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东亚权力格局变化和日本调整国家战略，中日关系面临一些新问题。日本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关系，迎合美国的要求，密切对华政策协调，在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战略利益，并参与了西方就所谓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日本的对华态度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例如新任外交部长林芳正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受邀访华，却遭到自民党内的阻挠。最近在派员参加北京冬奥会问题上又陷入纠结。

　　北京冬奥会是疫情期间举办的世界性体育盛会，中国方面做了充分准备，迎接各国选手欢聚一堂，是文化交流的难得盛事。但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却节外生枝，以维护所谓人权为借口，在外交上抵制北京冬奥会。这让日本陷入一场无谓的讨论。

　　本来2021年夏季东京奥运会应该在2020年夏季举行，由于百年不遇的冠病疫情大流行，日本决定延期一年。这是继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后，日本再次承办这一全球赛事(1972年和1998年两度承办冬奥会)。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日本战后的里程碑事件，由于正值高速增长初期，成为国家经济腾飞的标志。所以日本上下对本次奥运会也寄予厚望，为举办奥运会煞费苦心，在比赛设施等相关方面投入巨资。

　　但不巧的是疫情肆虐，在举世谈疫色变的形势下，要顺利举办并达到预期目的又谈何容易，因此东京奥运会希望得到各国的支持。而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作为在中日两个邻国举行的两大赛事，是亚洲的机遇，也是亚洲的荣耀。

　　因此，中日相互支持是在情理之中，两国政府和奥委会也就此达成共识。2021年夏季奥运会中国派出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为首的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等总人数达777人，是中国在境外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出人意料的是，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却在日本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日本国内出现抵制说，引发政府内和舆论的讨论。执政的自民党和国会议员提出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并有议员联盟要向首相岸田文雄提出外交抵制的建议。前首相安倍晋三主张，日本应在向中国发出明确政治信号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自民党外交部会负责人以正在讨论外交抵制为由，认为此时外交部长访华，将向世界传递错误信息。而政府内部的讨论认为，即使不进行外交抵制，也不会向北京冬奥会派遣部长等政府高官，预选出由东京奥组委主席或由日本奥委会主席、体育厅长官出席等多个方案。

　　日方之所以对北京冬奥会掀起抵制质疑之风，与其近年来的外交安全战略转换有关。从安倍内阁以来日本推进国家战略转换，加强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协调。日本推进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须要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配合和支持，在政策上也必须向美国和西方倾斜。在美国拜登政府和西方大打“民主”“人权”牌，对华掀起新一轮意识形态较量之时，日本也要同步跟进，不能示弱。

　　而且日本也要打民主牌，提高外交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上争取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内阁为此新设负责国际人权问题的首相助理，推进人权外交。新任人权首相助理中谷元也表示，地球上侵犯人权之事所在皆有，不针对特定国家，但中国是主要关注对象。因此当美国首先以人权问题发难，决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就将了日本一军，看日本如何应对。尽管岸田说，在与拜登总统的会晤中并未被要求参与外交抵制，但也表示要看中美关系和七国集团等国际反应再做决定。

　　与此同时岸田还表示，对于北京冬奥会将从国家利益的观点出发应对，目前还在持续讨论，要选择适当时机做出决定。此事涉及的国家利益是什么?除了要考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同步，当然也要考虑中国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表示，中国已全力支持东京奥运会，对于北京冬奥会日本应履行基本信义。日本如参与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必将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应。这显然不符合岸田内阁要维持中日关系稳定的战略大局。事实上，日本早有为追求国家利益，而不追随西方联合制裁的先例。

　　2014年2月在西方大国联合抵制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时，安倍先是以与国会会期冲突为由拒绝参加，但为保持与普京总统的私人关系和商谈“北方领土”问题，在冬奥会开幕式前突然访问索契，不仅出席开幕式还和普京举行峰会。因此有报道称，日本此次可能不对外公布实行外交抵制，但不派部长，既和美国统一步调，又能获得中方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在国际上，继法国表示抵制北京冬奥会意义不大之后，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也表示，要就抵制北京冬奥会寻求欧洲的共同立场。这反映美国的盟国，也并非愿意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毕竟保持同中国的稳定关系，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

