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拜登政府当今的方针宣示(上)

　　白宫发言人琼·普萨基1月2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正在变得国内更加专制，对外更加伸张。北京现正以种种重大方式挑战我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对此需要一种新的美国方针。”她针对习近平主席是日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视频演讲说，习近平的表态不会影响美国当前对华“严重竞争”的态势;“对华战略竞争是21世纪的一项规定性质。中国行事损害美国工人、挫钝我们的技术优势，威胁我们的同盟和我们在国际组织内的影响。”她说拜登行政当局打算对华保持“某种战略耐心”，同时渴望与美国的盟国和国会两党议员讨论，以便评估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可以认为，上述方针宣示提示，拜登政府一段时间里将不理睬中国最近对美放话中的“软成分”，先部分迁就与部分说服国会民主党左派、共和党建制派和共和党民粹派，加上部分说服及部分迁就欧洲大陆盟国，同时在行政当局内部依据“全部署方式”(all-agency approach)讨论和协调对华政策，可谓“三重协调”。不仅如此，这种“战略耐心”还意味着拜登政府将在一段时间内等待中国政府就若干问题“软化”其实际行为方式。到它理睬中国对美放话中的“软成分”的时候，其态势大概将相当强硬，合作和“正常竞争”的范围将被限定得相当有限，为此规定的条件大多将相当严苛。

　　对于中国最近对美放话中的“硬成分”，拜登政府可谓毫无“战略耐心”。针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2月2日演讲中奉劝美国新一届政府应“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应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是碰不得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瑞斯是日在对新闻界作情况简介时予以拒绝，说“中国从事严重侵犯人权，震惊良心”，“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与台湾民选领导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他同时还说，“我们将抗击中国的侵略性和强制性行为，维持我们的关键军事优势，捍卫民主价值，投资于先进技术，恢复我们的至关紧要的安全伙伴关系。”2月5日，作为逆转2020年6月中旬以来两国政府间毫无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的行动，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杨洁篪通电话。据路透社和法新社翌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布林肯对杨洁篪表示“美国将维护在新疆、香港和西藏和人权和民主价值”;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将与盟国一起要就威胁印太稳定、包括飞越台湾海峡和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努力向中国问责”，并且施压中国谴责在缅甸的军事政变。

　　二、拜登政府的当今方针宣示(下)

　　2月10日，拜登总统首次访问五角大楼，其间宣布重新审视对华战略“需要一种全政府努力、国会两党一致合作和强有力的同盟及伙伴关系”，从而实际上将普萨基1月25日宣示的“三重协调”具体延展至对华安全战略审议和制订。

　　拜登同时宣布：由国防部牵头，组成15人的任务团队审视中国构成的军事和国家安全威胁，审视美国在印太的军力态势、技术和情报状况以及盟国的作用;该团队将由拜登多年的助手、中国通埃利·拉特纳领导，被责成四个月内向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提交建议。

　　2月10日，拜登总统首次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据白宫就此发表的声明，拜登“重申他的优先，即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健康和生活方式，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就北京的强制性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在香港的镇压、在新疆的施虐人权和在(印太)区域的包括对台湾的愈益伸张行为，拜登总统强调了他的基本关切。”2月22日，对同日中国外长王毅“蓝厅论坛”讲话要求美国就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停止遏阻中国高技术发展，国务院发言人普瑞斯公开予以拒绝。因此有如上述，对于中国最近对美放话中的“硬成分”，拜登政府可谓毫无“战略耐心”，坚持触击中国政府定义的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诸多重大问题。

　　三、浮现中的拜登对华政策总纲

　　就美国而言，中国的根本性质如何?拜登政府的界定可谓最正式、最直接地见于3月3日在国务院布林肯国务卿的首次对外政策重要演讲，其中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唯一的全面(systemic)敌手和竞争者，用他的话说，“中国是唯一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权势去严重挑战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国家，挑战使世界以我们希望的方式运作的所有规则、价值和关系。”他还重复1月27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对华关系三成分，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应当将是竞争的，可能时将是合作的，必须时将是敌对的。我们将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

