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观点看，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有如下裨益：

　　(1)有一种很可能不同于特朗普政府自2020年4月以来的对华根本目标，即迫使中国退回到较宽松的中央集权体制，而非像特朗普政府4月以来反复宣告的要颠覆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2)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哈里斯远不那么狂野、粗俗和行为易变，因而可望给美国对华政策和策略带来较多的可预料性和相应的稳定性;

　　(3)更担忧与中国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4)更注意美中之间的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或曰防止两国间的外交“脱钩”;

　　(5)反对对华关税战，认为它过大地损害美国商界和美国消费者;与中国相似，在原则上立意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虽然在实践中也与中国相似，远不如欧洲在这方面意欲和致力的。

　　然而，也从中国观点看，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有如下弊端：

　　(1)就拜登/哈里斯行政当局而言，在下列重大问题上不会与特朗普行政当局相比有重大区别：台湾、香港、新疆、南海、西藏、中国宗教状况和人权状况;

　　(2)对华高技术“脱钩”和针对中国被指控的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将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

　　(3)在相当大程度上修补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从而主导或促成一个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

　　(4)依赖民主党左派的必不可少的支持去竞选，去执政，因而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绥靖”该派势力关于中国的要求，在对华根本目标、美中外交沟通以及原则上立意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等方面，那与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民粹派相似;

　　(5)不能不在颇大程度上“绥靖”“白人草根”或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如果民主党政府要“治愈”一个由特朗普留下的严重分裂的美国的话;

　　(6)有法律责任继续贯彻种种对华法律制裁，那是已经由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两党缔造的。

　　特朗普与拜登胜选后对华行为的区别

　　就美国对华行为言，特朗普新一届行政当局与拜登行政当局大概会有如下区别：

　　在特朗普新一届行政当局下：

　　(1)将有中美之间更为增长的、在西太平洋西部军事对抗甚或有限冲突的危险;

　　(2)为巨增美国对华出口而更蛮横地挤榨中国，同时维持甚或增加对中国对美出口征收的高关税;

　　(3)就香港、新疆、南海甚至西藏等问题对中国施加更多的法律制裁;

　　(4)进一步升级针对所称的中国在美颠覆、渗透和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

　　(5)加剧高技术对华“脱钩”;

　　(6)继续增进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支持，继续愈益严重地侵蚀1979年往后的一个中国政策;

　　(7)中美之间几乎全不存在原则上的、关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的合作;

　　(8)对华从事几乎全系列的更激烈的军备竞争。

　　在拜登行政当局之下：

　　(1)将就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谈判：减少施加于中国的、过分巨大的美国对华出口量，使之多少符合中国的真实需求和真实履约能力;实质性地减少对中国对美出口施加的高关税征收的出口量和税率;

　　(2)很可能会发动主要旨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变更”的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那是特朗普政府在4月往后反复表示意欲实际上放弃的;

　　(3)从事中美之间较高级别和较早的外交对话甚或谈判，旨在部分缓解中美之间的高度紧张;

　　(4)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因为在美国方面对华态势将较少黩武性，而且将有旨在危机防止和危机管控的更多沟通;不仅如此，如果中国能放慢战略军力建设的高速度，那么对华军备竞争很可能被缓解;

　　(5)逐步恢复原则上或辞语上的中美合作，就气候变化、民用网络安全和反恐等问题，虽然在具体的实践中具体的结果将颇为有限。

　　中国应当怎么办?

　　中国应当怎么办，或曰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

　　应当肯定，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因而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其适当的调整至关重要。

　　对称性反制有时完全必要。然而同时必须明白，缺乏对等的反制能力就不要时常从事对称性反制，否则会加剧反制工具接近耗竭的风险，消减应有的战略和政策灵活性和回旋余地，减抑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理解和同情，并且可能恰合美国超级鹰派势力的凶恶心意，以致更售其奸。

　　与彼此武力威慑升级、军事反应升级相伴，中美两国目前各自从完全相反的立场和“道德高地”出发强烈谴责对方，只要求对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让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宣布其目标是颠覆和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这就全无可能甚至仅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显著缓解中美对抗或竞斗，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和逆转当前局面更为恶化的趋势。

　　应当争取停止这种状况，由中国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争取美国新一届政府在登台后迟早与中国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并将大致一切可能的较小或微小妥协性安排当作分支性努力，服务于维持这一根本共同利益。

　　就中国而言，根本的至少是须：(1)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收缩，在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以此作为较经久地摆在桌面上的、促使美国未来新政府相应地收缩的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以此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2)在一段时期里，总的来说坚决不整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对其反华斥华行为一般坚毅地忍耐，以利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别是经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切实地维持和发展与欧盟、东盟及韩国的的合作互利关系。

　　本文为10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杰出教授时殷弘在“2020年大选预判与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节选

