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伊始，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控制区外，叙利亚其他地区突然进入大战之后的平静，反对派武装、俄叙联军、自由军-土耳其联军及库尔德武装之间的混战骤然平息。反对派联盟与政府军签订了全面停火协议，并准备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召开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和平会议。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停火行动不同于前两轮短暂停火，这次和平谈判具有更为稳固的国际背景。

　　叙利亚局势的骤然变化，首要原因是土、俄达成了合作主导叙利亚局势的政治妥协，而美国则被排除于当前叙利亚重大政治进程之外。事实上，2016年美、俄、土三角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土、俄合作取代土、美同盟成为叙利亚局势的主导力量。叙利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涉及土、俄、美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根本原因则是美国战略衰退引发地区影响力消长。

　　去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结束后，土耳其与大国关系进入剧烈调整时期。土俄关系的快速回暖和土美关系遇冷降温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虽然，这种关系变化具有一定的策略性和偶然性，目前，土俄关系的起点还很低，土美关系的基本盘依然稳固。但是也应看到，土、美、俄关系的变化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本质上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衰退对土、美、俄三角关系的巨大影响，这种变化对中东格局乃至东亚局势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不给力，土耳其骤陷地缘斗争

　　第一，土耳其贸然陷入了一场全方位的地缘政治较量。当前，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未建立起必要的国际共识与合作机制，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较为严重的政治分歧与相互对立的军事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叙利亚战争已经沦为一场地缘政治的零和游戏。叙利亚危机恰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时期，美国无力也无意大规模介入地区安全事物。美国主要推动土耳其、沙特、伊拉克等友好国家发挥作用，尤其将土耳其视为构建美国叙利亚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

　　土耳其积极填补美国留下的力量真空，在阿萨德政权问题、库尔德问题、打击IS、接受难民、军事合作等问题上尽量与美国保持协调一致。然而，2015年9月，随着俄罗斯大规模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土耳其与俄罗斯开始出现战略目的与战术行动上的相互碰撞。

　　伴随着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与击落俄罗斯战机这一灾难性事件，俄罗斯迅速做出激烈的政治反应，启动了全方位的反制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实施了全行业的经济制裁，终止了长期能源合作，并在叙利亚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展开角力。俄罗斯娴熟运用地缘政治博弈能力，精准测算对方政治弱点，造成土耳其国内诸多社会矛盾叠加效应，成为政变危机的重要诱因。

　　第二，美国已经无力参与并主导中亚地缘政治较量。土耳其骤然陷入类似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最激烈的地缘政治斗争时，土耳其的主要盟友——美国并未及时发挥关键作用。面对土耳其的危机，美国无意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之外展开第二场地缘政治较量。美国基本采取置身之外的角色，并没有给予土耳其直接的支持，甚至没有发挥有效的调解角色。

　　北约虽然应土耳其紧急要求，做出了履行集体安全责任的姿态，但其对土耳其支持的程度远远无法与俄罗斯对土耳其实施的压力相提并论。美国的消极与俄罗斯的坚定使土耳其意识到，俄罗斯有能力有决心在家门口发起一场冷战式的全方位地缘政治较量，而美国的战略衰退导致其注定在最关键的时刻缺席这场较量。美国在土耳其重大战略利益上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土耳其没有必要像以往一样在土美关系上投入巨大的政治和外交资源，也没有必要对土美关系赋予超常规的战略意义。

　　叙利亚局势主导权易手与土俄接近

　　第三，美、俄对叙利亚局势的主导权易手，土耳其对外政策开始脱美联俄。俄罗斯最初介入叙利亚战争时，主要还是为了缓解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施加的战略压力。但在清楚探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缺乏战略决心与实力后，俄罗斯加大了介入叙利亚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已经成为直接影响叙利亚乃至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力量。

　　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之后，土耳其遭遇了俄罗斯全方位的对抗，叙利亚局势快速转向不利于土耳其的方向，上述情况与土耳其国内政治矛盾、社会问题形成危机叠加效应，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危机。为了化解内外危机集中爆发的局面，埃尔多安总统开始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缓和、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寻求土、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妥协。为此，改组了亲美路线的达武特奥卢内阁，并不顾军方不满向俄罗斯做出重大政治让步。

