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Joe Biden)就任46任美国总统前后，其政策团队和施政纲要已陆续发布。近期，拜登政府于3月4日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将中国定位为唯一全方位具备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能力的“对手”，并提出要从地缘政治、价值观、高科技等多个领域对华战略竞争，同时不排除在气候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尽管凸显中国的战略竞争者身份，但拜登政府还是强调“外交”的重要性，经双方沟通，中美外交领导也于3月18-19日展开首次战略对话，这一切皆预示着拜登的对华政策既有战略定位的延续性，又有策略的变化性。

　　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判断日趋恶化，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美关系进一步在新冠疫情、台湾、香港、南海等诸多议题上全面竞争，美国国内对华舆论与公共形象认知也日趋负面。据皮尤的调查，2020年美国民众对华负面形象认知的比例已达到73%。美国对华强硬的政治、社会与舆论基础，为拜登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修复，回归合作，制造了较大的国内阻力。拜登总统能否突破这种环境阻力，首要的因素在于他个人能否在环境压力与自我对华认知中保持自主性，而这亟需研判拜登的性格特点及其对华政策偏好走向的关系。

　　一、拜登的性格特点

　　首先，总体评估拜登作为领导人，其自身的性格特点及其政策偏好，以及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基于拜登长期的从政经验，代表着民主党的政策与价值理念传统，以及他对于美国重新回归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努力，拜登更多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威尔逊主义传统。拜登的性格特点及其政策理念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拜登个人因素具有更好的可预测性，也较为相对稳定，其个人性、情绪性以及任性的要素会大大降低。拜登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主导传统思维及其逻辑一致性。第二，在拜登的领导风格上，他将有“成熟、稳定与理性”的特点，而非“冲动性、非深思熟虑”的领导风格。在团队成员选择，政策出台，以及双边关系的发展方面均将有所表现。第三，在执政理念上，拜登将更为注重专业性。这使得传统的专业幕僚、官僚政治、团队助手等因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拜登将更重视其幕僚的专业意见与判断，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背后的政治共识达成。第四，拜登最为重要的性格特点是，他易受到外在环境、政治团体的压力影响，具有明显的对环境的屈从性，这种敏感性与脆弱性使得拜登的政治理念并不具有个人特性，而是背后的美国国内政治、党派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等外在要素的综合。

　　综合对拜登在相关内外政策方面言论的文本内容分析，以及基于拜登从政经历中重要关键性节点及其应对方式的综合分析，拜登作为领导人，其性格特质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合作导向而非冲突导向。拜登对于政治本质的理解更为偏向合作性的，他较为注重政治中的合作、联盟以及阵线的价值，因此，从政治价值理念来看，他将带有更多的合作特性。这种合作特性，对内表现为试图超越党派、族群与价值分歧，在当前极度分裂的美国社会面前，重塑一个团结与合作的美国。这种合作导向也是相对而言，尤其是相对于特朗普的冲突导向而言。但是要注意的是，拜登的合作导向政治世界观，并不直接意味着拜登总统以及美国政府将合作定位为对华政策的准则，相反，拜登更可能将合作看作是对华强硬、竞争的一种策略。在对华合作方面，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2020年第2期“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领导”的施政纲要中已明确表示，美国将在气候变化、反恐、地区安全热点等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近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重复了这一合作信号。但是，这些都是基于民主党的相关合作议题与偏好传统，也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需求。基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当前中美国力差距日益缩小，拜登将延续对华定位为最主要的竞争者。在对华政策偏好上，拜登的合作导向将体现为美国基于民主价值的国际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自我拆解美国的国际联盟。

