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应对

　　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整个欧盟经济体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东欧的这些欧盟新成员国自然也未能幸免。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各国受到冲击的程度也是大相径庭的，而这又与前文所分析的各国不同的经济转轨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当年采取“证券私有化”方式向全民平均分发资产证券的捷克，以及在工会的参与下采取“雇员私有化”方式的波兰，当时曾由于外资参与度低、股权分散而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导致了其经济活力的缺乏，但也恰恰由于其金融国际化程度较低，此次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而当年采取“只卖不分、价高者得”、“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方式搞私有化的匈牙利与爱沙尼亚，当时的经济就更为活跃，但也正因为其金融开放度高，此次便成了中东欧的“重灾区”。

　　我们仍以GDP增长率为例，由表1可以看到，2008年这几个国家所受的冲击还很有限，其中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远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到了2009年，各国才都遭遇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但除了匈牙利之外，各国衰退的程度并不比整个欧盟地区严重多少，而波兰居然仍保持了经济的正增长，在欧盟经济体当中可谓一枝独秀。

　　以上的事例恰恰说明，任何一种经济转轨方式都是利弊相随的，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转型方案。但正如金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年波兰人、捷克人并没有因为经济不如匈牙利有‘竞争力’而向政府当局兴师问罪，如今的匈牙利人也没有因为本国的危机比邻国更严重而怨天尤人。”因为在东欧各国民主制度的安排之下，无论采用哪种转轨方式，都是本国民众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做出的自己的选择，因而便具有基本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民众对于相应结果也就能够安然地接受。

当时东欧国家的场景因产品短缺造成商店门前大排长龙，图为1981年的波兰华沙

　　面对金融危机，东欧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予以应对。他们一方面采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相应的社会福利政策。事实上，在加入欧盟之后，这些东欧国家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各国在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补助乃至生育补助等方面都在逐渐接近欧盟的标准。在这里不仅本国国民、就连具有长期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都能同样享受到相当高的福利待遇。 

　　以匈牙利为例，不仅其本国公民能够享受到免费的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就连笔者这样的外国人，也同样能够享受到中欧大学按照法律规定为笔者提供的免费全额医疗保险。这样的制度保障赋予了普通民众较强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即使国家经济受到了一些冲击，他们的感受也不会那样直接和剧烈，因而经济危机演变成进一步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也便得以降低。

　　而这种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亦可说是拜他们的民主制度所赐。试问如果没有来自民众手中选票的制约、没有来自公共舆论的监督，各国政府哪来的动力去将财政收入花在民众的福利上面，而不是用到自己“合法”的“三公消费”、乃至“非法”的贪污腐败上呢?如今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官员们并非就比剧变前的共产党官员多了多少道德觉悟，只是因为有了民主制度的硬性约束而已。

　　总之，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各国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即使对那些所谓的“重灾区”国家而言，也都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各国政府也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应对。到了2010年，中东欧的多数国家都恢复了经济增长，正在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

　　民主制度下的左右之别

　　剧变后的东欧国家不仅在经济与政治制度上与西欧全面接轨，就连政治概念也逐渐趋同。譬如对于如今的东欧民众来说，所谓“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与“共产主义”有着严格区分的——前者往往指“社会党人”(socialist)的主张，主要以实现“福利国家”为目标;而后者则专指“共产党人”(communist)的主张，即以实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而对于后者所可能蕴藏的危险，徐友渔教授曾给出过极为精辟的分析：“强制性的平等政策将导致：首先，实施强制的机构、集团、个人将实行独裁和专制，经济的平等开始是表面的，接着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是实质的、全面的和空前的;第二，对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压制将造成生产的萎缩和普遍的贫困。”可以说，20世纪的历史已经将上述的弊端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东欧各国比之于他们的西方邻居来说，则显然更能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

　　因此，如今“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西方世界中主要偏重其经济涵义，往往等同于左派政党(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所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政策，与之对应的则是右派政党所持有的“低税收、低福利”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而左右两派政党在公民权利及政治制度安排上的分歧则要小得多，双方都主张对公民的投票权、竞选权、享有正当审判程序的权利、自由言论权、自由迁徙权等基本政治权利予以承认和保障，对于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也都有着基本的尊重与认同。

　　我们前文曾提到多数中东欧国家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民众也能享受到较高水平的福利，因而似乎显示出了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我们是否就可据此认为这些国家已经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更遑论依然主张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只是在政治制度上引入一些民主元素的“民主社会主义”了)的道路，则是大可商榷的。因为在民主制度的安排下，政党轮替是常态，这就意味着左右两派都有机会上台实践其政策主张。而当一个右派政府上台施行其“新自由主义”政策时，我们还能说该国在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吗?

