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号到东京，今天是8号，三天的正式行程过去了，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今天坐新干线，到日本的东北部青森县看红叶。青森大致也相当于中国东北的纬度，但是要比吉林暖和一点。我到过日本数十次了，也是第一次到青森。

　　这次到东京，主要是和日本的学者以及媒体人座谈关于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同是亚洲国家，日本对中国很关心，对中国关心的事情也很关心。印度和东南亚就是这样两个点。说实话，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对这两个点也不甚了了。这次的座谈是闭门的，所以我也不多说内容了，但是这几天的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凑，而参与的日本朋友对中国学者评价也很高，几乎每次座谈都感觉到时间不够。

　　11月6号上午，是和日本中曾根平和研究所座谈，这个研究所是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的名字命名的，规模不大但是在日本很有影响力。下午是在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座谈。7号下午是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座谈，这是日本外务省的智库。

　　我总的感觉是，不管是日本的媒体人，还是日本的智库研究人员，都非常专注地倾听中国学者的见解，也提出非常有见识的问题。

　　在中曾根研究所，我见到了八年前拜访过的川岛真先生，那次是因为二战结束70周年，安倍首相要发表重要的谈话，川岛真是起草团队的一员，我和他聊了很多关于安倍讲话的内容，给我很多启发。最后安倍的讲话和我当时访谈的内容是相仿的，就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发表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在日中友好基金的会场，我见到了日本财团的人最高领导阳平，昨天的“新周说”我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这位虽已84岁但仍然非常努力工作的老人家，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就是形容这样的人。

　　在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座谈的时候，我见到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老朋友高原明生以及高木先生。高原是日本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是他也很多年没有到过中国了，四月份我在东京见他，他还没有要去北京的计划，这次他告诉我说，明年也许会到中国去。听着他的这句话，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日本学者慢慢地放下了一些顾虑，开始愿意到中国来交流。

　　其实国家与国家的接触主要的就是人与人的接触，两国的人不来往，两国就会越走越远。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7号晚上，风尘仆仆从中国回到东京的老朋友尾形武寿先生和我们共进晚餐。其实，11月2日晚还和他在上海南翔书苑见面，晚上一起吃大闸蟹。昨晚，在大仓饭店42层的高处，看着东京的万家灯火，享受着尾形先生精心为我们挑选的美食，那种感觉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和我在一起的两位中国学者，看到我和太太同尾形这样亲密无间的交往，也都很感动。作为国际问题专家，他们认为，真正的民间外交就应该是这样的。

　　吃饭前先到大仓饭店下面的“中国同盟会发祥地”纪念碑区瞻仰，1905年，在大仓饭店原址的大仓喜八郎的住宅，孙中山等人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因为同盟会的建立，促成了清王朝的被推翻，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同盟会的很多人，当时都是生活在日本的。由此我想到一个话题，现在很多偏激的人，给和日本有很多接触的，或者为日本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都带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其实，当年很多的爱国者都是在日本生活的，而且受到了日本的启蒙，这些爱国者肯定比我们现在口头上标榜的爱国者要爱国的多，但是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处在一个汉奸位置上，比如说邹容、秋瑾、鲁迅、周恩来，当然还有在这里建立同盟会的孙中山，他们都是彪炳中国史册的坚定的爱国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判定汉奸这顶帽子该给谁带?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也不是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常说历史需要补课，这个课是需要随时随地补的。

　　11月5号到东京，今天是8号，三天的正式行程过去了，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今天坐新干线，到日本的东北部青森县看红叶。青森大致也相当于中国东北的纬度，但是要比吉林暖和一点。我到过日本数十次了，也是第一次到青森。

　　这次到东京，主要是和日本的学者以及媒体人座谈关于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同是亚洲国家，日本对中国很关心，对中国关心的事情也很关心。印度和东南亚就是这样两个点。说实话，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对这两个点也不甚了了。这次的座谈是闭门的，所以我也不多说内容了，但是这几天的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凑，而参与的日本朋友对中国学者评价也很高，几乎每次座谈都感觉到时间不够。

　　11月6号上午，是和日本中曾根平和研究所座谈，这个研究所是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的名字命名的，规模不大但是在日本很有影响力。下午是在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座谈。7号下午是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座谈，这是日本外务省的智库。

　　我总的感觉是，不管是日本的媒体人，还是日本的智库研究人员，都非常专注地倾听中国学者的见解，也提出非常有见识的问题。

　　在中曾根研究所，我见到了八年前拜访过的川岛真先生，那次是因为二战结束70周年，安倍首相要发表重要的谈话，川岛真是起草团队的一员，我和他聊了很多关于安倍讲话的内容，给我很多启发。最后安倍的讲话和我当时访谈的内容是相仿的，就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发表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在日中友好基金的会场，我见到了日本财团的人最高领导阳平，昨天的“新周说”我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这位虽已84岁但仍然非常努力工作的老人家，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就是形容这样的人。

　　在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座谈的时候，我见到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老朋友高原明生以及高木先生。高原是日本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是他也很多年没有到过中国了，四月份我在东京见他，他还没有要去北京的计划，这次他告诉我说，明年也许会到中国去。听着他的这句话，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日本学者慢慢地放下了一些顾虑，开始愿意到中国来交流。

　　其实国家与国家的接触主要的就是人与人的接触，两国的人不来往，两国就会越走越远。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7号晚上，风尘仆仆从中国回到东京的老朋友尾形武寿先生和我们共进晚餐。其实，11月2日晚还和他在上海南翔书苑见面，晚上一起吃大闸蟹。昨晚，在大仓饭店42层的高处，看着东京的万家灯火，享受着尾形先生精心为我们挑选的美食，那种感觉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和我在一起的两位中国学者，看到我和太太同尾形这样亲密无间的交往，也都很感动。作为国际问题专家，他们认为，真正的民间外交就应该是这样的。

　　吃饭前先到大仓饭店下面的“中国同盟会发祥地”纪念碑区瞻仰，1905年，在大仓饭店原址的大仓喜八郎的住宅，孙中山等人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因为同盟会的建立，促成了清王朝的被推翻，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同盟会的很多人，当时都是生活在日本的。由此我想到一个话题，现在很多偏激的人，给和日本有很多接触的，或者为日本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都带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其实，当年很多的爱国者都是在日本生活的，而且受到了日本的启蒙，这些爱国者肯定比我们现在口头上标榜的爱国者要爱国的多，但是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处在一个汉奸位置上，比如说邹容、秋瑾、鲁迅、周恩来，当然还有在这里建立同盟会的孙中山，他们都是彪炳中国史册的坚定的爱国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判定汉奸这顶帽子该给谁带?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也不是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常说历史需要补课，这个课是需要随时随地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