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an)，匈牙利现任总理。本文译自《国家评论》，英文标题“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译者：万吉庆 

　　在欧洲的编年史上，2015年将会被视为一个历史节点。我们一向认为欧洲的安全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一切都宣告终结，而且我确信这完全是欧洲人咎由自取。一年半之前，我率先警告大规模移民潮会带来危险。当下，大规模移民已成为既成事实，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点。

　　为什么是我们匈牙利人——或者说中、东欧人——首先意识到这种威胁?有几个原因或许可以解释。这可能与我们动荡不安的经历有关，自1990年民主转型之后，匈牙利人饱受骚乱、动荡之苦;我们的西欧伙伴近五、六十年经历则大为不同。对他们来说，成功、繁荣、可预期的未来，改善境遇都是稀松平常之事;而且，在我们眼中，一个国界日渐模糊、文化不分彼此、男女界限泯灭，神圣与亵渎无异，自由与责任混淆，高尚意图等同真实行为的世界，不啻于一个意识形态、错觉和现实相混杂的幻境。

　　危险已经降临

　　现在的西欧人越来越分不清“实然”和“应然”。相反，我们(中、东欧人)一直用冷峻的常识看待现实。我们深知，现实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迫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欧洲)21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将由大规模移民来定义。不久之前，我们还认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过去或者是历史书中的旧闻。我们不是即将面临大规模移民——其人数已经超过某些欧洲国家的总人口——的危险，而是危险已然降临。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出现平行社会，我们所熟悉的以及我们希望留给后代的欧洲正在被置换。不是所有的新移民都愿意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许多人认为自己的习俗和世界观更有价值、更强大、更有生命力。多年来，我们试着让移民填充劳动力——西欧人不愿从事的制造业岗位——现在发现收效甚微，非欧洲裔居民的失业率比本地人高数倍。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国家未能同化数十年来逐渐涌入的亚、非裔移民。现在，我们又怎能指望欧洲国家迅速同化这些新移民，尤其是一次性涌入如此之多?

　　无可否认，欧洲正在经历人口的老龄化和萎缩。但是如果希望依靠新来的穆斯林移民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会葬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自身。除非我们悬崖勒马，否则，一个年老的欧洲和一个年轻的穆斯林世界——一个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就业的欧洲和训练不足的穆斯林贫民——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失控。

　　普通欧洲人心里很明白。去年，匈牙利政府委托组织了一次覆盖欧盟28个成员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欧洲人坚信，逐步增加的恐怖主义、高犯罪率和移民之间有着直接关系。同样是这份调查，63%的欧洲人相信，移民正在改造东道国的文化。非法移民意味着一种威胁，助长了恐怖主义和犯罪。它重塑了欧洲的文化面貌，正在大幅度抹掉(欧洲的)民族文化。

　　但是瞥一眼欧盟就相关主题发布的公文，我们会发现，尽管欧盟敦促采取措施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对想要达成的目标一无所知。

　　目标到底是叫停非法移民(这是我的看法)?还是按照欧洲委员会的主张，仅仅是放慢移民的进度?依我之见，最好是叫停，因为它本身是件坏事。如果欧盟只打算放慢进度，他们不可能将非法移民本身看作坏事。欧洲委员会似乎支持这种看法，移民只是目前采取的形式有害，不过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益处。

　　而且事实上，欧盟屡次发文，建议接收高比例的移民，以解决欧洲的人口问题。目前匈牙利正在评估欧洲委员会2016年5月、7月发布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包含七个部分。这些建议未能对那些真正的寻求庇护者和出于经济动机的移民做出明确区分。公文承诺向真正的避难者提供庇护，匈牙利对此表示尊重。但是，我们坚持认为成员国有权决定是否以接纳移民的方式解决国内人口问题或劳动力短缺问题。

　　那么，匈牙利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应对这场危机?我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什么?