　　土俄关系的显著加强，土美关系的相对弱化，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土耳其参与地区事物的灵活性。埃尔多安总统去年8月9日访问俄罗斯之后，双方开始就一系列久拖不决的关键问题展开协商，如阿萨德政府地位、关闭土叙边境、克里米亚土耳其人地位、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危机。目前，土耳其开始成为三角关系的一方，而非美俄两个巨人之间的夹心饼。

　　第四，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战略收缩，降低了土耳其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以往被土美战略盟友关系掩盖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居伦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2014年12月，土耳其法院发布了针对居伦的逮捕令，伊斯坦布尔检察官指控他是武装犯罪组织的领导者，向美国发出了引渡居伦的请求。当时，此事并未引起各界关注，土耳其也并未将引渡居伦作为衡量土美关系的重要指标。去年政变未遂之后居伦问题浮出水面，主要还是因为土耳其与美国战略关系快速弱化逐步下行。目前，土美关系已经处于历史低位，两国围绕居伦问题、叙利亚政策、北方战线等问题的争议也将逐渐公开化。在本轮促成叙利亚停火与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土、俄事实上将美国排除在外。

　　最后，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但大国之间发生地缘政治对抗的情况正在不同的地区回潮。美国、欧盟与俄罗斯围绕克里米亚问题的全面较量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特朗普对国际关系的言行及其组建的对外政策团队，都表明其就职后具有挑起地缘政治博弈的可能，特朗普将继承、改造“重返亚太”战略，不仅将与中国围绕南海问题、“萨德”问题陷入持续对抗，而且又贸然触及了台海问题，中美重回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对抗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大国乃至国际社会都是一场代价惨重的悲剧，尤其对在大国之中选边站队的国家而言，更是不可承受之重。近年来，美国因战略衰退已经放弃了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安全政策。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还有实力与决心同时赢得两场地缘政治较量的胜利?土耳其重新校准对美对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有站在中美两个巨人之间的国家，也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员)

　　2017年伊始，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控制区外，叙利亚其他地区突然进入大战之后的平静，反对派武装、俄叙联军、自由军-土耳其联军及库尔德武装之间的混战骤然平息。反对派联盟与政府军签订了全面停火协议，并准备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召开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和平会议。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停火行动不同于前两轮短暂停火，这次和平谈判具有更为稳固的国际背景。

　　叙利亚局势的骤然变化，首要原因是土、俄达成了合作主导叙利亚局势的政治妥协，而美国则被排除于当前叙利亚重大政治进程之外。事实上，2016年美、俄、土三角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土、俄合作取代土、美同盟成为叙利亚局势的主导力量。叙利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涉及土、俄、美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根本原因则是美国战略衰退引发地区影响力消长。

　　去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结束后，土耳其与大国关系进入剧烈调整时期。土俄关系的快速回暖和土美关系遇冷降温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虽然，这种关系变化具有一定的策略性和偶然性，目前，土俄关系的起点还很低，土美关系的基本盘依然稳固。但是也应看到，土、美、俄关系的变化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本质上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衰退对土、美、俄三角关系的巨大影响，这种变化对中东格局乃至东亚局势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不给力，土耳其骤陷地缘斗争

　　第一，土耳其贸然陷入了一场全方位的地缘政治较量。当前，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未建立起必要的国际共识与合作机制，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较为严重的政治分歧与相互对立的军事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叙利亚战争已经沦为一场地缘政治的零和游戏。叙利亚危机恰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时期，美国无力也无意大规模介入地区安全事物。美国主要推动土耳其、沙特、伊拉克等友好国家发挥作用，尤其将土耳其视为构建美国叙利亚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

　　土耳其积极填补美国留下的力量真空，在阿萨德政权问题、库尔德问题、打击IS、接受难民、军事合作等问题上尽量与美国保持协调一致。然而，2015年9月，随着俄罗斯大规模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土耳其与俄罗斯开始出现战略目的与战术行动上的相互碰撞。

