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示威者

　　社交媒体时代新代际政治的兴起

　　抗议浪潮第四天，伊朗内政部发言人表示，参与抗议活动的全国数十万人中，年龄低于25岁的超过90%，这一数据本身即已说明“新年革命”与2009年大选抗议浪潮很不同的地方。

　　考察社会运动的重心之一始终是主流参与者的社会身份特征。抗议者主力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生者，也即所谓千禧一代人，这些人正是互联网的一代人;所以，这一运动很大的一个意义是标志着社交媒体时代的伊朗人开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声音，而他们对现行生活是强烈不认同的。

　　本次风潮涌起的伊朗社会已与1979相去不可以道里计。1979年的伊朗是一个城市人口仅占不到30%的农业国家，而今天的伊朗刚好相反，据2017年最新人口普查，在总数接约7500万的伊朗人中，城市人口已达68.4%，而农村人口仅占34.1%。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今日社会痛苦的焦点是都市的，就业的困难实际上直接意味着千百万家庭的绝境，而这些经济困难压力大部分又自然转到权力体制之外的年轻人身上。

　　伊朗当局沿用非常传统的宣传语调把“新年革命”描述为美国、英国、沙特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反对伊朗的阴谋，从这种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典型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中，人们可以很清晰辨认出“新年革命”的代际冲突含义。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急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造成大量失业，而高压政治在青年人和知识界酝酿了普遍的不满，这与今日大有类似之处，但不同的是，今日的年轻人，与他们所反对的父祖辈不同，他们是在新体制下成长的一代人，但他们也是通过互联网与日新月异的世界接触极多的一代人。青年人并没有实质的革命历史记忆，他们感受最深切的是现实的压抑和困乏。

　　据BBC波斯语频道问卷，过去十年来，伊朗失业率均徘徊两位数，2016年高达12%，而普通伊朗家庭十年来的财富却平均低于之前15%。在互联网所展示的新世界与暗淡的现实之间，年轻人会有怎样的社会激情，这不昭然若揭吗?

　　曾经，很多人以未加反思的虚假民族主义文化立场诠释伊朗的现行政治和社会，视为当然之物;然而，抗议中的各种直接反对现实体制的口号清楚地表示，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政治并不为伊朗年轻人所接受，而社会对其忍耐已到极限。原来伊朗人在人类生活的基本感受和理想方面，与任何地方的其他人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作为1979革命的继承者，以伊朗现神权共和体制顶端精英，及其武装分支革命卫队为代表，作为革命的直接继承者，除了在观念与思想上坚持1979革命的原教旨主义立场，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也占据了优势尽显的各种社会地位。

　　无论在全球原油价格高达每桶140美元的繁荣时期，还是低于60美元的困难时期，他们都通过强力政治地位攫取了垄断性的经济利益。这种现实的经济与社会不公正经互联网和生活困难的综合发酵，新的历史反弹会慢慢集聚能量，并形成新的社会变革动力，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本次浪潮只是伊朗体制遭遇的第一滴新时代反抗之血而已。加强数字化社会控制的成本是不可能追上新时代发自内心的反抗热情浪头的。因此，不管本次“新年革命”结局如何，未来的变化是注定的。

　　而新代际政治的意义绝非仅限于伊朗，这在近年重大的全球政治新变化中已屡屡展露端倪。

　　2017年12月28日，新年前夕，出乎众多国际观察家意外，伊朗人口第二多的城市马什哈德发生数千人抗议政府经济政策的抗议示威。考虑到2009年大选引发的数以百万计的全国抗议运动，国际社会以为只是少数群体表达对经济的不满，并未给予特别注意。

　　三天之内，抗议浪潮席卷超过12个大中城市，提出了包含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重大诉求，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年革命”的事态。截至2018年元月2日，在抗议者与政府弹压力量之间已发生高达20名以上的死亡者，全国遭逮捕人数超过550人。

　　对此事，国际观察家的分析多着重于伊朗通涨与失业率高企等因素，一些中国媒体的分析则夸张地描述美国等国际势力的幕后作用。事态还在发展，这些分析都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考虑到伊朗独特的当代国际政治地位，以及，当代国际政治的一般趋势，要更好地观察当前的抗议运动，以及由此对未来发展进行有效展望，尚需超越现实和微观的视角，从更宏观和中观的多重视野来加以考察。

　　“1979革命”的终结

　　2013年，英美双栖的当代转型学者、英国人克里斯汀·卡莱尔(Christian Caryl)出版了回顾1979年国际政治风云的著作《古怪的反叛：1979与21世纪的诞生》。

　　在这本主要以伊朗和中国1979年政治转向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他提出一种观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与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和里根主义的全面冷战政策一起，彻底改变了二战后的冷战世界，奠定了21世纪的国际政治基本格局。该结论是否站得住且不论，他最起码看到了建立现在体制的伊朗革命在当代国际进程中的重大和广泛影响。

