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追赶与货币主导将帮助中国成为无可替代的一流大国，这让美国很多政客担忧。拜登时期的竞争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亚洲的区域合作和双循环战略如何助力中国发展?

　　01、赶超型大国，金融开放需谨慎

　　FFR：在与美国竞争博弈的过程中，中国如何避免踏入“大国赶超陷阱”?美日、英德的竞争局面对我们有何镜鉴?

　　王永钦：中美当前的竞争格局很像20世纪80年代末美日之间的关系。1979年，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研究亚洲经济发展，撰写了一本题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的书。当时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都觉得日本的发展势不可挡。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后半期，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着年平均10%的增长率，其1955—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同样高达9.6%，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情况非常相似。同时，中日两国在赶超型的经济下，采取的都是政府主导的“发展型国家”战略。

　　如果从大历史视角看，其实德国当年赶超英国采取的也是这种战略。当时的德国也是后进国家，国家内部诸侯林立，各个独立的区域之间都设立关卡、收取过桥费。1871年德意志统一，铁血宰相俾斯麦开始国内的整合，对外采取的也是国家干预的发展模式，在短短几十年间德国经济就超过了英国。

　　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相似，在短短三四十年内经济快速增长，年增长率保持在5%~6%以上。但这些国家因高度依赖外贸，一旦遭遇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类的负面外部冲击，若原有杠杆水平比较高，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发生断崖式下滑。日本当年的经济泡沫也是过高的杠杆水平所致。而如今的中国和当时的日本相似度很高，尤其是在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的高债务杠杆方面。

　　相对而言，英美和日德这两类国家的增长模式有非常大的区别。英美模式下政府干预相对较小，在一百年间其经济保持缓慢而持续的增长。例如，美国经济在过去一百年间，以年均2%~3%的速度稳步增长。而在日本这类发展型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会在30多年左右的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此后经济增速会有较大的跌落。以日本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到如今的大约30年间，日本经济几乎是零增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日本在金融发展方面也非常相似。两国的金融都不够发达，居民没有好的手段化解自身风险，即资本很难转化成投资，只能通过储蓄避险。因为内需不足，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和服务只能出口到海外，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必然出现贸易顺差。同样，金融不发达的贸易大国(如日本)一旦放松外汇管制，开放资本项目，国内外资本自由流动，利率、借贷成本、汇率就会相应上升，对出口造成打击，阻碍经济发展。当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正是这种局面。在金融开放方面，中国要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谨慎推行金融开放。

　　此外，由于外汇管制的存在，中国百姓不能到海外购置房产、投资股票;而国内金融市场成熟度低，以至于民众将房产作为投资品，住房泡沫严重与此有关。但如果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就可能出现资本外逃。中国在2014—2015年已经出现过非常严重的资本外逃，中国的外汇储备从接近4万亿美元下降到3.3万亿美元。

　　我们从日本的经验里吸取的重要教训就是金融开放一定要审慎，否则完全有可能打乱国内的相对价格，触发资产泡沫的破灭。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土地和住房是中国在银行融资和贷款方面最重要的抵押品。如果房地产价格暴跌，银行会出现很多坏账，债务问题会更加严重。

　　02、零和游戏：科技之争与货币主导

　　FFR：中国在突破性创新方面逐渐掌握领先优势，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牵制中国发展的实体清单意味着什么?美国还会担心中国在哪些方面的领先优势?

