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

 

　　2017年12月28日以来，伊朗北部马什哈德等多个城市发生了示威运动。就当前形势发展而言，民生仍然是运动的主要诉求，不会威胁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稳定。然而，运动也突显了伊朗伊斯兰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果伊斯兰体制不能探索出新的解决方法，其隐患将成为威胁伊斯兰体制稳定的长期因素。

 

　　诚然，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伊朗的部分周边邻国一直对伊朗伊斯兰政权感到强烈不满，甚至一直将推翻伊朗伊斯兰政权作为目标，运动爆发以后，它们也表现出了幸灾乐祸的情绪，但以此推理示威运动是因为外部力量煽动则显然是一种比较牵强的观点，此番街头示威主要还是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原因。

 

　　运动的爆发部分在于伊朗国内政治多元化继续发展。伊朗伊斯兰体制已经建立将近40年，这一体制因其顺应了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国内关于重塑伊斯兰价值观的历史性要求，而成为伊朗乃至伊斯兰世界探索自己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实践。然而，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伊朗国内政治多元化也不断发展，其表现之一便是亲西方的温和改革派力量的崛起，正是在此背景下，鲁哈尼于2017年连任总统。各种政治力量虽然在维护伊斯兰体制方面存在共识，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发展，此次示威的诱发因素之一便是保守势力对鲁哈尼再次当选总统的不满。马什哈德位于伊朗北部，是伊朗保守派势力的重要阵地。

 

　　示威运动的直接和基本原因则是鲁哈尼进入第二总统任期民生问题恶化。鲁哈尼政府第一任期签署了伊核协议，非但没有改善伊朗的基本民生问题，反而在民生问题上出现了反复。根据媒体报道，在某些地方伊朗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鸡蛋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近期一度上涨40%。不仅如此，政府新近提交的预算报告还试图取消贫困人口每月50美元的生活补助。这些报道未必完全准确，但民生多艰难则是基本事实。民生问题的恶化严重影响了鲁哈尼政府乃至伊斯兰体制的信用，并成为示威的直接原因。

 

　　尽管示威运动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在一定意义上引起了伊朗国内不安，但其对伊朗伊斯兰体制稳定性的冲击将是非常有限的。鲁哈尼是通过选举担任总统的，必然具有雄厚的民意基础。同时，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斯兰体制的受益者，是维护伊斯兰体制稳定的重要力量，对伊斯兰体制忠诚如故。不仅如此，示威运动未必不是伊朗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正如鲁哈尼指出，这些抗议是伊朗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契机。

 

　　另一方面，尽管抗议主要还是因为民生问题而起，但民生问题背后的问题则值得探究。伊朗民众对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认同固然是伊朗伊斯兰体制得以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的时代，在发展成为全球性诉求的背景下，就业和生活水平在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伊朗不能采取切实措施实现经济发展，那么民生将始终是处于伊朗伊斯兰体制内的一枚定时炸弹，而事实上，实现经济发展对伊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伊朗的改革难以触及其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着伊朗国民经济的25-40%，在许多行业都处于垄断地位，这是造成伊朗经济效率低下，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性原因。如果伊朗要实现经济发展实现民生改善实现就业目标，就必须要对上述经济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又会触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利益，触动伊朗伊斯兰体制稳定的根基，特别是在当前面临美国压力的背景下，伊朗调整这种经济结构的难度就更大。

 

　　二是因为伊美关系短期内改善无望，伊朗仍将长期处于美国的制裁之下，国内经济发展难以具备必要外部条件。如同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政府一样，鲁哈尼也一度对改善伊美关系从而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抱持很高的期望，但事实证明，伊美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仅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对伊朗的力量，而且伊朗国内也存在强大的反美力量，两者相互作用，伊美关系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突破。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短短两年，便被特朗普政府束之高阁，便是明证，以至于伊朗并未享受到伊核协议所带来的红利，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仍然长期存在，伊朗经济难以根本改善。无奈，美国仍然是头号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

 

　　同时，伊朗的民族自尊心很强，常常在与其他大国发展经济关系时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它不愿采取务实灵活的对外经济战略，这也是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民生问题背后的问题才是伊朗政治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当然，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有的，这要取决于伊朗的政治精英能否有刮骨疗毒的政治决断力和勇气。

