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直都强调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避免使用竞争的字眼。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紧张不断升温，美国已经公开定位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制定战略竞争的法案。同时，在高科技、贸易、投资等领域，客观上已经呈现出竞争状态。

　　虽然中国在中美关系上也开始使用“竞争”这个词语，但仍然强调是健康的竞争，而非恶性对抗，是相互成全，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无论定义有何差异，至少竞争已经正式成为中美关系新的话语体系中的基本共识。究竟中美在争什么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中美在各个领域竞争，无论是经贸、技术、地缘政治，还是太空开发等，但最为本质的还是中美是否存在制度之争。如果存在，将如何竞争?是不是冷战中那样的美苏形态?这些问题不仅会左右中美关系的今后走向，还会对整个国际关系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必须有一个前瞻性的战略思考。

　　美国从制度角度定义

　　无论从2017年底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从现在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的表态来看，美国本质上是要从制度之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竞争。这看上去似乎是强调两种不同的国内治理制度差异，背后主要还是突出民主制度与威权制度的不同。

　　正因如此，美国一直强调自由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挑战，这实际上是冷战后美国的“民主和平论”一脉相传的延续。冷战中，美苏争霸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依靠核武器的“恐怖均衡”，和势力范围圈的力量制衡来实现的，美国对于其他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并不关心。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至高无上的唯一超级大国，所设计的世界新秩序的崭新和最大特点，就是转向聚焦其他国家内部政治制度的改变，来实现国际社会的同一化(或者说美国化)，让世界各国变得更加美国或者更加西方。由于政治和知识精英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那样的国际秩序就会实现永续的和平。

　　美国认为自己是冷战的胜利者，所以对此充满了信心;而改造世界的雄心愿景，也让政治和知识精英自认背负历史使命，无论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还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过的“美国是上帝选中的国度”，都反映了这种强烈的“传教士热情”。

　　第二，上述“民主和平论”也为美国在冷战后找到新的威胁确定了参照系，为继续巩固同盟网络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认同是通过苏联这个敌人，而遍布全球的军事同盟网络也是因为这个“敌人”的存在而存在。在“民主和平论”的大框架下，美国找到了新的敌人，和美国不一样的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家是和平的威胁。

　　一定程度制度竞争不可避免

　　在此基础上，国家被分类为“崩溃国家”“失败国家”“流氓国家”“威权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非民主的“另类国家”或者说“异端国家”，被认为其国内政治制度的问题，对国际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有义务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起帮助它们转型，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加速变化，实现世界大同。

　　冷战后在美国的上述制度竞争的强势话语面前，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尽量回避的方式，对于美国的批评和压力，要求美国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最多用美国国内的不平等和种族问题来反驳。

　　正是因为中国看到中美如果突出制度竞争的话语，可能带来新冷战，并且让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遏制中国的危险，所以中国长期以来不愿意用“竞争”这个词来形容中美关系。

　　然而，中国的发展速度甚至超出了中国自身的预期，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都期待中国有一个新的形象和作用。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和民粹主义高涨，与中国的稳定发展形成对比，体制特点和治理质量引发全球关注并不奇怪。

　　美国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对于自身制度和背后的价值体系优越感的减少、美国单极领导力的危机感，以及西方世界团结力的焦虑感，强调中美制度竞争也就是自然的结果。这次疫情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冲动。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尽管不想同美国进行制度竞争，但面对美国这个最大的外部压力，加上国民高度聚焦美国，视它为世界大国的富国强军标配样板，所以中国无形中将美国作为参照系。面对美国的制度竞争的话语压力，中国必须证明自己做得不比美国差。

　　从金融危机应对、冠病疫情防控等方面来看，中国确实做得比美国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用制度竞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进行压制，使得中国觉得过去的回避毫无用处，而且是美国不顾事实、不负责任地污名化中国。中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说得好;过去那种沉默，换来的是无休止的挨骂。

　　对美国来说，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国际秩序上要继续做老大，不仅依靠军事力量，也依靠内部治理的吸引力。然而，过去美国梦的魅力在减弱，强调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是保持其作为国际秩序主导国家的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中美的制度竞争是结构性的，因为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合法性，就会在制度上进行比拼。

　　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日本，被美国批评为发达经济体中的怪胎，因为自民党一党独大不是西方民主，而产业政策滥用被批评是国家资本主义。90年代，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则被批评为威权主义政治下的重商主义经济体，曾经引发持续多年的“亚洲价值观”之争。

