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已经是冷战时代，西方对米哈伊洛维奇一案是非常不满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冷战思维：过去你需要对付德国人，就抛弃切特尼克而支持铁托;现在你要对付苏联了，就反对共产党人铁托而为米哈伊洛维奇叫屈了。

　　冷战思维肯定是有的。不过西方各国也有他的道理：米哈伊洛维奇虽然因“消极抗战”而被西方撤销政治支持，但这与他究竟该判何罪应该是两回事。就如今天欧盟要求“科索沃解放军”缴械解散，但并不反对前“科解”人士参加议会政治一样。“科解”人士有的被前南刑庭起诉判刑，那也是按司法规则办的，并非对其进行政治清算。

　　按西方许多人的想法，战后切特尼克再与合法当局搞武力对抗是不行的，但应该允许他们成为合法反对派。他们中如果有人犯罪，也应按政治与法律分开的原则，依法进行审理，而不应变成对反对派的政治清算。

　　事实上不仅西方人这样想，即便按当时东欧的一般状态，铁托的做法也是很极端的。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原来有一些默契，其中一点就是斯大林在他新控制的东欧势力圈内，至少有个时期不急于实行苏式制度，而只满足于要求圈内各国在国际政治中跟随苏联，不能加入冷战中的另一方。

　　用当时的说法，就是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应该是“人民民主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其实也是这个国际背景的产物。我们都知道“新民主主义”又叫“过渡时期”，到了“三大改造”完成，就结束了这个时期，正式进入“社会主义”了。

　　但当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只是在经济上保留(原来还声称要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不搞“一党专政”但也不搞多党竞争，而是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而斯大林在东欧推行的“人民民主国家”比这还要宽松：不但经济上可以搞资本主义，政治上也可以搞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可以有反对党，反对党胜选还可以执政，总统、总理都不必是共产党。

　　只有三个底线不能突破：第一是接受苏联红军驻扎，即必须留在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哪怕政府、议会并非共产党控制，但“强力部门”即军队、警察尤其是政治警察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第三不能加入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实际就是国际上必须跟苏联，不能跟美国。

　　有人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原意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那么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就更宽大，是“共产党监控的资本主义”，连领导都不一定是我，只要我在旁边盯着，你调皮时我能控制你就行。

　　按这个模式，当时东欧各国都保留了多党竞争，当然这些党不能与法西斯有牵连(其实西方也有这个限制)。实际上，在二战中曾被法西斯占领的这些国家，既非共产党又非亲法西斯的政党，基本上就是战前曾经活跃、战时流亡西方的党，尤其是组成流亡政府的那些党。

　　所以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说穿了实际上就是苏军驻扎下允许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和西方回来的“流亡政府派”共存的体制，而且这种共存允许一定程度的竞争，不像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一开始就规定了共产党领导。

　　当然，斯大林设想的这种体制只是一个过渡，他不可能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但是在1945年时，连斯大林也还没有想到它会如此短命。而造成这样短命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铁托。

　　1944年6月在维斯岛上签署的铁托-舒巴西奇协议本来也带有“人民民主国家”色彩。根据协议，流亡政府把“正统”地位从米哈伊洛维奇那里转给了铁托。但流亡政府并不认为米哈伊洛维奇是罪犯。协议建立了铁托掌握实权的联合政府，取代此前的奥诺伊与流亡政府，舒巴西奇作为前流亡政府首脑成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

　　舒巴西奇

　　当时西方盟国领袖中最早支持铁托的丘吉尔曾盛赞这个协议会给战后带来一个“民主的南斯拉夫”。不久，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的第二个铁托舒巴西奇协议又规定战后的南斯拉夫将是“民主联邦”，废除君主制，国王不再回国，但允诺照顾王家在国内的利益。

　　然而与其他东欧国家不同的是，铁托只给舒巴西奇等个人安排了位子，没有允许战前政党返回。实际上铁托一掌权实行的就是一党制。1945年10月舒巴西奇就被迫辞职。几个月后米哈伊洛维奇被严厉镇压，除南共外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被扫除。接着铁托就开始在经济上着手东欧最早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完全模仿列宁的“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

