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号文件”(下称“文件”)的全称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是1950年4月美国以尼采(Paul Nitze)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所起草的一份文件，并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该委员会的文件。《2021年战略竞争法》(下称“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是2021年4月22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议案。

　　“文件”是美国冷战思维的战略文件，“法案”是美国两党对抗中国的战略性法案。“文件”是冷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法案”是美国21世纪战略转变的标志性事件。虽然美国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与冷战没有差别。了解“文件”的历史背景有助于认清“法案”，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文件”是美国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的系统性阐述。美苏冷战是美苏两国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美国方面看，从与苏联合作打败德国法西斯到启动对苏冷战，不是一夜之间的转变，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是经过国内辩论完成的，这一完成的结晶就是“文件”。

　　凯南长电报乃遏苏起源

　　大多数冷战史学家都把1946年2月驻苏参赞凯南(George Kennan)的“长电报”，作为美国战后对苏联意图最早、最全面的估计和以后的“遏制”政策的起源。“长电报”的起因是，1946年2月中旬，美国政府得知苏联有意不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居然大惑不解，原本还以为苏联愿意与美国合作。美国国务院致电驻苏使馆，要求弄清苏联意图。于是，凯南起草了一份8000字的电报，“凯南长电报”就此闻名。

　　“长电报”认为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不承认可以长期和平共处，而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世界观决定了苏联战后对西方敌对，以及尽可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政策。凯南指出：“我们面对着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它狂热地为之献身的信仰认为：同美国不可能达成一项长远的妥协安排;若要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安全，就应该、也必须滋扰我们社会的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我们国家的国际权威。”

　　这个“长电报”对苏联的估计，成了从“杜鲁门主义”开始的统治美国达几十年之久的美国对苏联基本政策的依据。但美国国内还有人主张对苏联合作。“华莱士事件”就是一个例子。1946年9月，商业部长华莱士发表了与总统杜鲁门既定的对苏强硬路线不同意见的演讲，他主张奉行罗斯福战时所设想的战后保持同苏联合作共处的思想，最后他被迫辞职。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在希腊和土耳其影响的增加，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国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杜鲁门的演讲，触发了全美国关于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国会与舆论界有一个共识是，这一讲话标志着美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不干涉主义、中立主义彻底告别，代之以“全球责任”。杜鲁门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反对共产主义蔓延、向全世界各地极权主义宣战、保护自由，是义不容辞的。反对者害怕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苏宣战，担心照此下去美国将付出无止境的代价。

　　围绕着杜鲁门主义所进行的政策辩论，以及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包括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终为“文件”出台提供了基础。此时，美国国内对苏联持遏制的冷战战略已成为共识，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Robert Taft)说过，这两个政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几乎是团结一致的。

　　“第68号文件”的两极思想

　　“文件”成为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蓝图，后来经常为历史学家所引用。贯穿文件的主导思想完全是两极思想，认为“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誓不两立，要准备全球性的长期斗争。文件指出：“本纲要的成功全赖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体自由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该文件这样的表述没有新意，只是把过去几年美国对苏联的认知重新讲了一遍。

　　杜鲁门在阅读“文件”后，指示落实对苏联遏制战略的具体措施。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连续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落实该文件的行动。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贯彻“文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至此，美国的冷战战略和全面扩军备战的蓝图已成形完毕。

　　其次，“法案”与“文件”有相似之处。第一，美国两党对华战略形成共识，这与当年美国对苏联冷战共识如出一辙。这两个共识都经过几年的酝酿。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Bob Menendez)说，美国现在已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有了充分的讨论，但缺乏实质性的应对策略，而这部“法案”将为华盛顿制定反制北京的政策奠定基础和方向。“《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是经过跨党派努力的一项前所未有的立法措施，为印太战略而使用美国所有的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使得我们能够真正面对中国对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的挑战。”

　　第二，美国两党的中美两极思想，与当年美苏冷战的两极思想如出一辙。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其《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中，把中国与西方世界对立起来。拜登把中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对立的两极，他用民主与专制来形容这一对立，并声称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到了历史转折点。拜登4月28日表示，他把美国面临的挑战看作是民主能否在21世纪获得成功。

　　美国两党的中美两极思想导致“法案”的出台。该法案草案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它的列宁主义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政模式，也有悖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政模式。”