　　王永钦：从历史来看，大国之间的竞争，如果仅限于商品贸易，并不会那么让人担心。因为纯粹的贸易顺差是金融问题。一个国家金融发达了，储蓄就会少，这个国家贸易就形成逆差，所以贸易逆差不是美国的弱点，其反映的是美国的金融强势地位和国际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但如果技术领先与货币主导这两方面能够助力中国成为无可替代的一流大国，美国政府、政界和其他领域的精英就会非常担心。

　　一方面，中国有可能在颠覆性技术的标准设定方面拥有主导权，这让美国政府担心。如果中国在5G、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有重大突破，成为世界标准制定者，那么美国就会很被动。从历史来看，涉及标准制定的技术非常关键，当年德国超越英国的重要原因就是它在技术标准设定方面拥有了主导权。制定技术标准的主导权具有“赢者通吃”的效应。美国政府的担心从最近两年美国对华为的封锁就能看得出来。目前来说，美国的芯片技术等仍然是遥遥领先的。特朗普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尽管给硅谷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它宁可采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来阻击中国的科技崛起。

　　另一方面，人民币未来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可能性也让其他主要经济体担心。因为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全球领先的大国，其GDP站上世界第一的位置，其货币将会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这个历史进程可能耗时很长。比如，英镑曾经是全球流通性最强的货币，后来为美元霸权所取代。虽然货币的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民币如果具备全球贸易结算、大宗商品定价、债券发行等功能，其特权地位就会逐步确立。人民币一旦成为主导货币，金融霸权的美元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03、竞合之舞：拜登的政策或更具建设性

　　FFR：目前，麒麟芯片已经绝版，在短时间内攻下芯片研发技术也很难实现。您如何看待华为等实体清单上的高科技企业在拜登时代的处境?

　　王永钦：芯片研发确实绕不过去，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芯片产业。拜登时期的局面会相对乐观。特朗普采取的是“美国至上”(America First)的政策，但这可能不是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拜登想解决很多当前的现实问题，比如国内的收入差距、全球气候变暖或是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他可能会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在其他领域寻求全球合作，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如果说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进行零和博弈，拜登更可能以“竞合”来处理两国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我是相对乐观的。

　　FFR：因此，您认为不存在所谓中美硬脱钩的情况?

　　王永钦：是的，我觉得“脱钩”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观察各类数据可以发现，最近一两年，中美非但没有脱钩，而且某些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特别在金融领域，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额远远超过了前几年。尤其是疫情以来，很多美国金融机构投资中国的债券和股票。因为他们看到在全世界的波动中，中国市场更加可靠。而美国想通过SWIFT清算系统和CHIPS支付系统，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跨国交易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经济方面可能涉及的贸易和分工格局脱钩，实际上也是很难实现的。在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像中国一样产业链完善的国家了。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就和美国大公司的CEO们座谈，让这些公司将海外的工厂搬回美国。苹果公司CEO库克当时就明确表示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链和劳动力成本这些方面的综合优势是其他经济体很难相比的。从数据上可以发现，特朗普原本想消除或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而实际上近年来美国的贸易赤字更严重了。2020年8月美国贸易逆差跃升5.9%至671亿美元，为2006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因为美国企业从其他国家进口零部件的成本可能更高。因此，大规模的中美经济脱钩也是不现实的。

　　FFR：您认为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将形成什么样的新格局?

　　王永钦：总体而言，民主党的政策是比较理性的，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会下降。与特朗普出尔反尔、戏剧性的策略不同，拜登的政策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两国的关系会出现更多的竞合性特征，而非零和性。在政策方面，拜登会优先考虑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和疫情应对，采取更大的财政刺激方案。

　　04、渐行渐近，亚洲世纪与中国崛起

　　FFR：您认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上可以有哪些作为?

　　王永钦：实际上，与过去二三十年相比，近几年中国产业链提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中央政府已经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未来阶段发展的核心内容，我认为应以科技创新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升创新在重构价值链中的作用，并且在全球整合资源。

　　如果我国东部地区能提升自主研发和设计的能力，也可以成就像苹果一样产业链最高端的企业，再将其中的一些生产环节外包给中西部地区，甚至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这也是中国未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创新主导国家的必经之路，正如韩国以三星为主的大企业走出的创新之路。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产学研合作，在融资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创新。