　　丘吉尔曾对“铁托-舒巴西奇协议“寄以厚望

　　显然，从维斯岛协议废黜了流亡国王在国内的代表米哈伊洛维奇，到逼辞舒巴西奇，再到处死米哈伊洛维奇，“流亡政府派”不复存在，铁托也就跨过“人民民主国家”，一步进入斯大林模式了。这在整个东欧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他恰恰因没有遵循斯大林安排的步骤而得罪了斯大林，这真是个悖论!斯大林当然不会惋惜米哈伊洛维奇被杀，但铁托竟然要比照苏联搞个“巴联”，在斯大林看来这不是太狂妄了吗?

　　我此前已经提到，铁托后来跟斯大林闹翻不是因为他要搞“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表现得比斯大林更“正统”更激进。就像后来毛泽东也是因为要比赫鲁晓夫更“正统”才与后者闹翻一样。铁托想到搞“修正主义”，是在闹翻以后的事。

　　而吊诡的是：因为铁托不听话而把其革除教门的斯大林，随后却在其他东欧国家仿效了铁托的做法，提前废除了“人民民主国家”而推行正统的苏联模式。这个转变在那些“人民民主”时期共产党势力本来不大的国家(如捷克与匈牙利)还导致了不小的震荡。斯大林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铁托的桀骜不驯使他感到在东欧必须要强化控制，不能再实行原来许诺的宽容了。

　　随着这个转变而来的，就是在东欧各国发动了空前严厉的“斯大林大清洗”，成千上万人，包括大批共产党的高官都被指为“铁托份子”而遭处决。而这样做恰恰是为了要使各国步铁托的后尘转向更严厉的一党专政!

　　但更令人大跌眼镜的还在后头：遭到孤立的铁托走投无路之下，几年后倒是真的转向“修正主义”了。所以，后人在封铁托为东欧“修正主义”鼻祖的同时不要忘记，此前他曾是在东欧推行“斯大林主义”或正统苏联模式的鼻祖，而斯大林那时倒是比他显得更“修正主义”一些。

　　而他能够这样，当然与他在苏军到来前已经拥有强大武装有关。铁托后来一直以他是自己打天下为自豪，这显然有点夸张。起码攻下贝尔格莱德的主力就还是苏联元帅托尔布欣麾下的红军，铁托的军队只是配角。而他自然可以说是东欧各国中对苏联支持依赖最少的，却不能回避他也是东欧共产党中接受西方盟军援助最多的。

　　不过也应该承认，西方之所以抛弃“消极抗战”的米哈伊洛维奇而改为力挺他，也是因为他此前确实“积极抗战”。没有外界援助，他其实不可能打下江山，但盟军能看中他而积极援助，也是因为他确实努力。

　　而这也成为他战后不屑于搞过渡性的“人民民主”体制，而是直接推行斯大林体制的本钱。这自然使他一时处在了冷战的风口浪尖。从受到西方力挺，到与西方冷战，在国际上的标志就是的里雅斯特事件，而在国内的标志就是处决米哈伊洛维奇以及对其支持者的大镇压。

　　的里雅斯特事件后，铁托与西方闹掰了

　　当时西方舆论，包括左派的社会党人舆论都普遍指责这一审判不公平。说米哈伊洛维奇尽管“消极”但还是有过“抗战”行为，他曾经“联德”而未降德，也属有过但罪不至死，还说如此过分地镇压米哈伊洛维奇及其追随者，就是为了肃清流亡政府影响，以便推行一党“独裁”，等等。论者尤其指责审判的程序不公正。美国学者沃尔特. 罗伯茨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判决书“有事实，有捏造，但唯独没有正义”。

　　伊万尼察镇上米哈伊洛维奇的塑像

　　不少战时在南斯拉夫上空被击落而受到切特尼克救护的盟军飞行员要出庭为米哈伊洛维奇作证，但都被铁托当局拒绝。米哈伊洛维奇被处死后，戴高乐指责铁托是“凶手”，声称他“永远拒绝与铁托见面”，美国则应盟军飞行员的呼吁给米哈伊洛维奇追授了勋章。

