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战略有效恶化了中印关系吗?

　　在边界、西藏、中巴关系、印度谋求联合国“入常”以及地区大国影响力等问题上，中印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且长期为美、日等国所利用。近年来，中印关系恶化的高潮体现在2017年夏的洞朗对峙事件中。此后虽然两国和平结束对峙，但双边关系仍较冷淡。

　　至少到2018年春节前夕，两国关系尚未转圜：印度总理莫迪以“挑衅者”的姿态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进行访问。当邻国马尔代夫国内政局出现动荡后，印度又加紧活动，并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正常海洋活动斥责为“旨在包围印度”的行为。

　　然而在3月份后,印度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华行为。譬如，3月初，印度政府建议各邦高级官员与达赖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与即将到访孟买参加亚投行会议的中方高级官员产生冲突。3月26日至3月30日在中印两国专家在杭州会晤，以讨论重启共享跨境河流信息的事宜。4月13日至15日，中国发改委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4月下旬，包括印度在内的上合组织国家外长在北京会晤。

　　中印缓和的高潮发生在4月27日和28日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应构建中印间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实现共同发展。

　　由此可见，中印关系从洞朗对峙的谷底上升到两国领导人会晤，经历了一个先长期冷淡而后加速变化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美中、美印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特朗普于3月8日宣称愿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会晤，使得此前半岛地区面临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使中国可能在其他战略方向相应地提高关注度。

　　此后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也极大地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使中国在不断加强的美国压力下产生了与周边竞争对手转圜关系的客观需要。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并不是特朗普经济战的唯一打击目标。譬如，特朗普公开将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称如果这两国国家不降低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则将对他们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财政部的半年度外汇政策报告也没有将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反而把印度列入了观察名单。

　　近半年来，美国一系列在战略和经贸上的单边主义行为，以及“印太”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让期望值被一度调高的印度再度失望。此前，印度相继提出“香料计划”、“季风计划”等，但由于其国内实力的限制，并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较大的实质性影响，只能在话语层面对中国“一带一路”产生一定的对冲作用。美国虽乐观其成，但强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权也没有为印度的区域经济计划提供实质性帮助。与之相反，印度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有一定疑惧心态，但加强在亚投行支持下的基础建设合作，仍使中印有了更强动力去转圜双边关系。

　　在经济领域，美国、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并进一步加剧了油价上升的趋势，这便使得同样依赖石油进口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倍感压力。对此，与拥有原油期货合约且为世界原油第一大进口国的中国在进口问题上加强协作显然是符合印度利益的。

　　综合上述，可能导致印度从“支持‘印太’、抗衡中国”，向“保持平衡、转圜中印关系”转变的动力主要有二：一是与中国合作可能带来巨大收益，而继续与中国对抗不仅没有收益，而且可能会有新的损失;二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并没有给予印度实质性收益。

 　   当前，中美关系可能正处于两国建交以后最为焦灼、嬗变的非常时期。在经贸领域，过去长期扮演中美关系“压舱石”角色、缓解其他冲突的经贸往来突然成为了问题本身。

　　针对美国近日可能推进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9月6日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视美方行动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征税征询公众意见近日结束，绝大多数参与者持反对意见。在美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方已于8月3日公布了针对自美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商品清单已经公布。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在军事与外交领域也加进了对华围堵。而作为特朗普政府旗舰性地缘战略的“印太”战略，也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出台，以及美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而落下实锤。

　　在上述中美经贸与地缘大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转圜与印度、日本等重要“印太邻国”的关系，成为中国当下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工作的当务之急。

　　印度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印关系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将一直作为中国在西南战略方向上的最重要的参考变量。因此，如何评判中印关系前景及对中国在相关区域的战略影响，是中国擘画地区/周边安全政策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自2017年末高调推出“印太”(Indo-Pacific)话语(discourse)及战略(strategy)以来，印度在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版图中地位陡然上升。如何认知、评估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印本已十分微妙的关系的冲击，是当前的紧迫课题。

　　鉴于上述考量，本文首先简要分析美国的印太战略，然后以之为大背景，研讨在该给定条件下，对中印关系构成的新影响，最后推导出若干初步的政策思考。

　　作为当前中印关系分析背景的美国“印太”战略

　　2017年末，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系列讲话中高调退出“印太”话语。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三份重量级官方报告的出台，“印太”正式从官方话语(discourse)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国家总体安全、国防安全与核安全三个层次上确立相应政策，为其实施提供指导与支持。

　　所谓“印太战略”，其目标简而言之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等综合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影响力，遏制中国的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的护持。

　　在“印太战略”所涉及的众多国家中，美、日、印、澳为核心四国，其中美国是当然“盟主”。从地缘上看，日本与印度如中国象棋里的“双車错”一般将中国夹在其中，而澳大利亚则奥援于东南。连接日—印—澳所形成的三角形，其中心正是南海。

　　2017年6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

　　理论上讲，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似乎在地缘部署上精巧得当，同时也有力地利用了中日、中印、中澳等双边关系中的固有矛盾，使一个“反华同盟”日渐成型。然而在经验层面，半年来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使中国与上述诸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恰恰相反，中印、中日关系都迎来了戏剧性转圜。

　　美国“印太”战略有效恶化了中印关系吗?