　　亚洲的一体化程度远没有欧洲那么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法国和德国为主推动的欧洲一体化，体现在欧共体、欧盟和货币的统一。而此前亚洲在推进这方面的合作并不是特别顺畅，而最近可能由于美国的关系，亚洲区域合作正在提速，亚洲其他国家看到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对中国的产业链重构和整个亚洲区的产业重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亚洲世纪”正在成为现实。在2050年前后，亚洲的GDP可能会超过其他所有地区，达到全世界的一半。

　　从世界格局角度来看，有两种贸易制度的安排。一种是WTO的多边制度，所有制度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WTO的制度安排，限制性太强，无法就双边独特的条件进行谈判，导致很多国家不愿意加入了。所以目前看来，WTO的运作算不上成功。多哈会谈以后，很多国家都在寻求更适应它们实际情况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所以双边的或者是区域性的FTA逐渐替代WTO正在成为趋势。中国加入RCEP的举措，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亚洲拥有各个层次、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区域性的FTA有利于亚洲产业链分工。

　　FFR：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双循环战略，特别是内循环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影响?

　　王永钦：我认为即使没有中美贸易冲突，双循环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也是势在必行的。通常来讲，大型经济体都依靠内需来发展，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再平衡，调整到主要依靠内需的结构。税收和债务问题是内循环战略两个最大的障碍。

　　首先，要通过税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税收的负担会抑制消费。中国的税制存在很多问题，所得税税负落在中产阶级身上，特别富裕的阶层税收负担相对较小。我建议实行更加累进的税制，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国内的需求。

　　其次，要控制和减少家庭债务的规模。2007年中国家庭债总额不到4万亿元人民币，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总额为73.65万亿元，占GDP的82%，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87%，增长速度过快了。其主要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不像美国一样施行减税、财政补贴等措施，而是以四万亿计划刺激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中国的房价上涨超过一倍，70%~80%的家庭债用于住房抵押贷款。如果家庭债高企和房地产暴涨的问题不能改善，就不能刺激消费，就会限制“内循环”。历史经验表明，大部分经济衰退与家庭债过高有关。对此，中国需要吸取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崩溃的教训，有效控制家庭债务杠杆，以提升国内需求。

 　　技术追赶与货币主导将帮助中国成为无可替代的一流大国，这让美国很多政客担忧。拜登时期的竞争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亚洲的区域合作和双循环战略如何助力中国发展?

　　01、赶超型大国，金融开放需谨慎

　　FFR：在与美国竞争博弈的过程中，中国如何避免踏入“大国赶超陷阱”?美日、英德的竞争局面对我们有何镜鉴?

　　王永钦：中美当前的竞争格局很像20世纪80年代末美日之间的关系。1979年，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研究亚洲经济发展，撰写了一本题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的书。当时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都觉得日本的发展势不可挡。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后半期，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着年平均10%的增长率，其1955—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同样高达9.6%，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情况非常相似。同时，中日两国在赶超型的经济下，采取的都是政府主导的“发展型国家”战略。

　　如果从大历史视角看，其实德国当年赶超英国采取的也是这种战略。当时的德国也是后进国家，国家内部诸侯林立，各个独立的区域之间都设立关卡、收取过桥费。1871年德意志统一，铁血宰相俾斯麦开始国内的整合，对外采取的也是国家干预的发展模式，在短短几十年间德国经济就超过了英国。

　　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相似，在短短三四十年内经济快速增长，年增长率保持在5%~6%以上。但这些国家因高度依赖外贸，一旦遭遇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类的负面外部冲击，若原有杠杆水平比较高，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发生断崖式下滑。日本当年的经济泡沫也是过高的杠杆水平所致。而如今的中国和当时的日本相似度很高，尤其是在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的高债务杠杆方面。