　　第三，“文件”和“法案”都确定了美国的最大威胁和争夺国际秩序的领导权。美国确立对苏冷战，苏联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但“文件”没有重新定义苏联的威胁，只是重申了美国政府过去文件中提及的苏联威胁。

　　“法案”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威胁，但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官员都讲过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话。这两届政府的有关部门都发表过带有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报告。

　　“法案”把中国威胁列举得非常详实。该法案在草案中这样表述：“中国政府称赞这种治理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确保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和塑造世界未来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官员都讲过中国要与美国争夺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话。

　　“法案”核心竞争是经济与技术

　　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美苏冷战聚焦军事领域，苏联不愿意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自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文件”自然不会涉及美苏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国参与全球化，但不构成对美国直接的军事威胁，“法案”的重点部分不会是军事领域。

　　283页的“法案”草案由五部分组成：增强未来竞争力、巩固盟友及伙伴关系、强化价值塑造、加强经济管制以及确保战略安全。最核心竞争是经济与技术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军事领域，中美彼此都没有准备与对方开战;而是经济与技术，尤其是技术。中美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5G领域的竞争，将塑造未来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依旧是其他实力的基础。

　　“文件”和“法案”另一个显著差异是联盟的问题。美苏冷战起步时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文件”没有阐述用联盟抗衡苏联。“法案”的起点是已经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与当年的苏联大不一样，西方国家不愿意与中国脱钩。因此，该法案用163页，将近60%的篇幅，阐述巩固盟友及伙伴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有“印太盟友”“四边对话机制”和“美台关系”。美国在战略上要让中国倍感孤立的压力。

　　最后，“法案”的意义不可小觑。“法案”还有待众议院的通过和总统的签署，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实施，其战略意义是什么?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评论中指出，“法案”被认为是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一致走向加强对抗的里程碑式法案。这个法案正式开启了中美走向长期而持久的对抗之路，尽管中国政府不接受中美走向冷战的现实。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开打冷战，但美国国会没有制定战略计划。拜登政府没有说对中国开启冷战，但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法案”，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以此来评判中美冷战?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从“第68号文件”看<战略竞争法案>》

　　“第68号文件”(下称“文件”)的全称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是1950年4月美国以尼采(Paul Nitze)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所起草的一份文件，并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该委员会的文件。《2021年战略竞争法》(下称“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是2021年4月22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议案。

　　“文件”是美国冷战思维的战略文件，“法案”是美国两党对抗中国的战略性法案。“文件”是冷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法案”是美国21世纪战略转变的标志性事件。虽然美国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与冷战没有差别。了解“文件”的历史背景有助于认清“法案”，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文件”是美国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的系统性阐述。美苏冷战是美苏两国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美国方面看，从与苏联合作打败德国法西斯到启动对苏冷战，不是一夜之间的转变，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是经过国内辩论完成的，这一完成的结晶就是“文件”。

　　凯南长电报乃遏苏起源

　　大多数冷战史学家都把1946年2月驻苏参赞凯南(George Kennan)的“长电报”，作为美国战后对苏联意图最早、最全面的估计和以后的“遏制”政策的起源。“长电报”的起因是，1946年2月中旬，美国政府得知苏联有意不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居然大惑不解，原本还以为苏联愿意与美国合作。美国国务院致电驻苏使馆，要求弄清苏联意图。于是，凯南起草了一份8000字的电报，“凯南长电报”就此闻名。

　　“长电报”认为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不承认可以长期和平共处，而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世界观决定了苏联战后对西方敌对，以及尽可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政策。凯南指出：“我们面对着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它狂热地为之献身的信仰认为：同美国不可能达成一项长远的妥协安排;若要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安全，就应该、也必须滋扰我们社会的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我们国家的国际权威。”

　　这个“长电报”对苏联的估计，成了从“杜鲁门主义”开始的统治美国达几十年之久的美国对苏联基本政策的依据。但美国国内还有人主张对苏联合作。“华莱士事件”就是一个例子。1946年9月，商业部长华莱士发表了与总统杜鲁门既定的对苏强硬路线不同意见的演讲，他主张奉行罗斯福战时所设想的战后保持同苏联合作共处的思想，最后他被迫辞职。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在希腊和土耳其影响的增加，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国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杜鲁门的演讲，触发了全美国关于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国会与舆论界有一个共识是，这一讲话标志着美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不干涉主义、中立主义彻底告别，代之以“全球责任”。杜鲁门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反对共产主义蔓延、向全世界各地极权主义宣战、保护自由，是义不容辞的。反对者害怕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苏宣战，担心照此下去美国将付出无止境的代价。