　　事实上，如果福利国家式的“社会主义”不能有效解决“大锅饭”易于鼓励懒惰、社会只注重财富的分配、却无视财富的创造等问题的话，其政策主张恐怕是很难持久维持下去的。同样，“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式的坚持不应进行任何形式的税收再分配的极右主张是否真正可行，以及是否的确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也是很有疑问的。而民主制度恰恰是提供了一个民众得以在左、右的政策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并进而实现某种动态平衡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民众既然被赋予了选择的权力，也就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面对其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觉得这次的选择不尽如人意，到了下次投票的时候再改投别人就是了。

　　当然，正如秦晖教授所指出的，民主制度下的各政党往往为了讨好选民而竞相提供各种福利，但为了避免得罪选民又不敢轻易加税，结果往往只能取而代之以巨额的财政赤字。而这也正是近期一些欧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根源所在。这种“民众的福利难减、政府的权力却难增”的“尺蠖效应”当然不好，能否长久也很成问题，但如果跟威权体制下所产生的另一种“民众的福利难增、政府的权力却难减”的“尺蠖效应”相比，何者对民众的福祉更为有利，恐怕也是不难分辨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东欧各国的民主制度下，其实即便是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前共产党人”以及由前共产党改组而来的后继党也同样能拥有自己的政治舞台。事实上，共产党的后继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重新成为执政党主持中央政府的情况，在剧变后的这二十多年间也并不罕见。譬如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前共产党)改组而来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党”就曾于1994-1998年和2002-2010年领导过三届匈牙利政府;而曾担任“波兰社会民主党”(该党的前身即“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的克瓦希涅夫斯基亦于1995年和2000年两度赢得波兰总统大选，执政长达10年时间。只是他们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建立“恐怖屋”等手段来监督和控制民众了。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使民众得以通过选票等手段来让他们不得不全力为民众提供服务。

　　正如林茨和斯泰潘两位教授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改革之后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联盟接受了民主游戏规则，既包括如何参与选举，也包括如何执政。这些选举事实上从一个侧面强化了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因为它们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样意识到，民主已经是最佳选择。这些前共产党的想法是，如果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治理，一旦被轮换下台，他们也会被视作忠诚的民主反对派与合法的可供选择的执政者。”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革命中街上的民众们，挥舞着挖了洞的罗马尼亚国旗

　　结论

　　本文以几个成功实现了民主化转型的中东欧国家为例，分析了剧变后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从以上的分析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国家经济江河日下的状况，也得不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欧走不通的结论。相反，正因为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各国才得以成功地实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经济改革，进而融入欧盟经济体，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同时，民主制度也理顺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使得政府能够切实地对选民负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因此，我们毋宁说正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才使得这些东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年“社会主义”曾许诺过的美好愿景。总之，东欧各国的民主化转型给他们带来了深远的正面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其中的成功经验，或许亦值得中国记取。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研究员，原发表于《探索与争鸣》；原题《东欧民主化的影响和意义》

　　目前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结，仍在继续深化，这说明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而苏东剧变的影响也仍在继续，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仍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这说明民主社会主义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两大机遇，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然而，笔者于2011至2012学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进行访学，上述观点与笔者在东欧国家的所见所闻并不相符。那么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于东欧各国的影响究竟如何?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真的出现危机了吗?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东欧国家所实行的又真的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将通过分析东欧各国民主化转型所带来的影响，来与上述观点进行商榷。

柏林墙的倒塌

　　凸显公平的私有化改革

　　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是公认的民主转型进行得最为成功的几个国家。本文首先就以他们都共同实行过、但具体做法又千差万别的“私有化”改革为例，来考察民主制度的建立对于其经济转型进程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匈牙利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国家债务，国家财政濒临破产，急需大量的现金来清偿债务。所以剧变后的几届政府都只能对国有资产进行拍卖以求变现。而由于实行了公开竞价，出价最高的多数都是外资公司，于是便出现了所谓“面向外资全卖光” 的情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剧变后的匈牙利建立了基本的民主制度，民间社会具有充足的渠道和手段对政府实行监督与制约，因此匈牙利对于国有资产的拍卖便得以在公开规范的前提下予以实施，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有资产变现的价值最大化，而出售所得也均能用于偿还外债、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等公共用途。

