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年轻的时候，朋友见面总会问：吃过饭了吗?有朋友吗?结婚了吗?有孩子吧?现在老了，朋友见面就问：孩子结婚了吗? 有孙子了吗?父母如何了?等等。朋友在一起即便不说这些话，也还是会多说些发财和升官之类的话。我过去十几年接触西方人很多，他们在一起还真是很少说这些事。有一次，我在伦敦的一个朋友家里聚会，大家都讨论西藏问题。我除了和他们辩论说“你们不了解西藏”这句话以外，还真的不如他们知道那么多西藏的事。我不是同意他们的观点，只是心里想：这西藏的事和他们有啥关系呢?

　　中国人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事，西方人有点多管别人的闲事。这虽不能说是一种文化模式，但在实践上的确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早年有的中国人在美国打孩子，邻居干预，我们觉得他们只是多管闲事。2003年我在英国伦敦国际环境发展研究院访问时，院长卡米拉女士说“今天不上班了，要去游行”，她非常激动，坚决反对英国和美国入侵伊拉克。我当时觉得他们真正的很有国际正义感。这一年多来，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官方反复说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的内政;而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则讲所谓的“共同价值”，批评中国的香港和新疆政策等。双方之间似乎完全没有彼此相处的社会契约和共识。我们在讨论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多是从基于利益的现实主义视角展开，这其实并无不对，利益永远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但其实，这一冲突的背后也不仅仅是个利益问题，还有着看不见的社会文化的价值差异。

　　对于像中国和西方这样具有很长文明史的社会而言，宗教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儒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在中国文明史上则发挥着宗教的作用。儒家的核心是家和国。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中国人的生活价值是在家修身，然后治国，人在两个等级森严的系统中转换角色，没有干预他人的社会空间和条件。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基督在《圣经》里号召人们离开父母，离开家园，进入社会，听上帝的调遣。教会成为人们离开家庭以后的社会空间，在上帝面前父母和子女都是上帝的孩子，人成为独立于家庭的自由人。不像在中国的概念里，人是家庭里的一员，永远要担负对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个人没有家庭，不尽家庭的义务;而是说，西方的个人更加个体化。耶稣希望更多人追随他，就得把他们从父母那里拉出来。西方人的基于个体主义宇宙观或世界观，正是围绕着基督耶稣逐渐形成的。

　　基督教是犹太人的灵魂。但是犹太人数量毕竟不多，基督教要想扩张，就需要解决“我”和“他者”的问题。因此，要想让更多人成为上帝的子女，犹太人就得首先放弃对上帝的“所有权”。当初，住在塞浦路斯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成功，他们在那里传教不再将耶稣叫做“以色列的救主”，而称为“主”。这有点类似今天的“政策实验”，通过这个“政策实验”，上帝被去犹太化了，上帝成了普天之下所有“人”的“主”。这是基督教普世主义形成的第一个条件。自此以后，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全世界所有人不分种族、男女老少，都是基督耶稣的子女。但与此同时，基督的追随者又必须无条件服从基督的教义和规则。在特定的规范下将“人类”都看作是基督的臣民，是西方普世主义的宗教基础。西方人将天下所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人”，如果有“人”不希望成为西方的“自己人”，那么就会发生战争。虽不能说十字军东征全是为了宗教信仰，但在很大程度确实是基督教武力扩张的典型案例。

　　宗教普世主义促使罗马帝国成为跨越不同种族的政治社会共同体。欧洲人的世界观在实践上开始由欧洲人向世界人放大，基督教普世主义与古代帝国主义实践共同催生了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想。在西方个体主义的世俗世界语境下，个人既要考虑自己的生活，也要考虑与其他人的关系。在思考与其他人的关系时，与在“家”里的中国人不同的是，西方人面对的是从家庭里出来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又都是上帝的子女，因此，就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主义观念。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是这个理论的奠基人。斯多葛认为人类一体，每个人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人类之间的关系超越种族和国家。按照斯多葛的思想，人类是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超越种族和国家是西方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那么问题就来，既然是一个国家，就必然只能有一个说了算的东西。中国人落地在家，有父在上;出门入国，有君在上。西方的世界国家也得有个说了算的东西，那就是耶稣确定的价值，普世主义的价值由此开始。但是，这个看似美好而积极的世界观，背后蕴含着强烈的“我”的“主导性”和对“他”的“排他者性”。西方人爱管“闲事”的习惯，深深地植根于这一观念。

