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乌两国政治危机的原因

　　地缘政治的问题

　　土耳其和乌克兰都属于边缘国家，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名字本身意思就是“在边缘”或“边疆”。乌克兰大部分是平原，无天然屏障可依。乌克兰是既处于前苏联疆域西端的最接近西欧的部位，同时又是作为俄罗斯帝国文明缘起的最直接、最核心的地块，它还处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之间的断裂带上。这样的地缘位置和地理环境，使得乌克兰非常易于受到来自于东方和西方的外部力量的干预。当前乌克兰局势的背后，很显然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角力。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力保自身势力范围的西疆，对于西方来说，是欧盟与北约扩张的东界。

　　土耳其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土耳其地处欧亚结合部，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北临俄罗斯，向东是高加索、中亚地区，向西为欧洲，其南与东南是北非、中东。土耳其位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界之处。历史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统治东欧巴尔干的大片领土。在冷战时期，土耳其是防堵苏联的南大门，是北约成员中处于前沿阵地的国家。

　　现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强调说，2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枢国家，冷战前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土耳其被看成是一个边疆国家;冷战后，土耳其主要被看成是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在后“9•11”时代，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中枢国家”，土耳其的这一新地缘地位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观念的和地理的。

　　土耳其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使其逐渐地具有了偏离原先的亲西方轨道的特征，并且日益强调它在本地区(主要是中东)的利益和关系。这个定位上的变化使其在与叙利亚、伊朗和以色列等国的关系上发生了比较重大的转变。在叙利亚发生危机之前，土叙两国罕见地实现了和解，土耳其推出“与邻为善”政策，当然，后来土耳其又加入到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行列，这与它对地区局势的判断以及它属于西方阵营这些事实分不开。土耳其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长期停滞不前，也引发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这一情绪的反映，正义与发展党更加注重地区利益，有意疏远欧盟。

　　2.宪政民主的问题

　　乌克兰独立以后即采纳了宪政民主体制。土耳其是在1946年以后开放党禁，实行多党民主制。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民主化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别。

　　对乌克兰而言，它的国家宪政结构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总统和议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是走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道路的问题;另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东西部的区域性分裂问题。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立国之初的宪政特点是弱化政党的作用、突出总统的权力，同时议会没有组阁权、仅有倒阁权。1997年至2004年，乌克兰政党数量迅速增长了将近五倍，出现了近两百个各色政党。2004年乌克兰宪法的修正，一定程度上正是自由派力图凭此限制总统权力，因此，2004年宪法的要害就是“议会总统制”，关键是通过议会来限制总统权力。亚努科维奇就任总统后的政治立场是要将当时的“激进政党体制”改为“温和政党体制”，限制政党数量，提高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因此，2010年再次修宪，推倒2004年宪法，重新回到之前强调总统优先于议会的“总统议会制”。然而，本次示威活动所达成妥协中提到的“回到2004年宪法”的实质，则是要再次回到自由派所主张的“议会总统制”。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乌克兰没有找到一种有效地处理其东西部的分裂问题的方案，在这次示威活动中，出现了西部城市利沃夫要求自治的传言，媒体也对联邦制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乌克兰独立多年以来未曾在处理非常多样化甚至是尖锐对立的地方问题上找到一种既统一又务实的治理模式，这大大地影响了政局的稳定。

　　对土耳其来说，它的宪政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武关系，即军方与文官政府的关系;二是正义与发展党的一党独大问题。

　　首先是军人干政的问题。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通过不同形式多次干预文官政治。尽管土军方每次都会还政于民，但通过制定新宪法，审判、关押和限制一些政治人物，它规约了土耳其的现代政治进程。直到近几年，我们看到大批土耳其军方高层人士被逮捕和审判，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看起来依靠强大的民意和司法手段已经“驯化”了军队。目前土国各方都愿意靠文官的、民主的程序解决问题，希望军队老老实实地保持中立。但埃及的穆尔西被军方推翻，西方各国对此态度暧昧，这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土耳其是否会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的担忧。

