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世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新科技革命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些深刻变化，对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

　　凭借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邓小平牢牢把握住这种“深刻变化”和“深刻影响”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科学回答了“如何认识世界”这个重大问题。

1979年邓小平携夫人卓琳访美

　　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新判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美苏在继续争霸的同时，控制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却大为削弱。

　　一方面，随着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摩擦和竞争日益加剧，西方阵营内部分歧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经济对苏联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剧。

　　第二，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持续发展，并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第三，改革开放极大地激活了中国的活力，中国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特点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并以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走向缓和而更趋明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眼于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邓小平抽丝剥茧地对“战争与和平”这个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

　　第一，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极独大，要发动或者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美苏，别的国家没有资格。

　　第二，美苏在军事上特别是核武器上搞恐怖平衡，且各自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战略短板，两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也都遭受了挫折，因此美苏在短期内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除美苏之外的其他国际力量，包括西欧、东欧、日本、中国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都是反对战争的，这既使“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也使美苏“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

　　据此，至晚到1985年，邓小平就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得出了一个新的明确判断。即：“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结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南北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制约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邓小平逐渐认识到：“南北问题”、“发展问题”，已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长期性的重大问题。

　　要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各国不仅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是立足于这一出发点，他逐步形成了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

　　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的发展将遇到困难。

　　第二，解决南北问题是今后国际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通过加强南北对话和推进南南对话的方式，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第三，解决南北问题的一条途径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这一新秩序的准则。

　　正是在上述环环相扣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逐步对时代主题得出了新的结论。

　　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不久，这一重大判断即为党的十三大所采纳，不仅成为了全党的共识，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

　　高度重视经济和科技的基础性作用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以科技和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日益凸显。

　　对于人类发展史上出现的这一方向性、潮流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高度重视，并且异常敏锐。围绕这一问题，他大体上形成了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30年来，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

　　第二，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要以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第四，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必须占有一席之地。他说：“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把握住中华民族“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事务中一个突出亮点。特别是“四小龙”中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华人背景，使其“榜样的力量”更具针对性和紧迫感。

　　邓小平意识到，国际政治多极化势头的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科技革命的风起云涌，都使得中华民族面前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围绕这一认识，他大体上形成了两个鲜明观点：

　　第一，中华民族要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他说：“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

　　第二，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他提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发展很快，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友好的压力”。并强调，“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

　　“如何认识中国”

　　在思索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同时，如何准确认识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在国际政治中所居的战略地位，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到能否正确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各项政策，还关乎到能否科学规划符合国家利益的长远战略。

　　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实力比较，以及对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方向的深刻把握，邓小平准确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

　　正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究竟处在何种位置?与各大国相比，实力究竟如何?优势是什么?劣势又是什么?第三次复出伊始，邓小平即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回答。

　　他的结论十分直白。他认为，中国“耽误了一代人的时间，影响了二十年”，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了;按生产和科学水平来说，中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和“弱国”。他直言：“人口多、国家大，有自己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要“缩短这种差距”，“要努力赶”;“要树立雄心壮志，下定决心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因此，他高度重视中国的对外战略，并且在进入新时期以后有针对性地大力推动了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为了确保国内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千秋大业”，他明确提出要把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作为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他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思想，不仅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也使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外交工作的实践，更加符合实际和富有成果。

　　二是，他明确提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因此，“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为此，他一再强调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我们制定的政策，包括经济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的“块头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

　　邓小平毫不讳言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是一个“小国”、“弱国”。但是，基于对中国的广阔幅员、众多人口、独特文明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党的坚强领导等基本国情的深刻了解，他自始至终都对中国所具备的战略实力和巨大发展潜力深信不疑。

