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世人瞩目下坠落。毋庸讳言，中美关系各个侧面逐一碰撞并加速螺旋式下降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关系进入意识形态化的快速轨道。始于经贸关系的调整，刺激双方用冲撞式外交方式在各领域探究对方的行动界限甚至底线，意识形态外交的底层思维一旦确立，将对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双边关系产生最大杀伤力。只要进入这个快行道，“哪一方主动发起”就不重要了，“哪方应该为此负责”也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真正有意义的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双方必须共同为此担负后果。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经济上的交集，又哪里有那么复杂的外交事物关系?从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世界大战到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历史不断重演的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时会重创经济发展过程。难道是经济矛盾实在无法协调，只能诉诸地缘政治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手段来延续经济外交吗?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见仁见智，是一个永远可以讨论的问题，而经济后果却不见得可以使不睿智的决策正当化。

　　如果不是政治化影响，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影响应会较快收敛。现在双方一致的是，都认定对对方要“听其言观其行”。在言语表述方面，双方都认定对方怀有更大恶意。双方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也逐一用行动探究对方的底线，测试反应的烈度。在这样的语境下，试探动作本身也会导致冲突升级，分歧不仅会更加突出，还会遮蔽合作的前景。这样下去，调试中的双边关系会被调试动作本身所误导，我们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中美之间是否还有共同利益，有哪些共同利益，并将此一一列出。如果双方的共同利益被暂时忘却，如果人们不知道双方还有共同利益，如果在考虑如此重要的、事关国际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时，人们没有把双方的共同利益当作权衡的砝码，这本身就是一个应该避免的重大错误。

　　没人会在这个时候呼吁双方放弃攻讦和捐弃前嫌，因为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梦境。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撞击，战术性地试探对方各领域忍耐的底线，以防管控不力酿成大错。在目前状态下，基本看不到双方从解决分歧入手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景，既然如此，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关注点和行动计划放在界定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任何争取双边关系缓和的谈判都应从共同利益领域启动。

　　共同利益包括相互需求，也包括对外部的共同需要。中美关系大幅调整始于经济贸易领域，但在双方剑拔弩张的表象下，双方的共同利益不应被遮蔽。

　　下面是几个可供探索的方面：

　　第一，物联网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跨国价值链进行合理化重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是不可逆转的，将两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共同利益机会拱手让给其他国家，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从经济效益方面看，产业经济跨国合理化重组是以万物互联为基础的，双方的优势来自于将概念形成、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进行组合，压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率。中美双方在前几十年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政策，挖掘跨国价值链生产的优势，才能赶上时代变化步伐，才有可能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政策不平衡、利益不对等的问题。趋利避害推动跨国价值链创新是两国的共同利益。

　　第二，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方面，双方真实的共同利益已经越来越凸显。中国经济恢复常速，以及意欲扩大内循环，使得原来难以施行的减排和环保义务变得不再遥不可及。政策调整还可能使气候与环境治理成为扩大经济内循环的优势领域。利益相关的中美双方只有率先共同承担国际义务，方可影响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国际目标的落实。在这方面，双方的共同利益应压倒分岐。

　　第三，中美在南海问题上有较大矛盾，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即使这样，从经济方面观察，保障每年5万多亿美元货物的南海国际水道安全畅通，也是双方共同的利益。

　　第四，在对抗新冠疫情蔓延方面，双方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病毒在变异，传播模式在变化。它需要各国研究病毒传播特点的变化、病毒防控方式的有效性、防控手段的社会及经济影响。今后数年内，新冠疫情出现反复是大概率事件，中美根据对方的经验教训改善行政动员及应对方式，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也是共同利益所在。

　　第五，尽管贸易不平衡是两国贸易关系的突出问题，但双方在维护国际贸易的公平性方面也有共同利益。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链采用大量加工贸易方式避开各国关税和非关税管理措施，对现行国际贸易全值统计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了根本挑战。加工贸易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国际经济贸易统计反映各参与国的加工增值部分，而这恰恰是国际贸易全值统计方法无法胜任的。中美贸易在统计上的不合理性尤为突出，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协作方向应是建立国际贸易增值统计体系，作为原全值统计体系的参照系，为维护国际贸易的公平性打下技术基础。如若不然，今天中美贸易发生的事情，会在整个第四次产业革命期间，在其他国际价值链参与国中间不断重演，导致无端的贸易纠纷不断。中美双方也许有能力在现有统计体系框架内部分地解决贸易冲突，但过时的贸易统计体系对制定贸易政策的误导，肯定会长期困扰两国贸易关系，也肯定会长期困扰与第三国的贸易关系。建立合理的国际贸易增值统计体系是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个最大国际贸易伙伴对世界贸易体系发展应负的责任。

　　第六，在技术市场合作方面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在民用技术领域，美国超前的消费支付能力是创新发明得以商业化的重要前提，但是一些新技术更适用于海量的低端用户。在中国，屡有在高端市场难以盈利但在低支付能力的大众市场上取得商业成功的例子。在科技发展、科技合作和科技市场分享与保护方面，中美的确有共同利益需要保护。我们不能让一些事件遮蔽中美科技合作曾长期有效服务于双方利益的基本事实，我们应当坚决阻止意识形态驱动的、在错误认知情况下实施的全面科技脱钩。

　　以上仅是抛砖引玉，用有限的事实提醒中美关系观察者：尽管双方政府试探对方底线时扬起的尘灰一时遮蔽了共同利益领域，但完全忽视双边共同利益，过分强调共同利益中的分歧点，会误导大国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系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中国前驻WTO观察员。原文标题《面对现实重新界定中美共同利益》

