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11月中旬，近年来在能见度与存在感方面都似乎较为逊色的东南亚，却一跃成为国际媒体聚焦的舞台，原因是四场牵动世界政治与经济走向的跨区域国际外交峰会陆续在东南亚举行。其实，不止于这四场峰会，期间还有多场两国双边及多国多边的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密集登场，堪称无一不是亮点，目不暇接。

　　其中，包括四年以来中美首次、安倍晋三退任及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中日首次、自文在寅时期日韩交恶以来美日韩首次、双边矛盾激化以来中澳首次、等多个“首次”首脑会谈。虽然普京在会前临时确定缺席，俄乌战争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在G20的亮相，显然也是焦点之一。

　　不过，其中最受瞩目的，毋庸置疑是11月14日登场的中美首脑会谈。对拜登而言，此行另一个重点，则是欲借此机会，强化与东南亚的关系，寻求在中美关系中扩展其势力。然而，东盟诸国尽管笑脸迎客，却内心各有盘算。中美博弈下美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究竟何去何从?会是日益坚固的伙伴关系，还是愈来愈流于表面的同床异梦?

　　本周镁光灯闪个不停的四场外交峰会，包括11月8日至13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东盟峰会(ASEAN Cambodia 2022)和13日的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15日至16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G20峰会，以及18日至19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其中较令人错愕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只出席G20以及与东盟的峰会，却不出席APEC，改由副总统贺锦丽参加，究竟为何?

　　其实，尽管缺席APEC是与出席孙女婚礼有关，然而拜登的东南亚此行，在诸多峰会中，之所以作出如此“选东盟、弃APEC”的抉择，恰恰如实地反映了美国当下外交政策中孰轻孰重的战略思维。

　　首先，G20本身是涵盖全球，而非以东南亚或亚太、印太区域为主要范围的国际外交平台，美国出席G20，以展示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自然是“无可厚非、理所当然”。

　　至于对“选东盟、弃APEC”的解读，笔者以为首先是拜登选择出席“美国与东盟10国峰会”及16国的“东亚峰会”，在成员国方面，与APEC重迭范围较多，加上后者基本上被赋予较松散的“大拜拜”场合，相对而言，重要性显得较弱。

　　重点是，自从去年1月拜登上台后，一方面延续了特朗普“遏制中国”的战略;另一方面则积极展开拉拢盟友，组建“三四五中国包围网”(林泉忠，〈拜登打造的“三四五中国包围网”成形——美英澳“AUKUS联盟”成立引发的“新冷战”效应〉，《明报》，2021年9月20日)、“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应对中国挑战的策略平台。在此策略的落实及部署的驱动下，除了冷战时期就已是盟友关系的西欧(后东欧加入)、澳纽、日韩之外，拜登最想拉拢的对象，正是地缘政治上与中国关系密切、并可能左右中美博弈走向的关键——东南亚诸国。

　　其实，拜登去年1月刚上台后的第一阶段，就快马加鞭地重组用来“应对中国”的包围网，除了立即修复与欧盟的关系，更把才刚终于正式启动的“印太安全战略对话”(Quad)提升至首脑峰会的层级，且在一年半之内连开了三次峰会。除此之外，经过了去年8月的“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Aukus)以及今年5月的IPEF成功建立，拜登构筑新同盟框架的第二阶段部署，亦宣告告一段落。

　　然而，拜登在国际社会不断拓展围堵中国的策略，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因极力避免明目张胆地与中国对抗的印度“拖后腿”(在应对俄乌战争议题上印度亦如此)，使Quad无法进一步走向军事化，甚至被迫地迈向愈来愈清晰的“非军事化”方向，而遭遇一定挫折之外，美国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争取“中国后花园”的东南亚的支持。

　　然而，在与中国的博弈中，恰恰是东南亚留给了对美国而言最不堪回首的历史经验，还不仅仅是惨痛的越战。打从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思想迅速地在东北亚与东南亚蔓延，1940年代末东北亚的中国、朝鲜半岛已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进入1950年代后美苏中开始正式逐鹿东南亚，印支半岛相继出现了让美国及其伙伴不安的北越、老挝、赤柬等社会主义政权。

　　美国于1954年组建了一度被视为东南亚版北约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1954-77)。虽然，该组织未能组成军队而无力介入老挝以及越南的战事，美国也最终失去自己支持的南越，然而却也对岛屿区域的“非社会主义”东南亚诸国最终避免红色政权的建立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同时对1967年东盟(ASEAN)的成立亦带来一定影响。换言之，东盟在冷战时期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而结合的亲美势力，至于后来在冷战后转型为以经济合作及区域整合为主轴的平台，则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了。