　　这时已经是冷战时代，西方对米哈伊洛维奇一案是非常不满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冷战思维：过去你需要对付德国人，就抛弃切特尼克而支持铁托;现在你要对付苏联了，就反对共产党人铁托而为米哈伊洛维奇叫屈了。

　　冷战思维肯定是有的。不过西方各国也有他的道理：米哈伊洛维奇虽然因“消极抗战”而被西方撤销政治支持，但这与他究竟该判何罪应该是两回事。就如今天欧盟要求“科索沃解放军”缴械解散，但并不反对前“科解”人士参加议会政治一样。“科解”人士有的被前南刑庭起诉判刑，那也是按司法规则办的，并非对其进行政治清算。

　　按西方许多人的想法，战后切特尼克再与合法当局搞武力对抗是不行的，但应该允许他们成为合法反对派。他们中如果有人犯罪，也应按政治与法律分开的原则，依法进行审理，而不应变成对反对派的政治清算。

　　事实上不仅西方人这样想，即便按当时东欧的一般状态，铁托的做法也是很极端的。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原来有一些默契，其中一点就是斯大林在他新控制的东欧势力圈内，至少有个时期不急于实行苏式制度，而只满足于要求圈内各国在国际政治中跟随苏联，不能加入冷战中的另一方。

　　用当时的说法，就是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应该是“人民民主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其实也是这个国际背景的产物。我们都知道“新民主主义”又叫“过渡时期”，到了“三大改造”完成，就结束了这个时期，正式进入“社会主义”了。

　　但当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只是在经济上保留(原来还声称要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不搞“一党专政”但也不搞多党竞争，而是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而斯大林在东欧推行的“人民民主国家”比这还要宽松：不但经济上可以搞资本主义，政治上也可以搞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可以有反对党，反对党胜选还可以执政，总统、总理都不必是共产党。

　　只有三个底线不能突破：第一是接受苏联红军驻扎，即必须留在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哪怕政府、议会并非共产党控制，但“强力部门”即军队、警察尤其是政治警察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第三不能加入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实际就是国际上必须跟苏联，不能跟美国。

　　有人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原意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那么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就更宽大，是“共产党监控的资本主义”，连领导都不一定是我，只要我在旁边盯着，你调皮时我能控制你就行。

　　按这个模式，当时东欧各国都保留了多党竞争，当然这些党不能与法西斯有牵连(其实西方也有这个限制)。实际上，在二战中曾被法西斯占领的这些国家，既非共产党又非亲法西斯的政党，基本上就是战前曾经活跃、战时流亡西方的党，尤其是组成流亡政府的那些党。

　　所以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说穿了实际上就是苏军驻扎下允许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和西方回来的“流亡政府派”共存的体制，而且这种共存允许一定程度的竞争，不像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一开始就规定了共产党领导。

　　当然，斯大林设想的这种体制只是一个过渡，他不可能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但是在1945年时，连斯大林也还没有想到它会如此短命。而造成这样短命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铁托。

　　1944年6月在维斯岛上签署的铁托-舒巴西奇协议本来也带有“人民民主国家”色彩。根据协议，流亡政府把“正统”地位从米哈伊洛维奇那里转给了铁托。但流亡政府并不认为米哈伊洛维奇是罪犯。协议建立了铁托掌握实权的联合政府，取代此前的奥诺伊与流亡政府，舒巴西奇作为前流亡政府首脑成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

　　舒巴西奇

　　当时西方盟国领袖中最早支持铁托的丘吉尔曾盛赞这个协议会给战后带来一个“民主的南斯拉夫”。不久，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的第二个铁托舒巴西奇协议又规定战后的南斯拉夫将是“民主联邦”，废除君主制，国王不再回国，但允诺照顾王家在国内的利益。

　　然而与其他东欧国家不同的是，铁托只给舒巴西奇等个人安排了位子，没有允许战前政党返回。实际上铁托一掌权实行的就是一党制。1945年10月舒巴西奇就被迫辞职。几个月后米哈伊洛维奇被严厉镇压，除南共外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被扫除。接着铁托就开始在经济上着手东欧最早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完全模仿列宁的“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

