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明白，联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最大优势。停止此前特朗普政府削弱这些关系的做法是明智的，而且会被证明改变那些做法相对容易。然而，如果华盛顿认为，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希望在许多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或者他们可能会帮助华盛顿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限制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像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在冷战期间对苏联所做的那样，那将是错误的想法。

　　把美国的联盟政策或多边外交中心放在与北京的意识形态斗争上也是错误的。许多重要的美国的潜合作伙伴，例如越南或泰国(与美国制度不同)，或者自由国家，如印度和韩国，它们不希望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建立在对北京零和博弈的基础上。欧盟内的许多国家也是这样，欧盟和美国一样，对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十年里的强硬外交和制度自信感到担忧。欧盟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成员国免受知识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的侵害。在2019年3月的一份安全文件中，欧盟委员会甚至将中国称为“推动替代治理形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但同一份欧盟委员会的战略文件强调了与北京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甚至是要发展一种“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12月底，欧盟与中国有意达成一项广泛的双边投资条约，未来欧洲经济将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显然不是“冷战”的样子。

2011年8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北京会面

　　有限影响

　　在美中分歧的另一端，建立冷战联盟的前景更加渺茫。中国仅与朝鲜建立了正式的同盟关系，与巴基斯坦是牢固的安全伙伴关系，与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老挝、柬埔寨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盟在南海争端中对中国采取统一立场，但这并没有增强中国向海外投射力量的能力，也没有增强中国对抗美国主导的东亚同盟体系的能力。一个可能的例外是柬埔寨，中国在那里获得了特殊的港口权，这可能有助于中国海军在柬埔寨持续存在。不过，柬埔寨的后殖民民族主义者对这样的情况表示反对。

　　通过于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可能会与更多亚洲和非洲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北京的全球影响力也会相应增长。但建立这些特殊关系更有可能是为北京服务，阻止这些国家采取对抗中国利益的政策，而不是鼓励这些国家加入联盟，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这一现实仍然会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外交努力构成挑战。例如，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航运巨头中远集团(COSCO)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大举投资，导致北约成员国希腊阻止了欧盟针对中国的人权申诉。然而，即使如此，北京似乎也仅是在利用其特殊关系来捍卫其国内的政治体系，而不是把希腊变成一个攻击北约安全利益的平台。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在安全方面，中国最重要的伙伴是与俄罗斯——另一个拥有可观军事资源的大国。中俄合作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军售以及在联合国的外交合作，以阻止美国及其盟友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领导人施压或推翻他们的努力。但中俄之间并不非真正的联盟。很难想象中国会直接介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斗争，或者未来在波罗的海国家发生的任何冲突里。同样，也很难想象俄罗斯军方会直接介入台海冲突或其他东亚海上争端。事实上，俄罗斯向越南和印度出售先进的武器系统，而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纠纷。

　　促使俄罗斯和中国走得更近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的强大力量，两国对以前的美国政府追求政权更迭以及在专制政权统治的地区进行所谓的“颜色革命”都有共同的反感。中国没有试图像俄罗斯那样破坏民主，但它经常在国际论坛上与莫斯科一道，反对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就国内治理失败和人道问题向有关国家施压的努力。就这些问题上的合作方面，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最为密切，这两个国家否决了多项批评阿萨德政权的决议草案，而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就美国呼吁推翻马杜罗政权，同样遭到它们的反对。

　　确实，中国以在世界上最缺乏民主的地区投资和建设基础设施而闻名。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监控技术(如高分辨率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以牟取暴利，这可能会支持世界上一些最专制的政府。特别是如果美国摒弃“美国优先”，并在拜登政府期间回归在海外促进民主的传统姿态，中国的这种做法将引起华盛顿的严重关切。尽管如此，中国仍向任何愿意购买此类设备的买家出售，无论其政权类型如何。但如果由此说中国的出口政策旨在推进威权主义和破坏民主，那就是夸大其词了。中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往来也明显增多，其中包括亚洲和欧洲许多与美国结盟或友好的自由民主国家。事实上，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美国及其七个盟国在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占八席。