　　以前，土耳其的军人干政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政党政治的失效，另外一个是打压政治伊斯兰势力。对今天影响最为巨大的是1980年的军人干政，那时制定的宪法一直沿用至今。从那时起，土耳其制定了政党进入议会的高门槛，即必须获得10%的得票率。这一高门槛的初衷是限制小党。之前土耳其政党林立，很难形成稳定有效的政府，联合政府经常陷入争吵，从而使土耳其的社会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土耳其历史上出现的多次社会动荡与经济崩溃都与此有关。鉴于此，军方制定的法律有意约束小党搅局，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出现了赢者通吃的局面，一个没有获得绝对多数选票的政党，很可能在议会里占据多数席位，其代表性会受到质疑。

　　(凯末尔创建了现代土耳其)

　　土耳其在实行民主化之后，伊斯兰主义就伴随土耳其政治的始终，尽管凯末尔党人制定的世俗主义原则尚未完全被颠覆，但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在土耳其政治过程中是非常明显的。1970年代到1990年代埃尔巴坎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直到1996年繁荣党上台，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获得空前胜利，这引起了捍卫世俗主义的军方的担忧，1997年军方发动软政变推翻了繁荣党政府，1998年繁荣党被取缔。2002年，由繁荣党的继承者道德党的一个派别参与创建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尽管并未从根本上挑战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根基，但在很多方面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僵化的世俗主义原则，伊斯兰主义复兴的迹象随处可见，比如修改涉及伊斯兰头巾的法条，通过限酒令，强化宗教教育，等等，这些都深深刺激了世俗主义阵营。在外交上，正义与发展党统治下的土耳其也日益强调自主性，与西方的关系有所疏离，更加重视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当前，土耳其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即在一党独大局面下，如何理顺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多数人暴政”与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关系问题。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在土耳其建立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反对党目前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制约。埃尔多安还想成为普京那样的人物，力图把土耳其改成总统制。虽然埃尔多安的这一梦想尚未实现，但在2014年8月，埃尔多安顺利当选为土耳其总统，从总理的位置退下来，总理职务由达武特奥卢接任。埃尔多安在过去这些年表现出日益明显的自大、傲慢与专制倾向，在修宪、通过保守色彩的法令、限制新闻自由等方面，埃尔多安控制的集团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正义与发展党曾团结了大批土耳其自由派，但随着它日益表现出的独裁倾向，自由派感到颇为失望。长期执政的一个结果就是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尤其是执政者与资本集团的结合。最近，已经通过收购等手段控制了土耳其大部分传统媒体的埃尔多安，还批评了推特，说“社交媒体是社会最大的威胁”。埃尔多安党人在土耳其的统治对占少数地位的边缘群体构成了威胁，甚至让他们感到绝望。这是土耳其最近发生全国规模抗议的重要原因。

　　盖齐公园事件演化成席卷土耳其主要城市的抗议，并不是偶然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它更多指向了现政府与埃尔多安。抗议者还冲击了正义与发展党的党部。这次土耳其抗议行动的主体，除了过去十年里在民主选举中失利的反埃尔多安和反正义与发展党势力，也有小部分原先正义与发展党的自由派支持者。2013年席卷土耳其的反政府抗议行动，与2007年的世俗主义者大规模游行是有继承性的。如果说过去的抗议主要与选举政治有关，那么，最近的抗议反映的主要是边缘群体与政治反对派针对正义与发展党一党独大的愤怒。

　　土耳其当前的危机主要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多数暴政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边缘群体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是认同问题，也是价值问题。换句话说，在根本的意义上，它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只是简单的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问题(若以是否支持正义与发展党为准，支持正义与发展党的选民大概占总人口50%，反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占35%)，而是一个自由与价值的问题，它以教俗之争为主，并包括了大量边缘群体，如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少数族群(库尔德人、阿拉维派)、环保人士、女权主义者以及同性恋者等。埃尔多安在他们眼里已然成为腐败和暴政的化身，受够了埃尔多安的人，自然要借任何机会表达不满与愤懑。在2015年6月的大选中，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把票投给了人民民主党，该党虽然被认为是代表库尔德人利益的，但在大选的宣传中将自己说成是代表更多少数群体利益的。