　　相比于匈牙利，当时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要好得多。该国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加之捷克国民也不愿意国有资产被外资收购，于是便实行了所谓“证券私有化”政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的形式在国民中进行平等的分配，再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中选购国企股票。考虑到当时多数民众对于资本市场的运作并不熟悉，无论在资本实力还是在信息资源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很容易受到股市风潮与庄家操控的伤害，捷克政府为了保护这些“大众股民”的利益，还专门设置和发展了代理投资的中介机构(IPF)来帮助民众进行投资。捷克正是通过以上的方式完成了“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这第一阶段的任务，而第二阶段“在规则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终的所有者”的任务，则要交由自由的市场交易去完成了。而此时政府的职责所在，便可仅限于建立并维护一个公正平等的市场交易规则即可。

　　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当年正是由波兰全国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与共产党当局举行的圆桌谈判引发了东欧剧变的“多米诺效应”。由于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方案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因此多数波兰企业在私有化的初始阶段都实行了职工参股或者“雇员买断制”(EBO)。在这一初始私有化实行后的一段较长的时期里，分散的企业股权才得以通过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等方式在二次交易中逐渐集中。由此，“雇员买断”才逐渐演变成“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MEBO)和“管理层买断”(MBO)。而在整个过程中，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从私有化之后获得股份的小股东手中进行收购，而没有发生由政府官方私自做主将企业的全部产权或控股权直接“送”给企业管理层的做法。那种完全无视企业普通员工权益的做法在剧变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曾经出现过，但因为民主化之后的波兰政府必须要对每个选民手中的选票负责，因此不仅对这种做法予以了明令禁止，甚至还对剧变前的某些案例进行了追究与处置。

　　经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匈牙利的“只卖不分”，还是捷克的“只分不卖”，又或是波兰所实行的“雇员所有制”，虽然出于不同的国情而实施了不同方式的“私有化”方案，但却都符合基本的公开公平的原则。他们当时实行私有化改革的基本预设就是：国有资产理论上就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而事实上也是经由全体国民的辛勤工作才得以实现了国有资产的积累，那么对于国有资产的分配就必须做到基本的透明与公正。

　　事实上，东欧这些国家的私有化结果也的确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社会上不满的人很多，那么就自然会出现主张实行“反攻倒算”的政党，该政党只要能够在选举中获得足够的选票上台执政，就大可以“合法”地对之前的私有化过程进行“反攻倒算”了。而剧变以来各国都经历了多次民主选举的政党轮替，左派右派轮番上台，但都并未出现对私有化结果进行大规模“清算”的情况。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东欧各国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有制上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的转型实践是为了追求“效率”的话，其经济转型过程中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同时兼顾了起点的“平等”和规则的“公平”。而要想实现这种“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则又是与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脱不开关系的。

　　经济转轨的阵痛与成就

　　以上我们分析了这几个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然而除此之外，东欧的经济转轨还要解决“自由化”和“稳定化”这两个难题。所谓“自由化”，是指要建立起一套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交易和竞争规则;所谓“稳定化”，则是指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解决包括供求关系失衡、财政收支失衡、国际收支失衡以及通货膨胀等诸多原计划经济体制所积累下来的经济失衡问题。

　　而在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上，东欧各国的着力点也是不尽相同。比如捷克在剧变之前经济失衡问题就不是很严重，国内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都不高，外债也很少。但是捷克当局在“布拉格之春”被扼杀之后就鲜有再去尝试任何改革措施，因此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体制比之其他东欧国家就显得尤为僵化，因此捷克在“自由化”方面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一些。而波兰和匈牙利则与之相反，两国在剧变前就已经做出过不少市场化改革的尝试，经济体制中的“计划”色彩较淡，因此“自由化”的任务就相对较轻。但两国的经济失衡都非常严重，通货膨胀高企，国家财政面临崩溃，外债规模巨大，因此在“稳定化”方面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但总体而言，东欧各国都一方面承担着剧变前的经济体制所累积下来的各种问题，一方面又要同时应对实行“私有化”、“自由化”与“稳定化”的巨大挑战，转轨的“阵痛”自然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在剧变之后，各国都曾在不同时期经历过一定程度的经济“探底”，具体表现为GDP下滑、阶段性的通货膨胀高企、民众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等等。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经历了经济衰退，东欧各国的经济也绝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仍以匈、捷、波三国为例，如果将其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算作100的话，剧变后他们所经历的“谷底产值”则分别是81.9(1993年)、82.6(1992年)和82.2(1991年)。而到了1996年，他们的GDP已经分别达到86.6、94.8和104.6，呈现出缓慢复苏的趋势。

