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就有学者提出中美竞争将很快会引发一场新冷战的观点。然而，自那以后美国已换了两位总统，但新冷战却至今仍未发生。

　　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已说过不想进行冷战，但现在仍有许多人坚持冷战很快就会到来的观点。鉴于，中美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性质也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就值得讨论一下中美竞争到底是“新冷战”还是“不安的和平”。

　　意识形态扩张、代理人战争和核威胁三者构成了冷战的特性。曾经阻止了美苏发生战争的核威慑在中美冲突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意识形态的独特性使得无法在全球进行拓展，同样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也使美国政府无力在世界上拓展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拜登政府的战略目标防止现有的西方民主进一步萎缩，而不是在全球范围拓展西方的民主。因此，中美意识形态冲突不大可能升级为战争。只要中国坚持和平统一台湾的原则，中美陷入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当中美不以代理人战争来拓展各自的意识形态，它们的竞争就很难成为冷战。

　　“冷战”是一种战争，即通过代理人战争寻求意识形态扩张，而不是一种和平。故此，无人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定性为冷战。美苏冷战是超级大国之间一场特殊性的竞争。冷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发生过，至今也未发生过第二次。以中国历史上的“春秋”和“战国”作类比，两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国战略竞争，前者是为了争霸，后者是为了兼并。因此，无人将“战国”定义为“新春秋”或者“第二个春秋”。所有大国竞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争夺权力，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特殊性是不同的。

　　由于中美竞争发生在数字时代，因此它与过去美苏之间的冷战有很大区别。这种差别包括了竞争空间、竞争内容、竞争战略和决定竞争胜负的要素。对它准确的定义是不安的和平，而不是热战或冷战。中美竞争是在自然空间和网络空间同时进行的，但在网络空间的竞争比在自然空间的竞争更为重要。

　　中美竞争会日益加剧，但双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不确定性则是两国竞争的最主要特性。这种不确定性将使全世界笼罩在战略恐惧之中。

　　在数字时代，中美的相互核威慑仍可防止两国陷入自然空间的战争，如同防止美苏战争一样。与此同时，双方在网络空间的竞争却不会像传统战争那样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虽然网络攻击有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大于战争，但不会引发自然空间的战争。

　　在当今时代，数字经济是大国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广义的数字经济概念，数字经济已占了美国GDP的一半以上，占中国GDP的近40%。意识形态扩张和代理人战争都不可能比数字技术创新能更有助于中国或美国增加创造和增加财富。历史上，大国的确发动过战争以获取经济财富，或占领领土，或夺取自然资源。然而，在数字时代，数据已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数字技术创新将数据转化为财富，其创造财富的速度与规模都超过其他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特点与自然资源是相反的。数据是越消费越多，而自然资源则越消费越少。这意味着，经济竞争不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代理人战争也不太可能。

　　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是网络安全，而非领土安全。战争，包括代理人战争，都无力提高国家的网络安全。

　　2021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加剧，许多人认为台海地区已处于擦枪走火有引发战争的危险之中。然而，两国首脑在11月举行的视频峰会有效地弱化了这一危险。这表明，首脑热线是可以防止中美地缘战略竞争升级为代理人战争的。这一结果还意味着，中美防止代理人战争比管控相互网络攻击要容易。幸好，网络攻击不会引发新冷战。

　　不确定性是数字时代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性。数字经济、网络攻击和社交媒体共同塑造了这一特性。数字经济加速了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增加了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网络攻击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分裂和对抗;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则快速塑造广泛的反政府舆论。

　　这三个数字因素极大地提高了政权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因此，外交决策往往被政权安全考虑驱动而不是由国家安全驱动。由于政权安全比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强，因此在不安的和平时代，世界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总之，中美战略竞争更准确地说是不安的和平，而不是新冷战。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但在未来10年里两国都将十分恐惧对方。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

　　在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就有学者提出中美竞争将很快会引发一场新冷战的观点。然而，自那以后美国已换了两位总统，但新冷战却至今仍未发生。

　　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已说过不想进行冷战，但现在仍有许多人坚持冷战很快就会到来的观点。鉴于，中美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性质也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就值得讨论一下中美竞争到底是“新冷战”还是“不安的和平”。

　　意识形态扩张、代理人战争和核威胁三者构成了冷战的特性。曾经阻止了美苏发生战争的核威慑在中美冲突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意识形态的独特性使得无法在全球进行拓展，同样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也使美国政府无力在世界上拓展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拜登政府的战略目标防止现有的西方民主进一步萎缩，而不是在全球范围拓展西方的民主。因此，中美意识形态冲突不大可能升级为战争。只要中国坚持和平统一台湾的原则，中美陷入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当中美不以代理人战争来拓展各自的意识形态，它们的竞争就很难成为冷战。

　　“冷战”是一种战争，即通过代理人战争寻求意识形态扩张，而不是一种和平。故此，无人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定性为冷战。美苏冷战是超级大国之间一场特殊性的竞争。冷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发生过，至今也未发生过第二次。以中国历史上的“春秋”和“战国”作类比，两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国战略竞争，前者是为了争霸，后者是为了兼并。因此，无人将“战国”定义为“新春秋”或者“第二个春秋”。所有大国竞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争夺权力，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特殊性是不同的。

　　由于中美竞争发生在数字时代，因此它与过去美苏之间的冷战有很大区别。这种差别包括了竞争空间、竞争内容、竞争战略和决定竞争胜负的要素。对它准确的定义是不安的和平，而不是热战或冷战。中美竞争是在自然空间和网络空间同时进行的，但在网络空间的竞争比在自然空间的竞争更为重要。

　　中美竞争会日益加剧，但双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不确定性则是两国竞争的最主要特性。这种不确定性将使全世界笼罩在战略恐惧之中。

　　在数字时代，中美的相互核威慑仍可防止两国陷入自然空间的战争，如同防止美苏战争一样。与此同时，双方在网络空间的竞争却不会像传统战争那样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虽然网络攻击有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大于战争，但不会引发自然空间的战争。

　　在当今时代，数字经济是大国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广义的数字经济概念，数字经济已占了美国GDP的一半以上，占中国GDP的近40%。意识形态扩张和代理人战争都不可能比数字技术创新能更有助于中国或美国增加创造和增加财富。历史上，大国的确发动过战争以获取经济财富，或占领领土，或夺取自然资源。然而，在数字时代，数据已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数字技术创新将数据转化为财富，其创造财富的速度与规模都超过其他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特点与自然资源是相反的。数据是越消费越多，而自然资源则越消费越少。这意味着，经济竞争不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代理人战争也不太可能。

　　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是网络安全，而非领土安全。战争，包括代理人战争，都无力提高国家的网络安全。

　　2021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加剧，许多人认为台海地区已处于擦枪走火有引发战争的危险之中。然而，两国首脑在11月举行的视频峰会有效地弱化了这一危险。这表明，首脑热线是可以防止中美地缘战略竞争升级为代理人战争的。这一结果还意味着，中美防止代理人战争比管控相互网络攻击要容易。幸好，网络攻击不会引发新冷战。

　　不确定性是数字时代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性。数字经济、网络攻击和社交媒体共同塑造了这一特性。数字经济加速了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增加了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网络攻击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分裂和对抗;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则快速塑造广泛的反政府舆论。

　　这三个数字因素极大地提高了政权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因此，外交决策往往被政权安全考虑驱动而不是由国家安全驱动。由于政权安全比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强，因此在不安的和平时代，世界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总之，中美战略竞争更准确地说是不安的和平，而不是新冷战。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但在未来10年里两国都将十分恐惧对方。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