　　在边界、西藏、中巴关系、印度谋求联合国“入常”以及地区大国影响力等问题上，中印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且长期为美、日等国所利用。近年来，中印关系恶化的高潮体现在2017年夏的洞朗对峙事件中。此后虽然两国和平结束对峙，但双边关系仍较冷淡。

　　至少到2018年春节前夕，两国关系尚未转圜：印度总理莫迪以“挑衅者”的姿态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进行访问。当邻国马尔代夫国内政局出现动荡后，印度又加紧活动，并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正常海洋活动斥责为“旨在包围印度”的行为。

　　然而在3月份后,印度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华行为。譬如，3月初，印度政府建议各邦高级官员与达赖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与即将到访孟买参加亚投行会议的中方高级官员产生冲突。3月26日至3月30日在中印两国专家在杭州会晤，以讨论重启共享跨境河流信息的事宜。4月13日至15日，中国发改委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4月下旬，包括印度在内的上合组织国家外长在北京会晤。

　　中印缓和的高潮发生在4月27日和28日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应构建中印间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实现共同发展。

　　由此可见，中印关系从洞朗对峙的谷底上升到两国领导人会晤，经历了一个先长期冷淡而后加速变化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美中、美印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特朗普于3月8日宣称愿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会晤，使得此前半岛地区面临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使中国可能在其他战略方向相应地提高关注度。

　　此后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也极大地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使中国在不断加强的美国压力下产生了与周边竞争对手转圜关系的客观需要。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并不是特朗普经济战的唯一打击目标。譬如，特朗普公开将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称如果这两国国家不降低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则将对他们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财政部的半年度外汇政策报告也没有将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反而把印度列入了观察名单。

　　近半年来，美国一系列在战略和经贸上的单边主义行为，以及“印太”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让期望值被一度调高的印度再度失望。此前，印度相继提出“香料计划”、“季风计划”等，但由于其国内实力的限制，并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较大的实质性影响，只能在话语层面对中国“一带一路”产生一定的对冲作用。美国虽乐观其成，但强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权也没有为印度的区域经济计划提供实质性帮助。与之相反，印度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有一定疑惧心态，但加强在亚投行支持下的基础建设合作，仍使中印有了更强动力去转圜双边关系。

　　在经济领域，美国、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并进一步加剧了油价上升的趋势，这便使得同样依赖石油进口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倍感压力。对此，与拥有原油期货合约且为世界原油第一大进口国的中国在进口问题上加强协作显然是符合印度利益的。

　　综合上述，可能导致印度从“支持‘印太’、抗衡中国”，向“保持平衡、转圜中印关系”转变的动力主要有二：一是与中国合作可能带来巨大收益，而继续与中国对抗不仅没有收益，而且可能会有新的损失;二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并没有给予印度实质性收益。

　　美国“印太”战略为何未能有效恶化中印关系?

　　通过对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推测可能存在两个原因，导致美国“印太”战略在实施后产生了非预期后果：一是特朗普印太区域战略与“美国优先”总体方略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印、日等国领导人的务实智慧与良性互动。

　　从“印太”战略来看，特朗普的确敏锐地观察到中印、中日间的固有矛盾并加以利用，但他有可能低估了中印、中日间巨大的合作潜能。而且，特朗普在利用中印、中日矛盾时，也不是采取提供支持、援助盟友的传统模式，而是靠强化中印、中日矛盾来达到既遏制中国又强化对盟友、准盟友影响力的目的。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总方略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即美国利益优先、美国内政优先。在安全领域，该原则必然导致美国在处理与盟友(如日本)和试图联合的国家(如印度)的关系时，表现出一定的单边倾向，譬如要求日本支付更多的防务开支以分摊美军负担。这使得日本、印度等国因为并未得到实质性利益而对美国产生疏离。

　　在经贸领域，“美国优先”同样以单边的、只服务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自由贸易框架之外重构了的基于双边谈判的特朗普经贸模式。美国经济、军事及外交的巨大实力使得该模式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构成一定挑战。与之相反，中国坚持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体制，而日本、韩国也同样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所以，在特朗普式一对一“交易”方案与中国支持全球化、倡导互利共赢的方案两者间，印、日、韩等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此外，特朗普的善变和不确定性降低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使得日、印等国对其意图判断不明，或即便判清意图也不敢过于相信，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与之相反，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可靠性和互惠性，其代表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话语的传播与相应行动、政策的落实，使参与国(如巴基斯坦等)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于是产生正面吸引的效应。而近年来中国在涉及领土、领海、主权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与果断措施，也使试图挑战中国这一底线的国家付出了一定代价，遂同时从反方向产生了吓阻的效应。这意味着任何试图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对抗中国的国家，都可能为该行为面临相应的成本与风险。

　　因此，日本、印度等国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在权衡比较了“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对抗中国”与“团结中国互利共赢”两种方案的成本、收益与风险后，做出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选择。这也导致美国印太战略的顺利推进存在着现实的困难。

　　在当前中美经济与战略全面对抗加剧的历史关头，对上述中—印—美大三角关系的动力学分析及基本逻辑，似乎暗示中国，需要及时分清战略威胁的主次。在明确主要战略威胁的强度和方向后，利用美印之间的缝隙，加强周边外交，在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及时转圜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大国的关系，由此反向撬动中—印—美大三角关系的大盘，实现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