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和耶鲁大学伊莱休历史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上联合发表《冷战经验能阻止中美灾难性冲突吗?从历史中汲取恰当教训》一文称，尽管“新冷战”的譬喻饱受争议，但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仍能为当前中美两国管理紧张关系提供重要启示，包括避免误判，相互尊重，加强危机管控，防止竞争升级，重视逐步改善等。现将全文译出，仅供参考。

　　从历史中汲取恰当教训

　　1961年2月，初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向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在对两国关系的总体状况感到痛惜的同时，新任总统认为，“如果我们能在当前部分议题上寻求某种程度的合作，这本身将为确保世界和平有序做出重要贡献。”随后，肯尼迪解释了双方领导人将如何促成合作：

　　彼此坦诚相待，我认为，应承认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我相信，尽管我们在当下乃至未来也不会形成共识，但处理这些问题，尤其是处理分歧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外交渠道就此展开非正式讨论，不以使谈判，……而是通过沟通机制，尽可能消除误解和不必要的分歧——即便我们之间有极大的基础性的差异。

　　当年，肯尼迪的做法挽救了和平，甚至在冷战的至暗时刻也发挥了作用。如今，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采取类似的举措，一如双方在近期“虚拟”峰会上看似已承诺的那样。拜登总统称：“我明白，我们需要构建一些常识性护栏。”习主席对此表示同意：“中美双方应加强沟通与合作。”

　　针对中美竞争是否同美苏冷战高度相似的问题，争论尤为激烈。今年夏天，包括我们两人在内的几位中美两国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对此展开研讨。针对此类比的准确性和价值，与会者提出了明显不同的观点。然而，多数人仍同意，美苏冷战至少为当前中美两国管理紧张关系提供了经验教训。鉴于两国间竞争现已变得如此激烈且危险，学者和决策者应重视以史为鉴，尤其关注涉及促进稳定和减少不必要冲突风险的紧要任务的部分，而非拘泥于有关这一譬喻的意见分歧。

　　不要臆测

　　战略误解，包括对对手的意图和实力的误解、对国际局势的误解，甚至是自身国际地位的误解，在冷战局势升级中发挥主要作用。美国和苏联都过度强调对方的进攻意图，以及双方不可调和的内政、组织与文化差异，并将其作为大规模军备建设的依据。在强调对抗的宏大叙事的指引下，双方频繁误解对方的动机。

　　战略误解在危机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美国曾认为朝鲜战争爆发是苏联全球攻势的序曲，为此进行空前的动员，推动其冷战战略的军事化。在美国海军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军部队跨过三八线后，中国则认为，入朝参战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此外，在越南和阿富汗，被对手浑水摸鱼的恐惧导致了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

　　如今，中国和美国都应该采取措施，以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战略目标。很多美国人相信中国有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的战略，而许多中国人也认为美国有意限制中国崛起。这些预设需要通过具体行动来检验。美国和中国都应通过熟悉对方情况的专业人员进行可靠的分析，避免一遇到摩擦就往最坏的情况上解释。

　　双方在处理地区竞争时尤应如此。在冷战的缓和时期，美苏虽在欧洲明争暗斗，但也能够对对方的行为保持一定的信任。尽管区域竞争持续发展，中美两国也应争取在东亚地区建立类似的信任。绝对的战略不信任将使竞争白热化和军事化，而建立信任的工作有助于减轻误解，即使这些措施无法直接消解重大矛盾冲突。

　　待客之道

　　首脑外交是建设互信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领导人常使用外交手段和私人联系表达对对方大国地位的尊重，即使他们同时也在反制对方的战略。这使得竞争更易于管控，并且使竞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紧张关系趋缓后，更容易消解。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还有助于两国在在最危险的对抗前悬崖勒马，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1971年印巴战争。

　　就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而言，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访华使双边关系迎来真正转机，也让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成为在中国备受尊敬之人，尽管他们是服务本国利益的反共人士。虽然中美两国的世界观差异巨大，尼克松和基辛格仍频繁强调对东道主中国的高度尊重。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是如此，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礼待宾客。美中两国互相尊重，促进双方的敌对关系向正常化过渡。