　　保护我们的文化——既是号召，也是权利

　　保护外部边界，我们责无旁贷。申根区——成立于1985年，事实上1995年才真正运作——内所有成员国都需履行一项义务，即撤销区域内大部分的边境检查点。如果某个国家无力履行这一义务，它必须让渡给其他国家(解决)。如果某个国家拒绝履行这项义务——可能视其为主权问题——其申根区成员国身份将被中止。

　　其次，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确保将所有的非法移民迅速遣返回原籍国，如果其原籍国不安全，则将其遣返至某个安全的中转国。我们的发展或签证政策不应该扩展至那些不遵守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对保护匈牙利公民至关重要——的国家。换言之，欧洲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签证政策不应该是无条件的，必须附加条件。

　　除非能确切知道谁(出于何种原因)想进入我国，否则我们无法保护本国公民。我们有权选择那些我们希望与之共处的移民，有权拒绝不想与之共处的移民。这一权衡原则和保护难民的普遍原则并不冲突。我们接受保护难民的原则，但是，话必须说清楚，首先，我们不想让恐怖分子生活在我们当中;其次，关于人口危机，我们有权选择适当的解决方式。最后，尽管合法移民政策受(欧盟)某些共同规则的管制，但这个问题本质上应该交由各国自由裁量，毕竟成员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以匈牙利为例，我们努力把数以万计的罗姆公民整合进劳动力市场。至少13个少数族裔已经在匈牙利国民议会中有了议会代表。布达佩斯的天主教堂与醒目的犹太会堂比邻而居。匈牙利人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他们有权塑造他们自己的社会，而不必听从一个遥远的、匿名的机构下达的指示。

　　对我们而言，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挑战，要求我们保护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是小国(按照美国的标准)，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所要求的。匈牙利的文化同质性——我说的是文化同质性而非种族同质性——对我们的未来大有裨益。

　　在欧盟诸成员国中，匈牙利可能算不上大国，但由于地缘位置，匈牙利不止一次充当了历史性巨变的通道。1989年，德国和匈牙利一起创造了欧洲历史，当时，我们向东德避难者(从共产主义德国绕道奥地利而来)开放西部边境。2015年，德国和匈牙利再次成为欧洲的焦点。2015年夏，抵达匈牙利—塞尔维亚边境的移民每天达上万人之多。他们无视欧洲法律——该法律要求移民在其抵达的第一个国家申请庇护，但是他们进入之后不做申请，径直穿过其他申根区成员国。出于保护欧盟外部边界的责任，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建起围墙。

　　为什么加强边防是必要的、人道的?

　　2015年初秋，我们沿申根区外部边境修建了围墙。这是为了保护欧洲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共同内部市场的迁徙自由。保护边界可不是讨巧的事。它和美学无关;你也无法靠鲜花和泰迪熊保护边界。对德国和其他申根区中部国家而言，外部边境离他们有数百公里之遥。这些申根区中部国家依赖外围的成员国保卫边境。正是靠这种方式，我们匈牙利人保卫了欧洲人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经济模式以及安全。

　　让我再补充一点，或许会让你吃一惊：在欧盟的疆土上，匈牙利所防守的围墙长度位居第五。

　　现在，在保卫外部边界上，我们已达成共识，而且在相关议题上，我们的分歧也基本弥合。其中一个议题便是，我们需要解决大规模移民的根源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向避难者就近提供援助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与移民原籍国和中转国的合作关系已取得重大进展。再者，我们力所能及地增加了人道主义援助和财政援助。在此过程中，匈牙利没有辜负任何人。

　　很不幸，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决非是一个和平过程。当大量的移民寻求新家园时，冲突会随之而来，因为其他人早已定居在这批移民渴望定居的地方。那些先来的定居者会捍卫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现在，抑制大规模移民并非不可能。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有5亿人之众，财力充沛、技术先进，完全有能力自卫。同时，我们还对个体移民和(大规模)迁移现象做了明确区分。

　　个体移民——除恐怖分子外——似乎是一个受母国弊政迫害的人。然而，欧盟目前的政策像是在怂恿大规模移民和“蛇头”，而大规模移民会把我们欧洲拖垮。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义务——尽管我们对作为受害者的移民不乏同情——将其阻挡在边境之外，此外，我们还应明确声明，非法入境者将被监禁或是驱逐出境。总之，建立围墙保卫边界，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大有必要。在涉及到我们的自身安全时，妇人之仁并不足取。当然，我们必须在法律范围内人道地采取行动，在推崇透明度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容置疑。