　　3.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

　　对于一场政治危机的发生，一般的分析都是先从社会经济的状况入手。但这个视角对土耳其和乌克兰所发生的政治危机而言，其有效性是不同的。对乌克兰来说，经济形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土耳其而言，如前所述，经济与民生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我们先看乌克兰。乌克兰独立之后的十年，经济一直是负增长的状态;进入21世纪以后，乌克兰经济才开始实现正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对乌克兰的影响也是巨大的。2012年下半年开始，乌克兰经济增长速度严重放缓。乌克兰经济对俄罗斯的严重依赖是结构性的。乌克兰近年来入欧进程加快，刺激了俄罗斯，俄乌双边贸易大幅下降，大量青年失业。2013年11月21日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但是，紧接着乌克兰国家银行宣布黄金储备一个月内减少将近10%。当时国际评级机构预测，2013年外汇储备将下降至178亿美元，2014年降为150亿美元。加上近期内乌克兰获得的直接投资减少以及面临到期债务的问题，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从参加独立广场抗议的人群来看，也能发现乌克兰经济的问题所在。与十年前的橙色革命时期相比，本次抗议的参与者多为年轻人，这一点被认为与就业困难有着直接关联。乌克兰人说：“只是油价一直在涨，面包贵了30%，经济更困难了。”

　　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经济发展成就令人瞩目。在每次大选胜利后，正义与发展党的经济成就被普遍关注。就总量来看，土耳其已成为穆斯林世界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自2002年开始，土耳其经济进入了长达6年的高速扩张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放缓，但土耳其政府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实行降息、减税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国内消费需求回暖，消费者信心指数随之上升。这些年，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土耳其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速，一度紧逼中国，只在2012年时有所下滑，相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仍然是生机勃勃。且不管正义与发展党的经济政策与土耳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毕竟经济增长有很多周期性、历史性的非政策因素在内——但毫无疑问，正义与发展党抓住了历史机遇，克服了前期的困难，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并将之转化为政治上的不断成功。

　　经济增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有分配的问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分配领域，也就是说，在如何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方面，政治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做得好自然可以换来更大的政治利益。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变成普遍性的全民福利，尤其是被少数人分去了绝大部分的蛋糕，这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比如埃及，之前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低，势头也不弱，但因为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普通埃及人的相对剥夺感严重。再加上政治上专制，腐败极其严重，对权贵阶层没有有效的监督，这是埃及发生民主革命的重要原因。这跟土耳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土耳其最近发生的针对政府的抗议行动，基本上不涉及民生问题。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本来就是靠打民生牌在基层获得了大量的选票，作为执政党，它在民生问题上的政绩一向是可圈可点的。即使在埃尔多安的内阁出现了腐败丑闻之后，大量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还是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支持了他们，原因无非在于正义与发展党之前的很多政策惠及了普通民众，他们是朴实的土耳其人，对一个关爱他们生活的政党或政客，他们的腐败容忍度相对较高，这一点是土耳其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文化。

　　正义与发展党利用经济的攀升，着力搞好民生。比如，在教育方面，把针对贫穷学生的奖学金普及面翻番，使医疗的普及面大大拓宽，建立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让穷人真正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这就确保了土耳其底层民众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正义与发展党尤其关注贫穷民众，这是它的重要票源。正义与发展党利用了之前多年经营的基层工作基础，并在上台后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巩固和扩大了这个基础。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繁荣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具有多年的草根工作经验。繁荣党过于保守，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过浓，它的选民来源没有那么广，所以在1996年时的得票率远不如后来的正义与发展党。正义与发展党除了吸引之前繁荣党的主体选民外，还把更多的保守中产阶层吸引了过来。这对于正义与发展党而言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的得票率相当高，其他政党很难撼动正义与发展党的地位。

　　2015年6月的大选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政绩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首先从结果来看，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只得到约41%的选票，虽是议会最大党，但并未成为议会多数党。人民民主党则获得了13%的选票，首次突破10%的“门槛”，获得80个议会席位。议会剩余席位被共和人民党和民族主义运动党瓜分。不能说正义与发展党遭到了失败，但是，相对于之前一直很高的支持率来说，显然已经有人开始抛弃正义与发展党。根据笔者的调研，这个原因主要在经济方面。当前土耳其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攀升至11%，创下五年新高，人民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导致执政党的支持率不断下滑的原因。现阶段土耳其经济缺少推动持续发展的新动力，过于依赖中等或较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如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当前的困局，已经成为对正义与发展党的重要考验。

