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在国际媒体高度聚焦下抵达北京，成为自从中日战争于1945年结束以来，首名访问中国大陆的日本首相。经过4天与周恩来总理之间的密集磋商与谈判，双方于29日发表了影响其后半个世纪两国关系、东亚区域秩序乃至世界格局的《中日联合声明》，揭开了“中日友好”新时代的序幕。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抵达北京访问，29日与中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回顾50年来“中日关系正常化”历程，笔者以为当可用“跌宕起伏”一词来形容。其间，中日两国曾度过1980年代不可多得的“蜜月期”，也曾经历2012年因钓鱼岛冲突而差点兵戎重现的激荡时刻。50年间中日彼此的经济总量于2010年发生逆转，也在2018年中美进入“新冷战”时代后，迄今仍处于难以回温的冰冷状态。究竟其间中日发生了如何的结构性变化、“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氛围是否将一去不复返，本文细说从头。

　　就50年来中日关系变迁，笔者于本文首次正式提出“四阶段论”视角，并尝试点出各阶段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征。

　　第一阶段(1972-1988)：难以重现的“蜜月期”

　　1972年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共同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新阶段，不过当时世界仍被笼罩在冷战阴霾下，而中国也还未从“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摆脱出来，因此中日两国人民彼此的互动极为有限。那时的日本国民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好奇心，而第一对中国熊猫“康康”和“兰兰”于同年10月顺利入住东京上野公园后，在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久盛不衰的热潮，为1980年代“中日蜜月期”奠定基础。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回访东京，与时任首相福田赳夫共同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同年12月上海首度举办日本电影节，其中呈现不同于战争时期日本人形象的《追捕》在中国社会引发轰动，成为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集体记忆之一。

　　更值得强调是，此时北京正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导下的“改革开放”正式启航。在此新形势下，日本的技术、资金，包括启动庞大的对华经济援助(ODA，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成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外援，也成为中日关系互动的主旋律。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定调“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受害者”的大局观，亦是当时蜜月期的中日关系得以维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二阶段(1989-2009)：“历史问题”此起彼伏

　　严格而言，这是对过去那一段战争历史的“认识问题”。

　　一方面，自从踏入19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爆破，开始进入长期低迷的“失落20年”。此一时期，日本国民逐渐失去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也使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保守乃至右翼势力获得更多着力空间。由日本文化界右翼人士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1996年)开始挑战“自虐史观”，而安倍晋三内阁(2006年)及麻生太郎内阁(2008年)的诞生，则象征着右翼思想已成功夺取政治领域高地。

　　另一方面，自从那年之后，开始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凝聚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在和平年代，要有效凝聚坚韧的爱国主义情怀，需要“假想敌”的存在。因此，曾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成为不二的假想敌，也就顺理成章了。一出接一出“抗日神剧”正是此一时代脉络的产物。

　　其后“历史问题”此起彼伏，直至2009年日本民主党政权诞生，才戛然而止。

　　第三阶段(2010-2018)：“中国崛起”下的领土冲突

　　此阶段的8年，是“中国崛起”迈向高峰期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日两国国力明显消长的历史性时期。自1995年起，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开始一个个超越“七大工业国”(G7)，到2007年成功跻下“欧洲最强”的德国，位列世界第三，直到2010年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此“国力逆转”过渡期，敏感的“领土问题”成为此一时期引发中日激烈冲突的焦点因素。2010年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及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措施所引发的“中日钓鱼岛冲突大爆发”，使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尽管2014年中日基于两国关系的“四个文件”达成了重启交流的4点共识，然而如此努力充其量只是避免了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对两国冰冷关系的回温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并不显着。

　　日本对“中国崛起”始终不表信任，并倾向认为对方已经偏离“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正“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日本所指摘的不仅是海警船在东海进行常态化巡逻的举措，也包括配合美国批评中国于2014至2015年急速在南海争议岛屿“吹沙造岛”及军事化行动等。

　　第四阶段(2019-2022)：“新冷战”下“台湾问题”将成冲突点?

　　2018年起中美关系走向“新冷战”格局，在此大环境影响下，中日关系显得更加脆弱。然而基于“分断美日”以减少冲击力的战略考量，中方借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主动定调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步入政权晚期的安倍政府则顺水推舟，还于2019年6月邀请中国领导人于翌年春季以“国宾”身份访日。只是那时日本社会因各种因素，已无此环境，对中方观感持续恶化。

　　其后中日两国正常的人员往来因新冠疫情中断;而日方对部分产业链的调整，也使原本中日之间十分紧密的经贸关系出现松动。值得关注的是，此一时期围绕台海安全的“台湾有事”议题，似乎正成为中日关系的“新障碍”。

　　从北京视角而言，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障碍”，除了影响第二阶段时期的历史问题及第三阶段的领土问题，还有“台湾问题”。尽管台湾问题一直是北京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但过去50年来却未曾因此引发双方巨大冲突。

　　然而，经历了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风波及“解放军环岛军演”，尤其是中国军方5枚导弹落入日方专属经济区(EEZ)之后，“台湾有事”议题在日本政界及社会正经历从“担忧”到“现实”的质变过程。台海议题成为新时期中日关系最大障碍的趋势，正急速成形。

　　尽管迎来50周年的中日关系依然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不过基于中方在中美“新冷战”下当会维持“既打且拉”的对日策略;而对日本而言，中国依然是最大贸易伙伴，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仍是基本国策。因此，中日关系“冷而不破”应是可预见的未来沛然莫之能御的基本趋势。