　　归根到底，错不在移民。他们完全按自己的利益行事。问题出在我们欧洲人没有按我们的利益行事。布鲁塞尔的机构相信，凭借单一的手段就能克服难民危机：即在各成员国强制摊派移民配额。匈牙利坚决抵制这种方案。

　　匈牙利的方案则立足于移民的现实：首先，我们认为在彻底控制边境之前，任何分配移民的方案只会向外界传递一种危险信号，即鼓励和邀请移民前往欧洲。而且，欧洲仍然缺少管理大规模移民的前后一贯的法规。其次，只要蛇头或移民仍然可以自由地挑选最终目的国，那么强制摊派移民配额就不可行。第三，欧盟的方案只会触发下一轮的大规模经济移民潮。我们需要指出，更高的生活水准不能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尽管我们有心如此。

　　今天发生在欧盟的一切，实在是荒唐至极——找不到更好的字眼了。犹如一艘船正在迎头相撞，船长却忙着指派无烟救生艇，而非避开障碍物;或者就像是在辩论，应该让每间船舱里漏进多少水，而非堵住缺口。

　　非选举产生的欧盟官僚vs.人民

　　欧盟无力防御欧洲，这是个坏消息;不过，比这更糟的是，它压根就无意为欧洲布防。在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译注：斯洛伐克首都)，我们终结了外国人阑入欧盟——如入无人之境——的混乱局面，结果却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蒙欧盟的理解。所以，我们又怎能指望它发自本能地捍卫我们自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土地?显然，这应该是它的本职工作。

　　我们是在2015年发现了这一事实的，当时的舆论气候，一夜之间大变。早上醒来时，我们忽然意识到欧洲出现了一种“欢迎文化”，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规则、协议，兑现对难民的承诺。欧洲的领袖们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提供援助。欧盟最高领导以团结的名义，要求我们开放自己的家园。

　　即使我们不愿这样做，别人也不能指责我们麻木不仁。因为我们深知援助的第一原则：如果在欧洲帮助他们，他们便会蜂拥而至;相反，如果我们在他们的母国帮助他们，他们便会留在自己的家园。

　　欧盟看不清这一事实，反而鼓励世界上某些最贫困、最混乱地区的居民前往欧洲，拿他们熟悉的生活做赌注换取更好的生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深信，在布鲁塞尔及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正在对抗多数欧洲人，后者仍然怀有爱国精神和常识。实际上，据我所知，欧洲的主要政治家完全意识到这一鸿沟的存在。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意味着欧洲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欧洲外部，而恰恰在欧洲的内部。对于欧洲的未来，最大的威胁不在于那些试图迁居欧洲的移民，而是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他们罔顾欧洲人民的意愿，正在执意改造欧洲。

　　确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盟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两大阵营：统一主义者(unionists)和主权主义者(sovereignists)。前者倡导欧洲合众国，支持强制摊派移民配额，而后者则希望保留一个由众多自由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反对任何形式的摊派配额。这就是为什么强制摊派移民配额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因为它本身不只是一个重要议题，而且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象征了所有不受欧洲国家欢迎的、破坏性事物。我们决不允许欧盟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也决不允许欧盟将自己政策的不良后果转嫁到那些守法公民——他们遵守欧盟的每一项条约和法规——身上。

　　不过，匈牙利显然遭到了(欧盟的)惩罚。欧洲诸机构的内外部批评者，指责匈牙利悖离了欧洲的政治——包括我们对基督教根基的宪法性声明、我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我们团结国家的努力。不过，在未来的数年，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会效仿匈牙利的做法，没有人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今欧洲所发生的一切，确实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比如发生在柏林基督教市场的屠杀;发生在法国的恐怖袭击;数以千计的移民从贝尔格莱德(译注：塞尔维亚首都)前往匈牙利;英国脱欧;此外还有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

　　问题的表症是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和不确定性。但是，根源在什么地方?

