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正与世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被认同、接受，并在沿线国家落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人员走出国门，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日渐广泛且重要。面对并不平静且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为了更好地维护“走出去”的国人和国家利益，我们也越来越需要对世界各国有“序之如指掌”的了解。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当下的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世界上仍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尚不尽如人意。为此，复旦大学的唐世平教授撰文呼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方法和挑战。

 

　　一定意义上，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有责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以求相互学习，相互提醒，从而达到相互帮助。

 

　　但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数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几乎只研究中国，或者是主要关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基本局限在亚洲国家。而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发展中国家则更是稀缺：绝大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家更多的是从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角度去研究或了解发展中国家。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科学研究贡献。

 

　　在过去的几年，笔者一直在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和制度经济学，要有“超越中国的视野”。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主要就两大考虑。

 

　　一方面，从职业和学科的发展目标来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必须走出自己的“安乐窝（comfort zone）”，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这样做不仅能让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不再那么安逸，而且能够让中国的社会科学有更高的国际地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世界。

 

　　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确实有想了解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国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的需求。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是相当浅的。由于语言、经费以及教育背景的缘故，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有极少数，甚至几乎没有能够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经验和教训的社会科学家。

 

　　因此，作者认为，分享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愿意去深入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就落在了中国社会科学家的肩上，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的肩上。

 

　　这首先是因为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足够多的人。其次和可能是更重要的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新一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受到了越来越好的科学研究训练，并且有不少能够熟练地用英文写作和交流，从而能够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并且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一定的声音。

 

　　再者，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家来说，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相对容易。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体会和领悟现代化的艰难，我们只需要再去深入理解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既要懂得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又要懂得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如此一来，就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来说，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反而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最后，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现在的科研投入是非常可观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只研究中国（尽管研究中国肯定很重要，也相对容易），特别是不应该浪费太多的时间和资源在一些可能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上。相反，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家有一定的全球关怀，特别是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怀，中国的社会科学会更加繁荣，对世界的贡献也会越大。

 

　　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应该如何去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呢？

 

　　首先，肯定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尊重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有一种谦虚感和平等感，我们不能对它们进行说教。

 

　　众所周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最早源于西方列强殖民世界的需要。因此，直到1945年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都多少带着一点“白种人的负担”的救世主情结，甚至就是直接为殖民扩张服务的。这种情结映射到研究上的体现之一就是此前不少欧美的学者都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现代化，那就必须听从他们的建议或者说是药方，而这些药方甚至就是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直接照搬。不幸的是，现代化是有时空情景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并不能直接搬到发展中国家去。显然，我们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错误。因此，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的现代化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依旧必须拒绝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说教的心态。

 

　　其次，尽管我们强调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有责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的责任，更不能直接认定我们代表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必须首先认定我们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我们首要追求的目标是了解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知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试图深入了解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可靠的科学理解，从而更好地为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服务。

 

　　最后，在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也不应完全拒绝西方以及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的积累而另起炉灶。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个有传承的事业。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当然，我们肯定是要秉着科学精神，对所有的知识，包括我们自己的某些认识，保持批判性的思维。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为我们自己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也才可以成为整个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要研究发展中国家也并非易事，而是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

 

　　首要的挑战大概是语言障碍。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绝大部分的精英都能够用英语交流。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了解这些国家，恐怕还是需要掌握它们的母语，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不过，语言问题可以通过学习培训或和所在国的研究者进行合作，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因此语言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借口。

 

　　其次是生活条件的相对艰苦。毫无疑问，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生活条件相当的艰苦。幸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中资企业和同胞已经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帮助。而许多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可能也可以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一定的支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生活和具体研究环境上的困难将逐渐有所改善。

 

　　再者，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确实不太了解中国，甚至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一定的偏见。这些偏见一部分可能是西方媒体的渲染造成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和这些国家缺乏相互交流而导致的。这些偏见可能也会给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特别是深入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碍。不过，这种偏见只能通过更多的交流才能够有所减少，甚至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这种偏见也不能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科学家去深入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障碍。

 

　　最后，由于老一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和科学研究训练相对不足，且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对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太了解，因此在人才培养上也会有一定的困难。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更多地需要鼓励我们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去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给予那些有志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学子更多的支持，为他们创造机会，铺平道路。甚至，我们必须从本科阶段就鼓励我们的一些优秀学生去看更广阔的世界，从而立志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恐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培养出一批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深入了解，并且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研究的新一代中国社会科学家。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长江学者”）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正与世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被认同、接受，并在沿线国家落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人员走出国门，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日渐广泛且重要。面对并不平静且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为了更好地维护“走出去”的国人和国家利益，我们也越来越需要对世界各国有“序之如指掌”的了解。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当下的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世界上仍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尚不尽如人意。为此，复旦大学的唐世平教授撰文呼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方法和挑战。