　　土、乌两国政治危机的原因

　　地缘政治的问题

　　土耳其和乌克兰都属于边缘国家，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名字本身意思就是“在边缘”或“边疆”。乌克兰大部分是平原，无天然屏障可依。乌克兰是既处于前苏联疆域西端的最接近西欧的部位，同时又是作为俄罗斯帝国文明缘起的最直接、最核心的地块，它还处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之间的断裂带上。这样的地缘位置和地理环境，使得乌克兰非常易于受到来自于东方和西方的外部力量的干预。当前乌克兰局势的背后，很显然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角力。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力保自身势力范围的西疆，对于西方来说，是欧盟与北约扩张的东界。

　　土耳其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土耳其地处欧亚结合部，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北临俄罗斯，向东是高加索、中亚地区，向西为欧洲，其南与东南是北非、中东。土耳其位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界之处。历史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统治东欧巴尔干的大片领土。在冷战时期，土耳其是防堵苏联的南大门，是北约成员中处于前沿阵地的国家。

　　现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强调说，2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枢国家，冷战前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土耳其被看成是一个边疆国家;冷战后，土耳其主要被看成是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在后“9•11”时代，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中枢国家”，土耳其的这一新地缘地位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观念的和地理的。

　　土耳其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使其逐渐地具有了偏离原先的亲西方轨道的特征，并且日益强调它在本地区(主要是中东)的利益和关系。这个定位上的变化使其在与叙利亚、伊朗和以色列等国的关系上发生了比较重大的转变。在叙利亚发生危机之前，土叙两国罕见地实现了和解，土耳其推出“与邻为善”政策，当然，后来土耳其又加入到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行列，这与它对地区局势的判断以及它属于西方阵营这些事实分不开。土耳其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长期停滞不前，也引发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这一情绪的反映，正义与发展党更加注重地区利益，有意疏远欧盟。

　　2.宪政民主的问题

　　乌克兰独立以后即采纳了宪政民主体制。土耳其是在1946年以后开放党禁，实行多党民主制。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民主化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别。

　　对乌克兰而言，它的国家宪政结构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总统和议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是走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道路的问题;另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东西部的区域性分裂问题。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立国之初的宪政特点是弱化政党的作用、突出总统的权力，同时议会没有组阁权、仅有倒阁权。1997年至2004年，乌克兰政党数量迅速增长了将近五倍，出现了近两百个各色政党。2004年乌克兰宪法的修正，一定程度上正是自由派力图凭此限制总统权力，因此，2004年宪法的要害就是“议会总统制”，关键是通过议会来限制总统权力。亚努科维奇就任总统后的政治立场是要将当时的“激进政党体制”改为“温和政党体制”，限制政党数量，提高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因此，2010年再次修宪，推倒2004年宪法，重新回到之前强调总统优先于议会的“总统议会制”。然而，本次示威活动所达成妥协中提到的“回到2004年宪法”的实质，则是要再次回到自由派所主张的“议会总统制”。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乌克兰没有找到一种有效地处理其东西部的分裂问题的方案，在这次示威活动中，出现了西部城市利沃夫要求自治的传言，媒体也对联邦制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乌克兰独立多年以来未曾在处理非常多样化甚至是尖锐对立的地方问题上找到一种既统一又务实的治理模式，这大大地影响了政局的稳定。

　　对土耳其来说，它的宪政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武关系，即军方与文官政府的关系;二是正义与发展党的一党独大问题。

　　首先是军人干政的问题。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通过不同形式多次干预文官政治。尽管土军方每次都会还政于民，但通过制定新宪法，审判、关押和限制一些政治人物，它规约了土耳其的现代政治进程。直到近几年，我们看到大批土耳其军方高层人士被逮捕和审判，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看起来依靠强大的民意和司法手段已经“驯化”了军队。目前土国各方都愿意靠文官的、民主的程序解决问题，希望军队老老实实地保持中立。但埃及的穆尔西被军方推翻，西方各国对此态度暧昧，这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土耳其是否会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的担忧。

