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美国总统乔·拜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罕见地举行了三方记者招待会，这让澳大利亚人感到惊讶。三国领导人各自在首都进行虚拟会议，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即AUKUS，承诺在三个国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和科学联系。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联合推动澳大利亚核动力潜艇舰队发展。这样一个项目需要华盛顿承诺共享核动力推进系统——美国军事技术皇冠上的明珠之一。

2021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和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

　　这一重大变化激起了法国的愤怒。三国新协议的结果是，巴黎失去了一份为澳大利亚建造常规动力潜艇的宝贵合同，法国总统埃马克龙指责堪培拉在耍花招，指责华盛顿在耍两手把戏。此外，美国刚从阿富汗混乱无序地撤军，就出现了AUKUS，这让一些欧洲分析人士声称，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

　　但在澳大利亚和亚洲大多数盟国的观察人士看来，尽管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全球政治采取了“美国优先”的态度，但AUKUS证明了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以及盟友对华盛顿的信心——是持久的。

　　美国的政局变化影响两国关系

　　去年是美澳结盟70周年。作为唯一一个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每一次重大冲突(包括越南战争)中都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国家，澳大利亚有充分的理由成为华盛顿最可靠的盟友。在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调查中，公众对澳美同盟的强烈支持是最一致的结果之一。

　　然而，过去几年对美澳关系来说是艰难的。只有当美国治理良好、团结一致、对世界有吸引力，并且强大到足以威慑其对手时，堪培拉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治理不善、分裂、缺乏吸引力和软弱——所有这些都招致了朝鲜、俄罗斯等国家的不良行为。

　　尽管特朗普最恶劣的行为没有波及堪培拉，但这位前总统的世界观也与澳大利亚人的倾向背道而驰。澳大利亚人相信盟友;特朗普却认为盟友是骗子。澳大利亚人倾向于国际主义;特朗普则偏爱孤立主义。澳大利亚是一个贸易国;特朗普却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攻击了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是一个古老的民主和自由社会;特朗普则喜欢与独裁者和强人为伍。

　　这些差异——以及澳大利亚人对特朗普的普遍厌恶——在洛伊研究所的民调中显而易见。2020年，只有30%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美国总统会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情，近75%的澳大利亚人希望拜登赢得总统选举。拜登获胜后，公众舆论发生了转变。2021年，近70%的澳大利亚人相信拜登会做正确的事——与一年前的民调结果相比，这一比例上升了39个百分点。对美国的信心也有所回升。60%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比202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

　　拜登远非一个完美的领导人，但他的风格反映了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变——澳大利亚人似乎很欣赏这种转变。他的亚洲外交让人想起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盟友优先”战略，即优先处理与华盛顿在该地区的联盟关系。相比之下，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特朗普则采取了“中国优先”的各种变体。奥巴马似乎认为北京有兴趣与美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就特朗普而言，他身边都是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士，但他的行为却很不稳定:有时咄咄逼人、十分强硬，有时则渴望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达成协议。

　　拜登的顾问在他们能从中国得到什么这一点上更为现实，他们更渴望与华盛顿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例如，在直接与北京接触之前，拜登的高级官员会见了美国的盟友，以确保他们在2020年大选后感到舒适和放心。直到这以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才在2021年3月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峰会上与中国代表谈判。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这种“盟友优先”的做法的好处在新政府上任的头几天就显而易见了。特朗普上任伊始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战略的经济核心)，并与时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进行了充满敌意的通话。相比之下，拜登上任伊始就召集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领导人进行首次虚拟会议，并告知北京，中美关系的改善需要中国停止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措施。

　　AUKUS是中国催生的

　　中国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在鼓励堪培拉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扮演更有野心的角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20年以来，北京对许多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实施了惩罚性限制，包括大麦、葡萄酒、海鲜、棉花、木材、牛肉、铜和煤炭，这显然是对澳大利亚呼吁对COVID-19大流行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的回应。中国也给予堪培拉沉默的待遇——暂停对话并拒绝官方会谈的请求。