　　当今的技术环境使“坚持原则的同时礼待宾客”更加困难。领导人们在公开外交场合(甚至很多时候在私底下)的一言一行都将即刻为国内外公众所知，使他们很容易在措辞上优先考虑满足本国舆论要求，但向对方显示出不敬和对抗。就算领导人们在闭门谈话时温文尔雅，但如去年3月中美安克雷奇会谈时那样严厉的公开表态也增加了达成共识和妥协的难度。在此情况下，双方应牢记，表达对另一方大国地位基本尊重具有重要价值，即使谈到重点关切问题时也不能忘。此外，在安排高层交流，特别是元首会晤时，决策者在选择交流的场合和形式时也应注意这些目标。

　　冲突局部化

　　在激烈竞争中，局部冲突很容易牵涉大国利益。冷战期间，在柏林、古巴、朝鲜半岛和中东等热点地区都发生过此类事件。外交官、军人和政治领导人们通过干练的危机管理措施，确保没有一次对抗引发世界大战。

　　这种危机管理由双方通过一系列操作逐步实现。首先，是追求有限且灵活的目标。在柏林危机期间，苏联没有进军西柏林，美国及其盟友也没有涉足东柏林。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政府专注于让苏联撤回核导弹部署，而非寻求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或是清除苏联在古巴的全部军事存在。其次，双方都必须为对方留下让步的余地，因为当关键利益受威胁时，单方面让步的行为罕有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方决策者为了使苏联也让步，在制定和实施海上封锁计划时格外谨慎，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海上封锁程序;还秘密做出承诺，将从土耳其撤出导弹且不会入侵古巴。相应地，考虑到核战争风险，苏联也接受从古巴撤出导弹的方案。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沟通尤为重要：情绪高涨、高级别会议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有效的沟通渠道减少误判风险，并明确共同的危机管理目标。而传统的外交渠道常常不足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危机开始之前，必须建立如古巴导弹危机中那样的幕后联络渠道，并且辅以有效的指挥控制机制，还需要努力管理同盟国的关系以避免危机因第三方因素升级。冷战期间所有重大危机都涉及第三方，他们往往追求与缓和局势的危机管理措施不相容的本国目标。协调涉及第三方的政策及目标的唯一方法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直接的交流。双方直接交流带来的洞见有助于塑造第三方的行为。

　　危机管理总是困难且本质上风险重重的。冷战中的决策者们逐渐明白，最佳做法是首先尽其所能预防危机出现。在战略层面，这包括高层对话、热线电话，以及针对如柏林等特别棘手的议题达成协议。在操作层面，双方制定了规范军事力量相遇的行为准则。中国和美国似乎已经吸取了部分经验，具体措施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CUES)和两国防务部门间热线电话等。尽管如此，中美双方在危机预防和沟通方面做得都还不够，尤其是在有关网络问题和其他新兴技术的方面。

　　在冷战期间，大国往往忽视逐步改善关系的潜在可能，追求根本性的转变。考虑到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与地区对抗，这也容易理解。但是，这同样意味着双方错失大量机遇，包括科研合作、人文交流和在特定地区的不干涉约定。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关注也阻止两国利用执政团队过渡的契机改善关系，甚至还带来新的风险：即为了实现短期目标，试探新领导人或重谈上届政府已取得的共识，进而使对方产生消极印象。

　　鉴往知来

　　无论冷战譬喻有多不精当，如今决策者们都应多求教于历史，求教于最精于此道的历史学家。

　　然而，在美国和中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同决策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如上几代人之间那样频繁。考虑到中美关系还将经受诸多考验，才能迎来根本好转，各方需借鉴人类历史中积累的所有相关经验教训来避免最坏情况，并探寻共同前行的道路。

　　作者简介：李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耶鲁大学伊莱休历史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