　　不久之前，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比利时的年轻人被告知，倘若他们完成学业，守法，尊敬父母，勤恳工作，其生活水平不难超过父辈。这也是欧洲梦——欧盟所试图实现的——预示的前景。对1945～1990年间的匈牙利而言，这种前景并不存在，至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是对欧盟或美国的公民而言，这是常例或者说老生常谈。

　　现在，如果你再向欧洲的年轻人许诺同样的事物，轻则被当作“耳旁风”，不过，更多的情况下会成为笑柄。

　　欧洲的领袖们同样丧失了斗志。实际上，以上表症和欧洲精英的危机息息相关。过去五、六十年，西欧的中右派(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左派轮流执政。不过，他们的政纲已经日益趋同。欧洲的领袖们似乎出自同一批精英，有着同样的思维，毕业于同样的学校，就职于同样的机构，执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变成了精英的危机。

　　尤其重要的是，精英危机——由经济危机发酵而来——已经日益演变成民主本身的危机。现在，相当数量的欧洲人与传统精英的想法大相径庭。这便是当今欧洲不安、焦虑、紧张——每一次恐怖袭击，每一次暴行乃至难以遏制的移民潮加剧了这种局势——的根源。我们变得愈发忧虑，因为我们意识到今天所发生在尼斯、慕尼黑或柏林的恐怖袭击，明天很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其它角落。

　　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惧感正是当下欧洲人的写照，让我们备受煎熬。恐惧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民族、家庭和经济参与者——犹如蜷缩的刺猬，完全陷入被动。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完不成大业，只会退缩防御。这种态度实在无助于欧洲维持其主导地位。

　　川普登场

　　川普总统目前还没有机会大展身手。我们希望他能交上好运。尽管对国际政治的角斗缺少经验，不过近来他已经提出三项遏制恐怖主义的建议，并且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态度。他说，当务之急是，美国必须组建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关，这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我对此表示同意。在欧洲，我们也应该如此行事，确保我们国家级别的情报机关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准，这是我们保障我们安全的关键所在。

　　他的第二项命令是放弃输出民主的政策。这一点，我也同意。为什么非洲移民穿越地中海投奔欧洲?因为在于欧洲人(以及后来的西方世界在联合国的名义下)摧毁了利比亚政权。诚然，它是一个反民主的政权，但至少它成功地维持了边防。我们协助摧毁了利比亚政权，但是却无力建立一个稳定利比亚全局的政府。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类似输出民主的政策，我们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移民潮将永无止境。

　　川普的第三点建议是：加强边防的必要性。欧洲大陆面临的最大压力将会来自非洲。目前移民压力来自叙利亚、利比亚，不过利比亚以南的非洲国家将会带来更持久的压力。让我列举一些数据，到2050年，埃及的人口将会从九千万增长到一亿三千八百万;尼日利亚的人口将会从一亿八千六百万增长到三亿九千万;乌干达的人口将从三千八百万增长到九千三百万;埃塞俄比亚的人口将从一亿二百万增长到两亿两千八百万。根据目前的人口趋势预测未来固然大有问题，不过我们只能依照现有知识未雨绸缪。

　　川普的建议至少承认了这些威胁，并且提出了应对方案。欧洲面对这些威胁，却没有作出现实性的回应;相反，它的政策重点却在系统阐述不切实际的“欧洲方案”。

　　在欧盟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进一步抑制(欧盟)各国的主权将会带来巨大危险。布鲁塞尔无力应对威胁，所以我们只能以个别的、主权国家的方式自卫。所以，对任何旨在将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欧盟的政治举措和建议，我们务必要三思而行。

　　数十年来，针对欧洲的问题，最常见的一种答案就是“更加欧洲化”(more Europe)。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需要更加欧洲化，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需要更少的欧洲化。在一些欧洲层次的问题上——比如安全和防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需要更加欧洲化，这有助于成员国达成目标。但是，在其它问题上，我们则需要更少的欧洲化，比如减少繁文缛节、减轻管制，允许各成员国以竞争的方式实现繁荣。

　　欧洲人，不论是作为整体人民还是作为各民族，可以实现许多“欧盟”完不成的目标。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并且允许成员国“各行其是”，欧盟会发现许多问题将会神奇地消失。

　　(终)