　　拜登总统2月4日在国务院发表入主白宫后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讲，其中将中国称作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说“我们将对抗中国的贸易施虐，抗击它的咄咄逼人的强制行为，抵制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侵害”，但“在符合美国利益时随时准备与北京共事”。他还说，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去竞争，办法是在国内重建得较好，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共事，更新我们在国际机构中的作用，恢复我们的可信性和道义权威”，并且复兴美国作为民主旗手的地位，“在捍卫民主的斗争中团结世界”。

　　2月19日，拜登线上对慕尼黑安全论坛演讲，其间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将是严厉的。我期望如此。我欢迎如此。我相信欧洲和美国、连同我们在印太的盟邦过去七十年那么努力构建的全球体系。我们能够赢得未来竞赛”;“我们必须制定规则，那将支配技术发展，支配在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方面的行为规范，以致它们被用来提升人，而不是压制人”;“我们必须保护空间，保护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和经在开放、民主的社会里思想自由交流去繁盛的创造性才能。我们必须捍卫……民主价值，反击会垄断镇压和使之成为俗常的那些人。”

　　3月3日，白宫发表报告“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如同日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的重要演讲，将中国界定为“唯一潜在地能够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权势去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动经久挑战的竞争者”，誓言要展现一套议程，“它将加强我们的经久的优势，使我们在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获胜”。该报告还强调，“对一个愈益伸张和专制的中国，美国长期竞而胜之的最有效途径是致力于加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民主”;“通过恢复美国的可信性和重新发扬向前看的全球领导作用，我们将保证是美国而非中国确定国际议程，与其他一起致力于塑造新的全球规范和协议，那将推进我们的利益，反映我们的价值”;“通过加强和捍卫我们无与伦比的盟国和伙伴网络，并且从事精明的防务投资，我们还将遏阻中国的侵略，抗击对我们的集体安全、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胁。”

　　四、余论

　　尽管拜登总统刚开始执政，人们完全必须继续较久地观察，完全必须防止匆忙地做任何总的和经久的结论。但是，从中长期说，中美之间在诸关键领域的彼此妥协、紧张缓解和关系改善大概势必有限和短暂。走向乃至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大概近乎势所必然，不确定或不可预知的大致只是时间和跌入之前的曲折历程。

　　就世界史更一般更广泛地说，逆转“修昔底德陷阱”之旅大为不易，因为以下七项政治和心理机能使然。(1)对抗加剧愤懑，愤懑转过来激化对抗;或者，(2)缓解引发幻想，幻想则继以失望，失望又召回愤懑，愤懑则重生对抗。还有(3)国内政治需要总是强劲有力，而至少从短期看，对外的强硬张扬态势经常比温和审慎态势更有利于国内政治地位和威望。不仅如此，(4)对外的强硬张扬态势籍以时日，会强有力地助长既在政府内、也在政府外的以强硬张扬为不变立场和既得利益的舆论动能，它们转过来会限制政治领导的认识调整和战略变通余地。

　　还有，(5)对在冲突中失败的恐惧总是有助于规避冲突，但预计胜利而非失败、预计能将冲突保持为严格有限而非失控升级经常支配冲突前的战略盘算，何况(6)盘算者往往担心“黄雀在后”，即温和慎重会被指责为胆怯，而胆怯会被国内的实在和潜在对手用作权力变换的难以抗拒的论辩理由。或者(7)一方的温和审慎往往得不到国外对方的及时呼应，即遭遇“错配”(mismatch)窘境，从而无法经久维持温和审慎。总之，如何逆转趋近“修昔底德陷阱”的趋势而逐步和经久地远离之，是个政治、战略甚或文化意义上的头等难题。