　　1972年9月25日，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在国际媒体高度聚焦下抵达北京，成为自从中日战争于1945年结束以来，首名访问中国大陆的日本首相。经过4天与周恩来总理之间的密集磋商与谈判，双方于29日发表了影响其后半个世纪两国关系、东亚区域秩序乃至世界格局的《中日联合声明》，揭开了“中日友好”新时代的序幕。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抵达北京访问，29日与中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回顾50年来“中日关系正常化”历程，笔者以为当可用“跌宕起伏”一词来形容。其间，中日两国曾度过1980年代不可多得的“蜜月期”，也曾经历2012年因钓鱼岛冲突而差点兵戎重现的激荡时刻。50年间中日彼此的经济总量于2010年发生逆转，也在2018年中美进入“新冷战”时代后，迄今仍处于难以回温的冰冷状态。究竟其间中日发生了如何的结构性变化、“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氛围是否将一去不复返，本文细说从头。

　　就50年来中日关系变迁，笔者于本文首次正式提出“四阶段论”视角，并尝试点出各阶段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征。

　　第一阶段(1972-1988)：难以重现的“蜜月期”

　　1972年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共同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新阶段，不过当时世界仍被笼罩在冷战阴霾下，而中国也还未从“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摆脱出来，因此中日两国人民彼此的互动极为有限。那时的日本国民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好奇心，而第一对中国熊猫“康康”和“兰兰”于同年10月顺利入住东京上野公园后，在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久盛不衰的热潮，为1980年代“中日蜜月期”奠定基础。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回访东京，与时任首相福田赳夫共同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同年12月上海首度举办日本电影节，其中呈现不同于战争时期日本人形象的《追捕》在中国社会引发轰动，成为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集体记忆之一。

　　更值得强调是，此时北京正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导下的“改革开放”正式启航。在此新形势下，日本的技术、资金，包括启动庞大的对华经济援助(ODA，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成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外援，也成为中日关系互动的主旋律。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定调“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受害者”的大局观，亦是当时蜜月期的中日关系得以维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二阶段(1989-2009)：“历史问题”此起彼伏

　　严格而言，这是对过去那一段战争历史的“认识问题”。

　　一方面，自从踏入19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爆破，开始进入长期低迷的“失落20年”。此一时期，日本国民逐渐失去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也使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保守乃至右翼势力获得更多着力空间。由日本文化界右翼人士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1996年)开始挑战“自虐史观”，而安倍晋三内阁(2006年)及麻生太郎内阁(2008年)的诞生，则象征着右翼思想已成功夺取政治领域高地。

　　另一方面，自从那年之后，开始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凝聚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在和平年代，要有效凝聚坚韧的爱国主义情怀，需要“假想敌”的存在。因此，曾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成为不二的假想敌，也就顺理成章了。一出接一出“抗日神剧”正是此一时代脉络的产物。

　　其后“历史问题”此起彼伏，直至2009年日本民主党政权诞生，才戛然而止。

　　第三阶段(2010-2018)：“中国崛起”下的领土冲突

　　此阶段的8年，是“中国崛起”迈向高峰期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日两国国力明显消长的历史性时期。自1995年起，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开始一个个超越“七大工业国”(G7)，到2007年成功跻下“欧洲最强”的德国，位列世界第三，直到2010年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此“国力逆转”过渡期，敏感的“领土问题”成为此一时期引发中日激烈冲突的焦点因素。2010年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及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措施所引发的“中日钓鱼岛冲突大爆发”，使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尽管2014年中日基于两国关系的“四个文件”达成了重启交流的4点共识，然而如此努力充其量只是避免了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对两国冰冷关系的回温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并不显着。

　　日本对“中国崛起”始终不表信任，并倾向认为对方已经偏离“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正“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日本所指摘的不仅是海警船在东海进行常态化巡逻的举措，也包括配合美国批评中国于2014至2015年急速在南海争议岛屿“吹沙造岛”及军事化行动等。

　　第四阶段(2019-2022)：“新冷战”下“台湾问题”将成冲突点?

　　2018年起中美关系走向“新冷战”格局，在此大环境影响下，中日关系显得更加脆弱。然而基于“分断美日”以减少冲击力的战略考量，中方借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主动定调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步入政权晚期的安倍政府则顺水推舟，还于2019年6月邀请中国领导人于翌年春季以“国宾”身份访日。只是那时日本社会因各种因素，已无此环境，对中方观感持续恶化。

　　其后中日两国正常的人员往来因新冠疫情中断;而日方对部分产业链的调整，也使原本中日之间十分紧密的经贸关系出现松动。值得关注的是，此一时期围绕台海安全的“台湾有事”议题，似乎正成为中日关系的“新障碍”。

　　从北京视角而言，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障碍”，除了影响第二阶段时期的历史问题及第三阶段的领土问题，还有“台湾问题”。尽管台湾问题一直是北京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但过去50年来却未曾因此引发双方巨大冲突。

　　然而，经历了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风波及“解放军环岛军演”，尤其是中国军方5枚导弹落入日方专属经济区(EEZ)之后，“台湾有事”议题在日本政界及社会正经历从“担忧”到“现实”的质变过程。台海议题成为新时期中日关系最大障碍的趋势，正急速成形。

　　尽管迎来50周年的中日关系依然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不过基于中方在中美“新冷战”下当会维持“既打且拉”的对日策略;而对日本而言，中国依然是最大贸易伙伴，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仍是基本国策。因此，中日关系“冷而不破”应是可预见的未来沛然莫之能御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