　　尽管关于谁应对关系破裂负责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自身发生了变化。近十年来,北京的外交政策趋于强硬,内部管理有所收紧,也不再容忍国际批评。反过来，澳大利亚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其主权，包括禁止电信巨头华为和其他高风险的中国供应商参与其5G的部署，并通过了新的《反外国干预法》。堪培拉还增加了国防开支，并加强了与该地区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关系，包括四方成员印度、日本以及韩国。

　　最重要的是，澳中关系的这种恶性循环，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寻求建造核动力潜艇。澳大利亚利用AUKUS协议来表明其意图塑造其外部环境并影响区域力量平衡。核动力潜艇——以其杀伤力、速度、航程和隐形能力——将赋予澳大利亚巨大的威慑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AUKUS是中国催生的。

　　然而，AUKUS不仅仅是一笔潜艇交易。该协议还涉及技术共享、新的网络和量子能力以及人工智能。正如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指出的那样，当时美国向英国提供了50艘驱逐舰，以换取使用海军基地的权利，两国“为了共同和普遍的利益，在某些事务上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合为一体”。因此，AUKUS是这一往事的再现。面对新出现的挑战，志同道合的国家再次“合为一体”。

　　美澳两国的分歧仍然存在

　　尽管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盟在过去一年中加强了，但两国的分歧仍然存在。华盛顿希望堪培拉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做得更多，而堪培拉希望看到华盛顿与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方面展开竞争——中国仍是大多数印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亚洲的信誉。拜登将不得不努力弥补，但华盛顿目前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敌意使这变得困难。

　　国内政治对联盟的未来也很重要，澳大利亚定于2022年上半年举行联邦选举。反对党工党(Labor Party)的实力很高，但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总理的基廷曾批评该党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并将购买核潜艇比作“向大山扔一把牙签”。

　　美国政局的不稳定也会影响联盟关系。自拜登当选以来，华盛顿已经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正常，但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不可否认地受到了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动摇。对于堪培拉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位前总统在2024年重新掌权的前景是可怕的。然而，就目前而言，澳大利亚人欣慰地看到，白宫里有一位总统明白，结盟是为了团结，而不是敲诈勒索。

　　迈克尔·富里洛夫(Michael Fullilove)是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执行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2021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美国总统乔·拜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罕见地举行了三方记者招待会，这让澳大利亚人感到惊讶。三国领导人各自在首都进行虚拟会议，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即AUKUS，承诺在三个国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和科学联系。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联合推动澳大利亚核动力潜艇舰队发展。这样一个项目需要华盛顿承诺共享核动力推进系统——美国军事技术皇冠上的明珠之一。

2021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和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

　　这一重大变化激起了法国的愤怒。三国新协议的结果是，巴黎失去了一份为澳大利亚建造常规动力潜艇的宝贵合同，法国总统埃马克龙指责堪培拉在耍花招，指责华盛顿在耍两手把戏。此外，美国刚从阿富汗混乱无序地撤军，就出现了AUKUS，这让一些欧洲分析人士声称，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

　　但在澳大利亚和亚洲大多数盟国的观察人士看来，尽管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全球政治采取了“美国优先”的态度，但AUKUS证明了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以及盟友对华盛顿的信心——是持久的。

　　美国的政局变化影响两国关系

　　去年是美澳结盟70周年。作为唯一一个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每一次重大冲突(包括越南战争)中都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国家，澳大利亚有充分的理由成为华盛顿最可靠的盟友。在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调查中，公众对澳美同盟的强烈支持是最一致的结果之一。

　　然而，过去几年对美澳关系来说是艰难的。只有当美国治理良好、团结一致、对世界有吸引力，并且强大到足以威慑其对手时，堪培拉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治理不善、分裂、缺乏吸引力和软弱——所有这些都招致了朝鲜、俄罗斯等国家的不良行为。

　　尽管特朗普最恶劣的行为没有波及堪培拉，但这位前总统的世界观也与澳大利亚人的倾向背道而驰。澳大利亚人相信盟友;特朗普却认为盟友是骗子。澳大利亚人倾向于国际主义;特朗普则偏爱孤立主义。澳大利亚是一个贸易国;特朗普却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攻击了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是一个古老的民主和自由社会;特朗普则喜欢与独裁者和强人为伍。