　　在此之前，就影响东南亚的外来势力而言，美国是在政治及军事上，日本则在经济上对二战后的东南亚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而中国的影响也主要在“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然而，三十年下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中国在东盟的影响力已迎头赶上美国和日本，造就了中国在东南亚各国无远弗届的存在感及影响力。

　　中国迄今已连续13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东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也在进一步巩固。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今年1至7月与东盟的贸易额已达至5449亿美元，按年增长113.1%。

　　此外，地缘政治的因素以及经济力量的膨胀，也有助于中国增强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力。近年来，美国及西方严厉批评中国的一些政策，东南亚国家则一概三缄其口，甚至今年8月解放军举行“环台军演”，印尼等国还站出来声援“中国有权举行军演”。而今年5月美国来势汹汹地组建了IPEF，本来拟邀请台湾地区加入，而遭遇部分东南亚等国家担心得罪北京而反对，最终导致台湾地区无法加入，即可见一斑。

　　诚然，东南亚与中国之间亦存在矛盾，2014年至2015年被指控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南海一些岛屿“吹沙造岛”的新闻，的确也引发东盟各国的“不安”。然而，几年过去，整体而言，中国与东盟双方之间的摩擦并未朝着美国所期待的方向激化。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南海风高浪急期间，还是中美对立的号角愈吹愈响之际，东盟各国之间虽然步调并非完全一致，却也一直较成功地维持着在中美之间或中日之间“不选边站”的“模糊战略”，以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次拜登“选东盟而弃APEC”，展示了对东盟的足够重视，然而就其效果而言，恐怕充其量也只是避免了东南亚诸国进一步向中国倾斜而已，要成功地争取到东盟共同来遏止中国，何其容易。

　　唯话说回来，也应吸取导致双方关系曾一度动摇的经验教训，南海问题之所以没有进一步恶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相当程度是在南海的“军事化”部署上有所调整。此外，菲律宾已表明，若台湾海峡爆发战事而美国介入，菲律宾“只能选择站在美国这边”。展望今后，如何继续巧妙地运用合纵连横的战术，逐一击破障碍、成功化解东盟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以永续维持中国在东南亚蒸蒸日上的影响力，也考验北京的智慧。

　　步入11月中旬，近年来在能见度与存在感方面都似乎较为逊色的东南亚，却一跃成为国际媒体聚焦的舞台，原因是四场牵动世界政治与经济走向的跨区域国际外交峰会陆续在东南亚举行。其实，不止于这四场峰会，期间还有多场两国双边及多国多边的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密集登场，堪称无一不是亮点，目不暇接。

　　其中，包括四年以来中美首次、安倍晋三退任及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中日首次、自文在寅时期日韩交恶以来美日韩首次、双边矛盾激化以来中澳首次、等多个“首次”首脑会谈。虽然普京在会前临时确定缺席，俄乌战争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在G20的亮相，显然也是焦点之一。

　　不过，其中最受瞩目的，毋庸置疑是11月14日登场的中美首脑会谈。对拜登而言，此行另一个重点，则是欲借此机会，强化与东南亚的关系，寻求在中美关系中扩展其势力。然而，东盟诸国尽管笑脸迎客，却内心各有盘算。中美博弈下美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究竟何去何从?会是日益坚固的伙伴关系，还是愈来愈流于表面的同床异梦?

　　本周镁光灯闪个不停的四场外交峰会，包括11月8日至13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东盟峰会(ASEAN Cambodia 2022)和13日的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15日至16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G20峰会，以及18日至19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其中较令人错愕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只出席G20以及与东盟的峰会，却不出席APEC，改由副总统贺锦丽参加，究竟为何?

　　其实，尽管缺席APEC是与出席孙女婚礼有关，然而拜登的东南亚此行，在诸多峰会中，之所以作出如此“选东盟、弃APEC”的抉择，恰恰如实地反映了美国当下外交政策中孰轻孰重的战略思维。

　　首先，G20本身是涵盖全球，而非以东南亚或亚太、印太区域为主要范围的国际外交平台，美国出席G20，以展示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自然是“无可厚非、理所当然”。

　　至于对“选东盟、弃APEC”的解读，笔者以为首先是拜登选择出席“美国与东盟10国峰会”及16国的“东亚峰会”，在成员国方面，与APEC重迭范围较多，加上后者基本上被赋予较松散的“大拜拜”场合，相对而言，重要性显得较弱。