　　伴随着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与击落俄罗斯战机这一灾难性事件，俄罗斯迅速做出激烈的政治反应，启动了全方位的反制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实施了全行业的经济制裁，终止了长期能源合作，并在叙利亚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展开角力。俄罗斯娴熟运用地缘政治博弈能力，精准测算对方政治弱点，造成土耳其国内诸多社会矛盾叠加效应，成为政变危机的重要诱因。

　　第二，美国已经无力参与并主导中亚地缘政治较量。土耳其骤然陷入类似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最激烈的地缘政治斗争时，土耳其的主要盟友——美国并未及时发挥关键作用。面对土耳其的危机，美国无意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之外展开第二场地缘政治较量。美国基本采取置身之外的角色，并没有给予土耳其直接的支持，甚至没有发挥有效的调解角色。

　　北约虽然应土耳其紧急要求，做出了履行集体安全责任的姿态，但其对土耳其支持的程度远远无法与俄罗斯对土耳其实施的压力相提并论。美国的消极与俄罗斯的坚定使土耳其意识到，俄罗斯有能力有决心在家门口发起一场冷战式的全方位地缘政治较量，而美国的战略衰退导致其注定在最关键的时刻缺席这场较量。美国在土耳其重大战略利益上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土耳其没有必要像以往一样在土美关系上投入巨大的政治和外交资源，也没有必要对土美关系赋予超常规的战略意义。

　　叙利亚局势主导权易手与土俄接近

　　第三，美、俄对叙利亚局势的主导权易手，土耳其对外政策开始脱美联俄。俄罗斯最初介入叙利亚战争时，主要还是为了缓解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施加的战略压力。但在清楚探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缺乏战略决心与实力后，俄罗斯加大了介入叙利亚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已经成为直接影响叙利亚乃至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力量。

　　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之后，土耳其遭遇了俄罗斯全方位的对抗，叙利亚局势快速转向不利于土耳其的方向，上述情况与土耳其国内政治矛盾、社会问题形成危机叠加效应，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危机。为了化解内外危机集中爆发的局面，埃尔多安总统开始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缓和、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寻求土、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妥协。为此，改组了亲美路线的达武特奥卢内阁，并不顾军方不满向俄罗斯做出重大政治让步。

　　土俄关系的显著加强，土美关系的相对弱化，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土耳其参与地区事物的灵活性。埃尔多安总统去年8月9日访问俄罗斯之后，双方开始就一系列久拖不决的关键问题展开协商，如阿萨德政府地位、关闭土叙边境、克里米亚土耳其人地位、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危机。目前，土耳其开始成为三角关系的一方，而非美俄两个巨人之间的夹心饼。

　　第四，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战略收缩，降低了土耳其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以往被土美战略盟友关系掩盖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居伦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2014年12月，土耳其法院发布了针对居伦的逮捕令，伊斯坦布尔检察官指控他是武装犯罪组织的领导者，向美国发出了引渡居伦的请求。当时，此事并未引起各界关注，土耳其也并未将引渡居伦作为衡量土美关系的重要指标。去年政变未遂之后居伦问题浮出水面，主要还是因为土耳其与美国战略关系快速弱化逐步下行。目前，土美关系已经处于历史低位，两国围绕居伦问题、叙利亚政策、北方战线等问题的争议也将逐渐公开化。在本轮促成叙利亚停火与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土、俄事实上将美国排除在外。

　　最后，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但大国之间发生地缘政治对抗的情况正在不同的地区回潮。美国、欧盟与俄罗斯围绕克里米亚问题的全面较量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特朗普对国际关系的言行及其组建的对外政策团队，都表明其就职后具有挑起地缘政治博弈的可能，特朗普将继承、改造“重返亚太”战略，不仅将与中国围绕南海问题、“萨德”问题陷入持续对抗，而且又贸然触及了台海问题，中美重回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对抗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大国乃至国际社会都是一场代价惨重的悲剧，尤其对在大国之中选边站队的国家而言，更是不可承受之重。近年来，美国因战略衰退已经放弃了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安全政策。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还有实力与决心同时赢得两场地缘政治较量的胜利?土耳其重新校准对美对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有站在中美两个巨人之间的国家，也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