 

　　一定意义上，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有责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以求相互学习，相互提醒，从而达到相互帮助。

 

　　但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数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几乎只研究中国，或者是主要关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基本局限在亚洲国家。而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发展中国家则更是稀缺：绝大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家更多的是从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角度去研究或了解发展中国家。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科学研究贡献。

 

　　在过去的几年，笔者一直在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和制度经济学，要有“超越中国的视野”。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主要就两大考虑。

 

　　一方面，从职业和学科的发展目标来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必须走出自己的“安乐窝（comfort zone）”，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这样做不仅能让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不再那么安逸，而且能够让中国的社会科学有更高的国际地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世界。

 

　　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确实有想了解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国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的需求。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是相当浅的。由于语言、经费以及教育背景的缘故，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有极少数，甚至几乎没有能够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经验和教训的社会科学家。

 

　　因此，作者认为，分享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愿意去深入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就落在了中国社会科学家的肩上，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的肩上。

 

　　这首先是因为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足够多的人。其次和可能是更重要的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新一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受到了越来越好的科学研究训练，并且有不少能够熟练地用英文写作和交流，从而能够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并且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一定的声音。

 

　　再者，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家来说，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相对容易。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体会和领悟现代化的艰难，我们只需要再去深入理解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既要懂得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又要懂得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如此一来，就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来说，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反而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最后，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现在的科研投入是非常可观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只研究中国（尽管研究中国肯定很重要，也相对容易），特别是不应该浪费太多的时间和资源在一些可能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上。相反，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家有一定的全球关怀，特别是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怀，中国的社会科学会更加繁荣，对世界的贡献也会越大。

 

　　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应该如何去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呢？

 

　　首先，肯定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尊重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有一种谦虚感和平等感，我们不能对它们进行说教。

 

　　众所周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最早源于西方列强殖民世界的需要。因此，直到1945年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都多少带着一点“白种人的负担”的救世主情结，甚至就是直接为殖民扩张服务的。这种情结映射到研究上的体现之一就是此前不少欧美的学者都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现代化，那就必须听从他们的建议或者说是药方，而这些药方甚至就是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直接照搬。不幸的是，现代化是有时空情景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并不能直接搬到发展中国家去。显然，我们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错误。因此，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的现代化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依旧必须拒绝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说教的心态。

 

　　其次，尽管我们强调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有责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的责任，更不能直接认定我们代表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必须首先认定我们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我们首要追求的目标是了解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知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试图深入了解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可靠的科学理解，从而更好地为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服务。

 

　　最后，在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也不应完全拒绝西方以及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的积累而另起炉灶。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个有传承的事业。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当然，我们肯定是要秉着科学精神，对所有的知识，包括我们自己的某些认识，保持批判性的思维。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为我们自己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也才可以成为整个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要研究发展中国家也并非易事，而是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

 

　　首要的挑战大概是语言障碍。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绝大部分的精英都能够用英语交流。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了解这些国家，恐怕还是需要掌握它们的母语，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不过，语言问题可以通过学习培训或和所在国的研究者进行合作，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因此语言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借口。

 

　　其次是生活条件的相对艰苦。毫无疑问，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生活条件相当的艰苦。幸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中资企业和同胞已经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帮助。而许多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可能也可以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一定的支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生活和具体研究环境上的困难将逐渐有所改善。

 

　　再者，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确实不太了解中国，甚至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一定的偏见。这些偏见一部分可能是西方媒体的渲染造成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和这些国家缺乏相互交流而导致的。这些偏见可能也会给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特别是深入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碍。不过，这种偏见只能通过更多的交流才能够有所减少，甚至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这种偏见也不能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科学家去深入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障碍。

 

　　最后，由于老一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和科学研究训练相对不足，且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对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太了解，因此在人才培养上也会有一定的困难。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更多地需要鼓励我们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去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给予那些有志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学子更多的支持，为他们创造机会，铺平道路。甚至，我们必须从本科阶段就鼓励我们的一些优秀学生去看更广阔的世界，从而立志研究其它发展中国家。恐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培养出一批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深入了解，并且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研究的新一代中国社会科学家。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