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美国智库CSIS中国项目负责人甘思德到北京，抽时间到杉园和我们，主要是民间人士谈了中美关系的现状。甘思德是中国通，中文也不错，因为疫情，他三年没到北京，这一趟来的不容易，所以他也很兴奋，介绍了美国的近况，也发表了很多很好的观点，参与的其他人也都各抒己见，争相发言，很热闹。

甘思德到访杉园

　　再热闹有用吗?网上有人泼过来一盆冷水：你们这些老百姓，说了有用吗?

　　我倒是想到一个话题，就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还可以引申到各个领域，都有一个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或者高大上一点，是庙堂与民间的关系。

　　首先有情怀因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之所以流传千载仍然脍炙人口，很重要的一句话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很多志士仁人都把这句话看作是情怀的体现。这可以不必多说。

　　在这里要说的是智慧问题。

　　在我看来，庙堂有庙堂的智慧，民间有民间的智慧。相互之间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而且不能互相取代。

　　前几年，在杉园共识堂，经常有一些官产学各方人士的聚会，以吃饭闲聊为主，但是也免不了讨论一些当下的政治和外交，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民间人士说，官方这个决策如何如何的欠考虑，不那么正确，应当如何如何才更正确一些。而官方人士常常轻轻的一笑，说你说的这些我们早就考虑过了，如何如何的不行。这还是在朋友之间的讨论，彼此可以听进去，如果是生面孔，恐怕交流的可能性也没有。

　　实际上，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确实存在的。因为居庙堂之高和和处江湖之远考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站位不同，信息不对称会带来种种偏差。当然，庙堂的智慧不见得会比民间的智慧高多少，而民间的智慧也不见得比庙堂的智慧高多少。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是极而言之的话。聪明不聪明表现的方向也不同，所谓卑贱者，也许在劳作和生产上很聪明，在政治决策上就不见得聪明;反之，庙堂的人在劳作上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但是在政治把控上则会明白许多。所以，这些东西不能摆在一个维度来比较。但是，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众人之中的人也许会看到许多众人之上的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必然的。

　　这方面，美国的智库制度显得更高明一些。美国是有一扇旋转门的，官方人士随着政党轮替会转到民间，很多人就在智库工作或者做其他的经济工作，而原本在智库或者经济工作上的一些人，就转到了官方工作，他们民间和官方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而这样的转换，使得民间和庙堂的智慧得以融合，实际上，也是信息的融合。

　　而我们在这方面就欠缺一些，我们的庙堂和民间是有一道鸿沟的，再有情怀的人也只能说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的话，忧而已。当下，民间人士很少能转到庙堂，尽管很多人有此志向。当然，民间的声音传到庙堂的也少之又少。我不禁想到中国的古代，那个时候很多官员都养有幕僚，这些幕僚有的就有机会转到庙堂，更多的，其实是民间和官方的一个衔接点，幕僚是接近民间的，但是也接近官方也就间接地接近了庙堂。所以，那时候，民间智慧和庙堂之会反而融合的更好一些。

　　中国现在能不能有这样的幕僚制度出现呢?恐怕难度也很大，这不符合共产党的一贯的做派。因为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官员也是人民的公务员，也应该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

　　只是，理论和实践两者之间总是有距离的，而且这个距离有时候还蛮大的。

　　怎么能够解决呢?智慧这个词，正好和“置喙”同音，于是我想到，没有旋转门，没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平滑转变，那么，就需要有民间有说话的机会，假如“不容置喙”，是没有可能把智慧展现出来的。不能展现的智慧，当然也相当于没有。

　　“置喙”这东西，要放在广义上看，首先不是饭桌上厨房里随便说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出口。再也不一定就是口头表达，还可以书面表达，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也可以从国际的角度谈。中国有一句成语叫“集思广益”，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是，知道和做到，还有很大的距离。

　　前几天，美国智库CSIS中国项目负责人甘思德到北京，抽时间到杉园和我们，主要是民间人士谈了中美关系的现状。甘思德是中国通，中文也不错，因为疫情，他三年没到北京，这一趟来的不容易，所以他也很兴奋，介绍了美国的近况，也发表了很多很好的观点，参与的其他人也都各抒己见，争相发言，很热闹。

甘思德到访杉园

　　再热闹有用吗?网上有人泼过来一盆冷水：你们这些老百姓，说了有用吗?

　　我倒是想到一个话题，就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还可以引申到各个领域，都有一个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或者高大上一点，是庙堂与民间的关系。

　　首先有情怀因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之所以流传千载仍然脍炙人口，很重要的一句话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很多志士仁人都把这句话看作是情怀的体现。这可以不必多说。

　　在这里要说的是智慧问题。

　　在我看来，庙堂有庙堂的智慧，民间有民间的智慧。相互之间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而且不能互相取代。

　　前几年，在杉园共识堂，经常有一些官产学各方人士的聚会，以吃饭闲聊为主，但是也免不了讨论一些当下的政治和外交，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民间人士说，官方这个决策如何如何的欠考虑，不那么正确，应当如何如何才更正确一些。而官方人士常常轻轻的一笑，说你说的这些我们早就考虑过了，如何如何的不行。这还是在朋友之间的讨论，彼此可以听进去，如果是生面孔，恐怕交流的可能性也没有。

　　实际上，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确实存在的。因为居庙堂之高和和处江湖之远考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站位不同，信息不对称会带来种种偏差。当然，庙堂的智慧不见得会比民间的智慧高多少，而民间的智慧也不见得比庙堂的智慧高多少。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是极而言之的话。聪明不聪明表现的方向也不同，所谓卑贱者，也许在劳作和生产上很聪明，在政治决策上就不见得聪明;反之，庙堂的人在劳作上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但是在政治把控上则会明白许多。所以，这些东西不能摆在一个维度来比较。但是，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众人之中的人也许会看到许多众人之上的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必然的。

　　这方面，美国的智库制度显得更高明一些。美国是有一扇旋转门的，官方人士随着政党轮替会转到民间，很多人就在智库工作或者做其他的经济工作，而原本在智库或者经济工作上的一些人，就转到了官方工作，他们民间和官方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而这样的转换，使得民间和庙堂的智慧得以融合，实际上，也是信息的融合。

　　而我们在这方面就欠缺一些，我们的庙堂和民间是有一道鸿沟的，再有情怀的人也只能说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的话，忧而已。当下，民间人士很少能转到庙堂，尽管很多人有此志向。当然，民间的声音传到庙堂的也少之又少。我不禁想到中国的古代，那个时候很多官员都养有幕僚，这些幕僚有的就有机会转到庙堂，更多的，其实是民间和官方的一个衔接点，幕僚是接近民间的，但是也接近官方也就间接地接近了庙堂。所以，那时候，民间智慧和庙堂之会反而融合的更好一些。

　　中国现在能不能有这样的幕僚制度出现呢?恐怕难度也很大，这不符合共产党的一贯的做派。因为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官员也是人民的公务员，也应该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

　　只是，理论和实践两者之间总是有距离的，而且这个距离有时候还蛮大的。

　　怎么能够解决呢?智慧这个词，正好和“置喙”同音，于是我想到，没有旋转门，没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平滑转变，那么，就需要有民间有说话的机会，假如“不容置喙”，是没有可能把智慧展现出来的。不能展现的智慧，当然也相当于没有。

　　“置喙”这东西，要放在广义上看，首先不是饭桌上厨房里随便说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出口。再也不一定就是口头表达，还可以书面表达，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也可以从国际的角度谈。中国有一句成语叫“集思广益”，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是，知道和做到，还有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