　　这些差异——以及澳大利亚人对特朗普的普遍厌恶——在洛伊研究所的民调中显而易见。2020年，只有30%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美国总统会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情，近75%的澳大利亚人希望拜登赢得总统选举。拜登获胜后，公众舆论发生了转变。2021年，近70%的澳大利亚人相信拜登会做正确的事——与一年前的民调结果相比，这一比例上升了39个百分点。对美国的信心也有所回升。60%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比202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

　　拜登远非一个完美的领导人，但他的风格反映了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变——澳大利亚人似乎很欣赏这种转变。他的亚洲外交让人想起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盟友优先”战略，即优先处理与华盛顿在该地区的联盟关系。相比之下，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特朗普则采取了“中国优先”的各种变体。奥巴马似乎认为北京有兴趣与美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就特朗普而言，他身边都是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士，但他的行为却很不稳定:有时咄咄逼人、十分强硬，有时则渴望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达成协议。

　　拜登的顾问在他们能从中国得到什么这一点上更为现实，他们更渴望与华盛顿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例如，在直接与北京接触之前，拜登的高级官员会见了美国的盟友，以确保他们在2020年大选后感到舒适和放心。直到这以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才在2021年3月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峰会上与中国代表谈判。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这种“盟友优先”的做法的好处在新政府上任的头几天就显而易见了。特朗普上任伊始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战略的经济核心)，并与时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进行了充满敌意的通话。相比之下，拜登上任伊始就召集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领导人进行首次虚拟会议，并告知北京，中美关系的改善需要中国停止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措施。

　　AUKUS是中国催生的

　　中国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在鼓励堪培拉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扮演更有野心的角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20年以来，北京对许多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实施了惩罚性限制，包括大麦、葡萄酒、海鲜、棉花、木材、牛肉、铜和煤炭，这显然是对澳大利亚呼吁对COVID-19大流行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的回应。中国也给予堪培拉沉默的待遇——暂停对话并拒绝官方会谈的请求。

　　尽管关于谁应对关系破裂负责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自身发生了变化。近十年来,北京的外交政策趋于强硬,内部管理有所收紧,也不再容忍国际批评。反过来，澳大利亚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其主权，包括禁止电信巨头华为和其他高风险的中国供应商参与其5G的部署，并通过了新的《反外国干预法》。堪培拉还增加了国防开支，并加强了与该地区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关系，包括四方成员印度、日本以及韩国。

　　最重要的是，澳中关系的这种恶性循环，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寻求建造核动力潜艇。澳大利亚利用AUKUS协议来表明其意图塑造其外部环境并影响区域力量平衡。核动力潜艇——以其杀伤力、速度、航程和隐形能力——将赋予澳大利亚巨大的威慑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AUKUS是中国催生的。

　　然而，AUKUS不仅仅是一笔潜艇交易。该协议还涉及技术共享、新的网络和量子能力以及人工智能。正如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指出的那样，当时美国向英国提供了50艘驱逐舰，以换取使用海军基地的权利，两国“为了共同和普遍的利益，在某些事务上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合为一体”。因此，AUKUS是这一往事的再现。面对新出现的挑战，志同道合的国家再次“合为一体”。

　　美澳两国的分歧仍然存在

　　尽管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盟在过去一年中加强了，但两国的分歧仍然存在。华盛顿希望堪培拉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做得更多，而堪培拉希望看到华盛顿与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方面展开竞争——中国仍是大多数印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亚洲的信誉。拜登将不得不努力弥补，但华盛顿目前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敌意使这变得困难。

　　国内政治对联盟的未来也很重要，澳大利亚定于2022年上半年举行联邦选举。反对党工党(Labor Party)的实力很高，但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总理的基廷曾批评该党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并将购买核潜艇比作“向大山扔一把牙签”。

　　美国政局的不稳定也会影响联盟关系。自拜登当选以来，华盛顿已经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正常，但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不可否认地受到了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动摇。对于堪培拉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位前总统在2024年重新掌权的前景是可怕的。然而，就目前而言，澳大利亚人欣慰地看到，白宫里有一位总统明白，结盟是为了团结，而不是敲诈勒索。

　　迈克尔·富里洛夫(Michael Fullilove)是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执行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