　　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匈、捷、斯、波这四国都已基本完成了经济转轨的任务，其标志便是他们经受住了欧盟从1997年到2002年连续六年对其进行的系统评估，先后历经入盟联系国、入盟候选国以及欧盟成员国这三个阶段，于2004年正式加入了欧盟。表1显示了这四国以及整个欧盟从2001年到2010年的GDP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就已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增长，多数情况下其GDP的年均增长率都已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而这一趋势在2004年后更是愈加明显，其增长率在多数情况下都远远领先于欧盟。

　　表2显示了这段时期各国的“私人消费增长率”，该数据被认为是衡量一国民众生活水平变化的最重要的经济参数。我们看到，除了匈牙利的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以外(但仍然只有一半的年份落后于欧盟)，另外三国的私人消费增长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领先于欧盟平均水平。据统计，如今这些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50-70%，已经达到西欧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59%。总之，以上数据表明，这些新入盟的东欧国家正在全面地缩小其与西欧的经济差距，各国在经济转轨完成之后也都进一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成就。

　　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应对

　　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整个欧盟经济体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东欧的这些欧盟新成员国自然也未能幸免。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各国受到冲击的程度也是大相径庭的，而这又与前文所分析的各国不同的经济转轨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当年采取“证券私有化”方式向全民平均分发资产证券的捷克，以及在工会的参与下采取“雇员私有化”方式的波兰，当时曾由于外资参与度低、股权分散而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导致了其经济活力的缺乏，但也恰恰由于其金融国际化程度较低，此次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而当年采取“只卖不分、价高者得”、“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方式搞私有化的匈牙利与爱沙尼亚，当时的经济就更为活跃，但也正因为其金融开放度高，此次便成了中东欧的“重灾区”。

　　我们仍以GDP增长率为例，由表1可以看到，2008年这几个国家所受的冲击还很有限，其中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远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到了2009年，各国才都遭遇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但除了匈牙利之外，各国衰退的程度并不比整个欧盟地区严重多少，而波兰居然仍保持了经济的正增长，在欧盟经济体当中可谓一枝独秀。

　　以上的事例恰恰说明，任何一种经济转轨方式都是利弊相随的，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转型方案。但正如金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年波兰人、捷克人并没有因为经济不如匈牙利有‘竞争力’而向政府当局兴师问罪，如今的匈牙利人也没有因为本国的危机比邻国更严重而怨天尤人。”因为在东欧各国民主制度的安排之下，无论采用哪种转轨方式，都是本国民众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做出的自己的选择，因而便具有基本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民众对于相应结果也就能够安然地接受。

当时东欧国家的场景因产品短缺造成商店门前大排长龙，图为1981年的波兰华沙

　　面对金融危机，东欧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予以应对。他们一方面采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相应的社会福利政策。事实上，在加入欧盟之后，这些东欧国家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各国在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补助乃至生育补助等方面都在逐渐接近欧盟的标准。在这里不仅本国国民、就连具有长期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都能同样享受到相当高的福利待遇。 

　　以匈牙利为例，不仅其本国公民能够享受到免费的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就连笔者这样的外国人，也同样能够享受到中欧大学按照法律规定为笔者提供的免费全额医疗保险。这样的制度保障赋予了普通民众较强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即使国家经济受到了一些冲击，他们的感受也不会那样直接和剧烈，因而经济危机演变成进一步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也便得以降低。

　　而这种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亦可说是拜他们的民主制度所赐。试问如果没有来自民众手中选票的制约、没有来自公共舆论的监督，各国政府哪来的动力去将财政收入花在民众的福利上面，而不是用到自己“合法”的“三公消费”、乃至“非法”的贪污腐败上呢?如今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官员们并非就比剧变前的共产党官员多了多少道德觉悟，只是因为有了民主制度的硬性约束而已。

　　总之，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各国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即使对那些所谓的“重灾区”国家而言，也都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各国政府也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应对。到了2010年，中东欧的多数国家都恢复了经济增长，正在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