　　日本的“怪胎论”随着泡沫经济膨胀而消失，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让美国确认了“亚洲价值观”的失败和美国价值观的胜利。中国的崛起远远超过了日本和东南亚经济体崛起的规模和速度，美国的制度竞争论的激烈程度自不待言。

　　弱化制度竞争的绝对性

　　从上面分析可看出，中美的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个现实，必须面对，中国也不得不参加这个竞争。然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不能陷入中美制度竞争绝对化的陷阱之中，因为论战一旦开始，很容易产生本身的动能，而这种动能管控不好，会出现完全对立的话语体系的轮番升级。

　　首先，必须看到制度竞争最终是靠内部治理质量，以及第三方的判断决定。美国的制度竞争论的核心，实际上还是以优越感为基础。美国过去的成功，说明美国的制度肯定有很多优越之处，但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和及时承认问题，只讲优越就成了傲慢。

　　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制度的优劣要靠不断调整和适应来达到，而且是一种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领导者需要追随者，而非相反。美国国内的支持者和国际上的追随者越多说明越好，而不是仅仅依靠自吹自擂就能够达到的。这一点中国必须心中有数，不要过度和美国进行论战与争论，否则会陷入话语竞争的漩涡之中。

　　第二，更加关注非美国世界，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制度优势，从多样性中找到更多的普遍性的共同认知，这就需要中国在看待世界的时候，减弱美国中心主义的思维。未来的领导力更多的是一种调整适应型，新的秩序也将建立在相互性的基础上。19世纪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欧洲四至五个大国所决定，21世纪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都会参与规则谈判。这就要求大国特别关注全球听众。

　　很多的中小国家事实上在制度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优势必须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也只有在和世界上占大多数的中小国家的交往中，发现更多的共同点和共同价值观，才能证明美国的一些价值观，并不是美国所认为的那样普世性，从而创造出更具有广泛接受性和普遍性的全球价值观。

　　因此，中国没有必要通过否定美国制度来获得优越感，事实上中国也在这样做。中美阿拉斯加的交锋上，中国阐述对于自我制度的自信，但没有否定美国制度。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4月底的《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也说，中国无意否定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这些都体现了很好的平衡感和大局意识，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原题《中美竞争究竟是不是制度之争》

　　长期以来，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直都强调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避免使用竞争的字眼。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紧张不断升温，美国已经公开定位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制定战略竞争的法案。同时，在高科技、贸易、投资等领域，客观上已经呈现出竞争状态。

　　虽然中国在中美关系上也开始使用“竞争”这个词语，但仍然强调是健康的竞争，而非恶性对抗，是相互成全，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无论定义有何差异，至少竞争已经正式成为中美关系新的话语体系中的基本共识。究竟中美在争什么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中美在各个领域竞争，无论是经贸、技术、地缘政治，还是太空开发等，但最为本质的还是中美是否存在制度之争。如果存在，将如何竞争?是不是冷战中那样的美苏形态?这些问题不仅会左右中美关系的今后走向，还会对整个国际关系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必须有一个前瞻性的战略思考。

　　美国从制度角度定义

　　无论从2017年底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从现在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的表态来看，美国本质上是要从制度之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竞争。这看上去似乎是强调两种不同的国内治理制度差异，背后主要还是突出民主制度与威权制度的不同。

　　正因如此，美国一直强调自由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挑战，这实际上是冷战后美国的“民主和平论”一脉相传的延续。冷战中，美苏争霸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依靠核武器的“恐怖均衡”，和势力范围圈的力量制衡来实现的，美国对于其他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并不关心。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至高无上的唯一超级大国，所设计的世界新秩序的崭新和最大特点，就是转向聚焦其他国家内部政治制度的改变，来实现国际社会的同一化(或者说美国化)，让世界各国变得更加美国或者更加西方。由于政治和知识精英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那样的国际秩序就会实现永续的和平。

　　美国认为自己是冷战的胜利者，所以对此充满了信心;而改造世界的雄心愿景，也让政治和知识精英自认背负历史使命，无论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还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过的“美国是上帝选中的国度”，都反映了这种强烈的“传教士热情”。

　　第二，上述“民主和平论”也为美国在冷战后找到新的威胁确定了参照系，为继续巩固同盟网络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认同是通过苏联这个敌人，而遍布全球的军事同盟网络也是因为这个“敌人”的存在而存在。在“民主和平论”的大框架下，美国找到了新的敌人，和美国不一样的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家是和平的威胁。