　　宗教改革和启蒙主义以后，虽然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力有了很大的变化，新教成为欧洲新的政治社会力量，但是启蒙主义思想家还是系统地继承了基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的思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展示的恰恰是欧洲人对于社会秩序的认识，并以此作为人类普适性的法律和规范，因为孟德斯鸠认为欧洲的精神是一般性的法律精神，其他社会是特殊性，特殊性服从一般性。霍布斯的自然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之间的契约，也是欧洲对于国家的认识，霍布斯同样认为这一认识是普世性的。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在1879年的一次关于非洲的讲演中认为，法国和英国两个文明的国家给非洲带来了文明，这无异于明目张胆为殖民主义的正当性辩护。两伊战争的时候，我在英国，英国人普遍认为萨达姆政权应该推翻，我几乎没有听到说“那是他们国家的事，干嘛管人家”之类的话，即使反对武力干预的人也只是反对动武。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没错，掠夺和侵略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但是把他们弄到一起的东西还是西方那个世界主义。只说利益他们会打架，说中国落后，不文明，需要改变，他们能有共同语言。“新八国联军”同样是这样。他们也有统一战线，纲领就是共同价值和规则。问题是这些价值和规则的基础是西方的价值。70个国家在联合国力挺中国的人权，不能说是因为中国给了他们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当然重要，但中国在经济上对欧洲也有合作和让利，为什么这些国家中没有欧洲国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常常在一起玩，双方才能说得来。当然，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潮也是伴随着他们的经济实力而存在的。我们给他们讲不干预内政，他们也会同意，但他们是有条件的。这是西方尊重“他者”的虚伪一面，也是西方社会特质的体现。说是文明冲突有些绝对，但也不能不说是本质的解释。管好自己家的事和西方的世界主义是两个相互竞争的文明叙事，背后不全是经济利益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价值的冲突。

 　　我们年轻的时候，朋友见面总会问：吃过饭了吗?有朋友吗?结婚了吗?有孩子吧?现在老了，朋友见面就问：孩子结婚了吗? 有孙子了吗?父母如何了?等等。朋友在一起即便不说这些话，也还是会多说些发财和升官之类的话。我过去十几年接触西方人很多，他们在一起还真是很少说这些事。有一次，我在伦敦的一个朋友家里聚会，大家都讨论西藏问题。我除了和他们辩论说“你们不了解西藏”这句话以外，还真的不如他们知道那么多西藏的事。我不是同意他们的观点，只是心里想：这西藏的事和他们有啥关系呢?

　　中国人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事，西方人有点多管别人的闲事。这虽不能说是一种文化模式，但在实践上的确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早年有的中国人在美国打孩子，邻居干预，我们觉得他们只是多管闲事。2003年我在英国伦敦国际环境发展研究院访问时，院长卡米拉女士说“今天不上班了，要去游行”，她非常激动，坚决反对英国和美国入侵伊拉克。我当时觉得他们真正的很有国际正义感。这一年多来，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官方反复说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的内政;而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则讲所谓的“共同价值”，批评中国的香港和新疆政策等。双方之间似乎完全没有彼此相处的社会契约和共识。我们在讨论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多是从基于利益的现实主义视角展开，这其实并无不对，利益永远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但其实，这一冲突的背后也不仅仅是个利益问题，还有着看不见的社会文化的价值差异。

　　对于像中国和西方这样具有很长文明史的社会而言，宗教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儒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在中国文明史上则发挥着宗教的作用。儒家的核心是家和国。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中国人的生活价值是在家修身，然后治国，人在两个等级森严的系统中转换角色，没有干预他人的社会空间和条件。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基督在《圣经》里号召人们离开父母，离开家园，进入社会，听上帝的调遣。教会成为人们离开家庭以后的社会空间，在上帝面前父母和子女都是上帝的孩子，人成为独立于家庭的自由人。不像在中国的概念里，人是家庭里的一员，永远要担负对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个人没有家庭，不尽家庭的义务;而是说，西方的个人更加个体化。耶稣希望更多人追随他，就得把他们从父母那里拉出来。西方人的基于个体主义宇宙观或世界观，正是围绕着基督耶稣逐渐形成的。