　　丘吉尔曾对“铁托-舒巴西奇协议“寄以厚望

　　显然，从维斯岛协议废黜了流亡国王在国内的代表米哈伊洛维奇，到逼辞舒巴西奇，再到处死米哈伊洛维奇，“流亡政府派”不复存在，铁托也就跨过“人民民主国家”，一步进入斯大林模式了。这在整个东欧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他恰恰因没有遵循斯大林安排的步骤而得罪了斯大林，这真是个悖论!斯大林当然不会惋惜米哈伊洛维奇被杀，但铁托竟然要比照苏联搞个“巴联”，在斯大林看来这不是太狂妄了吗?

　　我此前已经提到，铁托后来跟斯大林闹翻不是因为他要搞“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表现得比斯大林更“正统”更激进。就像后来毛泽东也是因为要比赫鲁晓夫更“正统”才与后者闹翻一样。铁托想到搞“修正主义”，是在闹翻以后的事。

　　而吊诡的是：因为铁托不听话而把其革除教门的斯大林，随后却在其他东欧国家仿效了铁托的做法，提前废除了“人民民主国家”而推行正统的苏联模式。这个转变在那些“人民民主”时期共产党势力本来不大的国家(如捷克与匈牙利)还导致了不小的震荡。斯大林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铁托的桀骜不驯使他感到在东欧必须要强化控制，不能再实行原来许诺的宽容了。

　　随着这个转变而来的，就是在东欧各国发动了空前严厉的“斯大林大清洗”，成千上万人，包括大批共产党的高官都被指为“铁托份子”而遭处决。而这样做恰恰是为了要使各国步铁托的后尘转向更严厉的一党专政!

　　但更令人大跌眼镜的还在后头：遭到孤立的铁托走投无路之下，几年后倒是真的转向“修正主义”了。所以，后人在封铁托为东欧“修正主义”鼻祖的同时不要忘记，此前他曾是在东欧推行“斯大林主义”或正统苏联模式的鼻祖，而斯大林那时倒是比他显得更“修正主义”一些。

　　而他能够这样，当然与他在苏军到来前已经拥有强大武装有关。铁托后来一直以他是自己打天下为自豪，这显然有点夸张。起码攻下贝尔格莱德的主力就还是苏联元帅托尔布欣麾下的红军，铁托的军队只是配角。而他自然可以说是东欧各国中对苏联支持依赖最少的，却不能回避他也是东欧共产党中接受西方盟军援助最多的。

　　不过也应该承认，西方之所以抛弃“消极抗战”的米哈伊洛维奇而改为力挺他，也是因为他此前确实“积极抗战”。没有外界援助，他其实不可能打下江山，但盟军能看中他而积极援助，也是因为他确实努力。

　　而这也成为他战后不屑于搞过渡性的“人民民主”体制，而是直接推行斯大林体制的本钱。这自然使他一时处在了冷战的风口浪尖。从受到西方力挺，到与西方冷战，在国际上的标志就是的里雅斯特事件，而在国内的标志就是处决米哈伊洛维奇以及对其支持者的大镇压。

　　的里雅斯特事件后，铁托与西方闹掰了

　　当时西方舆论，包括左派的社会党人舆论都普遍指责这一审判不公平。说米哈伊洛维奇尽管“消极”但还是有过“抗战”行为，他曾经“联德”而未降德，也属有过但罪不至死，还说如此过分地镇压米哈伊洛维奇及其追随者，就是为了肃清流亡政府影响，以便推行一党“独裁”，等等。论者尤其指责审判的程序不公正。美国学者沃尔特. 罗伯茨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判决书“有事实，有捏造，但唯独没有正义”。

　　伊万尼察镇上米哈伊洛维奇的塑像

　　不少战时在南斯拉夫上空被击落而受到切特尼克救护的盟军飞行员要出庭为米哈伊洛维奇作证，但都被铁托当局拒绝。米哈伊洛维奇被处死后，戴高乐指责铁托是“凶手”，声称他“永远拒绝与铁托见面”，美国则应盟军飞行员的呼吁给米哈伊洛维奇追授了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