 　　一、拜登政府当今的方针宣示(上)

　　白宫发言人琼·普萨基1月2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正在变得国内更加专制，对外更加伸张。北京现正以种种重大方式挑战我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对此需要一种新的美国方针。”她针对习近平主席是日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视频演讲说，习近平的表态不会影响美国当前对华“严重竞争”的态势;“对华战略竞争是21世纪的一项规定性质。中国行事损害美国工人、挫钝我们的技术优势，威胁我们的同盟和我们在国际组织内的影响。”她说拜登行政当局打算对华保持“某种战略耐心”，同时渴望与美国的盟国和国会两党议员讨论，以便评估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可以认为，上述方针宣示提示，拜登政府一段时间里将不理睬中国最近对美放话中的“软成分”，先部分迁就与部分说服国会民主党左派、共和党建制派和共和党民粹派，加上部分说服及部分迁就欧洲大陆盟国，同时在行政当局内部依据“全部署方式”(all-agency approach)讨论和协调对华政策，可谓“三重协调”。不仅如此，这种“战略耐心”还意味着拜登政府将在一段时间内等待中国政府就若干问题“软化”其实际行为方式。到它理睬中国对美放话中的“软成分”的时候，其态势大概将相当强硬，合作和“正常竞争”的范围将被限定得相当有限，为此规定的条件大多将相当严苛。

　　对于中国最近对美放话中的“硬成分”，拜登政府可谓毫无“战略耐心”。针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2月2日演讲中奉劝美国新一届政府应“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应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是碰不得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瑞斯是日在对新闻界作情况简介时予以拒绝，说“中国从事严重侵犯人权，震惊良心”，“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与台湾民选领导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他同时还说，“我们将抗击中国的侵略性和强制性行为，维持我们的关键军事优势，捍卫民主价值，投资于先进技术，恢复我们的至关紧要的安全伙伴关系。”2月5日，作为逆转2020年6月中旬以来两国政府间毫无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的行动，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杨洁篪通电话。据路透社和法新社翌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布林肯对杨洁篪表示“美国将维护在新疆、香港和西藏和人权和民主价值”;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将与盟国一起要就威胁印太稳定、包括飞越台湾海峡和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努力向中国问责”，并且施压中国谴责在缅甸的军事政变。

　　二、拜登政府的当今方针宣示(下)

　　2月10日，拜登总统首次访问五角大楼，其间宣布重新审视对华战略“需要一种全政府努力、国会两党一致合作和强有力的同盟及伙伴关系”，从而实际上将普萨基1月25日宣示的“三重协调”具体延展至对华安全战略审议和制订。

　　拜登同时宣布：由国防部牵头，组成15人的任务团队审视中国构成的军事和国家安全威胁，审视美国在印太的军力态势、技术和情报状况以及盟国的作用;该团队将由拜登多年的助手、中国通埃利·拉特纳领导，被责成四个月内向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提交建议。

　　2月10日，拜登总统首次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据白宫就此发表的声明，拜登“重申他的优先，即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健康和生活方式，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就北京的强制性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在香港的镇压、在新疆的施虐人权和在(印太)区域的包括对台湾的愈益伸张行为，拜登总统强调了他的基本关切。”2月22日，对同日中国外长王毅“蓝厅论坛”讲话要求美国就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停止遏阻中国高技术发展，国务院发言人普瑞斯公开予以拒绝。因此有如上述，对于中国最近对美放话中的“硬成分”，拜登政府可谓毫无“战略耐心”，坚持触击中国政府定义的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诸多重大问题。

　　三、浮现中的拜登对华政策总纲

　　就美国而言，中国的根本性质如何?拜登政府的界定可谓最正式、最直接地见于3月3日在国务院布林肯国务卿的首次对外政策重要演讲，其中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唯一的全面(systemic)敌手和竞争者，用他的话说，“中国是唯一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权势去严重挑战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国家，挑战使世界以我们希望的方式运作的所有规则、价值和关系。”他还重复1月27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对华关系三成分，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应当将是竞争的，可能时将是合作的，必须时将是敌对的。我们将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