　　第二，关系导向而非自我导向。作为政坛老客，拜登十分注重在政治斗争中的团结、合作策略的重要性，在意外部环境与自我理念的平衡。这种关系导向特质，决定了他不会任性改变传统，漠视一些政策规则，因此拜登将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与此相对，前任特朗普总统是典型的破坏主义者，即完全颠覆传统，打破规范，以极度自我和超级自恋作为应对环境及其压力的策略。关系导向特质下的拜登，作为领导人，他将重视美国传统价值观下的一些政治战略，比如尊重美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重视政策出台过程中的政治过程与机制，如此，传统的专业幕僚、团队合作以及官僚治国将得到回归。拜登总统也将重新重视在各个专业领域的团队建议，这为预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来了更多的可预测性，即在安全、经济、军事等领域，拜登的团队组建在上任后陆续展开，这些幕僚人员选择将依据其专业政策偏好、业务能力以及与民主党拜登理念的吻合标准，所以考察这种标准及其背后的团队人选，则可大致理清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手段。如上所分析，拜登重视国际民主联盟的价值，将加强西方国家的联盟合作，这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应对压力。

　　但是，拜登的关系导向特质，带来一个他最为核心的性格特点，即拜登对于外部环境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换言之，拜登容易受到美国国内政治、舆论压力以及政治风险压力等影响，将会表现出不能坚持自我，屈从于外部压力与影响的脆弱性。这种外部压力敏感性与脆弱性，预示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理念很大程度上是环境主导的，基于环境压力来考虑可能的对华定位及其策略选择。

　　第三，价值导向而非利益导向。与特朗普忽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政治与外交中地位不同，拜登是一位传统的民主党人。拜登对于价值观持有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外交中将更为重视价值观的地位。对于中美迥异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而言，这是一种传统的负面因素。拜登试图重新团结美国国内政治，在国际上重塑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其依据的基础也是重新举起美国的民主价值大旗。

　　综上，作为美国领导人的拜登，具有三方面明显的政治性格特质，即合作导向、关系导向与价值导向。在上述辨析基础上，要注意规避对拜登政治性格的一些不正确看法，比如认为作为总统个人，拜登是不重要的，只需要关注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看法即可;或者是由于拜登有与中国及中国领导人交往的传统，而且拜登家庭与中国有一定的商业联系，早先拜登也有较多的对华友好言论，因而对拜登对华友好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当然也必须规避认为拜登个人将决定对华政策的片面看法。总之，分析拜登个人的政治性格特质，有助于理解拜登总统的世界观、战略偏好及其手段选择，其特定的领导风格对于团队选择、政策制定以及行为特点的影响。

　　二、核心特质：对政治环境压力的敏感性

　　基于上述辨析，拜登的政治特质会影响到他如何吸收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即美国政府的党派政治、利益集团、政策团队等各种外在影响因素，是通过影响拜登总统以及美国的政策制定程序而形成对华政策。因此，需要辨析清楚总统拜登的性格特质是如何与美国对华政治环境要素互动。总体来看，除了需要对拜登个人的对华理念，当前美国总体上对华战略竞争的国内政治与战略共识，以及拜登可能很大程度上继承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团队作出基本判断，还需揭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偏好及其政策的出台，核心的机制是拜登的外在敏感性过滤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压力。具体来说，将会对拜登对华政策偏好与政策形成压力的核心环境要素体现如下：

　　第一，承诺兑现压力。传统上，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都会就对华议题发表强硬表态，以此表明维护美国利益的姿态，但后续执政期间则会有更多的调整。这种传统发展至今，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一则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已持续恶化，虽然未来有减缓与关系修复可能，但美国国内的超党派共识、特朗普主义的遗产都预示着这种负面国内压力将持续存在，而且拜登易受外部环境压力的敏感性，将表明拜登对竞选时的对华竞争定位以及竞争策略有兑现压力。

　　第二，美国对华负面战略认知。自2015年起，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经过激烈的辩论，在特朗普时期已达到重塑共识的地步。“对华接触失败论”等负面战略定位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政治正确，2020年虽有反思声音，但要改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这是最为深厚的美国国内对华负面认知背景。同时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负面舆论攻击等，造成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已近73%左右。