　　作为对巴列维激进现代化的反动，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不仅铸造了40年来伊朗几代人的生活情境，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冷战苏联阵营的民族独立与革命话语，提供了一种伊斯兰世界新的也是更保守的革命思想工具和历史性运动基础。

　　无论在后来哈马斯，还是真主党，乃至在从基地组织到IS的极端演变形态中，虽各种后起的运动许多与伊朗并无直接联系，甚至反对伊朗，但在历史和思想的线索方面，人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伊朗革命的若隐若现痕迹。

　　一句话，伊朗革命试图创建和试验一种超越冷战的伊斯兰世界观：以更复古和严厉的宗教伦理约束社会与个体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强力构建更强大的现代国家，从而保证这一宗教和文化上独特的社会得以自存，并能以传统和非传统的武力自我保护，进而拓展其影响。无疑这是一种貌似怀旧实则现代的宗教乌托邦政治。

　　伊朗大学生手持标语抗议

　　从伊朗1979年的开创性保守主义革命到今日的举着巴列维画像的抗议人群，可以说伊朗的当代历程正好走完了一个完全闭合的历史回路。

　　因为1979霍梅尼开启的是一种范式性的革命，因此，正如历史上一切范式革命一样，他从最初对巴勒斯坦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到今天对叙利亚和也门的干预，伊朗奉行着一种以攻为守的进攻性力量输出政策(“伊核框架协议”签署前，伊朗长期处于所谓“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榜首)，而这种政策又为传统地区权力野心所催化。

　　几年来，伊朗除加大对真主党和也门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力度，也以明暗各种方式涉足伊拉克政治重建;在叙利亚内战开启以后，伊朗与俄罗斯和土耳其联手，在巴沙尔即将溺亡之际，向叙境内派出三四万精锐地面部队，而运回伊朗国内的裹尸袋已超过1000具!本次抗议者呼吁退出干预叙利亚和也门，这是对这种政策的否定，而更深层的则是否定1979的革命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新年革命”前景如何，它无疑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历史性时刻，它标志着1979保守主义革命的社会意识力量终遭致命顿挫。当女性抗议者取下面纱，当要最高宗教领袖去死的标语打出，这不仅是在向强力伊斯兰共和国示威，也是在向这一独特的当代神权共和国家的根基说不。

　　联系到不久前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当局的和解，IS实体的消灭，以及引起广泛争议的特朗普对耶路撒冷地位的承认，也许可以说，正如一切是40年前从伊朗开始的，今天另一个不同的伊斯兰政治进程也在抗议的人群中开始了，其途程和目标虽隐于未来之雾，却值得人们格外关注。也许，原教旨的理想正在世界历史大舞台上决定性褪色，而更新的现代化和生活之梦正在人们心中升起。

　　伊朗示威者

　　社交媒体时代新代际政治的兴起

　　抗议浪潮第四天，伊朗内政部发言人表示，参与抗议活动的全国数十万人中，年龄低于25岁的超过90%，这一数据本身即已说明“新年革命”与2009年大选抗议浪潮很不同的地方。

　　考察社会运动的重心之一始终是主流参与者的社会身份特征。抗议者主力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生者，也即所谓千禧一代人，这些人正是互联网的一代人;所以，这一运动很大的一个意义是标志着社交媒体时代的伊朗人开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声音，而他们对现行生活是强烈不认同的。

　　本次风潮涌起的伊朗社会已与1979相去不可以道里计。1979年的伊朗是一个城市人口仅占不到30%的农业国家，而今天的伊朗刚好相反，据2017年最新人口普查，在总数接约7500万的伊朗人中，城市人口已达68.4%，而农村人口仅占34.1%。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今日社会痛苦的焦点是都市的，就业的困难实际上直接意味着千百万家庭的绝境，而这些经济困难压力大部分又自然转到权力体制之外的年轻人身上。

　　伊朗当局沿用非常传统的宣传语调把“新年革命”描述为美国、英国、沙特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反对伊朗的阴谋，从这种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典型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中，人们可以很清晰辨认出“新年革命”的代际冲突含义。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急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造成大量失业，而高压政治在青年人和知识界酝酿了普遍的不满，这与今日大有类似之处，但不同的是，今日的年轻人，与他们所反对的父祖辈不同，他们是在新体制下成长的一代人，但他们也是通过互联网与日新月异的世界接触极多的一代人。青年人并没有实质的革命历史记忆，他们感受最深切的是现实的压抑和困乏。

　　据BBC波斯语频道问卷，过去十年来，伊朗失业率均徘徊两位数，2016年高达12%，而普通伊朗家庭十年来的财富却平均低于之前15%。在互联网所展示的新世界与暗淡的现实之间，年轻人会有怎样的社会激情，这不昭然若揭吗?