　　考虑到执政党在国内的合法性需要经济表现，北京疏远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将是鲁莽的，这些国家为中国制造商提供资金，帮助中国的技术发展，并为中国生产的产品提供最终市场。尽管北京和俄罗斯将继续抵制美国支持颜色革命的企图，但只有俄罗斯才会可能会支持威权主义在国外的传播，因为它与全球生产链的整合程度要低得多。

　　警醒之处

　　全球化、相互依赖和跨国生产当然是双向的，许多具有自由意识形态的发达经济体都依赖中国来实现其的经济福祉。中国是美国重要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贸易参与者一直对中国放弃更令人放心、更温和的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感到不安，但它们并不完全赞同像华盛顿越来越多声称的那样，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安全或意识形态威胁。因此，寻求冷战式的与中国经济脱钩不仅不现实，而且是不明智的。美国的60多个全球盟友和安全伙伴网络包括世界上许多最先进的高科技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和英国。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安全网络赋予了美国成为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所必需的力量投射。中国缺乏类似的网络，这极大地限制了其力量投射。如果崛起的中国变得咄咄逼人，推进扩张主义，许多美国伙伴可能会站在美国一边。

　　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精英层清楚这一点。这是崛起中的中国保持相对克制的众多原因之一。自1988年以来，中国从未发生过对外的激烈冲突，自1979年以来也没有进行过全面战争。威慑是有效的，而且很可能在适当的军事和外交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没有出人意料地转向侵略性的军事冒险，没有哪个美国盟友会同意美国领导对华冷战的遏制政策。特朗普政府本身对美中贸易战等政策倡议的目的缺乏充分共识。这个计划是为了创造杠杆来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从而创造更深层次的美中融合吗?面临市场关闭、国家补贴和国际产权侵犯的美国盟友可能会欢迎这一计划。但是，如果美国的关税和其他限制只是为了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更像是一种冷战战略，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盟友的支持。

　　然而，特朗普政府期间形成的共识是，在5G通信等某些高科技领域，美国及其盟友最好放弃与华为等某些中国供应商的深度整合。在这方面，特朗普政府推进在两党都大力支持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将防止美国及其关键安全伙伴依赖中国的系统。此外，这场在全球范围内为5G设定初始标准的竞赛，对未来的商业交易、基于人工智能(AI)的下一代行业以及未来自动化武器系统的发展都有巨大影响。

　　在这些有限但很重要的经济领域，与中国的竞争很可能看起来像是一场零和的美中冷战。高科技领域可能类似于1989年武器禁运以来的军事领域，美国试图尽最大努力限制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但即使是美中在5G问题上的双边斗争也表明，世界被划为完全分裂的经济集团的可能性很低。尽管大多数美国的朋友和盟国都了解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深深地嵌入其通信基础设施中会带来的安全风险，但美国仍然很难让诸如英国和德国这样的亲密盟友同它一道，完全放弃购买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抵制与国家安全明显相关的一小部分相关电信技术扩大都这么困难，那扩大到抵制更广泛的一系列技术，美国说服志同道合的国家排除中国产品的能力将迅速下降。在21世纪，任何只想损害中国经济或鼓励其他国家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尝试都将失败。

　　类似需要警醒之处，就像《2018年国防战略纲要》里，美国政府把几乎所有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包括基础设施投资)都称之为“掠夺性的”。在东亚、中亚和南亚，这样笼统的谴责听起来很空洞。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这些地区确定了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需求，即使是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无法完全满足。与其抱怨中国的投资，美国及其盟友更应该在经济外交上与中国竞争。特朗普政府明智地(通过《建设法案》)创设资金量达600亿美元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设立并获得了国会资金。然而，如果把美国的资金描绘成好的，而把所有中国的资金描绘成“掠夺性的”，在这一领域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的表现可能会很差。大多数国家仍然欢迎中国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广泛技术，而不喜欢被美国贴上“被愚弄”的标签。