　　按：作者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an)，匈牙利现任总理。本文译自《国家评论》，英文标题“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译者：万吉庆 

　　在欧洲的编年史上，2015年将会被视为一个历史节点。我们一向认为欧洲的安全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一切都宣告终结，而且我确信这完全是欧洲人咎由自取。一年半之前，我率先警告大规模移民潮会带来危险。当下，大规模移民已成为既成事实，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点。

　　为什么是我们匈牙利人——或者说中、东欧人——首先意识到这种威胁?有几个原因或许可以解释。这可能与我们动荡不安的经历有关，自1990年民主转型之后，匈牙利人饱受骚乱、动荡之苦;我们的西欧伙伴近五、六十年经历则大为不同。对他们来说，成功、繁荣、可预期的未来，改善境遇都是稀松平常之事;而且，在我们眼中，一个国界日渐模糊、文化不分彼此、男女界限泯灭，神圣与亵渎无异，自由与责任混淆，高尚意图等同真实行为的世界，不啻于一个意识形态、错觉和现实相混杂的幻境。

　　危险已经降临

　　现在的西欧人越来越分不清“实然”和“应然”。相反，我们(中、东欧人)一直用冷峻的常识看待现实。我们深知，现实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迫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欧洲)21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将由大规模移民来定义。不久之前，我们还认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过去或者是历史书中的旧闻。我们不是即将面临大规模移民——其人数已经超过某些欧洲国家的总人口——的危险，而是危险已然降临。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出现平行社会，我们所熟悉的以及我们希望留给后代的欧洲正在被置换。不是所有的新移民都愿意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许多人认为自己的习俗和世界观更有价值、更强大、更有生命力。多年来，我们试着让移民填充劳动力——西欧人不愿从事的制造业岗位——现在发现收效甚微，非欧洲裔居民的失业率比本地人高数倍。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国家未能同化数十年来逐渐涌入的亚、非裔移民。现在，我们又怎能指望欧洲国家迅速同化这些新移民，尤其是一次性涌入如此之多?

　　无可否认，欧洲正在经历人口的老龄化和萎缩。但是如果希望依靠新来的穆斯林移民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会葬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自身。除非我们悬崖勒马，否则，一个年老的欧洲和一个年轻的穆斯林世界——一个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就业的欧洲和训练不足的穆斯林贫民——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失控。

　　普通欧洲人心里很明白。去年，匈牙利政府委托组织了一次覆盖欧盟28个成员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欧洲人坚信，逐步增加的恐怖主义、高犯罪率和移民之间有着直接关系。同样是这份调查，63%的欧洲人相信，移民正在改造东道国的文化。非法移民意味着一种威胁，助长了恐怖主义和犯罪。它重塑了欧洲的文化面貌，正在大幅度抹掉(欧洲的)民族文化。

　　但是瞥一眼欧盟就相关主题发布的公文，我们会发现，尽管欧盟敦促采取措施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对想要达成的目标一无所知。

　　目标到底是叫停非法移民(这是我的看法)?还是按照欧洲委员会的主张，仅仅是放慢移民的进度?依我之见，最好是叫停，因为它本身是件坏事。如果欧盟只打算放慢进度，他们不可能将非法移民本身看作坏事。欧洲委员会似乎支持这种看法，移民只是目前采取的形式有害，不过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益处。

　　而且事实上，欧盟屡次发文，建议接收高比例的移民，以解决欧洲的人口问题。目前匈牙利正在评估欧洲委员会2016年5月、7月发布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包含七个部分。这些建议未能对那些真正的寻求庇护者和出于经济动机的移民做出明确区分。公文承诺向真正的避难者提供庇护，匈牙利对此表示尊重。但是，我们坚持认为成员国有权决定是否以接纳移民的方式解决国内人口问题或劳动力短缺问题。

　　那么，匈牙利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应对这场危机?我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什么?

