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什么政治风云和意识形态对2018年的商业影响巨大

　　2018年，外国投资者在印度面临的挑战之一起源于一块不起眼的门垫，但这块门垫不同寻常。门垫上印着印度的三色旗，通过一家全球在线零售商进行销售，但是在2017年初，这家零售商被迫将此产品下架。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认为这款门垫是对国家的一种冒犯，并威胁称如果这件产品不下架，就要撤销该公司所有外籍雇员的印度签证。讽刺的是，在斯瓦拉吉发出威胁的同一天，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正在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举办一场全球投资峰会，招徕外国投资者。这些事件凸显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内部的矛盾，尤其是该党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起源于印度民族主义强硬派团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的意识形态根源，和现实政治中的务实亲商的并存。这些互不调和的因素凸显了2018年外国企业可能在印度面临的政治风险。如果外企卷入该国迅速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些风险将尤为显著。这些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争论深化了印度的多元公共文化与激进、保守且以宗教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文化的对立。企业不仅要有更强的文化敏感度，也需要对政治和社会环境有更广泛深入的了解。

　　意识形态之争

　　“国民志愿服务团”是一个成立于1925年的反殖民团体，也是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的根源。两个团体都承诺致力于印度民族主义事业。“国民志愿服务团”认为，印度教应该代替世俗主义，成为印度社会的指导准则。

　　自从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全国大选中获胜后，政府就通过政策支持历来与印度教有关的主题、标志和元素，例如瑜伽、梵文和吠陀学(起源于古代印度经书)。尽管这些发展大部分体现在社会及文化领域，但是一些左翼自由精英常常受前几届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INC)政府的支持(该党政府往往影响舆论)，提出人民党追求文化民族主义是为了实现重塑印度社会的长期目标，也是政治辩论的本质。

　　政策制定过程中看不见的手

　　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简化针对外国企业的监管规定，其中许多措施都未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逐渐废除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发展方式，限制对外国公司随意征税和追溯性征税。政府还采取措施使政府资源(如通讯频谱和煤炭)的拍卖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同时放松了对铁路、民航、国防和建筑等此前受严格监管的行业的管控。最重要的是，政府得以在2017年7月推出延迟已久(尽管仍不完善)的商品和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这帮助印度首次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为外商在印度开展业务带来便利。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背后有一个党派——印度人民党(BJP)和一个意识形态——印度民族主义。图片来源：山姆·潘塔基(Sam Panthaky)/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尽管如此，这家在线零售商的经历表明，外国企业可能会陷入印度日益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断层。目前为止，人民党的文化民族主义项目大部分局限于政治、宗教和社会领域，但是有迹象表明，诸如备受争议的“门垫事件”的案例并不是异常现象。正如前几届印度国民大会党政府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影响经济政策一样，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团体正在寻求对经济政策、进而对商业环境施加更大的影响。

　　例如，据报道，在2016年及2017年，隶属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农民联盟印度农民协(Bharatiya Kisan Sangh，BKS)和其他在政府中具有影响力的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在一起知识产权纠纷中，为一家不知名的印度公司游说，反对世界上最大的种业公司之一。这一案件导致联邦农业部将转基因棉花种子的特许使用费削减了70%，促使该外国企业在印度法庭寻求仲裁。农业部还出台一项强制许可制度，迫使外国公司将专利技术转让给印度大型种业公司。

　　谁主沉浮?

　　虽然莫迪不像国民志愿服务团一样抵制外国资本或怀疑外国企业，但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在选举期间发动数百万草根志愿者为人民党服务时展现出来的强大动员能力，使得莫迪无法轻易疏远他们。他可能通过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割让部分政治空间给国民志愿服务团以继续将其接纳为自己政治联盟的一部分，同时保证自己对经济决策的全面掌控。但是，对于莫迪而言，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张和诉求仅仅是一种参考建议，而非必须服从的勒令。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与国民志愿服务团间的关系应该被置于监督之下，因为这将影响到印度整体的商业运营和监管环境。目前来看，两者间的协调机制运作良好：国民志愿服务团每年两次与政府进行会晤，期间，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导人将会就政府的政策与执政表现给出反馈。一些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密切相关的智库为政府各部门输送政策建议，许多人民党的部长的私人秘书都有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背景。这使得国民志愿服务团有能力接触到政府的关键文件，并保证二者在决策过程中保持步调一致。

　　但是，政府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至少两个因素将在2018年影响双方关系的走向。首先，国民志愿服务团越来越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感到担忧，尤其是2016年废除纸币和2017年6月引进商品服务税的举措，这些都对商品的供应链造成了广泛的破坏。由于担心这两项政策会伤害农民和中小企业利益并因而失去他们的支持，国民志愿服务团可能会要求政府给予农民更多的财政支持，并减免中小企业的赋税。

　　第二，有一种越来越显著的风险是：为了维持印度教对自己的支持，重振经济计划的失败可能迫使莫迪将政治考量置于经济之上。这将为人民党的极右翼附庸提供在2018年议会选举和2019年大选前利用社会断层线巩固自己权力的机会。这种能够允许政党利用不满情绪和争议性的社会议题培养选民支持的政治环境也将成为不利的民族主义言论的温床。这将给外国企业在2018年带来潜在的风险，投资者们必须确保他们对自己身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有足够的认识以避免当不利事件发生时手足无措。

