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尚未形成双方均能接受的新叙事。根本原因是，两国结构性矛盾加剧，激烈斗争成为彼此关系的鲜明特征。斗争遍布从经贸、军事、科技到人文、交通等各个领域，压倒合作性主导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两国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双方对事情何以至此、该如何重新定义彼此关系和驾驭相互矛盾，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分歧。

　　美方从其一贯的权力之争视角出发，深度推进全球战略调整，集中优势资源布局对华战略竞争，并持续进行国内国际层面的动员，由此正在形成系统性的叙事。这套叙事的发展迄今已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5年起，以经贸、南海问题为引线，美国国内战略界展开对华政策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鼓吹“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的接触政策归于失败”的论调占据上风，“重修对华大战略”的呼声响彻云霄。

　　第二阶段，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科技战乃至意识形态攻势，把中国定性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污名化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公平竞争者”、“剽窃者”和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将美中矛盾诠释成“威权主义与自由世界”的“殊死之战”，甚至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在美国国内进行遏华反华动员。不过，“文明冲突”、“新冷战”等武断、极端、非理性的判断也受到美国理性学者的质疑。

　　第三阶段，拜登上台后进行对华政策审议，基本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叙事，将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激烈战略竞争”，同时举共同价值观旗帜，同盟友伙伴紧密协调立场，把过去局限在美国国内的动员推进到国际层面。但也承认无法与中国脱钩，承认美国继续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程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提出要设立“护栏”，以“竞争”、“对抗”、“合作”区隔两国关系议题，加强管控，避免引发“灾难”。

　　目前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的余音仍在“绕梁”。兰普顿、李侃如、董云裳、冯稼时等学者近期密集发声，为1970年代开始的对华接触政策辩解，质疑目前的美国对华外交是否“过激了”。新书《接触中国：美中关系50年》是他们观点的集大成者，指出“接触政策并没有失败”，而是给美国带来利好，比如“加速冷战终结”、“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全球减贫”、“亚太和平红利总体减少美军费开支”，等等。

　　他们还辩称接触政策非出于改造中国的目的，也非一次过的选择，而是历届美国政府在应对诸多事件过程中所做决策的累积迭加，是“面对机会和可能性的回应”。他们也指出目前的美国对华叙事忽略了美中接触始于战略安全议题这一事实，忽略了对华“两面下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这种辩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界理性派人士对前一阶段对华政策调整过激和他们一度被决策圈疏离的回击，自然激起强硬派的反弹。著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10月19日在“外交事务”网站发文强调，过去美国被理想主义驱使而非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对华政策就是失败了，美中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尽管不同派别围绕该如何评价过去的接触政策仍争论不休，美国国内已就必须对华开展全政府、系统性的战略竞争达成共识这一事实仍是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且这种共识还在延伸：认识到美国已无法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应对大国竞争”两个方向中做选择，必须两者同时进行。

　　美国新的对华叙事还在演变，结论仍不够明晰和充分，主要卡在“新的对华政策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拒绝承认美国就是要压制中国的崛起，也明确反对“新冷战”，目前正同中方加强外交沟通，淡化对华关系中的“对抗”色彩。理性派学者提出新的政策应致力于实现“公平对等”，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待阐述。他们所提避免“新冷战”的具体方案也寡淡无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政府的关切。

　　拜登政府一系列官方报告将于今年底落地，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等，涉及中国会是什么基调，能否调整出一套完整和相对理性的叙事，且拭目以待。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和中美关系性质的实质改变，中国也在努力探索对美关系的新叙事，同样也历经了几个阶段。起初是相对理想化的，在拒绝美方战略要人抛出的“两国集团”(G2)论调后，致力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试图形成一种中美双方共同接受的叙事框架。

　　接着是对美方的战略调整做出强烈反应，同时也在顺着过去若干年处理对美关系的思维惯性施加外交影响。在此过程中，“斗争精神”越来越被强调，斗争实践及其形成的国内动员效果持续推进，逐步树立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美国打交道的信心和视野——这种视野是全球性的。然而，由于形势的流动性过大，中美摩擦持续不断，美方的对华政策审议也未完成，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正在消散，中方仍无法形成新的完整叙事。