　　围绕着杜鲁门主义所进行的政策辩论，以及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包括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终为“文件”出台提供了基础。此时，美国国内对苏联持遏制的冷战战略已成为共识，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Robert Taft)说过，这两个政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几乎是团结一致的。

　　“第68号文件”的两极思想

　　“文件”成为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蓝图，后来经常为历史学家所引用。贯穿文件的主导思想完全是两极思想，认为“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誓不两立，要准备全球性的长期斗争。文件指出：“本纲要的成功全赖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体自由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该文件这样的表述没有新意，只是把过去几年美国对苏联的认知重新讲了一遍。

　　杜鲁门在阅读“文件”后，指示落实对苏联遏制战略的具体措施。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连续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落实该文件的行动。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贯彻“文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至此，美国的冷战战略和全面扩军备战的蓝图已成形完毕。

　　其次，“法案”与“文件”有相似之处。第一，美国两党对华战略形成共识，这与当年美国对苏联冷战共识如出一辙。这两个共识都经过几年的酝酿。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Bob Menendez)说，美国现在已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有了充分的讨论，但缺乏实质性的应对策略，而这部“法案”将为华盛顿制定反制北京的政策奠定基础和方向。“《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是经过跨党派努力的一项前所未有的立法措施，为印太战略而使用美国所有的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使得我们能够真正面对中国对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的挑战。”

　　第二，美国两党的中美两极思想，与当年美苏冷战的两极思想如出一辙。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其《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中，把中国与西方世界对立起来。拜登把中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对立的两极，他用民主与专制来形容这一对立，并声称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到了历史转折点。拜登4月28日表示，他把美国面临的挑战看作是民主能否在21世纪获得成功。

　　美国两党的中美两极思想导致“法案”的出台。该法案草案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它的列宁主义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政模式，也有悖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政模式。”

　　第三，“文件”和“法案”都确定了美国的最大威胁和争夺国际秩序的领导权。美国确立对苏冷战，苏联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但“文件”没有重新定义苏联的威胁，只是重申了美国政府过去文件中提及的苏联威胁。

　　“法案”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威胁，但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官员都讲过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话。这两届政府的有关部门都发表过带有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报告。

　　“法案”把中国威胁列举得非常详实。该法案在草案中这样表述：“中国政府称赞这种治理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确保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和塑造世界未来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官员都讲过中国要与美国争夺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话。

　　“法案”核心竞争是经济与技术

　　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美苏冷战聚焦军事领域，苏联不愿意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自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文件”自然不会涉及美苏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国参与全球化，但不构成对美国直接的军事威胁，“法案”的重点部分不会是军事领域。

　　283页的“法案”草案由五部分组成：增强未来竞争力、巩固盟友及伙伴关系、强化价值塑造、加强经济管制以及确保战略安全。最核心竞争是经济与技术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军事领域，中美彼此都没有准备与对方开战;而是经济与技术，尤其是技术。中美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5G领域的竞争，将塑造未来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依旧是其他实力的基础。

　　“文件”和“法案”另一个显著差异是联盟的问题。美苏冷战起步时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文件”没有阐述用联盟抗衡苏联。“法案”的起点是已经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与当年的苏联大不一样，西方国家不愿意与中国脱钩。因此，该法案用163页，将近60%的篇幅，阐述巩固盟友及伙伴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有“印太盟友”“四边对话机制”和“美台关系”。美国在战略上要让中国倍感孤立的压力。

　　最后，“法案”的意义不可小觑。“法案”还有待众议院的通过和总统的签署，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实施，其战略意义是什么?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评论中指出，“法案”被认为是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一致走向加强对抗的里程碑式法案。这个法案正式开启了中美走向长期而持久的对抗之路，尽管中国政府不接受中美走向冷战的现实。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开打冷战，但美国国会没有制定战略计划。拜登政府没有说对中国开启冷战，但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法案”，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以此来评判中美冷战?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从“第68号文件”看<战略竞争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