　　编者按：11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和耶鲁大学伊莱休历史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上联合发表《冷战经验能阻止中美灾难性冲突吗?从历史中汲取恰当教训》一文称，尽管“新冷战”的譬喻饱受争议，但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仍能为当前中美两国管理紧张关系提供重要启示，包括避免误判，相互尊重，加强危机管控，防止竞争升级，重视逐步改善等。现将全文译出，仅供参考。

　　从历史中汲取恰当教训

　　1961年2月，初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向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在对两国关系的总体状况感到痛惜的同时，新任总统认为，“如果我们能在当前部分议题上寻求某种程度的合作，这本身将为确保世界和平有序做出重要贡献。”随后，肯尼迪解释了双方领导人将如何促成合作：

　　彼此坦诚相待，我认为，应承认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我相信，尽管我们在当下乃至未来也不会形成共识，但处理这些问题，尤其是处理分歧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外交渠道就此展开非正式讨论，不以使谈判，……而是通过沟通机制，尽可能消除误解和不必要的分歧——即便我们之间有极大的基础性的差异。

　　当年，肯尼迪的做法挽救了和平，甚至在冷战的至暗时刻也发挥了作用。如今，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采取类似的举措，一如双方在近期“虚拟”峰会上看似已承诺的那样。拜登总统称：“我明白，我们需要构建一些常识性护栏。”习主席对此表示同意：“中美双方应加强沟通与合作。”

　　针对中美竞争是否同美苏冷战高度相似的问题，争论尤为激烈。今年夏天，包括我们两人在内的几位中美两国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对此展开研讨。针对此类比的准确性和价值，与会者提出了明显不同的观点。然而，多数人仍同意，美苏冷战至少为当前中美两国管理紧张关系提供了经验教训。鉴于两国间竞争现已变得如此激烈且危险，学者和决策者应重视以史为鉴，尤其关注涉及促进稳定和减少不必要冲突风险的紧要任务的部分，而非拘泥于有关这一譬喻的意见分歧。

　　不要臆测

　　战略误解，包括对对手的意图和实力的误解、对国际局势的误解，甚至是自身国际地位的误解，在冷战局势升级中发挥主要作用。美国和苏联都过度强调对方的进攻意图，以及双方不可调和的内政、组织与文化差异，并将其作为大规模军备建设的依据。在强调对抗的宏大叙事的指引下，双方频繁误解对方的动机。

　　战略误解在危机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美国曾认为朝鲜战争爆发是苏联全球攻势的序曲，为此进行空前的动员，推动其冷战战略的军事化。在美国海军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军部队跨过三八线后，中国则认为，入朝参战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此外，在越南和阿富汗，被对手浑水摸鱼的恐惧导致了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

　　如今，中国和美国都应该采取措施，以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战略目标。很多美国人相信中国有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的战略，而许多中国人也认为美国有意限制中国崛起。这些预设需要通过具体行动来检验。美国和中国都应通过熟悉对方情况的专业人员进行可靠的分析，避免一遇到摩擦就往最坏的情况上解释。

　　双方在处理地区竞争时尤应如此。在冷战的缓和时期，美苏虽在欧洲明争暗斗，但也能够对对方的行为保持一定的信任。尽管区域竞争持续发展，中美两国也应争取在东亚地区建立类似的信任。绝对的战略不信任将使竞争白热化和军事化，而建立信任的工作有助于减轻误解，即使这些措施无法直接消解重大矛盾冲突。

　　待客之道

　　首脑外交是建设互信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领导人常使用外交手段和私人联系表达对对方大国地位的尊重，即使他们同时也在反制对方的战略。这使得竞争更易于管控，并且使竞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紧张关系趋缓后，更容易消解。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还有助于两国在在最危险的对抗前悬崖勒马，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1971年印巴战争。