　　第三，正名表态压力。拜登与中国及中国领导人有一定的交往，而且也有一定的商业联系，这种背景在竞选时期成为对手攻击的措辞。因此，在美国国内对华已形成较为负面认知的背景下，拜登的理性策略，可以预期则是更多地试图撇清与中国的“好友关系”，因此他更可能以强硬姿态来证明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

　　第四，特朗普主义遗产。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展的负面对华战略竞争，不仅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巨大倒退，而且也留下了诸多负面遗产。这种特朗普主义的对华竞争负面遗产，包括对华战略定位、美国社会与政治极化造成中国议题的敏感性、对华竞争者角色的塑造等，加之民主党传统的对华竞争策略，都是拜登性格易受外部压力敏感的负面外部环境。这预示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将是初始从竞争、紧张与斗争开始。

　　第五，专业团队的偏好一致性。从当前来看，成为拜登外交政策以及对华政策团队的成员，大多来自民主党的一些“传统人士”，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比如布林肯(Antony Blinken)、坎贝尔(Kurt Campbell)、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人，也包括一些民主党内持对华竞争强硬派的新锐。这些具有一致性对华战略偏好的团队，与拜登一起，展现了重新思考先前美国对华接触传统，转而以战略对抗、国际联合、地区竞争等全方位对华竞争的策略选择，相关策略手段与特朗普不同，但竞争的定位是一致的。

　　总之，拜登的性格特质与对华政策理念分析，预示着拜登政府下对华政策将相对更为稳定、可预测，但美国对华竞争定位短时内难以改变。尤为需要注意的是拜登的核心性格特质：对外部压力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这种性格特质决定了拜登将接受当前美国国内对华的战略定位与竞争策略，但也带来一个潜在施加对美影响力的着力点，即通过首脑外交、战略对话、中间人私下联系等个人性、制度性渠道，塑造积极合作、改变负面竞争政策，但渠道的选择需要注意私密性，因为拜登更为敏感其国内的政治风险与压力。总体上拜登个人性色彩将下降，未来制度化的拜登总统及其政治理念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作者：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拜登(Joe Biden)就任46任美国总统前后，其政策团队和施政纲要已陆续发布。近期，拜登政府于3月4日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将中国定位为唯一全方位具备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能力的“对手”，并提出要从地缘政治、价值观、高科技等多个领域对华战略竞争，同时不排除在气候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尽管凸显中国的战略竞争者身份，但拜登政府还是强调“外交”的重要性，经双方沟通，中美外交领导也于3月18-19日展开首次战略对话，这一切皆预示着拜登的对华政策既有战略定位的延续性，又有策略的变化性。

　　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判断日趋恶化，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美关系进一步在新冠疫情、台湾、香港、南海等诸多议题上全面竞争，美国国内对华舆论与公共形象认知也日趋负面。据皮尤的调查，2020年美国民众对华负面形象认知的比例已达到73%。美国对华强硬的政治、社会与舆论基础，为拜登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修复，回归合作，制造了较大的国内阻力。拜登总统能否突破这种环境阻力，首要的因素在于他个人能否在环境压力与自我对华认知中保持自主性，而这亟需研判拜登的性格特点及其对华政策偏好走向的关系。

　　一、拜登的性格特点

　　首先，总体评估拜登作为领导人，其自身的性格特点及其政策偏好，以及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基于拜登长期的从政经验，代表着民主党的政策与价值理念传统，以及他对于美国重新回归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努力，拜登更多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威尔逊主义传统。拜登的性格特点及其政策理念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拜登个人因素具有更好的可预测性，也较为相对稳定，其个人性、情绪性以及任性的要素会大大降低。拜登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主导传统思维及其逻辑一致性。第二，在拜登的领导风格上，他将有“成熟、稳定与理性”的特点，而非“冲动性、非深思熟虑”的领导风格。在团队成员选择，政策出台，以及双边关系的发展方面均将有所表现。第三，在执政理念上，拜登将更为注重专业性。这使得传统的专业幕僚、官僚政治、团队助手等因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拜登将更重视其幕僚的专业意见与判断，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背后的政治共识达成。第四，拜登最为重要的性格特点是，他易受到外在环境、政治团体的压力影响，具有明显的对环境的屈从性，这种敏感性与脆弱性使得拜登的政治理念并不具有个人特性，而是背后的美国国内政治、党派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等外在要素的综合。