　　拜登总统2月4日在国务院发表入主白宫后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讲，其中将中国称作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说“我们将对抗中国的贸易施虐，抗击它的咄咄逼人的强制行为，抵制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侵害”，但“在符合美国利益时随时准备与北京共事”。他还说，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去竞争，办法是在国内重建得较好，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共事，更新我们在国际机构中的作用，恢复我们的可信性和道义权威”，并且复兴美国作为民主旗手的地位，“在捍卫民主的斗争中团结世界”。

　　2月19日，拜登线上对慕尼黑安全论坛演讲，其间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将是严厉的。我期望如此。我欢迎如此。我相信欧洲和美国、连同我们在印太的盟邦过去七十年那么努力构建的全球体系。我们能够赢得未来竞赛”;“我们必须制定规则，那将支配技术发展，支配在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方面的行为规范，以致它们被用来提升人，而不是压制人”;“我们必须保护空间，保护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和经在开放、民主的社会里思想自由交流去繁盛的创造性才能。我们必须捍卫……民主价值，反击会垄断镇压和使之成为俗常的那些人。”

　　3月3日，白宫发表报告“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如同日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的重要演讲，将中国界定为“唯一潜在地能够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权势去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动经久挑战的竞争者”，誓言要展现一套议程，“它将加强我们的经久的优势，使我们在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获胜”。该报告还强调，“对一个愈益伸张和专制的中国，美国长期竞而胜之的最有效途径是致力于加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民主”;“通过恢复美国的可信性和重新发扬向前看的全球领导作用，我们将保证是美国而非中国确定国际议程，与其他一起致力于塑造新的全球规范和协议，那将推进我们的利益，反映我们的价值”;“通过加强和捍卫我们无与伦比的盟国和伙伴网络，并且从事精明的防务投资，我们还将遏阻中国的侵略，抗击对我们的集体安全、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胁。”

　　四、余论

　　尽管拜登总统刚开始执政，人们完全必须继续较久地观察，完全必须防止匆忙地做任何总的和经久的结论。但是，从中长期说，中美之间在诸关键领域的彼此妥协、紧张缓解和关系改善大概势必有限和短暂。走向乃至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大概近乎势所必然，不确定或不可预知的大致只是时间和跌入之前的曲折历程。

　　就世界史更一般更广泛地说，逆转“修昔底德陷阱”之旅大为不易，因为以下七项政治和心理机能使然。(1)对抗加剧愤懑，愤懑转过来激化对抗;或者，(2)缓解引发幻想，幻想则继以失望，失望又召回愤懑，愤懑则重生对抗。还有(3)国内政治需要总是强劲有力，而至少从短期看，对外的强硬张扬态势经常比温和审慎态势更有利于国内政治地位和威望。不仅如此，(4)对外的强硬张扬态势籍以时日，会强有力地助长既在政府内、也在政府外的以强硬张扬为不变立场和既得利益的舆论动能，它们转过来会限制政治领导的认识调整和战略变通余地。

　　还有，(5)对在冲突中失败的恐惧总是有助于规避冲突，但预计胜利而非失败、预计能将冲突保持为严格有限而非失控升级经常支配冲突前的战略盘算，何况(6)盘算者往往担心“黄雀在后”，即温和慎重会被指责为胆怯，而胆怯会被国内的实在和潜在对手用作权力变换的难以抗拒的论辩理由。或者(7)一方的温和审慎往往得不到国外对方的及时呼应，即遭遇“错配”(mismatch)窘境，从而无法经久维持温和审慎。总之，如何逆转趋近“修昔底德陷阱”的趋势而逐步和经久地远离之，是个政治、战略甚或文化意义上的头等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