　　以前，土耳其的军人干政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政党政治的失效，另外一个是打压政治伊斯兰势力。对今天影响最为巨大的是1980年的军人干政，那时制定的宪法一直沿用至今。从那时起，土耳其制定了政党进入议会的高门槛，即必须获得10%的得票率。这一高门槛的初衷是限制小党。之前土耳其政党林立，很难形成稳定有效的政府，联合政府经常陷入争吵，从而使土耳其的社会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土耳其历史上出现的多次社会动荡与经济崩溃都与此有关。鉴于此，军方制定的法律有意约束小党搅局，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出现了赢者通吃的局面，一个没有获得绝对多数选票的政党，很可能在议会里占据多数席位，其代表性会受到质疑。

　　(凯末尔创建了现代土耳其)

　　土耳其在实行民主化之后，伊斯兰主义就伴随土耳其政治的始终，尽管凯末尔党人制定的世俗主义原则尚未完全被颠覆，但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在土耳其政治过程中是非常明显的。1970年代到1990年代埃尔巴坎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直到1996年繁荣党上台，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获得空前胜利，这引起了捍卫世俗主义的军方的担忧，1997年军方发动软政变推翻了繁荣党政府，1998年繁荣党被取缔。2002年，由繁荣党的继承者道德党的一个派别参与创建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尽管并未从根本上挑战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根基，但在很多方面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僵化的世俗主义原则，伊斯兰主义复兴的迹象随处可见，比如修改涉及伊斯兰头巾的法条，通过限酒令，强化宗教教育，等等，这些都深深刺激了世俗主义阵营。在外交上，正义与发展党统治下的土耳其也日益强调自主性，与西方的关系有所疏离，更加重视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当前，土耳其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即在一党独大局面下，如何理顺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多数人暴政”与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关系问题。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在土耳其建立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反对党目前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制约。埃尔多安还想成为普京那样的人物，力图把土耳其改成总统制。虽然埃尔多安的这一梦想尚未实现，但在2014年8月，埃尔多安顺利当选为土耳其总统，从总理的位置退下来，总理职务由达武特奥卢接任。埃尔多安在过去这些年表现出日益明显的自大、傲慢与专制倾向，在修宪、通过保守色彩的法令、限制新闻自由等方面，埃尔多安控制的集团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正义与发展党曾团结了大批土耳其自由派，但随着它日益表现出的独裁倾向，自由派感到颇为失望。长期执政的一个结果就是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尤其是执政者与资本集团的结合。最近，已经通过收购等手段控制了土耳其大部分传统媒体的埃尔多安，还批评了推特，说“社交媒体是社会最大的威胁”。埃尔多安党人在土耳其的统治对占少数地位的边缘群体构成了威胁，甚至让他们感到绝望。这是土耳其最近发生全国规模抗议的重要原因。

　　盖齐公园事件演化成席卷土耳其主要城市的抗议，并不是偶然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它更多指向了现政府与埃尔多安。抗议者还冲击了正义与发展党的党部。这次土耳其抗议行动的主体，除了过去十年里在民主选举中失利的反埃尔多安和反正义与发展党势力，也有小部分原先正义与发展党的自由派支持者。2013年席卷土耳其的反政府抗议行动，与2007年的世俗主义者大规模游行是有继承性的。如果说过去的抗议主要与选举政治有关，那么，最近的抗议反映的主要是边缘群体与政治反对派针对正义与发展党一党独大的愤怒。

　　土耳其当前的危机主要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多数暴政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边缘群体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是认同问题，也是价值问题。换句话说，在根本的意义上，它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只是简单的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问题(若以是否支持正义与发展党为准，支持正义与发展党的选民大概占总人口50%，反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占35%)，而是一个自由与价值的问题，它以教俗之争为主，并包括了大量边缘群体，如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少数族群(库尔德人、阿拉维派)、环保人士、女权主义者以及同性恋者等。埃尔多安在他们眼里已然成为腐败和暴政的化身，受够了埃尔多安的人，自然要借任何机会表达不满与愤懑。在2015年6月的大选中，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把票投给了人民民主党，该党虽然被认为是代表库尔德人利益的，但在大选的宣传中将自己说成是代表更多少数群体利益的。