　　重点是，自从去年1月拜登上台后，一方面延续了特朗普“遏制中国”的战略;另一方面则积极展开拉拢盟友，组建“三四五中国包围网”(林泉忠，〈拜登打造的“三四五中国包围网”成形——美英澳“AUKUS联盟”成立引发的“新冷战”效应〉，《明报》，2021年9月20日)、“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应对中国挑战的策略平台。在此策略的落实及部署的驱动下，除了冷战时期就已是盟友关系的西欧(后东欧加入)、澳纽、日韩之外，拜登最想拉拢的对象，正是地缘政治上与中国关系密切、并可能左右中美博弈走向的关键——东南亚诸国。

　　其实，拜登去年1月刚上台后的第一阶段，就快马加鞭地重组用来“应对中国”的包围网，除了立即修复与欧盟的关系，更把才刚终于正式启动的“印太安全战略对话”(Quad)提升至首脑峰会的层级，且在一年半之内连开了三次峰会。除此之外，经过了去年8月的“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Aukus)以及今年5月的IPEF成功建立，拜登构筑新同盟框架的第二阶段部署，亦宣告告一段落。

　　然而，拜登在国际社会不断拓展围堵中国的策略，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因极力避免明目张胆地与中国对抗的印度“拖后腿”(在应对俄乌战争议题上印度亦如此)，使Quad无法进一步走向军事化，甚至被迫地迈向愈来愈清晰的“非军事化”方向，而遭遇一定挫折之外，美国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争取“中国后花园”的东南亚的支持。

　　然而，在与中国的博弈中，恰恰是东南亚留给了对美国而言最不堪回首的历史经验，还不仅仅是惨痛的越战。打从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思想迅速地在东北亚与东南亚蔓延，1940年代末东北亚的中国、朝鲜半岛已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进入1950年代后美苏中开始正式逐鹿东南亚，印支半岛相继出现了让美国及其伙伴不安的北越、老挝、赤柬等社会主义政权。

　　美国于1954年组建了一度被视为东南亚版北约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1954-77)。虽然，该组织未能组成军队而无力介入老挝以及越南的战事，美国也最终失去自己支持的南越，然而却也对岛屿区域的“非社会主义”东南亚诸国最终避免红色政权的建立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同时对1967年东盟(ASEAN)的成立亦带来一定影响。换言之，东盟在冷战时期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而结合的亲美势力，至于后来在冷战后转型为以经济合作及区域整合为主轴的平台，则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了。

　　在此之前，就影响东南亚的外来势力而言，美国是在政治及军事上，日本则在经济上对二战后的东南亚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而中国的影响也主要在“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然而，三十年下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中国在东盟的影响力已迎头赶上美国和日本，造就了中国在东南亚各国无远弗届的存在感及影响力。

　　中国迄今已连续13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东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也在进一步巩固。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今年1至7月与东盟的贸易额已达至5449亿美元，按年增长113.1%。

　　此外，地缘政治的因素以及经济力量的膨胀，也有助于中国增强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力。近年来，美国及西方严厉批评中国的一些政策，东南亚国家则一概三缄其口，甚至今年8月解放军举行“环台军演”，印尼等国还站出来声援“中国有权举行军演”。而今年5月美国来势汹汹地组建了IPEF，本来拟邀请台湾地区加入，而遭遇部分东南亚等国家担心得罪北京而反对，最终导致台湾地区无法加入，即可见一斑。

　　诚然，东南亚与中国之间亦存在矛盾，2014年至2015年被指控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南海一些岛屿“吹沙造岛”的新闻，的确也引发东盟各国的“不安”。然而，几年过去，整体而言，中国与东盟双方之间的摩擦并未朝着美国所期待的方向激化。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南海风高浪急期间，还是中美对立的号角愈吹愈响之际，东盟各国之间虽然步调并非完全一致，却也一直较成功地维持着在中美之间或中日之间“不选边站”的“模糊战略”，以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次拜登“选东盟而弃APEC”，展示了对东盟的足够重视，然而就其效果而言，恐怕充其量也只是避免了东南亚诸国进一步向中国倾斜而已，要成功地争取到东盟共同来遏止中国，何其容易。

　　唯话说回来，也应吸取导致双方关系曾一度动摇的经验教训，南海问题之所以没有进一步恶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相当程度是在南海的“军事化”部署上有所调整。此外，菲律宾已表明，若台湾海峡爆发战事而美国介入，菲律宾“只能选择站在美国这边”。展望今后，如何继续巧妙地运用合纵连横的战术，逐一击破障碍、成功化解东盟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以永续维持中国在东南亚蒸蒸日上的影响力，也考验北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