　　在与美方的外交沟通中，中方明确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两国关系。在笔者看来，这是在拒绝用“竞争”或其他的词来简单界定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在拒绝被美方强加的叙事，拒绝美方把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卸给中国，拒绝美方拼凑西方对华政策统一阵营的企图。

　　但这不等于否认中美关系就不存在竞争性。对于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比如在经贸、科技领域，本应该也可以从提高全人类福祉的角度出发，引导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美国单方面用“竞争”来简单定义中美关系，客观上形成一种“话语陷阱”，一旦中方的叙事进入这个陷阱，两国处理对对方关系的所有资源和舆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朝着竞争方向调动，潜藏在社会面的情续被彻底激发，恶性互动全面升级，从而不可避免地滑向“新冷战”深渊。

　　中国对美关系的新叙事到底该怎么书写，是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

　　作为中美斗争的一部分，叙事之争早已在两国之间展开。从贸易战到新冠疫情及其溯源问题，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安克雷奇对话以来的交锋才是主线。照目前路数发展下去，一方坚持“竞争内核”，一方坚持“合作为主”，辩论进入死循环，不大可能达成共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套叙事完全平行没有交叠。关于如何定义中美关系，两国不断有学者主张使用“竞合”的概念。关于双方应争取达成什么样的关系状态，拜登政府新近使用了“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双方都有学者希望“和平共存”局面能够生成，有人指出两个大国要想实现“和平共存”，必须相互重新做出具体承诺。与此同时，无论在官方、学术还是民间层面，双方都承认保持交流、管控分歧和在全球议题上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叙事之争背后更需要解决的更深层次疑问是，两国到底在争什么?这个问题自几年前提出以来始终不能形成定论。两国并非在争霸权地位，因为中国绝无取代美国主导世界之心。似乎也不是在争发展空间，美国固然要压制中国崛起，但这又并非其对华战略的全部。如果美方无法为“战略竞争”提供令世人信服的理据，是不是该坐下来更好地沟通，放下一些臆测，消除一些误解，使新的政策及相关叙事尽量靠近客观事实?

　　作者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原题《中美关系中的叙事问题》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尚未形成双方均能接受的新叙事。根本原因是，两国结构性矛盾加剧，激烈斗争成为彼此关系的鲜明特征。斗争遍布从经贸、军事、科技到人文、交通等各个领域，压倒合作性主导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两国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双方对事情何以至此、该如何重新定义彼此关系和驾驭相互矛盾，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分歧。

　　美方从其一贯的权力之争视角出发，深度推进全球战略调整，集中优势资源布局对华战略竞争，并持续进行国内国际层面的动员，由此正在形成系统性的叙事。这套叙事的发展迄今已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5年起，以经贸、南海问题为引线，美国国内战略界展开对华政策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鼓吹“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的接触政策归于失败”的论调占据上风，“重修对华大战略”的呼声响彻云霄。

　　第二阶段，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科技战乃至意识形态攻势，把中国定性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污名化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公平竞争者”、“剽窃者”和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将美中矛盾诠释成“威权主义与自由世界”的“殊死之战”，甚至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在美国国内进行遏华反华动员。不过，“文明冲突”、“新冷战”等武断、极端、非理性的判断也受到美国理性学者的质疑。

　　第三阶段，拜登上台后进行对华政策审议，基本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叙事，将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激烈战略竞争”，同时举共同价值观旗帜，同盟友伙伴紧密协调立场，把过去局限在美国国内的动员推进到国际层面。但也承认无法与中国脱钩，承认美国继续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程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提出要设立“护栏”，以“竞争”、“对抗”、“合作”区隔两国关系议题，加强管控，避免引发“灾难”。

　　目前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的余音仍在“绕梁”。兰普顿、李侃如、董云裳、冯稼时等学者近期密集发声，为1970年代开始的对华接触政策辩解，质疑目前的美国对华外交是否“过激了”。新书《接触中国：美中关系50年》是他们观点的集大成者，指出“接触政策并没有失败”，而是给美国带来利好，比如“加速冷战终结”、“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全球减贫”、“亚太和平红利总体减少美军费开支”，等等。