　　从中国观点看，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有如下裨益：

　　(1)有一种很可能不同于特朗普政府自2020年4月以来的对华根本目标，即迫使中国退回到较宽松的中央集权体制，而非像特朗普政府4月以来反复宣告的要颠覆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2)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哈里斯远不那么狂野、粗俗和行为易变，因而可望给美国对华政策和策略带来较多的可预料性和相应的稳定性;

　　(3)更担忧与中国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4)更注意美中之间的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或曰防止两国间的外交“脱钩”;

　　(5)反对对华关税战，认为它过大地损害美国商界和美国消费者;与中国相似，在原则上立意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虽然在实践中也与中国相似，远不如欧洲在这方面意欲和致力的。

　　然而，也从中国观点看，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有如下弊端：

　　(1)就拜登/哈里斯行政当局而言，在下列重大问题上不会与特朗普行政当局相比有重大区别：台湾、香港、新疆、南海、西藏、中国宗教状况和人权状况;

　　(2)对华高技术“脱钩”和针对中国被指控的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将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

　　(3)在相当大程度上修补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从而主导或促成一个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

　　(4)依赖民主党左派的必不可少的支持去竞选，去执政，因而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绥靖”该派势力关于中国的要求，在对华根本目标、美中外交沟通以及原则上立意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等方面，那与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民粹派相似;

　　(5)不能不在颇大程度上“绥靖”“白人草根”或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如果民主党政府要“治愈”一个由特朗普留下的严重分裂的美国的话;

　　(6)有法律责任继续贯彻种种对华法律制裁，那是已经由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两党缔造的。

　　特朗普与拜登胜选后对华行为的区别

　　就美国对华行为言，特朗普新一届行政当局与拜登行政当局大概会有如下区别：

　　在特朗普新一届行政当局下：

　　(1)将有中美之间更为增长的、在西太平洋西部军事对抗甚或有限冲突的危险;

　　(2)为巨增美国对华出口而更蛮横地挤榨中国，同时维持甚或增加对中国对美出口征收的高关税;

　　(3)就香港、新疆、南海甚至西藏等问题对中国施加更多的法律制裁;

　　(4)进一步升级针对所称的中国在美颠覆、渗透和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

　　(5)加剧高技术对华“脱钩”;

　　(6)继续增进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支持，继续愈益严重地侵蚀1979年往后的一个中国政策;

　　(7)中美之间几乎全不存在原则上的、关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的合作;

　　(8)对华从事几乎全系列的更激烈的军备竞争。

　　在拜登行政当局之下：

　　(1)将就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谈判：减少施加于中国的、过分巨大的美国对华出口量，使之多少符合中国的真实需求和真实履约能力;实质性地减少对中国对美出口施加的高关税征收的出口量和税率;

　　(2)很可能会发动主要旨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变更”的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那是特朗普政府在4月往后反复表示意欲实际上放弃的;

　　(3)从事中美之间较高级别和较早的外交对话甚或谈判，旨在部分缓解中美之间的高度紧张;

　　(4)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因为在美国方面对华态势将较少黩武性，而且将有旨在危机防止和危机管控的更多沟通;不仅如此，如果中国能放慢战略军力建设的高速度，那么对华军备竞争很可能被缓解;

　　(5)逐步恢复原则上或辞语上的中美合作，就气候变化、民用网络安全和反恐等问题，虽然在具体的实践中具体的结果将颇为有限。

　　中国应当怎么办?

　　中国应当怎么办，或曰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

　　应当肯定，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因而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其适当的调整至关重要。

　　对称性反制有时完全必要。然而同时必须明白，缺乏对等的反制能力就不要时常从事对称性反制，否则会加剧反制工具接近耗竭的风险，消减应有的战略和政策灵活性和回旋余地，减抑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理解和同情，并且可能恰合美国超级鹰派势力的凶恶心意，以致更售其奸。

　　与彼此武力威慑升级、军事反应升级相伴，中美两国目前各自从完全相反的立场和“道德高地”出发强烈谴责对方，只要求对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让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宣布其目标是颠覆和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这就全无可能甚至仅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显著缓解中美对抗或竞斗，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和逆转当前局面更为恶化的趋势。

　　应当争取停止这种状况，由中国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争取美国新一届政府在登台后迟早与中国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并将大致一切可能的较小或微小妥协性安排当作分支性努力，服务于维持这一根本共同利益。

　　就中国而言，根本的至少是须：(1)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收缩，在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以此作为较经久地摆在桌面上的、促使美国未来新政府相应地收缩的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以此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2)在一段时期里，总的来说坚决不整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对其反华斥华行为一般坚毅地忍耐，以利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别是经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切实地维持和发展与欧盟、东盟及韩国的的合作互利关系。

　　本文为10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杰出教授时殷弘在“2020年大选预判与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