　　综合对拜登在相关内外政策方面言论的文本内容分析，以及基于拜登从政经历中重要关键性节点及其应对方式的综合分析，拜登作为领导人，其性格特质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合作导向而非冲突导向。拜登对于政治本质的理解更为偏向合作性的，他较为注重政治中的合作、联盟以及阵线的价值，因此，从政治价值理念来看，他将带有更多的合作特性。这种合作特性，对内表现为试图超越党派、族群与价值分歧，在当前极度分裂的美国社会面前，重塑一个团结与合作的美国。这种合作导向也是相对而言，尤其是相对于特朗普的冲突导向而言。但是要注意的是，拜登的合作导向政治世界观，并不直接意味着拜登总统以及美国政府将合作定位为对华政策的准则，相反，拜登更可能将合作看作是对华强硬、竞争的一种策略。在对华合作方面，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2020年第2期“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领导”的施政纲要中已明确表示，美国将在气候变化、反恐、地区安全热点等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近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重复了这一合作信号。但是，这些都是基于民主党的相关合作议题与偏好传统，也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需求。基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当前中美国力差距日益缩小，拜登将延续对华定位为最主要的竞争者。在对华政策偏好上，拜登的合作导向将体现为美国基于民主价值的国际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自我拆解美国的国际联盟。

　　第二，关系导向而非自我导向。作为政坛老客，拜登十分注重在政治斗争中的团结、合作策略的重要性，在意外部环境与自我理念的平衡。这种关系导向特质，决定了他不会任性改变传统，漠视一些政策规则，因此拜登将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与此相对，前任特朗普总统是典型的破坏主义者，即完全颠覆传统，打破规范，以极度自我和超级自恋作为应对环境及其压力的策略。关系导向特质下的拜登，作为领导人，他将重视美国传统价值观下的一些政治战略，比如尊重美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重视政策出台过程中的政治过程与机制，如此，传统的专业幕僚、团队合作以及官僚治国将得到回归。拜登总统也将重新重视在各个专业领域的团队建议，这为预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来了更多的可预测性，即在安全、经济、军事等领域，拜登的团队组建在上任后陆续展开，这些幕僚人员选择将依据其专业政策偏好、业务能力以及与民主党拜登理念的吻合标准，所以考察这种标准及其背后的团队人选，则可大致理清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手段。如上所分析，拜登重视国际民主联盟的价值，将加强西方国家的联盟合作，这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应对压力。

　　但是，拜登的关系导向特质，带来一个他最为核心的性格特点，即拜登对于外部环境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换言之，拜登容易受到美国国内政治、舆论压力以及政治风险压力等影响，将会表现出不能坚持自我，屈从于外部压力与影响的脆弱性。这种外部压力敏感性与脆弱性，预示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理念很大程度上是环境主导的，基于环境压力来考虑可能的对华定位及其策略选择。

　　第三，价值导向而非利益导向。与特朗普忽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政治与外交中地位不同，拜登是一位传统的民主党人。拜登对于价值观持有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外交中将更为重视价值观的地位。对于中美迥异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而言，这是一种传统的负面因素。拜登试图重新团结美国国内政治，在国际上重塑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其依据的基础也是重新举起美国的民主价值大旗。

　　综上，作为美国领导人的拜登，具有三方面明显的政治性格特质，即合作导向、关系导向与价值导向。在上述辨析基础上，要注意规避对拜登政治性格的一些不正确看法，比如认为作为总统个人，拜登是不重要的，只需要关注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看法即可;或者是由于拜登有与中国及中国领导人交往的传统，而且拜登家庭与中国有一定的商业联系，早先拜登也有较多的对华友好言论，因而对拜登对华友好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当然也必须规避认为拜登个人将决定对华政策的片面看法。总之，分析拜登个人的政治性格特质，有助于理解拜登总统的世界观、战略偏好及其手段选择，其特定的领导风格对于团队选择、政策制定以及行为特点的影响。