　　保护我们的文化——既是号召，也是权利

　　保护外部边界，我们责无旁贷。申根区——成立于1985年，事实上1995年才真正运作——内所有成员国都需履行一项义务，即撤销区域内大部分的边境检查点。如果某个国家无力履行这一义务，它必须让渡给其他国家(解决)。如果某个国家拒绝履行这项义务——可能视其为主权问题——其申根区成员国身份将被中止。

　　其次，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确保将所有的非法移民迅速遣返回原籍国，如果其原籍国不安全，则将其遣返至某个安全的中转国。我们的发展或签证政策不应该扩展至那些不遵守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对保护匈牙利公民至关重要——的国家。换言之，欧洲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签证政策不应该是无条件的，必须附加条件。

　　除非能确切知道谁(出于何种原因)想进入我国，否则我们无法保护本国公民。我们有权选择那些我们希望与之共处的移民，有权拒绝不想与之共处的移民。这一权衡原则和保护难民的普遍原则并不冲突。我们接受保护难民的原则，但是，话必须说清楚，首先，我们不想让恐怖分子生活在我们当中;其次，关于人口危机，我们有权选择适当的解决方式。最后，尽管合法移民政策受(欧盟)某些共同规则的管制，但这个问题本质上应该交由各国自由裁量，毕竟成员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以匈牙利为例，我们努力把数以万计的罗姆公民整合进劳动力市场。至少13个少数族裔已经在匈牙利国民议会中有了议会代表。布达佩斯的天主教堂与醒目的犹太会堂比邻而居。匈牙利人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他们有权塑造他们自己的社会，而不必听从一个遥远的、匿名的机构下达的指示。

　　对我们而言，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挑战，要求我们保护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是小国(按照美国的标准)，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所要求的。匈牙利的文化同质性——我说的是文化同质性而非种族同质性——对我们的未来大有裨益。

　　在欧盟诸成员国中，匈牙利可能算不上大国，但由于地缘位置，匈牙利不止一次充当了历史性巨变的通道。1989年，德国和匈牙利一起创造了欧洲历史，当时，我们向东德避难者(从共产主义德国绕道奥地利而来)开放西部边境。2015年，德国和匈牙利再次成为欧洲的焦点。2015年夏，抵达匈牙利—塞尔维亚边境的移民每天达上万人之多。他们无视欧洲法律——该法律要求移民在其抵达的第一个国家申请庇护，但是他们进入之后不做申请，径直穿过其他申根区成员国。出于保护欧盟外部边界的责任，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建起围墙。

　　为什么加强边防是必要的、人道的?

　　2015年初秋，我们沿申根区外部边境修建了围墙。这是为了保护欧洲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共同内部市场的迁徙自由。保护边界可不是讨巧的事。它和美学无关;你也无法靠鲜花和泰迪熊保护边界。对德国和其他申根区中部国家而言，外部边境离他们有数百公里之遥。这些申根区中部国家依赖外围的成员国保卫边境。正是靠这种方式，我们匈牙利人保卫了欧洲人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经济模式以及安全。

　　让我再补充一点，或许会让你吃一惊：在欧盟的疆土上，匈牙利所防守的围墙长度位居第五。

　　现在，在保卫外部边界上，我们已达成共识，而且在相关议题上，我们的分歧也基本弥合。其中一个议题便是，我们需要解决大规模移民的根源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向避难者就近提供援助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与移民原籍国和中转国的合作关系已取得重大进展。再者，我们力所能及地增加了人道主义援助和财政援助。在此过程中，匈牙利没有辜负任何人。

　　很不幸，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决非是一个和平过程。当大量的移民寻求新家园时，冲突会随之而来，因为其他人早已定居在这批移民渴望定居的地方。那些先来的定居者会捍卫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现在，抑制大规模移民并非不可能。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有5亿人之众，财力充沛、技术先进，完全有能力自卫。同时，我们还对个体移民和(大规模)迁移现象做了明确区分。

　　个体移民——除恐怖分子外——似乎是一个受母国弊政迫害的人。然而，欧盟目前的政策像是在怂恿大规模移民和“蛇头”，而大规模移民会把我们欧洲拖垮。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义务——尽管我们对作为受害者的移民不乏同情——将其阻挡在边境之外，此外，我们还应明确声明，非法入境者将被监禁或是驱逐出境。总之，建立围墙保卫边界，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大有必要。在涉及到我们的自身安全时，妇人之仁并不足取。当然，我们必须在法律范围内人道地采取行动，在推崇透明度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容置疑。

