头到处都是摆啤酒、杂货摊，以及擦皮鞋的人。“一滴露水养一棵草”。就是靠着这些不起眼的小生意，越南人的生活好了起来。现在150多万人口的河内有80多万辆摩托车，而且大部分是日本进口的，每辆值一两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越南人的生活水平。

　　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海防市的百货大楼，有六层楼高，外观现代化，是海防市的纪念碑式的建筑，但在国营体制下，连年亏损。现在这个大商场里的空间已被一个个铝合金小屋隔开，分解成无数个小店铺，往日人来人往的滚梯也已经锈坏了，落满灰尘。对比之下，商场中的小店铺的生意倒挺红火，老板娘们衣着艳丽，热情地招徕着顾客。由此我想到北京的那些门可罗雀的大商场，是不是可以学习海防的经验，早一些由大变小，化整为零，方能分别突破市场萧条的重围。

　　这个大商场的今昔就是越南经济发展的缩影。过去越南搞计划经济，迷恋大一统，大规模，什么都是政府包揽，国营企业打天下，结果效益很差，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人民得不到实惠。现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针已彻底转变，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对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改革，到1998年全国有国有企业6544个，而非国有的经济组织达40多万个，就业人数占90%以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70%以上。

　　不光在经济组织方面，越南重视中小企业聚沙成塔的作用，而且在行政管理上，也强调划小单位，下放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改革前，越南不顾南方、中部与北方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都执行中央统一的政策，而且还按领导的主观意愿，强行合并了一些省份，效果不好。这些年越南注意改正以前的失误，不再坚持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根据市场经济及经济区划的要求，重新把省份划小(现在共有60多个省，每个省的规模相当于我国的县)，允许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和执行适合自己地区的政策，使各地的管理更加灵活而贴近实际，也促使当地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另外，这60多个地方政府获得自主权成为主体后，本身就形成一种市场，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这是对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的最有力的冲击。

　　河内有座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建造的“文庙”，相传是越南古代的皇帝学习中国的孔圣人，读经考试的地方。我到文庙观光，在门口看到一副对联，其中有一句：“大国不变教、不易俗”。我由越南想到中国。我们中国是世界大国，有大国的优势，但也要警惕大国容易带来的问题，比如在讲宏观调控，讲统一规划，讲国家战略时，往往容易忽视微观主体，忽视权力分散，忽视地方基层的积极性。而国家再大，也是由这些微观细胞组成。“没有涓涓细流，何以汇成江海?”大国有实力，领导有权威，坚持什么，如“不变教、不易俗”，是比小国容易，但大国“大有大的难处”，就是不能像小国一样，反应灵敏，变化及时。所以在当前深化改革以应对国内外逼人的形势时，中国万不可以大国自恃，应该看到自身的短处，重视越南这样的小国的经验。

　　六、官员回家

　　我们代表团住在河内比较繁华的街区的一座星级饭店。越南农业部组织人事司的阮司长主动来此看望我们。礼节性拜访后，我们送她走出宾馆，才知她是坐在丈夫的摩托车后面回家。第二天我到农业部去拜访她，没想到她的办公室也很简朴。我直接接触的这位身居要职的司长的情况，就是多次机构改革后越南政府官员的真实写照。

　　改革前越南的行政体制是模仿原苏联，机构庞杂重叠，官员多而滥，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盛行，财政不堪重负，人民怨声载道。近十年来，经过不断的精简、改革，已有很大变化。尤其是越南加入东盟后，必须按照东盟的统一要求改变行政体制，大幅度压缩机构，这样越南的中央政府在内外压力下，通过改革，现在只有二十几个部委，职能有很大转变。比如其中的农业部是由原来的农业、水利、林业等三个大部合并而成，原来三部共有人员2000多人，现在压缩到300多人， 内设十几个司局，每个司局20—30人。由于人少，司内不再设处，除正副司长外，其余人员分为高级、中级与一般专员，由司长统一指挥调动。原来由行政包揽的很多经营性行为(如粮食、果菜、咖啡、橡胶、生产资料等经销及水利建设，营林造林等)全部分解出来，分别集中到农业部管辖的十几个公司中，与此同时也分流去很多精简下来的官员。为了防止这些公司垄断，推动其转换机制，最近又将这些公司经营的全部项目都放开，允许国内外任何经济主体与之展开竞争，并逐步把这些公司股份化。来越南之前就听说这里的官员腐败，贪污受贿盛行。但我来后仔细观察，感到情况并不像说的那样严重。如越南农业部等大部委门口，就没有我国政府机关附近常有的众多的宾馆和餐厅，而只有一些一般老百姓才去的坐在小板凳上吃饭的小饭铺。也没听见熟悉的越南人议论官员的腐败行为，在报纸等媒体更是看不到此类报道。其原因就是随着各方面改革的深化，各级官员对人、财、物的管理权力大大削弱了，官员“寻租”的机会与空间被大大压缩了。我问陪同的越南朋友：“你们反不反腐败?”他的回答是：“我们反腐败，但对过去的事，我们不批判，不深究，若这样，就会像改革前那样，搞运动，查人整人，搞得所有的官员与企业家人心惶惶，影响全社会对产权的看法和未来的预期。社会转型时期，体制与规章都不健全，英雄莫问来路。我们现在是反思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然后采取逐步放开，进行相关制度建设的办法，从源头着手，把腐败现象逐步消除。”

　　除了在经济上打破垄断，放开经营以外，越南让行政机构高效廉洁，在政治上的有效途径就是发扬民主。现在从农村发韧的基层民主选举已扩大到城市，许多基层单位的领导都是民主选举，其政务、财务活动必须公开。每年越南国会都要开两个月的会议，就全国人民感兴趣的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进行公开讨论，电视台做充分报道，他们称此为“定向民主”。

　　越南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我在越南常问人的问题是，你最钦佩哪几位领导人?越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第一胡志明，因为他领导越南人民独立，他的道德学问都超乎凡人;第二阮文灵，他倡导改革，不但在经济上使越南人民走上富裕之路，而且在政治上他主动要求不连续担当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从阮文灵以后，无论是党的总书记，还是政府总理、国会议长，最长只能当两届。而且还形成一种有趣的惯例：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出总理，中部出议长，而做为政治中心的北方则出总书记。从越南回来，我的突出感觉是，越南在改革中的许多做法并不新鲜，我国过去都曾讨论过，但可贵的是，越南人勇于实践，并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尤其是在席卷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不但没有动摇，反而迈出更大的步伐，效果也是出奇的好，这就值得我们很好地反思与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