　　在他看来，中国“块头大，所以有点用处”，“决定了我们在国际政治里的分量”。他反复强调中国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对这个分量不要小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很弱、很穷，所以“无足轻重”等荒谬观点，他坚定地回击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我们历来不回避穷和弱，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他还指出：“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也不低估自己的价值。所谓不高估，因为中国穷，力量有限;所谓不低估，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外界关于中美苏成为“大三角”的说法，他又作了同样解释。他说：“中国这么穷，但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三角之一，其原因就是我们块头大。中国坚信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谁要挑起战争，中国站到哪一方面，对方都吃不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针对国内外一些人的动摇言论，他再次强调并明确提出中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他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正是因为上述判断，邓小平才依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苏“大三角”和国际形势出现的深刻变化，大胆、果敢地对新时期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强调要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要实现“真正的不结盟”，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对外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不仅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和平形象、国际威信的树立，还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更加成熟和全面。

　　中国也要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邓小平看来，为了确保国内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千秋大业”，一方面，中国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希望能够争取到长时间的和平，以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

　　他说：“我们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世界的大局，也是中国所处地位决定的。中国需要和平，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能安心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此，他明确表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

　　另一方面，他始终认为，中国是维护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发展起来了，将会进一步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从而争取到更长时间的世界和平。

　　他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在强调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同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邓小平还一再提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他认为，“中国人不蠢”，在历史上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贡献太少。也许再过十年或十五年，中国能做出比较重要的贡献。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但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他说：“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做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

　　“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观察邓小平如何回答“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个重大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一方面，苏东剧变，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抓住这一机会，不仅大肆宣扬“自由民主制度”实现了“历史的终结”，还利用中国国内出现的暂时困难，打着所谓“制裁”的旗号，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内政，妄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此时，社会主义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一个举世关注的问题。

　　在这一历史关头，邓小平充分展示出了一名优秀战略家的果敢担当和远见卓识：

　　一方面，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直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并强调：“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另一方面，他又信心十足地指出，只要中国自己不乱，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他说：“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并强调：“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作者供职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本文节选自《瞭望》2014年第34期《邓小平如何定位中国》一文

　　“如何认识世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新科技革命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些深刻变化，对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

　　凭借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邓小平牢牢把握住这种“深刻变化”和“深刻影响”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科学回答了“如何认识世界”这个重大问题。

1979年邓小平携夫人卓琳访美

　　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新判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美苏在继续争霸的同时，控制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却大为削弱。

　　一方面，随着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摩擦和竞争日益加剧，西方阵营内部分歧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经济对苏联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剧。

　　第二，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持续发展，并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第三，改革开放极大地激活了中国的活力，中国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特点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并以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走向缓和而更趋明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眼于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邓小平抽丝剥茧地对“战争与和平”这个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

　　第一，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极独大，要发动或者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美苏，别的国家没有资格。

　　第二，美苏在军事上特别是核武器上搞恐怖平衡，且各自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战略短板，两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也都遭受了挫折，因此美苏在短期内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除美苏之外的其他国际力量，包括西欧、东欧、日本、中国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都是反对战争的，这既使“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也使美苏“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

　　据此，至晚到1985年，邓小平就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得出了一个新的明确判断。即：“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结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南北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制约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邓小平逐渐认识到：“南北问题”、“发展问题”，已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长期性的重大问题。

　　要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各国不仅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是立足于这一出发点，他逐步形成了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

　　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的发展将遇到困难。

　　第二，解决南北问题是今后国际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通过加强南北对话和推进南南对话的方式，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第三，解决南北问题的一条途径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这一新秩序的准则。

　　正是在上述环环相扣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逐步对时代主题得出了新的结论。

　　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不久，这一重大判断即为党的十三大所采纳，不仅成为了全党的共识，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

　　高度重视经济和科技的基础性作用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以科技和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日益凸显。

　　对于人类发展史上出现的这一方向性、潮流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高度重视，并且异常敏锐。围绕这一问题，他大体上形成了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30年来，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