　　3.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

　　对于一场政治危机的发生，一般的分析都是先从社会经济的状况入手。但这个视角对土耳其和乌克兰所发生的政治危机而言，其有效性是不同的。对乌克兰来说，经济形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土耳其而言，如前所述，经济与民生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我们先看乌克兰。乌克兰独立之后的十年，经济一直是负增长的状态;进入21世纪以后，乌克兰经济才开始实现正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对乌克兰的影响也是巨大的。2012年下半年开始，乌克兰经济增长速度严重放缓。乌克兰经济对俄罗斯的严重依赖是结构性的。乌克兰近年来入欧进程加快，刺激了俄罗斯，俄乌双边贸易大幅下降，大量青年失业。2013年11月21日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但是，紧接着乌克兰国家银行宣布黄金储备一个月内减少将近10%。当时国际评级机构预测，2013年外汇储备将下降至178亿美元，2014年降为150亿美元。加上近期内乌克兰获得的直接投资减少以及面临到期债务的问题，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从参加独立广场抗议的人群来看，也能发现乌克兰经济的问题所在。与十年前的橙色革命时期相比，本次抗议的参与者多为年轻人，这一点被认为与就业困难有着直接关联。乌克兰人说：“只是油价一直在涨，面包贵了30%，经济更困难了。”

　　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经济发展成就令人瞩目。在每次大选胜利后，正义与发展党的经济成就被普遍关注。就总量来看，土耳其已成为穆斯林世界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自2002年开始，土耳其经济进入了长达6年的高速扩张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放缓，但土耳其政府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实行降息、减税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国内消费需求回暖，消费者信心指数随之上升。这些年，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土耳其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速，一度紧逼中国，只在2012年时有所下滑，相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仍然是生机勃勃。且不管正义与发展党的经济政策与土耳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毕竟经济增长有很多周期性、历史性的非政策因素在内——但毫无疑问，正义与发展党抓住了历史机遇，克服了前期的困难，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并将之转化为政治上的不断成功。

　　经济增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有分配的问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分配领域，也就是说，在如何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方面，政治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做得好自然可以换来更大的政治利益。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变成普遍性的全民福利，尤其是被少数人分去了绝大部分的蛋糕，这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比如埃及，之前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低，势头也不弱，但因为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普通埃及人的相对剥夺感严重。再加上政治上专制，腐败极其严重，对权贵阶层没有有效的监督，这是埃及发生民主革命的重要原因。这跟土耳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土耳其最近发生的针对政府的抗议行动，基本上不涉及民生问题。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本来就是靠打民生牌在基层获得了大量的选票，作为执政党，它在民生问题上的政绩一向是可圈可点的。即使在埃尔多安的内阁出现了腐败丑闻之后，大量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还是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支持了他们，原因无非在于正义与发展党之前的很多政策惠及了普通民众，他们是朴实的土耳其人，对一个关爱他们生活的政党或政客，他们的腐败容忍度相对较高，这一点是土耳其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文化。

　　正义与发展党利用经济的攀升，着力搞好民生。比如，在教育方面，把针对贫穷学生的奖学金普及面翻番，使医疗的普及面大大拓宽，建立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让穷人真正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这就确保了土耳其底层民众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正义与发展党尤其关注贫穷民众，这是它的重要票源。正义与发展党利用了之前多年经营的基层工作基础，并在上台后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巩固和扩大了这个基础。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繁荣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具有多年的草根工作经验。繁荣党过于保守，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过浓，它的选民来源没有那么广，所以在1996年时的得票率远不如后来的正义与发展党。正义与发展党除了吸引之前繁荣党的主体选民外，还把更多的保守中产阶层吸引了过来。这对于正义与发展党而言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的得票率相当高，其他政党很难撼动正义与发展党的地位。

　　2015年6月的大选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政绩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首先从结果来看，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只得到约41%的选票，虽是议会最大党，但并未成为议会多数党。人民民主党则获得了13%的选票，首次突破10%的“门槛”，获得80个议会席位。议会剩余席位被共和人民党和民族主义运动党瓜分。不能说正义与发展党遭到了失败，但是，相对于之前一直很高的支持率来说，显然已经有人开始抛弃正义与发展党。根据笔者的调研，这个原因主要在经济方面。当前土耳其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攀升至11%，创下五年新高，人民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导致执政党的支持率不断下滑的原因。现阶段土耳其经济缺少推动持续发展的新动力，过于依赖中等或较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如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当前的困局，已经成为对正义与发展党的重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