　　一定程度制度竞争不可避免

　　在此基础上，国家被分类为“崩溃国家”“失败国家”“流氓国家”“威权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非民主的“另类国家”或者说“异端国家”，被认为其国内政治制度的问题，对国际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有义务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起帮助它们转型，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加速变化，实现世界大同。

　　冷战后在美国的上述制度竞争的强势话语面前，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尽量回避的方式，对于美国的批评和压力，要求美国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最多用美国国内的不平等和种族问题来反驳。

　　正是因为中国看到中美如果突出制度竞争的话语，可能带来新冷战，并且让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遏制中国的危险，所以中国长期以来不愿意用“竞争”这个词来形容中美关系。

　　然而，中国的发展速度甚至超出了中国自身的预期，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都期待中国有一个新的形象和作用。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和民粹主义高涨，与中国的稳定发展形成对比，体制特点和治理质量引发全球关注并不奇怪。

　　美国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对于自身制度和背后的价值体系优越感的减少、美国单极领导力的危机感，以及西方世界团结力的焦虑感，强调中美制度竞争也就是自然的结果。这次疫情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冲动。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尽管不想同美国进行制度竞争，但面对美国这个最大的外部压力，加上国民高度聚焦美国，视它为世界大国的富国强军标配样板，所以中国无形中将美国作为参照系。面对美国的制度竞争的话语压力，中国必须证明自己做得不比美国差。

　　从金融危机应对、冠病疫情防控等方面来看，中国确实做得比美国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用制度竞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进行压制，使得中国觉得过去的回避毫无用处，而且是美国不顾事实、不负责任地污名化中国。中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说得好;过去那种沉默，换来的是无休止的挨骂。

　　对美国来说，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国际秩序上要继续做老大，不仅依靠军事力量，也依靠内部治理的吸引力。然而，过去美国梦的魅力在减弱，强调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是保持其作为国际秩序主导国家的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中美的制度竞争是结构性的，因为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合法性，就会在制度上进行比拼。

　　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日本，被美国批评为发达经济体中的怪胎，因为自民党一党独大不是西方民主，而产业政策滥用被批评是国家资本主义。90年代，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则被批评为威权主义政治下的重商主义经济体，曾经引发持续多年的“亚洲价值观”之争。

　　日本的“怪胎论”随着泡沫经济膨胀而消失，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让美国确认了“亚洲价值观”的失败和美国价值观的胜利。中国的崛起远远超过了日本和东南亚经济体崛起的规模和速度，美国的制度竞争论的激烈程度自不待言。

　　弱化制度竞争的绝对性

　　从上面分析可看出，中美的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个现实，必须面对，中国也不得不参加这个竞争。然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不能陷入中美制度竞争绝对化的陷阱之中，因为论战一旦开始，很容易产生本身的动能，而这种动能管控不好，会出现完全对立的话语体系的轮番升级。

　　首先，必须看到制度竞争最终是靠内部治理质量，以及第三方的判断决定。美国的制度竞争论的核心，实际上还是以优越感为基础。美国过去的成功，说明美国的制度肯定有很多优越之处，但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和及时承认问题，只讲优越就成了傲慢。

　　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制度的优劣要靠不断调整和适应来达到，而且是一种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领导者需要追随者，而非相反。美国国内的支持者和国际上的追随者越多说明越好，而不是仅仅依靠自吹自擂就能够达到的。这一点中国必须心中有数，不要过度和美国进行论战与争论，否则会陷入话语竞争的漩涡之中。

　　第二，更加关注非美国世界，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制度优势，从多样性中找到更多的普遍性的共同认知，这就需要中国在看待世界的时候，减弱美国中心主义的思维。未来的领导力更多的是一种调整适应型，新的秩序也将建立在相互性的基础上。19世纪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欧洲四至五个大国所决定，21世纪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都会参与规则谈判。这就要求大国特别关注全球听众。

　　很多的中小国家事实上在制度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优势必须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也只有在和世界上占大多数的中小国家的交往中，发现更多的共同点和共同价值观，才能证明美国的一些价值观，并不是美国所认为的那样普世性，从而创造出更具有广泛接受性和普遍性的全球价值观。

　　因此，中国没有必要通过否定美国制度来获得优越感，事实上中国也在这样做。中美阿拉斯加的交锋上，中国阐述对于自我制度的自信，但没有否定美国制度。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4月底的《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也说，中国无意否定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这些都体现了很好的平衡感和大局意识，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原题《中美竞争究竟是不是制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