　　最近刚刚结束的中日副部长级经济伙伴关系磋商，同意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促进经济和民间交流，并确认继续推进对话和务实合作的方针。这也得到日本经济界的支持，反映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积极趋势是众望所归，而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新筹码，只能为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增添新难度。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由于东亚权力格局变化和日本调整国家战略，中日关系面临一些新问题。日本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关系，迎合美国的要求，密切对华政策协调，在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战略利益，并参与了西方就所谓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日本的对华态度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例如新任外交部长林芳正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受邀访华，却遭到自民党内的阻挠。最近在派员参加北京冬奥会问题上又陷入纠结。

　　北京冬奥会是疫情期间举办的世界性体育盛会，中国方面做了充分准备，迎接各国选手欢聚一堂，是文化交流的难得盛事。但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却节外生枝，以维护所谓人权为借口，在外交上抵制北京冬奥会。这让日本陷入一场无谓的讨论。

　　本来2021年夏季东京奥运会应该在2020年夏季举行，由于百年不遇的冠病疫情大流行，日本决定延期一年。这是继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后，日本再次承办这一全球赛事(1972年和1998年两度承办冬奥会)。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日本战后的里程碑事件，由于正值高速增长初期，成为国家经济腾飞的标志。所以日本上下对本次奥运会也寄予厚望，为举办奥运会煞费苦心，在比赛设施等相关方面投入巨资。

　　但不巧的是疫情肆虐，在举世谈疫色变的形势下，要顺利举办并达到预期目的又谈何容易，因此东京奥运会希望得到各国的支持。而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作为在中日两个邻国举行的两大赛事，是亚洲的机遇，也是亚洲的荣耀。

　　因此，中日相互支持是在情理之中，两国政府和奥委会也就此达成共识。2021年夏季奥运会中国派出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为首的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等总人数达777人，是中国在境外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出人意料的是，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却在日本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日本国内出现抵制说，引发政府内和舆论的讨论。执政的自民党和国会议员提出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并有议员联盟要向首相岸田文雄提出外交抵制的建议。前首相安倍晋三主张，日本应在向中国发出明确政治信号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自民党外交部会负责人以正在讨论外交抵制为由，认为此时外交部长访华，将向世界传递错误信息。而政府内部的讨论认为，即使不进行外交抵制，也不会向北京冬奥会派遣部长等政府高官，预选出由东京奥组委主席或由日本奥委会主席、体育厅长官出席等多个方案。

　　日方之所以对北京冬奥会掀起抵制质疑之风，与其近年来的外交安全战略转换有关。从安倍内阁以来日本推进国家战略转换，加强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协调。日本推进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须要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配合和支持，在政策上也必须向美国和西方倾斜。在美国拜登政府和西方大打“民主”“人权”牌，对华掀起新一轮意识形态较量之时，日本也要同步跟进，不能示弱。

　　而且日本也要打民主牌，提高外交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上争取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内阁为此新设负责国际人权问题的首相助理，推进人权外交。新任人权首相助理中谷元也表示，地球上侵犯人权之事所在皆有，不针对特定国家，但中国是主要关注对象。因此当美国首先以人权问题发难，决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就将了日本一军，看日本如何应对。尽管岸田说，在与拜登总统的会晤中并未被要求参与外交抵制，但也表示要看中美关系和七国集团等国际反应再做决定。

　　与此同时岸田还表示，对于北京冬奥会将从国家利益的观点出发应对，目前还在持续讨论，要选择适当时机做出决定。此事涉及的国家利益是什么?除了要考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同步，当然也要考虑中国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表示，中国已全力支持东京奥运会，对于北京冬奥会日本应履行基本信义。日本如参与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必将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应。这显然不符合岸田内阁要维持中日关系稳定的战略大局。事实上，日本早有为追求国家利益，而不追随西方联合制裁的先例。

　　2014年2月在西方大国联合抵制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时，安倍先是以与国会会期冲突为由拒绝参加，但为保持与普京总统的私人关系和商谈“北方领土”问题，在冬奥会开幕式前突然访问索契，不仅出席开幕式还和普京举行峰会。因此有报道称，日本此次可能不对外公布实行外交抵制，但不派部长，既和美国统一步调，又能获得中方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在国际上，继法国表示抵制北京冬奥会意义不大之后，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也表示，要就抵制北京冬奥会寻求欧洲的共同立场。这反映美国的盟国，也并非愿意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毕竟保持同中国的稳定关系，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

　　最近刚刚结束的中日副部长级经济伙伴关系磋商，同意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促进经济和民间交流，并确认继续推进对话和务实合作的方针。这也得到日本经济界的支持，反映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积极趋势是众望所归，而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新筹码，只能为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增添新难度。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