　　归根到底，错不在移民。他们完全按自己的利益行事。问题出在我们欧洲人没有按我们的利益行事。布鲁塞尔的机构相信，凭借单一的手段就能克服难民危机：即在各成员国强制摊派移民配额。匈牙利坚决抵制这种方案。

　　匈牙利的方案则立足于移民的现实：首先，我们认为在彻底控制边境之前，任何分配移民的方案只会向外界传递一种危险信号，即鼓励和邀请移民前往欧洲。而且，欧洲仍然缺少管理大规模移民的前后一贯的法规。其次，只要蛇头或移民仍然可以自由地挑选最终目的国，那么强制摊派移民配额就不可行。第三，欧盟的方案只会触发下一轮的大规模经济移民潮。我们需要指出，更高的生活水准不能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尽管我们有心如此。

　　今天发生在欧盟的一切，实在是荒唐至极——找不到更好的字眼了。犹如一艘船正在迎头相撞，船长却忙着指派无烟救生艇，而非避开障碍物;或者就像是在辩论，应该让每间船舱里漏进多少水，而非堵住缺口。

　　非选举产生的欧盟官僚vs.人民

　　欧盟无力防御欧洲，这是个坏消息;不过，比这更糟的是，它压根就无意为欧洲布防。在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译注：斯洛伐克首都)，我们终结了外国人阑入欧盟——如入无人之境——的混乱局面，结果却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蒙欧盟的理解。所以，我们又怎能指望它发自本能地捍卫我们自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土地?显然，这应该是它的本职工作。

　　我们是在2015年发现了这一事实的，当时的舆论气候，一夜之间大变。早上醒来时，我们忽然意识到欧洲出现了一种“欢迎文化”，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规则、协议，兑现对难民的承诺。欧洲的领袖们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提供援助。欧盟最高领导以团结的名义，要求我们开放自己的家园。

　　即使我们不愿这样做，别人也不能指责我们麻木不仁。因为我们深知援助的第一原则：如果在欧洲帮助他们，他们便会蜂拥而至;相反，如果我们在他们的母国帮助他们，他们便会留在自己的家园。

　　欧盟看不清这一事实，反而鼓励世界上某些最贫困、最混乱地区的居民前往欧洲，拿他们熟悉的生活做赌注换取更好的生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深信，在布鲁塞尔及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正在对抗多数欧洲人，后者仍然怀有爱国精神和常识。实际上，据我所知，欧洲的主要政治家完全意识到这一鸿沟的存在。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意味着欧洲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欧洲外部，而恰恰在欧洲的内部。对于欧洲的未来，最大的威胁不在于那些试图迁居欧洲的移民，而是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他们罔顾欧洲人民的意愿，正在执意改造欧洲。

　　确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盟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两大阵营：统一主义者(unionists)和主权主义者(sovereignists)。前者倡导欧洲合众国，支持强制摊派移民配额，而后者则希望保留一个由众多自由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反对任何形式的摊派配额。这就是为什么强制摊派移民配额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因为它本身不只是一个重要议题，而且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象征了所有不受欧洲国家欢迎的、破坏性事物。我们决不允许欧盟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也决不允许欧盟将自己政策的不良后果转嫁到那些守法公民——他们遵守欧盟的每一项条约和法规——身上。

　　不过，匈牙利显然遭到了(欧盟的)惩罚。欧洲诸机构的内外部批评者，指责匈牙利悖离了欧洲的政治——包括我们对基督教根基的宪法性声明、我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我们团结国家的努力。不过，在未来的数年，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会效仿匈牙利的做法，没有人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今欧洲所发生的一切，确实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比如发生在柏林基督教市场的屠杀;发生在法国的恐怖袭击;数以千计的移民从贝尔格莱德(译注：塞尔维亚首都)前往匈牙利;英国脱欧;此外还有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

　　问题的表症是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和不确定性。但是，根源在什么地方?