　　相对而言，英美和日德这两类国家的增长模式有非常大的区别。英美模式下政府干预相对较小，在一百年间其经济保持缓慢而持续的增长。例如，美国经济在过去一百年间，以年均2%~3%的速度稳步增长。而在日本这类发展型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会在30多年左右的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此后经济增速会有较大的跌落。以日本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到如今的大约30年间，日本经济几乎是零增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日本在金融发展方面也非常相似。两国的金融都不够发达，居民没有好的手段化解自身风险，即资本很难转化成投资，只能通过储蓄避险。因为内需不足，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和服务只能出口到海外，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必然出现贸易顺差。同样，金融不发达的贸易大国(如日本)一旦放松外汇管制，开放资本项目，国内外资本自由流动，利率、借贷成本、汇率就会相应上升，对出口造成打击，阻碍经济发展。当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正是这种局面。在金融开放方面，中国要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谨慎推行金融开放。

　　此外，由于外汇管制的存在，中国百姓不能到海外购置房产、投资股票;而国内金融市场成熟度低，以至于民众将房产作为投资品，住房泡沫严重与此有关。但如果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就可能出现资本外逃。中国在2014—2015年已经出现过非常严重的资本外逃，中国的外汇储备从接近4万亿美元下降到3.3万亿美元。

　　我们从日本的经验里吸取的重要教训就是金融开放一定要审慎，否则完全有可能打乱国内的相对价格，触发资产泡沫的破灭。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土地和住房是中国在银行融资和贷款方面最重要的抵押品。如果房地产价格暴跌，银行会出现很多坏账，债务问题会更加严重。

　　02、零和游戏：科技之争与货币主导

　　FFR：中国在突破性创新方面逐渐掌握领先优势，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牵制中国发展的实体清单意味着什么?美国还会担心中国在哪些方面的领先优势?

　　王永钦：从历史来看，大国之间的竞争，如果仅限于商品贸易，并不会那么让人担心。因为纯粹的贸易顺差是金融问题。一个国家金融发达了，储蓄就会少，这个国家贸易就形成逆差，所以贸易逆差不是美国的弱点，其反映的是美国的金融强势地位和国际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但如果技术领先与货币主导这两方面能够助力中国成为无可替代的一流大国，美国政府、政界和其他领域的精英就会非常担心。

　　一方面，中国有可能在颠覆性技术的标准设定方面拥有主导权，这让美国政府担心。如果中国在5G、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有重大突破，成为世界标准制定者，那么美国就会很被动。从历史来看，涉及标准制定的技术非常关键，当年德国超越英国的重要原因就是它在技术标准设定方面拥有了主导权。制定技术标准的主导权具有“赢者通吃”的效应。美国政府的担心从最近两年美国对华为的封锁就能看得出来。目前来说，美国的芯片技术等仍然是遥遥领先的。特朗普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尽管给硅谷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它宁可采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来阻击中国的科技崛起。

　　另一方面，人民币未来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可能性也让其他主要经济体担心。因为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全球领先的大国，其GDP站上世界第一的位置，其货币将会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这个历史进程可能耗时很长。比如，英镑曾经是全球流通性最强的货币，后来为美元霸权所取代。虽然货币的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民币如果具备全球贸易结算、大宗商品定价、债券发行等功能，其特权地位就会逐步确立。人民币一旦成为主导货币，金融霸权的美元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03、竞合之舞：拜登的政策或更具建设性

　　FFR：目前，麒麟芯片已经绝版，在短时间内攻下芯片研发技术也很难实现。您如何看待华为等实体清单上的高科技企业在拜登时代的处境?

　　王永钦：芯片研发确实绕不过去，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芯片产业。拜登时期的局面会相对乐观。特朗普采取的是“美国至上”(America First)的政策，但这可能不是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拜登想解决很多当前的现实问题，比如国内的收入差距、全球气候变暖或是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他可能会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在其他领域寻求全球合作，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如果说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进行零和博弈，拜登更可能以“竞合”来处理两国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我是相对乐观的。

　　FFR：因此，您认为不存在所谓中美硬脱钩的情况?

