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之一，与中国地缘关系相近，人文历史相通，经贸关系密切，但双方的历史积怨甚深。日本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最大霸权国家美国的盟友，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的重要成员，是东半球国家治理最为西化的一个国家。鉴于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准确判断其综合国力与未来走势，争取中日关系总体稳定并有所改善，对我们打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推动构建本地区和全人类发展与安全共同体，服务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与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意义不言而喻。

　　第一，日本当前的综合国力与未来发展趋势

　　日本是个幅员有限的岛国，但人口并不很少，目前居民总量居世界第11位，仍有1.27亿。由于主体民族大和民族占98%以上，日本的国民凝聚力与向心力相对较强。

　　日本虽为岛国，但国民性格并不封闭。明治维新后，不断对外扩张。攫取外部资源、抢占世界市场的野心与日俱增，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侵害越来越大。二战后，国际社会将日本强行纳入和平发展轨道，共同遏制其军工技术和战争潜能，但日本凭借教育强国和科技创新，于上世纪60年代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1世纪前夕，日本经济开始衰退，2010年经济总量退居世界第三位，但教育、医疗、科研水平仍居世界前列，并且拥有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国民仍享有较高生活质量，社会治理水平仍为世界称道。正是由于这一切，日本东京夺得 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成为世界上第五个、亚洲第一个两次获得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这也是日本拥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由于经济和科技实力较强，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持续膨胀。突破和平宪法制约作为右翼势力的政治诉求，被强加给整个社会。2012年安倍晋三执政后，日本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文件，政治右倾化速度大大加快。推动宪法改革，使日本拥有战争权，成为安倍政权的主要目标。大力开展针对中国的所谓对外防务合作。据估计，日本自卫队的战斗力目前已排名世界第五，仅次于美俄中印四国。

　　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日本。安倍于去年9月托病辞职。声称遵循“安倍路线”并且组建了“超派系”内阁的菅义伟，成为日本新首相。新首相高举“强日本”的大旗，面对的是GDP连续负增长、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社会严重“老龄化”等严酷现实，施政无方。不久前，反对党针对菅义伟提出的不信任案，此案虽被国会否决，菅义伟躲过一劫，但执政不易，已略见一斑。

　　今年秋季，按照日本的政治传统和游戏规则，菅义伟首相将解散国会，提前组织大选。日本各党派的政治斗争，包括自民党内部的派系博弈，将有许多新的看点。但日本不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党派之争而出现全局性政治动乱，也不会因为经济发展持续趋缓而正向衰败，更不会因人口老龄化无解而最终沉沦。

　　第二，日本的对外战略取向与对华关系走势

　　二战后日本长期处于美军占领之下，其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深受美国影响。处理对外关系，亦不得不考虑日美同盟的存在，不得不充当美国附庸。这是1971年之前日本狂热追随美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直到1972年中美两国打开相互关系大门后才与中国建交的根本原因。

　　中国基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同时出于维护地区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战略考虑，一贯主张与日本建立正常国家关系。1972年两国建交后，特别是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关系呈现持续改善的良好势头。在中方主动放弃要求日方就侵华战争进行国家赔偿的权利后，日本的资金、技术、产品及管理经验，借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大举进入。互利合作一度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旋律。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承认日本曾实行错误国策，走上战争道路。他表示，日本要吸取教训，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

　　但是，中日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仍不时显露并严重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尽管如此，时至今日，中方仍坚持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是搬不走的邻居，因而一直积极致力于扩大和深化双方的睦邻友好合作。自2007年起，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2010年，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公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受此鼓舞，日本于2012年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在此之前，因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已严重倒退，此时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甘被超越的日本妒忌生恨，双方各领域合作乃至中日韩区域一体化建设均受伤害。

　　2005年至2017年中日贸易额变化

　　中日贸易额从2011年3429.9亿美元高位持续下滑，连跌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2012年达73.8亿美元后，连续4年走低。也就在这时，日本借重美日同盟关系，急不可耐地迈向所谓“正常国家”，竟然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发起“冲刺”。安倍在位期间，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两国间战略性分歧，进一步增大。

