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抵达北京，成为疫情以来首位到访中国的西方领导人。此次访问是在美国不断加码对华打压背景下进行的，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仅10月，美国就接连向中国发出三个重磅遏制信号。10月7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半导体先进技术出口管制新措施，并且要求盟国也遵守。10月12日，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威权主义和修正主义力量，是具有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意图和能力的唯一竞争对手，是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上挑战。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直指所谓的中国核威胁。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也不可避免地对包括中德关系在内的中欧关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此次朔尔茨总理行前，德国国内也有不少议论，而从日程上来说，中德领导人也可以在将于印尼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会面。可见，此访体现了朔尔茨坚定的政治决心，是德国式战略自主的重要尝试，也为今后中欧共同思考如何处理中美欧关系提供了探索的机会。

　　首先，德国式战略自主的尝试不是重商主义外交驱动，而是对全球政治经济变局的战略认知所决定的。毫无疑问，经贸关系是中德关系的压舱石，中国连续六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华德国企业有7000家，在德国中国企业有2000家，每次德国领导人访华都带有庞大的商界代表团更是明证。但单纯认为重商主义是德国对华外交的主要驱动力是肤浅的，更重要的是德国对于全球大局和长期利益的战略认知。朔尔茨在《法兰克福汇报》谈及访华动因的文章中指出，一个多极化世界的新权力中心正在亚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等地诞生，我们希望与它们建立并扩大伙伴关系。在会见习近平主席时，他再次提及世界需要一个多极化的格局，新兴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值得重视。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对于世界变局的认知反映。对于上一轮工业化的成功者德国来说，仅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就会失去经济和技术的竞争力。在数字技术、电动汽车等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有不少地方超过原来的发达国家。如果德国选择主动脱钩，失去的不仅是市场，更是竞争和创新的机会。对德国来说，做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沟通桥梁的战略定位最符合其战略利益。

　　第二，德国式战略自主以低调务实为特征。与积极高调的法国不同，很少看到德国官方文件或者总理表态使用“战略自主”的字眼。朔尔茨在文章中专门提及德国的对华政策只有嵌入欧洲对华政策中才能是成功的，因此出访与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欧洲伙伴进行了协调。在中共二十大后首次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直接沟通交流带回去的信息，无疑对其他欧盟成员国具有很大吸引力。与中国政治脱钩不仅不能解决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分歧，而且会导致沟通渠道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持与中国高层的沟通渠道也体现了德国希望发挥欧盟与中国之间桥梁的作用。与此同时，有欧盟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美国对德国对华积极接触政策的不满也就有了挡箭牌，从而可以分流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

　　第三，德国式战略自主也是在照顾美国感受中推进的。朔尔茨访华前几天，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日本和韩国，在日本他强调民主价值观国家的合作，并且表示要强化防卫合作。11月3日，日本和德国举行了首次线下外交防务2+2部长级磋商。这些可以说顺应了拜登政府按照“民主对威权”的意识形态划线，而同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友加强防卫合作，也符合美国提出的“一体化威慑力”要求。

　　作为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德国将在坚持同盟的基础上以低调务实的方式为自己也为欧洲摸索战略自主之路，而对华关系将是一个重要试金石。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抵达北京，成为疫情以来首位到访中国的西方领导人。此次访问是在美国不断加码对华打压背景下进行的，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仅10月，美国就接连向中国发出三个重磅遏制信号。10月7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半导体先进技术出口管制新措施，并且要求盟国也遵守。10月12日，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威权主义和修正主义力量，是具有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意图和能力的唯一竞争对手，是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上挑战。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直指所谓的中国核威胁。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也不可避免地对包括中德关系在内的中欧关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此次朔尔茨总理行前，德国国内也有不少议论，而从日程上来说，中德领导人也可以在将于印尼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会面。可见，此访体现了朔尔茨坚定的政治决心，是德国式战略自主的重要尝试，也为今后中欧共同思考如何处理中美欧关系提供了探索的机会。

　　首先，德国式战略自主的尝试不是重商主义外交驱动，而是对全球政治经济变局的战略认知所决定的。毫无疑问，经贸关系是中德关系的压舱石，中国连续六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华德国企业有7000家，在德国中国企业有2000家，每次德国领导人访华都带有庞大的商界代表团更是明证。但单纯认为重商主义是德国对华外交的主要驱动力是肤浅的，更重要的是德国对于全球大局和长期利益的战略认知。朔尔茨在《法兰克福汇报》谈及访华动因的文章中指出，一个多极化世界的新权力中心正在亚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等地诞生，我们希望与它们建立并扩大伙伴关系。在会见习近平主席时，他再次提及世界需要一个多极化的格局，新兴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值得重视。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对于世界变局的认知反映。对于上一轮工业化的成功者德国来说，仅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就会失去经济和技术的竞争力。在数字技术、电动汽车等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有不少地方超过原来的发达国家。如果德国选择主动脱钩，失去的不仅是市场，更是竞争和创新的机会。对德国来说，做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沟通桥梁的战略定位最符合其战略利益。

　　第二，德国式战略自主以低调务实为特征。与积极高调的法国不同，很少看到德国官方文件或者总理表态使用“战略自主”的字眼。朔尔茨在文章中专门提及德国的对华政策只有嵌入欧洲对华政策中才能是成功的，因此出访与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欧洲伙伴进行了协调。在中共二十大后首次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直接沟通交流带回去的信息，无疑对其他欧盟成员国具有很大吸引力。与中国政治脱钩不仅不能解决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分歧，而且会导致沟通渠道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持与中国高层的沟通渠道也体现了德国希望发挥欧盟与中国之间桥梁的作用。与此同时，有欧盟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美国对德国对华积极接触政策的不满也就有了挡箭牌，从而可以分流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

　　第三，德国式战略自主也是在照顾美国感受中推进的。朔尔茨访华前几天，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日本和韩国，在日本他强调民主价值观国家的合作，并且表示要强化防卫合作。11月3日，日本和德国举行了首次线下外交防务2+2部长级磋商。这些可以说顺应了拜登政府按照“民主对威权”的意识形态划线，而同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友加强防卫合作，也符合美国提出的“一体化威慑力”要求。

　　作为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德国将在坚持同盟的基础上以低调务实的方式为自己也为欧洲摸索战略自主之路，而对华关系将是一个重要试金石。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