　　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

 

　　2017年12月28日以来，伊朗北部马什哈德等多个城市发生了示威运动。就当前形势发展而言，民生仍然是运动的主要诉求，不会威胁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稳定。然而，运动也突显了伊朗伊斯兰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果伊斯兰体制不能探索出新的解决方法，其隐患将成为威胁伊斯兰体制稳定的长期因素。

 

　　诚然，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伊朗的部分周边邻国一直对伊朗伊斯兰政权感到强烈不满，甚至一直将推翻伊朗伊斯兰政权作为目标，运动爆发以后，它们也表现出了幸灾乐祸的情绪，但以此推理示威运动是因为外部力量煽动则显然是一种比较牵强的观点，此番街头示威主要还是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原因。

 

　　运动的爆发部分在于伊朗国内政治多元化继续发展。伊朗伊斯兰体制已经建立将近40年，这一体制因其顺应了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国内关于重塑伊斯兰价值观的历史性要求，而成为伊朗乃至伊斯兰世界探索自己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实践。然而，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伊朗国内政治多元化也不断发展，其表现之一便是亲西方的温和改革派力量的崛起，正是在此背景下，鲁哈尼于2017年连任总统。各种政治力量虽然在维护伊斯兰体制方面存在共识，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发展，此次示威的诱发因素之一便是保守势力对鲁哈尼再次当选总统的不满。马什哈德位于伊朗北部，是伊朗保守派势力的重要阵地。

 

　　示威运动的直接和基本原因则是鲁哈尼进入第二总统任期民生问题恶化。鲁哈尼政府第一任期签署了伊核协议，非但没有改善伊朗的基本民生问题，反而在民生问题上出现了反复。根据媒体报道，在某些地方伊朗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鸡蛋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近期一度上涨40%。不仅如此，政府新近提交的预算报告还试图取消贫困人口每月50美元的生活补助。这些报道未必完全准确，但民生多艰难则是基本事实。民生问题的恶化严重影响了鲁哈尼政府乃至伊斯兰体制的信用，并成为示威的直接原因。

 

　　尽管示威运动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在一定意义上引起了伊朗国内不安，但其对伊朗伊斯兰体制稳定性的冲击将是非常有限的。鲁哈尼是通过选举担任总统的，必然具有雄厚的民意基础。同时，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斯兰体制的受益者，是维护伊斯兰体制稳定的重要力量，对伊斯兰体制忠诚如故。不仅如此，示威运动未必不是伊朗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正如鲁哈尼指出，这些抗议是伊朗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契机。

 

　　另一方面，尽管抗议主要还是因为民生问题而起，但民生问题背后的问题则值得探究。伊朗民众对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认同固然是伊朗伊斯兰体制得以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的时代，在发展成为全球性诉求的背景下，就业和生活水平在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伊朗不能采取切实措施实现经济发展，那么民生将始终是处于伊朗伊斯兰体制内的一枚定时炸弹，而事实上，实现经济发展对伊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伊朗的改革难以触及其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着伊朗国民经济的25-40%，在许多行业都处于垄断地位，这是造成伊朗经济效率低下，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性原因。如果伊朗要实现经济发展实现民生改善实现就业目标，就必须要对上述经济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又会触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利益，触动伊朗伊斯兰体制稳定的根基，特别是在当前面临美国压力的背景下，伊朗调整这种经济结构的难度就更大。

 

　　二是因为伊美关系短期内改善无望，伊朗仍将长期处于美国的制裁之下，国内经济发展难以具备必要外部条件。如同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政府一样，鲁哈尼也一度对改善伊美关系从而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抱持很高的期望，但事实证明，伊美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仅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对伊朗的力量，而且伊朗国内也存在强大的反美力量，两者相互作用，伊美关系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突破。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短短两年，便被特朗普政府束之高阁，便是明证，以至于伊朗并未享受到伊核协议所带来的红利，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仍然长期存在，伊朗经济难以根本改善。无奈，美国仍然是头号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

 

　　同时，伊朗的民族自尊心很强，常常在与其他大国发展经济关系时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它不愿采取务实灵活的对外经济战略，这也是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民生问题背后的问题才是伊朗政治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当然，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有的，这要取决于伊朗的政治精英能否有刮骨疗毒的政治决断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