　　就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而言，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访华使双边关系迎来真正转机，也让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成为在中国备受尊敬之人，尽管他们是服务本国利益的反共人士。虽然中美两国的世界观差异巨大，尼克松和基辛格仍频繁强调对东道主中国的高度尊重。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是如此，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礼待宾客。美中两国互相尊重，促进双方的敌对关系向正常化过渡。

　　当今的技术环境使“坚持原则的同时礼待宾客”更加困难。领导人们在公开外交场合(甚至很多时候在私底下)的一言一行都将即刻为国内外公众所知，使他们很容易在措辞上优先考虑满足本国舆论要求，但向对方显示出不敬和对抗。就算领导人们在闭门谈话时温文尔雅，但如去年3月中美安克雷奇会谈时那样严厉的公开表态也增加了达成共识和妥协的难度。在此情况下，双方应牢记，表达对另一方大国地位基本尊重具有重要价值，即使谈到重点关切问题时也不能忘。此外，在安排高层交流，特别是元首会晤时，决策者在选择交流的场合和形式时也应注意这些目标。

　　冲突局部化

　　在激烈竞争中，局部冲突很容易牵涉大国利益。冷战期间，在柏林、古巴、朝鲜半岛和中东等热点地区都发生过此类事件。外交官、军人和政治领导人们通过干练的危机管理措施，确保没有一次对抗引发世界大战。

　　这种危机管理由双方通过一系列操作逐步实现。首先，是追求有限且灵活的目标。在柏林危机期间，苏联没有进军西柏林，美国及其盟友也没有涉足东柏林。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政府专注于让苏联撤回核导弹部署，而非寻求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或是清除苏联在古巴的全部军事存在。其次，双方都必须为对方留下让步的余地，因为当关键利益受威胁时，单方面让步的行为罕有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方决策者为了使苏联也让步，在制定和实施海上封锁计划时格外谨慎，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海上封锁程序;还秘密做出承诺，将从土耳其撤出导弹且不会入侵古巴。相应地，考虑到核战争风险，苏联也接受从古巴撤出导弹的方案。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沟通尤为重要：情绪高涨、高级别会议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有效的沟通渠道减少误判风险，并明确共同的危机管理目标。而传统的外交渠道常常不足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危机开始之前，必须建立如古巴导弹危机中那样的幕后联络渠道，并且辅以有效的指挥控制机制，还需要努力管理同盟国的关系以避免危机因第三方因素升级。冷战期间所有重大危机都涉及第三方，他们往往追求与缓和局势的危机管理措施不相容的本国目标。协调涉及第三方的政策及目标的唯一方法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直接的交流。双方直接交流带来的洞见有助于塑造第三方的行为。

　　危机管理总是困难且本质上风险重重的。冷战中的决策者们逐渐明白，最佳做法是首先尽其所能预防危机出现。在战略层面，这包括高层对话、热线电话，以及针对如柏林等特别棘手的议题达成协议。在操作层面，双方制定了规范军事力量相遇的行为准则。中国和美国似乎已经吸取了部分经验，具体措施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CUES)和两国防务部门间热线电话等。尽管如此，中美双方在危机预防和沟通方面做得都还不够，尤其是在有关网络问题和其他新兴技术的方面。

　　在冷战期间，大国往往忽视逐步改善关系的潜在可能，追求根本性的转变。考虑到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与地区对抗，这也容易理解。但是，这同样意味着双方错失大量机遇，包括科研合作、人文交流和在特定地区的不干涉约定。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关注也阻止两国利用执政团队过渡的契机改善关系，甚至还带来新的风险：即为了实现短期目标，试探新领导人或重谈上届政府已取得的共识，进而使对方产生消极印象。

　　鉴往知来

　　无论冷战譬喻有多不精当，如今决策者们都应多求教于历史，求教于最精于此道的历史学家。

　　然而，在美国和中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同决策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如上几代人之间那样频繁。考虑到中美关系还将经受诸多考验，才能迎来根本好转，各方需借鉴人类历史中积累的所有相关经验教训来避免最坏情况，并探寻共同前行的道路。

　　作者简介：李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耶鲁大学伊莱休历史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