　　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世人瞩目下坠落。毋庸讳言，中美关系各个侧面逐一碰撞并加速螺旋式下降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关系进入意识形态化的快速轨道。始于经贸关系的调整，刺激双方用冲撞式外交方式在各领域探究对方的行动界限甚至底线，意识形态外交的底层思维一旦确立，将对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双边关系产生最大杀伤力。只要进入这个快行道，“哪一方主动发起”就不重要了，“哪方应该为此负责”也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真正有意义的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双方必须共同为此担负后果。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经济上的交集，又哪里有那么复杂的外交事物关系?从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世界大战到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历史不断重演的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时会重创经济发展过程。难道是经济矛盾实在无法协调，只能诉诸地缘政治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手段来延续经济外交吗?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见仁见智，是一个永远可以讨论的问题，而经济后果却不见得可以使不睿智的决策正当化。

　　如果不是政治化影响，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影响应会较快收敛。现在双方一致的是，都认定对对方要“听其言观其行”。在言语表述方面，双方都认定对方怀有更大恶意。双方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也逐一用行动探究对方的底线，测试反应的烈度。在这样的语境下，试探动作本身也会导致冲突升级，分歧不仅会更加突出，还会遮蔽合作的前景。这样下去，调试中的双边关系会被调试动作本身所误导，我们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中美之间是否还有共同利益，有哪些共同利益，并将此一一列出。如果双方的共同利益被暂时忘却，如果人们不知道双方还有共同利益，如果在考虑如此重要的、事关国际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时，人们没有把双方的共同利益当作权衡的砝码，这本身就是一个应该避免的重大错误。

　　没人会在这个时候呼吁双方放弃攻讦和捐弃前嫌，因为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梦境。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撞击，战术性地试探对方各领域忍耐的底线，以防管控不力酿成大错。在目前状态下，基本看不到双方从解决分歧入手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景，既然如此，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关注点和行动计划放在界定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任何争取双边关系缓和的谈判都应从共同利益领域启动。

　　共同利益包括相互需求，也包括对外部的共同需要。中美关系大幅调整始于经济贸易领域，但在双方剑拔弩张的表象下，双方的共同利益不应被遮蔽。

　　下面是几个可供探索的方面：

　　第一，物联网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跨国价值链进行合理化重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是不可逆转的，将两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共同利益机会拱手让给其他国家，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从经济效益方面看，产业经济跨国合理化重组是以万物互联为基础的，双方的优势来自于将概念形成、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进行组合，压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率。中美双方在前几十年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政策，挖掘跨国价值链生产的优势，才能赶上时代变化步伐，才有可能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政策不平衡、利益不对等的问题。趋利避害推动跨国价值链创新是两国的共同利益。

　　第二，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方面，双方真实的共同利益已经越来越凸显。中国经济恢复常速，以及意欲扩大内循环，使得原来难以施行的减排和环保义务变得不再遥不可及。政策调整还可能使气候与环境治理成为扩大经济内循环的优势领域。利益相关的中美双方只有率先共同承担国际义务，方可影响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国际目标的落实。在这方面，双方的共同利益应压倒分岐。

　　第三，中美在南海问题上有较大矛盾，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即使这样，从经济方面观察，保障每年5万多亿美元货物的南海国际水道安全畅通，也是双方共同的利益。

　　第四，在对抗新冠疫情蔓延方面，双方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病毒在变异，传播模式在变化。它需要各国研究病毒传播特点的变化、病毒防控方式的有效性、防控手段的社会及经济影响。今后数年内，新冠疫情出现反复是大概率事件，中美根据对方的经验教训改善行政动员及应对方式，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也是共同利益所在。

　　第五，尽管贸易不平衡是两国贸易关系的突出问题，但双方在维护国际贸易的公平性方面也有共同利益。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链采用大量加工贸易方式避开各国关税和非关税管理措施，对现行国际贸易全值统计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了根本挑战。加工贸易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国际经济贸易统计反映各参与国的加工增值部分，而这恰恰是国际贸易全值统计方法无法胜任的。中美贸易在统计上的不合理性尤为突出，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协作方向应是建立国际贸易增值统计体系，作为原全值统计体系的参照系，为维护国际贸易的公平性打下技术基础。如若不然，今天中美贸易发生的事情，会在整个第四次产业革命期间，在其他国际价值链参与国中间不断重演，导致无端的贸易纠纷不断。中美双方也许有能力在现有统计体系框架内部分地解决贸易冲突，但过时的贸易统计体系对制定贸易政策的误导，肯定会长期困扰两国贸易关系，也肯定会长期困扰与第三国的贸易关系。建立合理的国际贸易增值统计体系是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个最大国际贸易伙伴对世界贸易体系发展应负的责任。

　　第六，在技术市场合作方面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在民用技术领域，美国超前的消费支付能力是创新发明得以商业化的重要前提，但是一些新技术更适用于海量的低端用户。在中国，屡有在高端市场难以盈利但在低支付能力的大众市场上取得商业成功的例子。在科技发展、科技合作和科技市场分享与保护方面，中美的确有共同利益需要保护。我们不能让一些事件遮蔽中美科技合作曾长期有效服务于双方利益的基本事实，我们应当坚决阻止意识形态驱动的、在错误认知情况下实施的全面科技脱钩。

　　以上仅是抛砖引玉，用有限的事实提醒中美关系观察者：尽管双方政府试探对方底线时扬起的尘灰一时遮蔽了共同利益领域，但完全忽视双边共同利益，过分强调共同利益中的分歧点，会误导大国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系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中国前驻WTO观察员。原文标题《面对现实重新界定中美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