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拜登总统在最近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警告说，中国对于试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是绝对认真的。但拜登也宣称，独裁者不会赢得未来，而美国会。如果处理不当的话，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也许很危险，而如果美国处理得当，与中国的竞争就可能是健康的。

　　拜登对华政策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中国，但也取决于美国怎样作出改变。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对人力资本和研发进行投资。这两方面拜登都提出了建议。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应对新的跨国威胁，如气候变化，以及让美国死亡人数超过1945年以来国家征战死亡人数总和的疫情。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

　　所以，拜登面临艰巨的议程，与中国的竞争被当成了“卫星时刻”。尽管他在演讲中提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大萧条”，并避开了误导性的冷战语言，但还是与上世纪50年代有一比。当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利用苏联卫星发射带来的震动，刺激了美国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投资。如今美国还能让往事重现吗?

　　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但它也有显著弱点，而美国却有重要的长期力量优势。首先是地理上，美国被大洋和友好的邻国环绕，而中国与印度、日本和越南有领土纠纷。这又是美国的优势。美国现在是能源净出口国，中国则依赖途经印度洋的石油进口，在那里美国仍保留着强大的海军力量。

　　而且，由于在全球机构的领导地位和美元的国际霸权，美国还有着强大的金融力量。虽然中国渴望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但受信任的储备货币有赖于货币的可兑换、深厚的资本市场、诚实的政府和法治，所有这些中国都缺乏。美国还有人口优势，它的劳动力在增加，而中国已经开始下降。

　　美国还占据着关键技术的前沿，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主导着全球高等教育排名。与此同时，中国正为研发投入巨资，目前在某些领域相当有竞争力，其目标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考虑到机器学习作为一种通用技术极其重要，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意义尤其重大。

　　此外，中国的技术进步不再单纯基于模仿。虽然特朗普政府正确地惩罚了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和强制转让，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美国要成功应对中国的技术挑战，更需要依靠国内的改进，而不是对外制裁。

　　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继续低于本世纪初的约30%。此外，其他大国的崛起会增加通过组织集体行动推进全球公益的难度。尽管如此，未来几十年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能在整体实力资源上取代美国。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权力向该地区横向转移，但亚洲有自己的内部力量平衡。中国的实力受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制衡，同时美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维持它的联盟，中国就没有多大希望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更别提主导世界了。

　　但同中国竞争仅是拜登所面临问题的一半。正如美国技术专家理查德·丹兹格所指出的，“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其结果也是如此。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他人也许无意间释放的辐射，有可能不分你我，全都变成我们自己的问题”。为此，丹兹格认为，“各国共同议定的汇报系统、共同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及条约必须成为缓解诸多共同风险的手段”。

　　在某些领域，美国的单边领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例如，在南海，美国海军对维护海洋法和捍卫自由航行就至关重要。但在气候变化和疫情等新的跨国问题上，要想成功就必须与别国合作。虽然美国的领导地位很重要，但美国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温室气体和病毒并不在乎国界，也不会对军事力量有反应。

　　在生态相互依存的领域，权力成为一种正和博弈。因此，美国不能只考虑对别国使用权力，还必须考虑与别国分享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给予他国权力有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碳排放，美国也能获益。所以，美国必须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与之合作。

　　有人担心中国会将气候变化合作与美国在传统竞争领域的让步绑在一起，但他们忽视了如果喜马拉雅冰川融化或上海被淹，中国会有多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边关系因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而紧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参加了拜登日前召集的全球气候峰会。

　　衡量拜登对华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两个大国能否在其他领域激烈竞争的同时，共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美中关系是一种“合作竞争”，其中的“竞争”要求我们对这一矛盾修辞的两个方面给予同样的重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Logic of US-China Competition”(2021)

　　乔·拜登总统在最近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警告说，中国对于试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是绝对认真的。但拜登也宣称，独裁者不会赢得未来，而美国会。如果处理不当的话，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也许很危险，而如果美国处理得当，与中国的竞争就可能是健康的。

　　拜登对华政策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中国，但也取决于美国怎样作出改变。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对人力资本和研发进行投资。这两方面拜登都提出了建议。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应对新的跨国威胁，如气候变化，以及让美国死亡人数超过1945年以来国家征战死亡人数总和的疫情。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

　　所以，拜登面临艰巨的议程，与中国的竞争被当成了“卫星时刻”。尽管他在演讲中提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大萧条”，并避开了误导性的冷战语言，但还是与上世纪50年代有一比。当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利用苏联卫星发射带来的震动，刺激了美国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投资。如今美国还能让往事重现吗?

　　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但它也有显著弱点，而美国却有重要的长期力量优势。首先是地理上，美国被大洋和友好的邻国环绕，而中国与印度、日本和越南有领土纠纷。这又是美国的优势。美国现在是能源净出口国，中国则依赖途经印度洋的石油进口，在那里美国仍保留着强大的海军力量。

　　而且，由于在全球机构的领导地位和美元的国际霸权，美国还有着强大的金融力量。虽然中国渴望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但受信任的储备货币有赖于货币的可兑换、深厚的资本市场、诚实的政府和法治，所有这些中国都缺乏。美国还有人口优势，它的劳动力在增加，而中国已经开始下降。

　　美国还占据着关键技术的前沿，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主导着全球高等教育排名。与此同时，中国正为研发投入巨资，目前在某些领域相当有竞争力，其目标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考虑到机器学习作为一种通用技术极其重要，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意义尤其重大。

　　此外，中国的技术进步不再单纯基于模仿。虽然特朗普政府正确地惩罚了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和强制转让，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美国要成功应对中国的技术挑战，更需要依靠国内的改进，而不是对外制裁。

　　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继续低于本世纪初的约30%。此外，其他大国的崛起会增加通过组织集体行动推进全球公益的难度。尽管如此，未来几十年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能在整体实力资源上取代美国。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权力向该地区横向转移，但亚洲有自己的内部力量平衡。中国的实力受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制衡，同时美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维持它的联盟，中国就没有多大希望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更别提主导世界了。

　　但同中国竞争仅是拜登所面临问题的一半。正如美国技术专家理查德·丹兹格所指出的，“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其结果也是如此。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他人也许无意间释放的辐射，有可能不分你我，全都变成我们自己的问题”。为此，丹兹格认为，“各国共同议定的汇报系统、共同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及条约必须成为缓解诸多共同风险的手段”。

　　在某些领域，美国的单边领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例如，在南海，美国海军对维护海洋法和捍卫自由航行就至关重要。但在气候变化和疫情等新的跨国问题上，要想成功就必须与别国合作。虽然美国的领导地位很重要，但美国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温室气体和病毒并不在乎国界，也不会对军事力量有反应。

　　在生态相互依存的领域，权力成为一种正和博弈。因此，美国不能只考虑对别国使用权力，还必须考虑与别国分享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给予他国权力有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碳排放，美国也能获益。所以，美国必须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与之合作。

　　有人担心中国会将气候变化合作与美国在传统竞争领域的让步绑在一起，但他们忽视了如果喜马拉雅冰川融化或上海被淹，中国会有多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边关系因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而紧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参加了拜登日前召集的全球气候峰会。

　　衡量拜登对华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两个大国能否在其他领域激烈竞争的同时，共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美中关系是一种“合作竞争”，其中的“竞争”要求我们对这一矛盾修辞的两个方面给予同样的重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Logic of US-China Competition”(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