　　基督教是犹太人的灵魂。但是犹太人数量毕竟不多，基督教要想扩张，就需要解决“我”和“他者”的问题。因此，要想让更多人成为上帝的子女，犹太人就得首先放弃对上帝的“所有权”。当初，住在塞浦路斯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成功，他们在那里传教不再将耶稣叫做“以色列的救主”，而称为“主”。这有点类似今天的“政策实验”，通过这个“政策实验”，上帝被去犹太化了，上帝成了普天之下所有“人”的“主”。这是基督教普世主义形成的第一个条件。自此以后，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全世界所有人不分种族、男女老少，都是基督耶稣的子女。但与此同时，基督的追随者又必须无条件服从基督的教义和规则。在特定的规范下将“人类”都看作是基督的臣民，是西方普世主义的宗教基础。西方人将天下所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人”，如果有“人”不希望成为西方的“自己人”，那么就会发生战争。虽不能说十字军东征全是为了宗教信仰，但在很大程度确实是基督教武力扩张的典型案例。

　　宗教普世主义促使罗马帝国成为跨越不同种族的政治社会共同体。欧洲人的世界观在实践上开始由欧洲人向世界人放大，基督教普世主义与古代帝国主义实践共同催生了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想。在西方个体主义的世俗世界语境下，个人既要考虑自己的生活，也要考虑与其他人的关系。在思考与其他人的关系时，与在“家”里的中国人不同的是，西方人面对的是从家庭里出来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又都是上帝的子女，因此，就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主义观念。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是这个理论的奠基人。斯多葛认为人类一体，每个人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人类之间的关系超越种族和国家。按照斯多葛的思想，人类是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超越种族和国家是西方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那么问题就来，既然是一个国家，就必然只能有一个说了算的东西。中国人落地在家，有父在上;出门入国，有君在上。西方的世界国家也得有个说了算的东西，那就是耶稣确定的价值，普世主义的价值由此开始。但是，这个看似美好而积极的世界观，背后蕴含着强烈的“我”的“主导性”和对“他”的“排他者性”。西方人爱管“闲事”的习惯，深深地植根于这一观念。

　　宗教改革和启蒙主义以后，虽然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力有了很大的变化，新教成为欧洲新的政治社会力量，但是启蒙主义思想家还是系统地继承了基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的思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展示的恰恰是欧洲人对于社会秩序的认识，并以此作为人类普适性的法律和规范，因为孟德斯鸠认为欧洲的精神是一般性的法律精神，其他社会是特殊性，特殊性服从一般性。霍布斯的自然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之间的契约，也是欧洲对于国家的认识，霍布斯同样认为这一认识是普世性的。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在1879年的一次关于非洲的讲演中认为，法国和英国两个文明的国家给非洲带来了文明，这无异于明目张胆为殖民主义的正当性辩护。两伊战争的时候，我在英国，英国人普遍认为萨达姆政权应该推翻，我几乎没有听到说“那是他们国家的事，干嘛管人家”之类的话，即使反对武力干预的人也只是反对动武。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没错，掠夺和侵略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但是把他们弄到一起的东西还是西方那个世界主义。只说利益他们会打架，说中国落后，不文明，需要改变，他们能有共同语言。“新八国联军”同样是这样。他们也有统一战线，纲领就是共同价值和规则。问题是这些价值和规则的基础是西方的价值。70个国家在联合国力挺中国的人权，不能说是因为中国给了他们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当然重要，但中国在经济上对欧洲也有合作和让利，为什么这些国家中没有欧洲国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常常在一起玩，双方才能说得来。当然，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潮也是伴随着他们的经济实力而存在的。我们给他们讲不干预内政，他们也会同意，但他们是有条件的。这是西方尊重“他者”的虚伪一面，也是西方社会特质的体现。说是文明冲突有些绝对，但也不能不说是本质的解释。管好自己家的事和西方的世界主义是两个相互竞争的文明叙事，背后不全是经济利益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价值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