　　经过中方艰苦努力，2017年，中日关系有所改善。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连续两年正增长。2018年，双边贸易额恢复至3276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恢复到38亿美元。安倍首相得以访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成功举办，双方签署总额18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规模达2000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以及中方在日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备忘录。2019年，习近平主席赴日参加G20大阪峰会，两国达成了发展务实合作十点共识。这一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反弹至959万人次，占外国赴日旅客总量的1/4强。中方为日本旅游业的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受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国际关系复杂化，特别是中美关系加速紧张等诸多因素影响，日本政治右倾化态势加强，恐华反华情绪不断上升。日本政府不但鼓动在华企业回归，开始限制中方留学人员，同时还进一步强化日美安保合作，竭力迎合美国的印太联盟。安倍辞职后上台的菅义伟政府，强化日美同盟，在钓鱼岛以及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追随美国，势头依旧，中日关系再受伤害。即便如此，中方仍明确表示：中日在疫情面前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年，在共同抗疫需求等因素拉动下，双方贸易额达3276.6亿美元新高，同比增长8.1%。日本对华投资累计1119.8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国别排名中位居第一。

　　第三，稳定中日关系的战略目标和近期工作

　　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内政将会保持基本稳定，经济形势不会大起大落，对外战略和周边政策延续性将愈加突出。巩固日美同盟，强化日美战略对接，密切两国安保合作，仍将是日本外交的基本取向。右翼势力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言行出格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大。但在世界大变局持续发展、中美战略角逐进一步升级、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愈加严峻的背景下，争取中日关系向好发展并持续优化，迫使日方在中美日错综复杂的战略博弈中保持低调和平衡，符合我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此，我方应就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做好如下工作。

　　(一)适时安排高层交往与政治对话，提升我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高层互动引领国家关系的独特作用不可替代。今年如日本大选尘埃落定，且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可积极考虑恢复双方高层交往。鉴于东京奥运会是日方当前的最大政治，中国举办冬奥会亦需得到日方支持，中国宜对日方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表示支持，向日本和国际社会展示负责任的友善大国的良好形象。条件允许时，可择机恢复两国议会、政党、地方政府、执法机构等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对话。通过新形势下的高层互动与广泛交流，向日方陈明中国捍卫国家安全、主权与发展利益的坚强意志与决心，促使日方充分认识挟美遏华的灾难性后果，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归睦邻友好的发展轨道。

　　(二)提高公共外交质量与水平，改善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要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民意基础受损及其危害问题，引导日本与中方共同总结借鉴两国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以经带政的历史经验。要充分利用东京论坛等民间交流机制和二轨对话平台，抓住双方抗疫合作新机遇，强化两国互有所求且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使两国民众尽快形成扩大交往、深化合作、互惠互利是双方共同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新共识。要将新形势下的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打造成两国关系回春转暖的“助推器”、平稳运行的“稳定器”、缓解摩擦的“减震器”，共同提高双方人文交流与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三)共同保障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引导和推动科技合作走向深入。中日两国经济目前均面临内部结构调整、对外关系重组的现实压力，但双方互补性大、互依性强、互求度高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中方应加大对日工作力度，敦促日方认真落实2019年大阪共识，在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物联网、机器人、电子商务、生物工程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价值链稳定，共同应对社会老龄化挑战，共同推进第三方市场及其他各区域合作。要携手共推创新合作，鼓励双方公司到对方建立研发中心，为双方科研人员参与对方创新活动提供便利。鉴于日本公共卫生事业基础良好，中方抗击新冠疫情积累许多经验，双方可加强相关合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范例和经验。

　　(四)敦促日本实行开放包容政策，共同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近年来，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行其道，日本参与推进区域合作亦乏善可陈，2005年开启的中日自贸区谈判至今无大进展。要在中日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经签署的新情况下，力促日方加快中日间FTA谈判，同时加快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首先要推动日方努力落实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赢、面向未来的三边关系模式，同时在RCEP框架内开展建设性多边合作。要敦促日方将对外合作构想，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使双方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有所突破。

　　(五)严防结构性问题持续升温，管控好新的矛盾和纷争。随着世界进步发展的重心加速东移，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地缘战略博弈的重心所在。中日两国围绕东北亚、钓鱼岛以及东海、台海、南海等热点问题而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无法消除，并且还会产生的新的地缘政治纷争。中方要更加积极地运用政治对话、民间外交、对外传播等多种手段，敦促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端正态度，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自我克制，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谨言慎行，避免采取激化双方矛盾、恶化两国关系、引发冲突对抗的行动。中方处理对日关系，要保持足够战略耐心和定力，兼顾当前与长远，始终注意政策统一与步调协调。无论常态形势下的政策沟通，还是特殊背景下的外交交涉，抑或各种方式的文化传播和人文交流，都要彰显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特点和优势，即平等以待又刚柔并举，既宽猛相济又情理交融，通过以事明理以理服人，牢牢占领国际法与历史道义的制高点。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之一，与中国地缘关系相近，人文历史相通，经贸关系密切，但双方的历史积怨甚深。日本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最大霸权国家美国的盟友，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的重要成员，是东半球国家治理最为西化的一个国家。鉴于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准确判断其综合国力与未来走势，争取中日关系总体稳定并有所改善，对我们打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推动构建本地区和全人类发展与安全共同体，服务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与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意义不言而喻。