　　第二，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要以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第四，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必须占有一席之地。他说：“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把握住中华民族“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事务中一个突出亮点。特别是“四小龙”中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华人背景，使其“榜样的力量”更具针对性和紧迫感。

　　邓小平意识到，国际政治多极化势头的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科技革命的风起云涌，都使得中华民族面前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围绕这一认识，他大体上形成了两个鲜明观点：

　　第一，中华民族要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他说：“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

　　第二，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他提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发展很快，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友好的压力”。并强调，“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

　　“如何认识中国”

　　在思索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同时，如何准确认识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在国际政治中所居的战略地位，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到能否正确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各项政策，还关乎到能否科学规划符合国家利益的长远战略。

　　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实力比较，以及对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方向的深刻把握，邓小平准确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

　　正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究竟处在何种位置?与各大国相比，实力究竟如何?优势是什么?劣势又是什么?第三次复出伊始，邓小平即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回答。

　　他的结论十分直白。他认为，中国“耽误了一代人的时间，影响了二十年”，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了;按生产和科学水平来说，中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和“弱国”。他直言：“人口多、国家大，有自己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要“缩短这种差距”，“要努力赶”;“要树立雄心壮志，下定决心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因此，他高度重视中国的对外战略，并且在进入新时期以后有针对性地大力推动了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为了确保国内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千秋大业”，他明确提出要把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作为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他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思想，不仅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也使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外交工作的实践，更加符合实际和富有成果。

　　二是，他明确提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因此，“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为此，他一再强调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我们制定的政策，包括经济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的“块头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

　　邓小平毫不讳言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是一个“小国”、“弱国”。但是，基于对中国的广阔幅员、众多人口、独特文明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党的坚强领导等基本国情的深刻了解，他自始至终都对中国所具备的战略实力和巨大发展潜力深信不疑。

　　在他看来，中国“块头大，所以有点用处”，“决定了我们在国际政治里的分量”。他反复强调中国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对这个分量不要小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很弱、很穷，所以“无足轻重”等荒谬观点，他坚定地回击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我们历来不回避穷和弱，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他还指出：“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也不低估自己的价值。所谓不高估，因为中国穷，力量有限;所谓不低估，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外界关于中美苏成为“大三角”的说法，他又作了同样解释。他说：“中国这么穷，但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三角之一，其原因就是我们块头大。中国坚信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谁要挑起战争，中国站到哪一方面，对方都吃不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针对国内外一些人的动摇言论，他再次强调并明确提出中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他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正是因为上述判断，邓小平才依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苏“大三角”和国际形势出现的深刻变化，大胆、果敢地对新时期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强调要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要实现“真正的不结盟”，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对外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不仅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和平形象、国际威信的树立，还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更加成熟和全面。

　　中国也要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邓小平看来，为了确保国内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千秋大业”，一方面，中国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希望能够争取到长时间的和平，以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

　　他说：“我们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世界的大局，也是中国所处地位决定的。中国需要和平，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能安心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此，他明确表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

　　另一方面，他始终认为，中国是维护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发展起来了，将会进一步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从而争取到更长时间的世界和平。

　　他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在强调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同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邓小平还一再提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他认为，“中国人不蠢”，在历史上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贡献太少。也许再过十年或十五年，中国能做出比较重要的贡献。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但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他说：“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做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

　　“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观察邓小平如何回答“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个重大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一方面，苏东剧变，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抓住这一机会，不仅大肆宣扬“自由民主制度”实现了“历史的终结”，还利用中国国内出现的暂时困难，打着所谓“制裁”的旗号，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内政，妄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此时，社会主义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一个举世关注的问题。

　　在这一历史关头，邓小平充分展示出了一名优秀战略家的果敢担当和远见卓识：

　　一方面，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直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并强调：“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另一方面，他又信心十足地指出，只要中国自己不乱，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他说：“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并强调：“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作者供职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本文节选自《瞭望》2014年第34期《邓小平如何定位中国》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