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警示已提出十年有余，但在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一个现实问题。2007年，世界银行指出“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它又指出，“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它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显然，理解这个问题要从拉美开始。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拉美各国发展的转折点在哪里?它们当时面临怎样的困境?怎么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曾经，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187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1870—1930年,1950—1981年两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前一时期由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主导,后一时期则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进口替代工业化主张减少对外依赖，倡导国家引导的工业化，打破了拉美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与进口制成品的生产结构，使制造业成为增长的发动机。从1950年到1981年的31年间，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年均增长5.3%，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6%，投资年均增长7.4%，制造业年均增长6.5%，产量增加6倍多。农业现代化取得进步，生产大幅增长，产量翻了一番多，结构多样化。社会变革更为显著，1950年至1981年，拉丁美洲人口从1.66亿增至3.7亿。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41.6%，上升到1980年的65.5%。

　　但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形势急转直下，转折点是墨西哥债务危机，它终结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与1950—1981年高增长形成鲜明对比，1980年代拉美经济年均仅增长1.2%，制造业仅增长1.1%，人均收入则年均下降1.2%。随后，经济社会问题相继出现。与1980年相比，1988年人均总投资从500美元下降到了330美元，1990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值低了1/4，最低工资低了1/3，城市失业率则迅速上升到8%。1990年代初，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46%。自此，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随之而来。世界银行在2007年还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上最失落的地区当属拉丁美洲，它的很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根本就停止了增长”。

　　现在看来，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是长期僵化地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包含着初生的、内在的矛盾，长期僵化地实行这种战略使矛盾持续积累，最终导致进口替代工业化失败。

　　在进口替代战略之下，资本积累水平不足以支持拉美国家迅速完成工业化

　　资本积累是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没有高水平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发展中国家难以迅速推进和顺利完成工业化，也就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950年代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都保持了极高的投资率。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例1960年代这三个东亚经济体的投资率分别为37.6%、25.2%、21.1%，1970年代分别为28.6%、29.9%、29.4%，1980年代分别为26.3%、30.7%、24.7%。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看，日本在1955年至1973年的投资率高达35%，而剔除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后，1990年代韩国的投资率则高达44.4%。

　　拉美国家缺乏资本品与中间产品，却忽视基础工业而重视消费品生产，进口替代工业化从生产非耐用消费品开始，然后是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最后才是资本品，这是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同时，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狭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却采取了歧视出口的贸易政策，压缩出口部门和对外贸易，长时间忽视作为资本积累主要渠道的出口贸易。由于重消费轻积累、重国内轻国际，拉美国家资本积累水平与三个东亚经济体相比显著偏低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投资率分别为18.7%、18.6%、24.7%，1980年代为18.9%。

　　在内向发展模式之下，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失败

　　产业升级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经之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在初期都实施过进口替代工业化，但很快就转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模式。从1960年代起，韩国、中国台湾就开始将要素驱动与外向发展有效结合起来，走上了靠创新驱动增长的工业化道路。

　　“中等收入陷阱”警示已提出十年有余，但在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一个现实问题。2007年，世界银行指出“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它又指出，“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它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显然，理解这个问题要从拉美开始。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拉美各国发展的转折点在哪里?它们当时面临怎样的困境?怎么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曾经，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187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1870—1930年,1950—1981年两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前一时期由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主导,后一时期则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进口替代工业化主张减少对外依赖，倡导国家引导的工业化，打破了拉美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与进口制成品的生产结构，使制造业成为增长的发动机。从1950年到1981年的31年间，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年均增长5.3%，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6%，投资年均增长7.4%，制造业年均增长6.5%，产量增加6倍多。农业现代化取得进步，生产大幅增长，产量翻了一番多，结构多样化。社会变革更为显著，1950年至1981年，拉丁美洲人口从1.66亿增至3.7亿。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41.6%，上升到1980年的65.5%。

　　但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形势急转直下，转折点是墨西哥债务危机，它终结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与1950—1981年高增长形成鲜明对比，1980年代拉美经济年均仅增长1.2%，制造业仅增长1.1%，人均收入则年均下降1.2%。随后，经济社会问题相继出现。与1980年相比，1988年人均总投资从500美元下降到了330美元，1990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值低了1/4，最低工资低了1/3，城市失业率则迅速上升到8%。1990年代初，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46%。自此，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随之而来。世界银行在2007年还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上最失落的地区当属拉丁美洲，它的很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根本就停止了增长”。

　　现在看来，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是长期僵化地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包含着初生的、内在的矛盾，长期僵化地实行这种战略使矛盾持续积累，最终导致进口替代工业化失败。

　　在进口替代战略之下，资本积累水平不足以支持拉美国家迅速完成工业化

　　资本积累是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没有高水平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发展中国家难以迅速推进和顺利完成工业化，也就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950年代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都保持了极高的投资率。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例1960年代这三个东亚经济体的投资率分别为37.6%、25.2%、21.1%，1970年代分别为28.6%、29.9%、29.4%，1980年代分别为26.3%、30.7%、24.7%。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看，日本在1955年至1973年的投资率高达35%，而剔除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后，1990年代韩国的投资率则高达44.4%。