　　同样，华盛顿认为，中国正在实施“债务陷阱”外交，在目标国家制造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不过，这种说法在亚洲可能会被束之高阁。债务-股权直接互换的唯一例子是中国对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一份为期99年的租约。这只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最初的努力是否主要是为了制造日后可能被利用的债务危机，也值得怀疑。此外，除非有人愿意通过直接赠款而不是贷款来资助新项目(欧盟国家和美国似乎都不愿意这样做)，否则任何新项目都会增加目标国家的总债务，而不管新贷款的来源是什么。而且，由于仅凭市场激励并不能吸引欧美银行投资亚洲基础设施，中国往往是唯一的选择。美国最亲密的亚洲盟友日本比美国更了解这一现实。日本不仅加强了对亚洲的基础设施援助和投资，还表示愿意在印度等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

　　注意观察

　　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缺乏意识形态霸权的斗争，这意味着不太可能兴起新冷战。有两个方面的改变才会出现类似美苏冷战的局面。一是，如果中国发动一场有意识的运动来支持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和破坏民主，那么美国和中国的盟友将很快开始相互对抗。二是，如果北京让国内生产商替代作为全球生产链部分的外商，减少对全球市场的依赖，那么中国可能会愿意承受意识形态斗争的代价。若中国以外的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反应过度，成为反全球化民族主义的牺牲品，从而扭转将中国和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纳入跨国生产链的全球经济趋势，也可能出现这种结果。

　　美国及其许多国际伙伴也应该研究北京最近所谓的双循环经济模式的结果。至少在措辞上，这种做法旨在让国内消费和制造业优先于国际联系，尽管它显然也为后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最近加大了对美国投资银行的金融领域开放，以及2020年12月达成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

　　如果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新冷战感到担忧，他们应该观察中国与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的融合和脱钩的趋势。他们还应该研究中国在国际冲突和内部争斗中外交政策的变化，在这些冲突和争斗中，倾向自由的政治力量与倾向专制的政治力量会相互竞争。除非中国在这两方面都与此前的做法截然不同，否则中美之间的冷战不会发生。

　　作者曾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本文节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24/there-will-not-be-new-cold-war

　　拜登政府明白，联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最大优势。停止此前特朗普政府削弱这些关系的做法是明智的，而且会被证明改变那些做法相对容易。然而，如果华盛顿认为，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希望在许多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或者他们可能会帮助华盛顿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限制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像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在冷战期间对苏联所做的那样，那将是错误的想法。

　　把美国的联盟政策或多边外交中心放在与北京的意识形态斗争上也是错误的。许多重要的美国的潜合作伙伴，例如越南或泰国(与美国制度不同)，或者自由国家，如印度和韩国，它们不希望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建立在对北京零和博弈的基础上。欧盟内的许多国家也是这样，欧盟和美国一样，对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十年里的强硬外交和制度自信感到担忧。欧盟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成员国免受知识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的侵害。在2019年3月的一份安全文件中，欧盟委员会甚至将中国称为“推动替代治理形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但同一份欧盟委员会的战略文件强调了与北京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甚至是要发展一种“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12月底，欧盟与中国有意达成一项广泛的双边投资条约，未来欧洲经济将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显然不是“冷战”的样子。

2011年8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北京会面

　　有限影响

　　在美中分歧的另一端，建立冷战联盟的前景更加渺茫。中国仅与朝鲜建立了正式的同盟关系，与巴基斯坦是牢固的安全伙伴关系，与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老挝、柬埔寨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盟在南海争端中对中国采取统一立场，但这并没有增强中国向海外投射力量的能力，也没有增强中国对抗美国主导的东亚同盟体系的能力。一个可能的例外是柬埔寨，中国在那里获得了特殊的港口权，这可能有助于中国海军在柬埔寨持续存在。不过，柬埔寨的后殖民民族主义者对这样的情况表示反对。