　　不久之前，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比利时的年轻人被告知，倘若他们完成学业，守法，尊敬父母，勤恳工作，其生活水平不难超过父辈。这也是欧洲梦——欧盟所试图实现的——预示的前景。对1945～1990年间的匈牙利而言，这种前景并不存在，至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是对欧盟或美国的公民而言，这是常例或者说老生常谈。

　　现在，如果你再向欧洲的年轻人许诺同样的事物，轻则被当作“耳旁风”，不过，更多的情况下会成为笑柄。

　　欧洲的领袖们同样丧失了斗志。实际上，以上表症和欧洲精英的危机息息相关。过去五、六十年，西欧的中右派(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左派轮流执政。不过，他们的政纲已经日益趋同。欧洲的领袖们似乎出自同一批精英，有着同样的思维，毕业于同样的学校，就职于同样的机构，执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变成了精英的危机。

　　尤其重要的是，精英危机——由经济危机发酵而来——已经日益演变成民主本身的危机。现在，相当数量的欧洲人与传统精英的想法大相径庭。这便是当今欧洲不安、焦虑、紧张——每一次恐怖袭击，每一次暴行乃至难以遏制的移民潮加剧了这种局势——的根源。我们变得愈发忧虑，因为我们意识到今天所发生在尼斯、慕尼黑或柏林的恐怖袭击，明天很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其它角落。

　　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惧感正是当下欧洲人的写照，让我们备受煎熬。恐惧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民族、家庭和经济参与者——犹如蜷缩的刺猬，完全陷入被动。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完不成大业，只会退缩防御。这种态度实在无助于欧洲维持其主导地位。

　　川普登场

　　川普总统目前还没有机会大展身手。我们希望他能交上好运。尽管对国际政治的角斗缺少经验，不过近来他已经提出三项遏制恐怖主义的建议，并且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态度。他说，当务之急是，美国必须组建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关，这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我对此表示同意。在欧洲，我们也应该如此行事，确保我们国家级别的情报机关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准，这是我们保障我们安全的关键所在。

　　他的第二项命令是放弃输出民主的政策。这一点，我也同意。为什么非洲移民穿越地中海投奔欧洲?因为在于欧洲人(以及后来的西方世界在联合国的名义下)摧毁了利比亚政权。诚然，它是一个反民主的政权，但至少它成功地维持了边防。我们协助摧毁了利比亚政权，但是却无力建立一个稳定利比亚全局的政府。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类似输出民主的政策，我们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移民潮将永无止境。

　　川普的第三点建议是：加强边防的必要性。欧洲大陆面临的最大压力将会来自非洲。目前移民压力来自叙利亚、利比亚，不过利比亚以南的非洲国家将会带来更持久的压力。让我列举一些数据，到2050年，埃及的人口将会从九千万增长到一亿三千八百万;尼日利亚的人口将会从一亿八千六百万增长到三亿九千万;乌干达的人口将从三千八百万增长到九千三百万;埃塞俄比亚的人口将从一亿二百万增长到两亿两千八百万。根据目前的人口趋势预测未来固然大有问题，不过我们只能依照现有知识未雨绸缪。

　　川普的建议至少承认了这些威胁，并且提出了应对方案。欧洲面对这些威胁，却没有作出现实性的回应;相反，它的政策重点却在系统阐述不切实际的“欧洲方案”。

　　在欧盟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进一步抑制(欧盟)各国的主权将会带来巨大危险。布鲁塞尔无力应对威胁，所以我们只能以个别的、主权国家的方式自卫。所以，对任何旨在将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欧盟的政治举措和建议，我们务必要三思而行。

　　数十年来，针对欧洲的问题，最常见的一种答案就是“更加欧洲化”(more Europe)。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需要更加欧洲化，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需要更少的欧洲化。在一些欧洲层次的问题上——比如安全和防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需要更加欧洲化，这有助于成员国达成目标。但是，在其它问题上，我们则需要更少的欧洲化，比如减少繁文缛节、减轻管制，允许各成员国以竞争的方式实现繁荣。

　　欧洲人，不论是作为整体人民还是作为各民族，可以实现许多“欧盟”完不成的目标。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并且允许成员国“各行其是”，欧盟会发现许多问题将会神奇地消失。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