　　第一，日本当前的综合国力与未来发展趋势

　　日本是个幅员有限的岛国，但人口并不很少，目前居民总量居世界第11位，仍有1.27亿。由于主体民族大和民族占98%以上，日本的国民凝聚力与向心力相对较强。

　　日本虽为岛国，但国民性格并不封闭。明治维新后，不断对外扩张。攫取外部资源、抢占世界市场的野心与日俱增，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侵害越来越大。二战后，国际社会将日本强行纳入和平发展轨道，共同遏制其军工技术和战争潜能，但日本凭借教育强国和科技创新，于上世纪60年代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1世纪前夕，日本经济开始衰退，2010年经济总量退居世界第三位，但教育、医疗、科研水平仍居世界前列，并且拥有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国民仍享有较高生活质量，社会治理水平仍为世界称道。正是由于这一切，日本东京夺得 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成为世界上第五个、亚洲第一个两次获得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这也是日本拥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由于经济和科技实力较强，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持续膨胀。突破和平宪法制约作为右翼势力的政治诉求，被强加给整个社会。2012年安倍晋三执政后，日本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文件，政治右倾化速度大大加快。推动宪法改革，使日本拥有战争权，成为安倍政权的主要目标。大力开展针对中国的所谓对外防务合作。据估计，日本自卫队的战斗力目前已排名世界第五，仅次于美俄中印四国。

　　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日本。安倍于去年9月托病辞职。声称遵循“安倍路线”并且组建了“超派系”内阁的菅义伟，成为日本新首相。新首相高举“强日本”的大旗，面对的是GDP连续负增长、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社会严重“老龄化”等严酷现实，施政无方。不久前，反对党针对菅义伟提出的不信任案，此案虽被国会否决，菅义伟躲过一劫，但执政不易，已略见一斑。

　　今年秋季，按照日本的政治传统和游戏规则，菅义伟首相将解散国会，提前组织大选。日本各党派的政治斗争，包括自民党内部的派系博弈，将有许多新的看点。但日本不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党派之争而出现全局性政治动乱，也不会因为经济发展持续趋缓而正向衰败，更不会因人口老龄化无解而最终沉沦。

　　第二，日本的对外战略取向与对华关系走势

　　二战后日本长期处于美军占领之下，其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深受美国影响。处理对外关系，亦不得不考虑日美同盟的存在，不得不充当美国附庸。这是1971年之前日本狂热追随美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直到1972年中美两国打开相互关系大门后才与中国建交的根本原因。

　　中国基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同时出于维护地区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战略考虑，一贯主张与日本建立正常国家关系。1972年两国建交后，特别是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关系呈现持续改善的良好势头。在中方主动放弃要求日方就侵华战争进行国家赔偿的权利后，日本的资金、技术、产品及管理经验，借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大举进入。互利合作一度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旋律。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承认日本曾实行错误国策，走上战争道路。他表示，日本要吸取教训，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

　　但是，中日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仍不时显露并严重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尽管如此，时至今日，中方仍坚持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是搬不走的邻居，因而一直积极致力于扩大和深化双方的睦邻友好合作。自2007年起，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2010年，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公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受此鼓舞，日本于2012年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在此之前，因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已严重倒退，此时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甘被超越的日本妒忌生恨，双方各领域合作乃至中日韩区域一体化建设均受伤害。

　　2005年至2017年中日贸易额变化

　　中日贸易额从2011年3429.9亿美元高位持续下滑，连跌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2012年达73.8亿美元后，连续4年走低。也就在这时，日本借重美日同盟关系，急不可耐地迈向所谓“正常国家”，竟然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发起“冲刺”。安倍在位期间，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两国间战略性分歧，进一步增大。