　　通过于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可能会与更多亚洲和非洲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北京的全球影响力也会相应增长。但建立这些特殊关系更有可能是为北京服务，阻止这些国家采取对抗中国利益的政策，而不是鼓励这些国家加入联盟，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这一现实仍然会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外交努力构成挑战。例如，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航运巨头中远集团(COSCO)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大举投资，导致北约成员国希腊阻止了欧盟针对中国的人权申诉。然而，即使如此，北京似乎也仅是在利用其特殊关系来捍卫其国内的政治体系，而不是把希腊变成一个攻击北约安全利益的平台。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在安全方面，中国最重要的伙伴是与俄罗斯——另一个拥有可观军事资源的大国。中俄合作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军售以及在联合国的外交合作，以阻止美国及其盟友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领导人施压或推翻他们的努力。但中俄之间并不非真正的联盟。很难想象中国会直接介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斗争，或者未来在波罗的海国家发生的任何冲突里。同样，也很难想象俄罗斯军方会直接介入台海冲突或其他东亚海上争端。事实上，俄罗斯向越南和印度出售先进的武器系统，而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纠纷。

　　促使俄罗斯和中国走得更近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的强大力量，两国对以前的美国政府追求政权更迭以及在专制政权统治的地区进行所谓的“颜色革命”都有共同的反感。中国没有试图像俄罗斯那样破坏民主，但它经常在国际论坛上与莫斯科一道，反对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就国内治理失败和人道问题向有关国家施压的努力。就这些问题上的合作方面，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最为密切，这两个国家否决了多项批评阿萨德政权的决议草案，而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就美国呼吁推翻马杜罗政权，同样遭到它们的反对。

　　确实，中国以在世界上最缺乏民主的地区投资和建设基础设施而闻名。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监控技术(如高分辨率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以牟取暴利，这可能会支持世界上一些最专制的政府。特别是如果美国摒弃“美国优先”，并在拜登政府期间回归在海外促进民主的传统姿态，中国的这种做法将引起华盛顿的严重关切。尽管如此，中国仍向任何愿意购买此类设备的买家出售，无论其政权类型如何。但如果由此说中国的出口政策旨在推进威权主义和破坏民主，那就是夸大其词了。中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往来也明显增多，其中包括亚洲和欧洲许多与美国结盟或友好的自由民主国家。事实上，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美国及其七个盟国在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占八席。

　　考虑到执政党在国内的合法性需要经济表现，北京疏远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将是鲁莽的，这些国家为中国制造商提供资金，帮助中国的技术发展，并为中国生产的产品提供最终市场。尽管北京和俄罗斯将继续抵制美国支持颜色革命的企图，但只有俄罗斯才会可能会支持威权主义在国外的传播，因为它与全球生产链的整合程度要低得多。

　　警醒之处

　　全球化、相互依赖和跨国生产当然是双向的，许多具有自由意识形态的发达经济体都依赖中国来实现其的经济福祉。中国是美国重要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贸易参与者一直对中国放弃更令人放心、更温和的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感到不安，但它们并不完全赞同像华盛顿越来越多声称的那样，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安全或意识形态威胁。因此，寻求冷战式的与中国经济脱钩不仅不现实，而且是不明智的。美国的60多个全球盟友和安全伙伴网络包括世界上许多最先进的高科技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和英国。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安全网络赋予了美国成为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所必需的力量投射。中国缺乏类似的网络，这极大地限制了其力量投射。如果崛起的中国变得咄咄逼人，推进扩张主义，许多美国伙伴可能会站在美国一边。

　　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精英层清楚这一点。这是崛起中的中国保持相对克制的众多原因之一。自1988年以来，中国从未发生过对外的激烈冲突，自1979年以来也没有进行过全面战争。威慑是有效的，而且很可能在适当的军事和外交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没有出人意料地转向侵略性的军事冒险，没有哪个美国盟友会同意美国领导对华冷战的遏制政策。特朗普政府本身对美中贸易战等政策倡议的目的缺乏充分共识。这个计划是为了创造杠杆来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从而创造更深层次的美中融合吗?面临市场关闭、国家补贴和国际产权侵犯的美国盟友可能会欢迎这一计划。但是，如果美国的关税和其他限制只是为了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更像是一种冷战战略，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盟友的支持。

