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低点，拜登新政府的对华战略仍在评估之中。面对巨大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的观察不仅要关注近期能否改善，也需要深刻思考中长期未来。中美关系的远景并不单纯取决于力量对比和利益构成变化，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国际秩序的认知能否找到“交汇点”。笔者认为，中美关系当前困难背后的认知根源，本质上是美国“单极秩序下的霸权稳定论”与“多极化下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稳定论”之争。

　　从历史上来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人们往往在实践中倾向于简化，从而形成对立性质和等级化的认知，例如“我们和他们”、“里面人和外面人”、“朋友和敌人”、“文明和野蛮”，等等。二战后美国外交实践的经验是，美国霸权主导建立的西方世界内部等级关系很好地约束了成员的鲁莽行为，维护了内部政治关系稳定和经济发展，并有效地在反苏统一战线上构建了一致的对外认知。冷战的突然结束让美国的战略家们对一个多极化的新世界感到不安，而“冷战胜利的喜悦”又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霸权稳定论的信念，即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善意的霸权比起无序要好得多。

　　然而，这样的单极世界稳定论要建立在一国超级强大并有意愿同时其他国家也愿意去接受其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问题是过去30年时间里，国际体系多极化的发展以及美国领导力疲乏让这种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中国等新兴国家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不仅关乎中美关系，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在一个多极化、民主化世界里，国际关系能不能实现和平?

　　过去20多年，中国的精英们不遗余力地强调无意与美国争霸，无意取代美国，然而似乎很难说服美国。这样下去，中国也会出现“说服疲劳”。笔者认为，中美关系的讨论要跳出上述双边关系框架，共同探讨国际关系民主化环境下建构稳定国际秩序的可能性这一战略问题。国际关系民主化并不是说不用管理，没有管理的民主必定带来无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呢?霸权稳定论的本质是霸权国家进行国际关系的一元化管理，然而任何的管控都不是没有成本的，霸权国家只有在管控收益超过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够维系这样的秩序。经过了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后，无论是美国精英还是美国社会，实际上都已经意识到了管控世界的成本已经超过了收益。国际关系的管理需要新模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美有一定的认知交汇。问题是对于这个新模式是什么，目前不仅没有共识，而且共识必须要在实践中不断试错、学习，要在总结和沟通中建构。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度恐惧，将会造成知识创新的停滞，也是对各国政治自主性增加后主要国家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管理能力建设和机制建构可能性的低估。在欧洲，对宗教的包容是在经过16-17世纪非常血腥和破坏性极强的宗教战争后才实现的，这反映出那些君主国家认识到，从强制性宗教皈依政策中获得的收益比想象的要小得多。21世纪的人类应该有智慧在不付出巨大成本的情况下实现认知转型。

　　美苏冷战之所以能够打起来主要在于双方都想通过完全脱钩严格控制各自盟友、制服对方并最终建立上下级的关系模式。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环境下，这种等级化管控的成本是巨大的，任何管控都需要资源，而资源不是无限的。这实际上就要求国际关系从原来的等级关系模式逐渐朝着水平关系模式转型，从原来的垂直化管控朝着水平化的相互监督、相互管理模式转型，本质是要建构国际关系中竞争性共生的思维。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远景并不是没有管理的无序的民主化，而是一种不仅中美之间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也对中美两个大国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管理的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的远景也需要在朝着相互妥协、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包容方向演进过程中发展出一种自律性稳定的新模式。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不仅要继续寻找“利益交汇点”，更需要努力寻找和建构“认知交汇点”。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低点，拜登新政府的对华战略仍在评估之中。面对巨大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的观察不仅要关注近期能否改善，也需要深刻思考中长期未来。中美关系的远景并不单纯取决于力量对比和利益构成变化，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国际秩序的认知能否找到“交汇点”。笔者认为，中美关系当前困难背后的认知根源，本质上是美国“单极秩序下的霸权稳定论”与“多极化下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稳定论”之争。

　　从历史上来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人们往往在实践中倾向于简化，从而形成对立性质和等级化的认知，例如“我们和他们”、“里面人和外面人”、“朋友和敌人”、“文明和野蛮”，等等。二战后美国外交实践的经验是，美国霸权主导建立的西方世界内部等级关系很好地约束了成员的鲁莽行为，维护了内部政治关系稳定和经济发展，并有效地在反苏统一战线上构建了一致的对外认知。冷战的突然结束让美国的战略家们对一个多极化的新世界感到不安，而“冷战胜利的喜悦”又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霸权稳定论的信念，即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善意的霸权比起无序要好得多。

　　然而，这样的单极世界稳定论要建立在一国超级强大并有意愿同时其他国家也愿意去接受其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问题是过去30年时间里，国际体系多极化的发展以及美国领导力疲乏让这种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中国等新兴国家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不仅关乎中美关系，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在一个多极化、民主化世界里，国际关系能不能实现和平?

　　过去20多年，中国的精英们不遗余力地强调无意与美国争霸，无意取代美国，然而似乎很难说服美国。这样下去，中国也会出现“说服疲劳”。笔者认为，中美关系的讨论要跳出上述双边关系框架，共同探讨国际关系民主化环境下建构稳定国际秩序的可能性这一战略问题。国际关系民主化并不是说不用管理，没有管理的民主必定带来无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呢?霸权稳定论的本质是霸权国家进行国际关系的一元化管理，然而任何的管控都不是没有成本的，霸权国家只有在管控收益超过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够维系这样的秩序。经过了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后，无论是美国精英还是美国社会，实际上都已经意识到了管控世界的成本已经超过了收益。国际关系的管理需要新模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美有一定的认知交汇。问题是对于这个新模式是什么，目前不仅没有共识，而且共识必须要在实践中不断试错、学习，要在总结和沟通中建构。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度恐惧，将会造成知识创新的停滞，也是对各国政治自主性增加后主要国家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管理能力建设和机制建构可能性的低估。在欧洲，对宗教的包容是在经过16-17世纪非常血腥和破坏性极强的宗教战争后才实现的，这反映出那些君主国家认识到，从强制性宗教皈依政策中获得的收益比想象的要小得多。21世纪的人类应该有智慧在不付出巨大成本的情况下实现认知转型。

　　美苏冷战之所以能够打起来主要在于双方都想通过完全脱钩严格控制各自盟友、制服对方并最终建立上下级的关系模式。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环境下，这种等级化管控的成本是巨大的，任何管控都需要资源，而资源不是无限的。这实际上就要求国际关系从原来的等级关系模式逐渐朝着水平关系模式转型，从原来的垂直化管控朝着水平化的相互监督、相互管理模式转型，本质是要建构国际关系中竞争性共生的思维。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远景并不是没有管理的无序的民主化，而是一种不仅中美之间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也对中美两个大国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管理的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的远景也需要在朝着相互妥协、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包容方向演进过程中发展出一种自律性稳定的新模式。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不仅要继续寻找“利益交汇点”，更需要努力寻找和建构“认知交汇点”。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