　　他们还辩称接触政策非出于改造中国的目的，也非一次过的选择，而是历届美国政府在应对诸多事件过程中所做决策的累积迭加，是“面对机会和可能性的回应”。他们也指出目前的美国对华叙事忽略了美中接触始于战略安全议题这一事实，忽略了对华“两面下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这种辩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界理性派人士对前一阶段对华政策调整过激和他们一度被决策圈疏离的回击，自然激起强硬派的反弹。著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10月19日在“外交事务”网站发文强调，过去美国被理想主义驱使而非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对华政策就是失败了，美中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尽管不同派别围绕该如何评价过去的接触政策仍争论不休，美国国内已就必须对华开展全政府、系统性的战略竞争达成共识这一事实仍是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且这种共识还在延伸：认识到美国已无法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应对大国竞争”两个方向中做选择，必须两者同时进行。

　　美国新的对华叙事还在演变，结论仍不够明晰和充分，主要卡在“新的对华政策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拒绝承认美国就是要压制中国的崛起，也明确反对“新冷战”，目前正同中方加强外交沟通，淡化对华关系中的“对抗”色彩。理性派学者提出新的政策应致力于实现“公平对等”，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待阐述。他们所提避免“新冷战”的具体方案也寡淡无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政府的关切。

　　拜登政府一系列官方报告将于今年底落地，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等，涉及中国会是什么基调，能否调整出一套完整和相对理性的叙事，且拭目以待。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和中美关系性质的实质改变，中国也在努力探索对美关系的新叙事，同样也历经了几个阶段。起初是相对理想化的，在拒绝美方战略要人抛出的“两国集团”(G2)论调后，致力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试图形成一种中美双方共同接受的叙事框架。

　　接着是对美方的战略调整做出强烈反应，同时也在顺着过去若干年处理对美关系的思维惯性施加外交影响。在此过程中，“斗争精神”越来越被强调，斗争实践及其形成的国内动员效果持续推进，逐步树立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美国打交道的信心和视野——这种视野是全球性的。然而，由于形势的流动性过大，中美摩擦持续不断，美方的对华政策审议也未完成，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正在消散，中方仍无法形成新的完整叙事。

　　在与美方的外交沟通中，中方明确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两国关系。在笔者看来，这是在拒绝用“竞争”或其他的词来简单界定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在拒绝被美方强加的叙事，拒绝美方把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卸给中国，拒绝美方拼凑西方对华政策统一阵营的企图。

　　但这不等于否认中美关系就不存在竞争性。对于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比如在经贸、科技领域，本应该也可以从提高全人类福祉的角度出发，引导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美国单方面用“竞争”来简单定义中美关系，客观上形成一种“话语陷阱”，一旦中方的叙事进入这个陷阱，两国处理对对方关系的所有资源和舆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朝着竞争方向调动，潜藏在社会面的情续被彻底激发，恶性互动全面升级，从而不可避免地滑向“新冷战”深渊。

　　中国对美关系的新叙事到底该怎么书写，是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

　　作为中美斗争的一部分，叙事之争早已在两国之间展开。从贸易战到新冠疫情及其溯源问题，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安克雷奇对话以来的交锋才是主线。照目前路数发展下去，一方坚持“竞争内核”，一方坚持“合作为主”，辩论进入死循环，不大可能达成共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套叙事完全平行没有交叠。关于如何定义中美关系，两国不断有学者主张使用“竞合”的概念。关于双方应争取达成什么样的关系状态，拜登政府新近使用了“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双方都有学者希望“和平共存”局面能够生成，有人指出两个大国要想实现“和平共存”，必须相互重新做出具体承诺。与此同时，无论在官方、学术还是民间层面，双方都承认保持交流、管控分歧和在全球议题上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叙事之争背后更需要解决的更深层次疑问是，两国到底在争什么?这个问题自几年前提出以来始终不能形成定论。两国并非在争霸权地位，因为中国绝无取代美国主导世界之心。似乎也不是在争发展空间，美国固然要压制中国崛起，但这又并非其对华战略的全部。如果美方无法为“战略竞争”提供令世人信服的理据，是不是该坐下来更好地沟通，放下一些臆测，消除一些误解，使新的政策及相关叙事尽量靠近客观事实?

　　作者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原题《中美关系中的叙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