　　印度：为什么政治风云和意识形态对2018年的商业影响巨大

　　2018年，外国投资者在印度面临的挑战之一起源于一块不起眼的门垫，但这块门垫不同寻常。门垫上印着印度的三色旗，通过一家全球在线零售商进行销售，但是在2017年初，这家零售商被迫将此产品下架。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认为这款门垫是对国家的一种冒犯，并威胁称如果这件产品不下架，就要撤销该公司所有外籍雇员的印度签证。讽刺的是，在斯瓦拉吉发出威胁的同一天，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正在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举办一场全球投资峰会，招徕外国投资者。这些事件凸显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内部的矛盾，尤其是该党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起源于印度民族主义强硬派团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的意识形态根源，和现实政治中的务实亲商的并存。这些互不调和的因素凸显了2018年外国企业可能在印度面临的政治风险。如果外企卷入该国迅速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些风险将尤为显著。这些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争论深化了印度的多元公共文化与激进、保守且以宗教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文化的对立。企业不仅要有更强的文化敏感度，也需要对政治和社会环境有更广泛深入的了解。

　　意识形态之争

　　“国民志愿服务团”是一个成立于1925年的反殖民团体，也是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的根源。两个团体都承诺致力于印度民族主义事业。“国民志愿服务团”认为，印度教应该代替世俗主义，成为印度社会的指导准则。

　　自从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全国大选中获胜后，政府就通过政策支持历来与印度教有关的主题、标志和元素，例如瑜伽、梵文和吠陀学(起源于古代印度经书)。尽管这些发展大部分体现在社会及文化领域，但是一些左翼自由精英常常受前几届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INC)政府的支持(该党政府往往影响舆论)，提出人民党追求文化民族主义是为了实现重塑印度社会的长期目标，也是政治辩论的本质。

　　政策制定过程中看不见的手

　　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简化针对外国企业的监管规定，其中许多措施都未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逐渐废除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发展方式，限制对外国公司随意征税和追溯性征税。政府还采取措施使政府资源(如通讯频谱和煤炭)的拍卖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同时放松了对铁路、民航、国防和建筑等此前受严格监管的行业的管控。最重要的是，政府得以在2017年7月推出延迟已久(尽管仍不完善)的商品和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这帮助印度首次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为外商在印度开展业务带来便利。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背后有一个党派——印度人民党(BJP)和一个意识形态——印度民族主义。图片来源：山姆·潘塔基(Sam Panthaky)/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尽管如此，这家在线零售商的经历表明，外国企业可能会陷入印度日益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断层。目前为止，人民党的文化民族主义项目大部分局限于政治、宗教和社会领域，但是有迹象表明，诸如备受争议的“门垫事件”的案例并不是异常现象。正如前几届印度国民大会党政府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影响经济政策一样，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团体正在寻求对经济政策、进而对商业环境施加更大的影响。

　　例如，据报道，在2016年及2017年，隶属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农民联盟印度农民协(Bharatiya Kisan Sangh，BKS)和其他在政府中具有影响力的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在一起知识产权纠纷中，为一家不知名的印度公司游说，反对世界上最大的种业公司之一。这一案件导致联邦农业部将转基因棉花种子的特许使用费削减了70%，促使该外国企业在印度法庭寻求仲裁。农业部还出台一项强制许可制度，迫使外国公司将专利技术转让给印度大型种业公司。

　　谁主沉浮?

　　虽然莫迪不像国民志愿服务团一样抵制外国资本或怀疑外国企业，但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在选举期间发动数百万草根志愿者为人民党服务时展现出来的强大动员能力，使得莫迪无法轻易疏远他们。他可能通过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割让部分政治空间给国民志愿服务团以继续将其接纳为自己政治联盟的一部分，同时保证自己对经济决策的全面掌控。但是，对于莫迪而言，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张和诉求仅仅是一种参考建议，而非必须服从的勒令。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与国民志愿服务团间的关系应该被置于监督之下，因为这将影响到印度整体的商业运营和监管环境。目前来看，两者间的协调机制运作良好：国民志愿服务团每年两次与政府进行会晤，期间，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导人将会就政府的政策与执政表现给出反馈。一些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密切相关的智库为政府各部门输送政策建议，许多人民党的部长的私人秘书都有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背景。这使得国民志愿服务团有能力接触到政府的关键文件，并保证二者在决策过程中保持步调一致。

　　但是，政府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至少两个因素将在2018年影响双方关系的走向。首先，国民志愿服务团越来越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感到担忧，尤其是2016年废除纸币和2017年6月引进商品服务税的举措，这些都对商品的供应链造成了广泛的破坏。由于担心这两项政策会伤害农民和中小企业利益并因而失去他们的支持，国民志愿服务团可能会要求政府给予农民更多的财政支持，并减免中小企业的赋税。

　　第二，有一种越来越显著的风险是：为了维持印度教对自己的支持，重振经济计划的失败可能迫使莫迪将政治考量置于经济之上。这将为人民党的极右翼附庸提供在2018年议会选举和2019年大选前利用社会断层线巩固自己权力的机会。这种能够允许政党利用不满情绪和争议性的社会议题培养选民支持的政治环境也将成为不利的民族主义言论的温床。这将给外国企业在2018年带来潜在的风险，投资者们必须确保他们对自己身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有足够的认识以避免当不利事件发生时手足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