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元首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是疫情发生以来中美最高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给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安心信号。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努力将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之后几年时间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关键词。然而在过去几年中，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脱钩、断链、对抗、新冷战似乎越来越常见于国际媒体标题。此次巴厘岛峰会标志着中美关系经过十年试错，重新回到共同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道。当然，这次再启航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首先，中美正视在现实基础上追求增量发展，来共同探索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之路是没有现成模式的探索，“修昔底德陷阱”或者美苏冷战式竞争性共处的类比，都不适用于当今多层次、复杂化和高度依存的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中美制度道路的不同从双方打交道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存在，今后还会继续存在。对于美国来说，这种不同可能是不舒服的现实，但事实证明中美谁都无法改变谁，只有在承认和尊重这种不同的现实基础上，双方才有可能找到妥善处理关系的新型之路。拜登总统则在会谈中再次提及对华关系的“四不一无意”，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和尊重中美不同的现实的立场。

　　双方达成了布林肯国务卿尽早访华的共识，并立即开启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的对话合作。双方还就公共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合作对话机制的重启达成共识。当然，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依靠一次首脑会谈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需要不断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来实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将继续伴随并且挑战中美关系，在正视这个不舒服的现实的基础上，如何积极做增量改革和创新，是探索中美新型关系的重要内容。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巨大挑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向媒体介绍情况时特别提到，这次会晤是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确定了今后战略发展目标并选举出了新的领导层，体现了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美国中期选举也没有出现被普遍担忧的共和党完胜局面，民主党保住了参议院，这意味着拜登政府在今后两年时间里有了一定程度的国内政治主动。

　　从此次中期选举看，选民并不支持政治极端主张，但希望美国的政党政治要反映民意和民需。拜登的民主党要扩大民意支持为2024年总统选举做准备，就必须聚焦经济民生，这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持续与中国高度对抗不能解决美国内部问题。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美国外交为中产阶级服务”，现在正是美国需要具体实践这个目标的时刻。这需要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上向内外展示其国内政治稳定性，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验指标就是不重演类似佩罗西访问台湾的事件。因为这不仅会极大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更会显示拜登政府国内政治基础的脆弱性。

　　第三，美国战后实现国家安全的单一经验，是其朝新型大国关系思维创新转型的重大障碍。冷战中，美国国家安全的敌人是苏联，冷战后则是失败国家，到了21世纪则是反恐，始终是在找敌人，打败敌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确定敌人或潜在的敌人，美国的盟国实际上也被这种国家安全观所影响。正因为这种经验单一化导致思维的单一化，让美国从一开始对中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提法不那么愿意接受。然而，过去十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各国利益相互交融加深，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继续按照原来的国家安全观行事，将很难有持续的追随者。

　　中美若充分利用好此次元首外交的契机，抓住机遇，善处挑战，对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探索就有可能顺利再启航。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中美两国元首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是疫情发生以来中美最高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给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安心信号。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努力将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之后几年时间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关键词。然而在过去几年中，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脱钩、断链、对抗、新冷战似乎越来越常见于国际媒体标题。此次巴厘岛峰会标志着中美关系经过十年试错，重新回到共同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道。当然，这次再启航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首先，中美正视在现实基础上追求增量发展，来共同探索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之路是没有现成模式的探索，“修昔底德陷阱”或者美苏冷战式竞争性共处的类比，都不适用于当今多层次、复杂化和高度依存的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中美制度道路的不同从双方打交道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存在，今后还会继续存在。对于美国来说，这种不同可能是不舒服的现实，但事实证明中美谁都无法改变谁，只有在承认和尊重这种不同的现实基础上，双方才有可能找到妥善处理关系的新型之路。拜登总统则在会谈中再次提及对华关系的“四不一无意”，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和尊重中美不同的现实的立场。

　　双方达成了布林肯国务卿尽早访华的共识，并立即开启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的对话合作。双方还就公共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合作对话机制的重启达成共识。当然，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依靠一次首脑会谈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需要不断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来实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将继续伴随并且挑战中美关系，在正视这个不舒服的现实的基础上，如何积极做增量改革和创新，是探索中美新型关系的重要内容。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巨大挑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向媒体介绍情况时特别提到，这次会晤是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确定了今后战略发展目标并选举出了新的领导层，体现了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美国中期选举也没有出现被普遍担忧的共和党完胜局面，民主党保住了参议院，这意味着拜登政府在今后两年时间里有了一定程度的国内政治主动。

　　从此次中期选举看，选民并不支持政治极端主张，但希望美国的政党政治要反映民意和民需。拜登的民主党要扩大民意支持为2024年总统选举做准备，就必须聚焦经济民生，这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持续与中国高度对抗不能解决美国内部问题。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美国外交为中产阶级服务”，现在正是美国需要具体实践这个目标的时刻。这需要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上向内外展示其国内政治稳定性，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验指标就是不重演类似佩罗西访问台湾的事件。因为这不仅会极大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更会显示拜登政府国内政治基础的脆弱性。

　　第三，美国战后实现国家安全的单一经验，是其朝新型大国关系思维创新转型的重大障碍。冷战中，美国国家安全的敌人是苏联，冷战后则是失败国家，到了21世纪则是反恐，始终是在找敌人，打败敌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确定敌人或潜在的敌人，美国的盟国实际上也被这种国家安全观所影响。正因为这种经验单一化导致思维的单一化，让美国从一开始对中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提法不那么愿意接受。然而，过去十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各国利益相互交融加深，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继续按照原来的国家安全观行事，将很难有持续的追随者。

　　中美若充分利用好此次元首外交的契机，抓住机遇，善处挑战，对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探索就有可能顺利再启航。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