　　二、核心特质：对政治环境压力的敏感性

　　基于上述辨析，拜登的政治特质会影响到他如何吸收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即美国政府的党派政治、利益集团、政策团队等各种外在影响因素，是通过影响拜登总统以及美国的政策制定程序而形成对华政策。因此，需要辨析清楚总统拜登的性格特质是如何与美国对华政治环境要素互动。总体来看，除了需要对拜登个人的对华理念，当前美国总体上对华战略竞争的国内政治与战略共识，以及拜登可能很大程度上继承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团队作出基本判断，还需揭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偏好及其政策的出台，核心的机制是拜登的外在敏感性过滤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压力。具体来说，将会对拜登对华政策偏好与政策形成压力的核心环境要素体现如下：

　　第一，承诺兑现压力。传统上，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都会就对华议题发表强硬表态，以此表明维护美国利益的姿态，但后续执政期间则会有更多的调整。这种传统发展至今，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一则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已持续恶化，虽然未来有减缓与关系修复可能，但美国国内的超党派共识、特朗普主义的遗产都预示着这种负面国内压力将持续存在，而且拜登易受外部环境压力的敏感性，将表明拜登对竞选时的对华竞争定位以及竞争策略有兑现压力。

　　第二，美国对华负面战略认知。自2015年起，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经过激烈的辩论，在特朗普时期已达到重塑共识的地步。“对华接触失败论”等负面战略定位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政治正确，2020年虽有反思声音，但要改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这是最为深厚的美国国内对华负面认知背景。同时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负面舆论攻击等，造成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已近73%左右。

　　第三，正名表态压力。拜登与中国及中国领导人有一定的交往，而且也有一定的商业联系，这种背景在竞选时期成为对手攻击的措辞。因此，在美国国内对华已形成较为负面认知的背景下，拜登的理性策略，可以预期则是更多地试图撇清与中国的“好友关系”，因此他更可能以强硬姿态来证明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

　　第四，特朗普主义遗产。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展的负面对华战略竞争，不仅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巨大倒退，而且也留下了诸多负面遗产。这种特朗普主义的对华竞争负面遗产，包括对华战略定位、美国社会与政治极化造成中国议题的敏感性、对华竞争者角色的塑造等，加之民主党传统的对华竞争策略，都是拜登性格易受外部压力敏感的负面外部环境。这预示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将是初始从竞争、紧张与斗争开始。

　　第五，专业团队的偏好一致性。从当前来看，成为拜登外交政策以及对华政策团队的成员，大多来自民主党的一些“传统人士”，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比如布林肯(Antony Blinken)、坎贝尔(Kurt Campbell)、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人，也包括一些民主党内持对华竞争强硬派的新锐。这些具有一致性对华战略偏好的团队，与拜登一起，展现了重新思考先前美国对华接触传统，转而以战略对抗、国际联合、地区竞争等全方位对华竞争的策略选择，相关策略手段与特朗普不同，但竞争的定位是一致的。

　　总之，拜登的性格特质与对华政策理念分析，预示着拜登政府下对华政策将相对更为稳定、可预测，但美国对华竞争定位短时内难以改变。尤为需要注意的是拜登的核心性格特质：对外部压力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这种性格特质决定了拜登将接受当前美国国内对华的战略定位与竞争策略，但也带来一个潜在施加对美影响力的着力点，即通过首脑外交、战略对话、中间人私下联系等个人性、制度性渠道，塑造积极合作、改变负面竞争政策，但渠道的选择需要注意私密性，因为拜登更为敏感其国内的政治风险与压力。总体上拜登个人性色彩将下降，未来制度化的拜登总统及其政治理念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作者：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