　　然而，特朗普政府期间形成的共识是，在5G通信等某些高科技领域，美国及其盟友最好放弃与华为等某些中国供应商的深度整合。在这方面，特朗普政府推进在两党都大力支持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将防止美国及其关键安全伙伴依赖中国的系统。此外，这场在全球范围内为5G设定初始标准的竞赛，对未来的商业交易、基于人工智能(AI)的下一代行业以及未来自动化武器系统的发展都有巨大影响。

　　在这些有限但很重要的经济领域，与中国的竞争很可能看起来像是一场零和的美中冷战。高科技领域可能类似于1989年武器禁运以来的军事领域，美国试图尽最大努力限制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但即使是美中在5G问题上的双边斗争也表明，世界被划为完全分裂的经济集团的可能性很低。尽管大多数美国的朋友和盟国都了解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深深地嵌入其通信基础设施中会带来的安全风险，但美国仍然很难让诸如英国和德国这样的亲密盟友同它一道，完全放弃购买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抵制与国家安全明显相关的一小部分相关电信技术扩大都这么困难，那扩大到抵制更广泛的一系列技术，美国说服志同道合的国家排除中国产品的能力将迅速下降。在21世纪，任何只想损害中国经济或鼓励其他国家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尝试都将失败。

　　类似需要警醒之处，就像《2018年国防战略纲要》里，美国政府把几乎所有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包括基础设施投资)都称之为“掠夺性的”。在东亚、中亚和南亚，这样笼统的谴责听起来很空洞。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这些地区确定了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需求，即使是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无法完全满足。与其抱怨中国的投资，美国及其盟友更应该在经济外交上与中国竞争。特朗普政府明智地(通过《建设法案》)创设资金量达600亿美元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设立并获得了国会资金。然而，如果把美国的资金描绘成好的，而把所有中国的资金描绘成“掠夺性的”，在这一领域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的表现可能会很差。大多数国家仍然欢迎中国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广泛技术，而不喜欢被美国贴上“被愚弄”的标签。

　　同样，华盛顿认为，中国正在实施“债务陷阱”外交，在目标国家制造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不过，这种说法在亚洲可能会被束之高阁。债务-股权直接互换的唯一例子是中国对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一份为期99年的租约。这只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最初的努力是否主要是为了制造日后可能被利用的债务危机，也值得怀疑。此外，除非有人愿意通过直接赠款而不是贷款来资助新项目(欧盟国家和美国似乎都不愿意这样做)，否则任何新项目都会增加目标国家的总债务，而不管新贷款的来源是什么。而且，由于仅凭市场激励并不能吸引欧美银行投资亚洲基础设施，中国往往是唯一的选择。美国最亲密的亚洲盟友日本比美国更了解这一现实。日本不仅加强了对亚洲的基础设施援助和投资，还表示愿意在印度等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

　　注意观察

　　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缺乏意识形态霸权的斗争，这意味着不太可能兴起新冷战。有两个方面的改变才会出现类似美苏冷战的局面。一是，如果中国发动一场有意识的运动来支持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和破坏民主，那么美国和中国的盟友将很快开始相互对抗。二是，如果北京让国内生产商替代作为全球生产链部分的外商，减少对全球市场的依赖，那么中国可能会愿意承受意识形态斗争的代价。若中国以外的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反应过度，成为反全球化民族主义的牺牲品，从而扭转将中国和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纳入跨国生产链的全球经济趋势，也可能出现这种结果。

　　美国及其许多国际伙伴也应该研究北京最近所谓的双循环经济模式的结果。至少在措辞上，这种做法旨在让国内消费和制造业优先于国际联系，尽管它显然也为后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最近加大了对美国投资银行的金融领域开放，以及2020年12月达成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

　　如果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新冷战感到担忧，他们应该观察中国与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的融合和脱钩的趋势。他们还应该研究中国在国际冲突和内部争斗中外交政策的变化，在这些冲突和争斗中，倾向自由的政治力量与倾向专制的政治力量会相互竞争。除非中国在这两方面都与此前的做法截然不同，否则中美之间的冷战不会发生。

　　作者曾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本文节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24/there-will-not-be-new-cold-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