　　王永钦：是的，我觉得“脱钩”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观察各类数据可以发现，最近一两年，中美非但没有脱钩，而且某些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特别在金融领域，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额远远超过了前几年。尤其是疫情以来，很多美国金融机构投资中国的债券和股票。因为他们看到在全世界的波动中，中国市场更加可靠。而美国想通过SWIFT清算系统和CHIPS支付系统，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跨国交易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经济方面可能涉及的贸易和分工格局脱钩，实际上也是很难实现的。在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像中国一样产业链完善的国家了。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就和美国大公司的CEO们座谈，让这些公司将海外的工厂搬回美国。苹果公司CEO库克当时就明确表示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链和劳动力成本这些方面的综合优势是其他经济体很难相比的。从数据上可以发现，特朗普原本想消除或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而实际上近年来美国的贸易赤字更严重了。2020年8月美国贸易逆差跃升5.9%至671亿美元，为2006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因为美国企业从其他国家进口零部件的成本可能更高。因此，大规模的中美经济脱钩也是不现实的。

　　FFR：您认为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将形成什么样的新格局?

　　王永钦：总体而言，民主党的政策是比较理性的，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会下降。与特朗普出尔反尔、戏剧性的策略不同，拜登的政策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两国的关系会出现更多的竞合性特征，而非零和性。在政策方面，拜登会优先考虑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和疫情应对，采取更大的财政刺激方案。

　　04、渐行渐近，亚洲世纪与中国崛起

　　FFR：您认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上可以有哪些作为?

　　王永钦：实际上，与过去二三十年相比，近几年中国产业链提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中央政府已经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未来阶段发展的核心内容，我认为应以科技创新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升创新在重构价值链中的作用，并且在全球整合资源。

　　如果我国东部地区能提升自主研发和设计的能力，也可以成就像苹果一样产业链最高端的企业，再将其中的一些生产环节外包给中西部地区，甚至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这也是中国未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创新主导国家的必经之路，正如韩国以三星为主的大企业走出的创新之路。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产学研合作，在融资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创新。

　　亚洲的一体化程度远没有欧洲那么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法国和德国为主推动的欧洲一体化，体现在欧共体、欧盟和货币的统一。而此前亚洲在推进这方面的合作并不是特别顺畅，而最近可能由于美国的关系，亚洲区域合作正在提速，亚洲其他国家看到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对中国的产业链重构和整个亚洲区的产业重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亚洲世纪”正在成为现实。在2050年前后，亚洲的GDP可能会超过其他所有地区，达到全世界的一半。

　　从世界格局角度来看，有两种贸易制度的安排。一种是WTO的多边制度，所有制度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WTO的制度安排，限制性太强，无法就双边独特的条件进行谈判，导致很多国家不愿意加入了。所以目前看来，WTO的运作算不上成功。多哈会谈以后，很多国家都在寻求更适应它们实际情况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所以双边的或者是区域性的FTA逐渐替代WTO正在成为趋势。中国加入RCEP的举措，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亚洲拥有各个层次、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区域性的FTA有利于亚洲产业链分工。

　　FFR：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双循环战略，特别是内循环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影响?

　　王永钦：我认为即使没有中美贸易冲突，双循环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也是势在必行的。通常来讲，大型经济体都依靠内需来发展，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再平衡，调整到主要依靠内需的结构。税收和债务问题是内循环战略两个最大的障碍。

　　首先，要通过税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税收的负担会抑制消费。中国的税制存在很多问题，所得税税负落在中产阶级身上，特别富裕的阶层税收负担相对较小。我建议实行更加累进的税制，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国内的需求。

　　其次，要控制和减少家庭债务的规模。2007年中国家庭债总额不到4万亿元人民币，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总额为73.65万亿元，占GDP的82%，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87%，增长速度过快了。其主要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不像美国一样施行减税、财政补贴等措施，而是以四万亿计划刺激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中国的房价上涨超过一倍，70%~80%的家庭债用于住房抵押贷款。如果家庭债高企和房地产暴涨的问题不能改善，就不能刺激消费，就会限制“内循环”。历史经验表明，大部分经济衰退与家庭债过高有关。对此，中国需要吸取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崩溃的教训，有效控制家庭债务杠杆，以提升国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