　　民主制度下的左右之别

　　剧变后的东欧国家不仅在经济与政治制度上与西欧全面接轨，就连政治概念也逐渐趋同。譬如对于如今的东欧民众来说，所谓“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与“共产主义”有着严格区分的——前者往往指“社会党人”(socialist)的主张，主要以实现“福利国家”为目标;而后者则专指“共产党人”(communist)的主张，即以实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而对于后者所可能蕴藏的危险，徐友渔教授曾给出过极为精辟的分析：“强制性的平等政策将导致：首先，实施强制的机构、集团、个人将实行独裁和专制，经济的平等开始是表面的，接着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是实质的、全面的和空前的;第二，对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压制将造成生产的萎缩和普遍的贫困。”可以说，20世纪的历史已经将上述的弊端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东欧各国比之于他们的西方邻居来说，则显然更能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

　　因此，如今“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西方世界中主要偏重其经济涵义，往往等同于左派政党(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所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政策，与之对应的则是右派政党所持有的“低税收、低福利”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而左右两派政党在公民权利及政治制度安排上的分歧则要小得多，双方都主张对公民的投票权、竞选权、享有正当审判程序的权利、自由言论权、自由迁徙权等基本政治权利予以承认和保障，对于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也都有着基本的尊重与认同。

　　我们前文曾提到多数中东欧国家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民众也能享受到较高水平的福利，因而似乎显示出了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我们是否就可据此认为这些国家已经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更遑论依然主张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只是在政治制度上引入一些民主元素的“民主社会主义”了)的道路，则是大可商榷的。因为在民主制度的安排下，政党轮替是常态，这就意味着左右两派都有机会上台实践其政策主张。而当一个右派政府上台施行其“新自由主义”政策时，我们还能说该国在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吗?

　　事实上，如果福利国家式的“社会主义”不能有效解决“大锅饭”易于鼓励懒惰、社会只注重财富的分配、却无视财富的创造等问题的话，其政策主张恐怕是很难持久维持下去的。同样，“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式的坚持不应进行任何形式的税收再分配的极右主张是否真正可行，以及是否的确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也是很有疑问的。而民主制度恰恰是提供了一个民众得以在左、右的政策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并进而实现某种动态平衡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民众既然被赋予了选择的权力，也就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面对其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觉得这次的选择不尽如人意，到了下次投票的时候再改投别人就是了。

　　当然，正如秦晖教授所指出的，民主制度下的各政党往往为了讨好选民而竞相提供各种福利，但为了避免得罪选民又不敢轻易加税，结果往往只能取而代之以巨额的财政赤字。而这也正是近期一些欧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根源所在。这种“民众的福利难减、政府的权力却难增”的“尺蠖效应”当然不好，能否长久也很成问题，但如果跟威权体制下所产生的另一种“民众的福利难增、政府的权力却难减”的“尺蠖效应”相比，何者对民众的福祉更为有利，恐怕也是不难分辨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东欧各国的民主制度下，其实即便是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前共产党人”以及由前共产党改组而来的后继党也同样能拥有自己的政治舞台。事实上，共产党的后继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重新成为执政党主持中央政府的情况，在剧变后的这二十多年间也并不罕见。譬如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前共产党)改组而来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党”就曾于1994-1998年和2002-2010年领导过三届匈牙利政府;而曾担任“波兰社会民主党”(该党的前身即“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的克瓦希涅夫斯基亦于1995年和2000年两度赢得波兰总统大选，执政长达10年时间。只是他们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建立“恐怖屋”等手段来监督和控制民众了。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使民众得以通过选票等手段来让他们不得不全力为民众提供服务。

　　正如林茨和斯泰潘两位教授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改革之后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联盟接受了民主游戏规则，既包括如何参与选举，也包括如何执政。这些选举事实上从一个侧面强化了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因为它们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样意识到，民主已经是最佳选择。这些前共产党的想法是，如果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治理，一旦被轮换下台，他们也会被视作忠诚的民主反对派与合法的可供选择的执政者。”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革命中街上的民众们，挥舞着挖了洞的罗马尼亚国旗

　　结论

　　本文以几个成功实现了民主化转型的中东欧国家为例，分析了剧变后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从以上的分析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国家经济江河日下的状况，也得不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欧走不通的结论。相反，正因为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各国才得以成功地实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经济改革，进而融入欧盟经济体，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同时，民主制度也理顺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使得政府能够切实地对选民负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因此，我们毋宁说正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才使得这些东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年“社会主义”曾许诺过的美好愿景。总之，东欧各国的民主化转型给他们带来了深远的正面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其中的成功经验，或许亦值得中国记取。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研究员，原发表于《探索与争鸣》；原题《东欧民主化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