　　拉美国家缺乏资本品与中间产品，却忽视基础工业而重视消费品生产，进口替代工业化从生产非耐用消费品开始，然后是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最后才是资本品，这是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同时，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狭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却采取了歧视出口的贸易政策，压缩出口部门和对外贸易，长时间忽视作为资本积累主要渠道的出口贸易。由于重消费轻积累、重国内轻国际，拉美国家资本积累水平与三个东亚经济体相比显著偏低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投资率分别为18.7%、18.6%、24.7%，1980年代为18.9%。

　　在内向发展模式之下，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失败

　　产业升级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经之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在初期都实施过进口替代工业化，但很快就转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模式。从1960年代起，韩国、中国台湾就开始将要素驱动与外向发展有效结合起来，走上了靠创新驱动增长的工业化道路。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拉美国家无视进口替代战略的内在缺陷持续僵化实行这种战略50多年。它们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使进口竞争部门在国内市场上获得优势,生产原来需要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以发展本国制造业。但事实表明,贸易保护延误了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将拉美牢牢困在粗放增长方式里。高度有效的贸易保护使企业能获得很高的利润率根本无意提高生产效率，196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的平均名义保护率分别为131%、168%、138%、112%。同时对消费品的关税保护要高于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导致国内生产日益依赖进口技术，依赖中间产品、资本品的进口，这严重阻碍了国内生产这些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从根本上降低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1960年，阿根廷、巴西对耐用消费品的名义保护率分别高达266%、328%。1966年，巴西制造业平均有效保护率为118%，其中消费品有效保护率为230%，而中间产品、资本品则分别仅为68%和31%。

　　进口替代工业化增加了对外汇的需要，但歧视出口和农业的贸易与产业政策导致外汇短缺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生产本国市场需要的工业制成品来取代进口，拉美国家沿着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资本品的路径发展，但开始不久就遇到了困难。由于国内进口替代部门高度依赖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发展进口替代部门必须扩大出口获取外汇，这迅速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

　　但是，面对外汇困难与国际收支压力，拉美国家却采取了具有反出口偏向的贸易政策，包括歧视农业和出口。农矿部门是工业化所需外汇的主要来源，1950年代中期至1972年，拉美国家农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1/3，初级产品合计约占出口总额的80%。而在此期间，拉美国家却实施了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政策，致使农业增长放慢，1950年农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1973年降至12%，1980年再降至11%。同时，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增长缓慢，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下降，从1950年的17%下降为1960年的9%，1972年再降至6%。更为要紧的是，彼时全球贸易正迅速扩大，1950年代上半期发达国家初级产品进口每年增长1.9%，到了1960年至1973年则上升到了7%，而同一时期，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增长率仅由1.7%增加到3.3%，歧视出口和农业致使外汇低增长甚至停滞，错失了扩大出口获取外汇的战略机遇，严重制约了进口能力。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拉美国家长期僵化执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直接相关。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是顺利完成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而在进口替代战略之下，拉美国家选择了忽视基础工业和不利于积累、重视国内市场但不利于产业升级、歧视农业及出口和不利于创汇的发展政策。

　　回过头来看，进口替代战略存在的核心问题，是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制造业与决定进口能力而并不稳定的外汇来源之间的矛盾。基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传统，为解决这个矛盾，拉美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外部世界。1950年代，拉美国家仰仗二战期间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初级产品出口解决了国际收支问题,1960年代依靠发达国家迅速增长的进口需求、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贷款来应对外汇短缺，到了1970年代，“石油美元”似乎取用不尽，私人银行信贷成为主角，而这才是忧患的根源。事实是，1973年以后，外国贷款越来越多地来自私人银行信贷而非官方金融机构，1980年，私人银行信贷占了拉美地区外债的80%，它们多数采用浮动利率。而且，债务规模迅速上升，形成“以债务为主导的增长”。

　　1973年，拉美地区经常项目赤字仅占国内生产总值2%，1981年增加到6%，同年拉美地区投资中外资占比高达25%。1980年，拉美地区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42%，1983年进一步增加到了61%。尤其是，随着长期债务筹措难度加大，短期债务大量增加，结果信贷偿还期缩短进一步导致信贷总额上升1980年代初拉美国家外债总额已居第三世界之首。

　　然而，197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格局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衰竭、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等。国际经济环境已根本改变，拉美国家并没有嗅到危险的味道，相反继续对外举债，把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发展到了极致。1973年始至1982年是拉丁美洲举债增长的起讫点，这短短的10年中，拉美国家债务规模迅速增加接近极限，信贷成本大幅增加，采用浮动利率使还本付息大幅波动，国际收支状况脆弱以至于难以为继。1982年8月，墨西哥中止偿付债务，拉美债务危机彻底爆发，进口替代工业化失败，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拉美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