　　曾经，很多人以未加反思的虚假民族主义文化立场诠释伊朗的现行政治和社会，视为当然之物;然而，抗议中的各种直接反对现实体制的口号清楚地表示，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政治并不为伊朗年轻人所接受，而社会对其忍耐已到极限。原来伊朗人在人类生活的基本感受和理想方面，与任何地方的其他人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作为1979革命的继承者，以伊朗现神权共和体制顶端精英，及其武装分支革命卫队为代表，作为革命的直接继承者，除了在观念与思想上坚持1979革命的原教旨主义立场，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也占据了优势尽显的各种社会地位。

　　无论在全球原油价格高达每桶140美元的繁荣时期，还是低于60美元的困难时期，他们都通过强力政治地位攫取了垄断性的经济利益。这种现实的经济与社会不公正经互联网和生活困难的综合发酵，新的历史反弹会慢慢集聚能量，并形成新的社会变革动力，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本次浪潮只是伊朗体制遭遇的第一滴新时代反抗之血而已。加强数字化社会控制的成本是不可能追上新时代发自内心的反抗热情浪头的。因此，不管本次“新年革命”结局如何，未来的变化是注定的。

　　而新代际政治的意义绝非仅限于伊朗，这在近年重大的全球政治新变化中已屡屡展露端倪。

　　全球政治变化进程中的伊朗回合

　　很多人观察本次伊朗“新年革命”，特别强调了现实经济困境的社会效应，因而忽略了事件的更大国际政治变化的背景。

　　2016年至2017年，国际政治新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大事，一为英国通过全民公投脱欧，二为美国政治素人特朗普出乎所有媒体民调，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有论者在观察这种从欧美到印度的新政治浪潮时冠之以新“民粹主义政治”，或反全球化的新“经济民族主义”等名目。

　　表面看，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与本次伊朗“新年革命”并无直接联系，但若联系起来看，却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共有的社会政治表达形式：社会超越既有党派政治体制框架，以阿尔温·托夫勒在1980年即预言过的直接行动表达强烈的公共事务态度和意见(《第三次浪潮》)，这是一种借助讯息传播革命而造就的21世纪新政治方式——一种数字化直接民主的力量。

　　伊朗社会此前已普遍使用Telegram与Instagram等图文社交媒体，至2016年，全社会智能手机保有量已达4000万左右。这种基于个体智能终端的新讯息传播网络自然从根基上改变了人与人的联系方式，从而也改变了1979革命体制的社会基础。

　　就像在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竞选中所看到的，传统制式化的权力体制与信息控制体制根本无法压制借新个人通讯工具建立的社会网络。12月28日抗议爆发后，伊朗当局迅速切断了主要社交媒体端口，但这并无作用。最初马什哈德的抗议迅速像波斯《V字仇杀队》，以直接的反抗引爆了高度城市化的伊朗社会。

　　1979年革命是基于城乡人民生活的痛苦体验，由标榜终极解决的宗教领袖及其组织化宗教力量推动，而本次“新年革命”的发动和兴起并没有这种宗教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背景。社会痛苦和社会不满通过新的信息传播方式造就了一种普遍的反抗热情，这种能量巨大的社会反抗热情与人们几年前在突尼斯和埃及等地看到的并无不同，与其说是建设性的，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的和破坏性的，其强大的冲击力并非内外操纵者所能轻易规范，却对成本高昂的旧政治现实具有毁灭的力量，因此，也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甚至导致灾难。这是欧洲对产量占全球原油4%的伊朗较为克制的原因。

　　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其最新的敌视伊朗政策自然推波助澜，但美国主要盟友的德国和法国却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政策。德国呼吁伊朗政府善待示威者，而法国总统马克龙致电伊朗总统鲁哈尼，并派出外交使者，希望伊朗政府妥善处理危机。这些谨慎背后都是对于新国际政治无政府性质及其后果的警惕。“新年革命”发生四天后，全球黄金与原油价格已明显上升，而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无政府主义的新政治反抗的破坏性后果更从实证角度提醒全球不能沉浸于对手失败的虚假狂欢。

　　鲁哈尼与哈梅内伊

　　伊拉克战争和IS之后，作为全球大国地缘战略角逐的传统舞台，中东正处于微妙的政治重建过程中，而新政治浪潮的冲击力触目惊心，伊朗当局固然不愿意接受1979体制失败的结局，全球大国也不乐于见到中东地区再有不可预测前途的地缘政治震荡。这或许是伊朗当局危机中的一个莫大优势，也是新年革命很可能遭遇残酷的悲剧结局的时代原因。

　　然而，全球范围内，反传统体制和政治的新反抗表达正在发展，其未来制度理想没人可以说清。因此，伊朗也好，其他面临相似危机的国家也好，强力手段或许可以躲过初一，但如无根本变革和回应，那十五总是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