　　经过中方艰苦努力，2017年，中日关系有所改善。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连续两年正增长。2018年，双边贸易额恢复至3276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恢复到38亿美元。安倍首相得以访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成功举办，双方签署总额18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规模达2000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以及中方在日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备忘录。2019年，习近平主席赴日参加G20大阪峰会，两国达成了发展务实合作十点共识。这一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反弹至959万人次，占外国赴日旅客总量的1/4强。中方为日本旅游业的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受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国际关系复杂化，特别是中美关系加速紧张等诸多因素影响，日本政治右倾化态势加强，恐华反华情绪不断上升。日本政府不但鼓动在华企业回归，开始限制中方留学人员，同时还进一步强化日美安保合作，竭力迎合美国的印太联盟。安倍辞职后上台的菅义伟政府，强化日美同盟，在钓鱼岛以及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追随美国，势头依旧，中日关系再受伤害。即便如此，中方仍明确表示：中日在疫情面前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年，在共同抗疫需求等因素拉动下，双方贸易额达3276.6亿美元新高，同比增长8.1%。日本对华投资累计1119.8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国别排名中位居第一。

　　第三，稳定中日关系的战略目标和近期工作

　　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内政将会保持基本稳定，经济形势不会大起大落，对外战略和周边政策延续性将愈加突出。巩固日美同盟，强化日美战略对接，密切两国安保合作，仍将是日本外交的基本取向。右翼势力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言行出格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大。但在世界大变局持续发展、中美战略角逐进一步升级、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愈加严峻的背景下，争取中日关系向好发展并持续优化，迫使日方在中美日错综复杂的战略博弈中保持低调和平衡，符合我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此，我方应就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做好如下工作。

　　(一)适时安排高层交往与政治对话，提升我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高层互动引领国家关系的独特作用不可替代。今年如日本大选尘埃落定，且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可积极考虑恢复双方高层交往。鉴于东京奥运会是日方当前的最大政治，中国举办冬奥会亦需得到日方支持，中国宜对日方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表示支持，向日本和国际社会展示负责任的友善大国的良好形象。条件允许时，可择机恢复两国议会、政党、地方政府、执法机构等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对话。通过新形势下的高层互动与广泛交流，向日方陈明中国捍卫国家安全、主权与发展利益的坚强意志与决心，促使日方充分认识挟美遏华的灾难性后果，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归睦邻友好的发展轨道。

　　(二)提高公共外交质量与水平，改善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要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民意基础受损及其危害问题，引导日本与中方共同总结借鉴两国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以经带政的历史经验。要充分利用东京论坛等民间交流机制和二轨对话平台，抓住双方抗疫合作新机遇，强化两国互有所求且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使两国民众尽快形成扩大交往、深化合作、互惠互利是双方共同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新共识。要将新形势下的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打造成两国关系回春转暖的“助推器”、平稳运行的“稳定器”、缓解摩擦的“减震器”，共同提高双方人文交流与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三)共同保障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引导和推动科技合作走向深入。中日两国经济目前均面临内部结构调整、对外关系重组的现实压力，但双方互补性大、互依性强、互求度高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中方应加大对日工作力度，敦促日方认真落实2019年大阪共识，在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物联网、机器人、电子商务、生物工程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价值链稳定，共同应对社会老龄化挑战，共同推进第三方市场及其他各区域合作。要携手共推创新合作，鼓励双方公司到对方建立研发中心，为双方科研人员参与对方创新活动提供便利。鉴于日本公共卫生事业基础良好，中方抗击新冠疫情积累许多经验，双方可加强相关合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范例和经验。

　　(四)敦促日本实行开放包容政策，共同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近年来，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行其道，日本参与推进区域合作亦乏善可陈，2005年开启的中日自贸区谈判至今无大进展。要在中日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经签署的新情况下，力促日方加快中日间FTA谈判，同时加快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首先要推动日方努力落实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赢、面向未来的三边关系模式，同时在RCEP框架内开展建设性多边合作。要敦促日方将对外合作构想，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使双方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有所突破。

　　(五)严防结构性问题持续升温，管控好新的矛盾和纷争。随着世界进步发展的重心加速东移，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地缘战略博弈的重心所在。中日两国围绕东北亚、钓鱼岛以及东海、台海、南海等热点问题而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无法消除，并且还会产生的新的地缘政治纷争。中方要更加积极地运用政治对话、民间外交、对外传播等多种手段，敦促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端正态度，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自我克制，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谨言慎行，避免采取激化双方矛盾、恶化两国关系、引发冲突对抗的行动。中方处理对日关系，要保持足够战略耐心和定力，兼顾当前与长远，始终注意政策统一与步调协调。无论常态形势下的政策沟通，还是特殊背景下的外交交涉，抑或各种方式的文化传播和人文交流，都要彰显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特点和优势，即平等以待又刚柔并举，既宽猛相济又情理交融，通过以事明理以理服人，牢牢占领国际法与历史道义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