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由《环球时报》社、美国卡特中心、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于2020年6月30日至7月3日共同主办。论坛设置了以“温故知新”、“相互影响”、“认知，话语权与青年人”与“寻找新的互利点”为议题的四场会议，深入探讨中美双边关系的历史与新发展，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协调与新契机。数十位两国青年学者、专家齐聚云端，围绕“中美关系的现状、未来与青年角色”这一主题各抒己见，为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建言献策。本次论坛也旨在通过中美两国青年学者的交流与讨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夯实中美友好互信的人文与社会基础。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王缉思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讲话，以下为其发言全文。

　　很高兴能和我的同事、朋友以及年轻一代的学者们一起探讨至关重要的议题。也祝贺论坛的组织者举办如此意义重大的活动。很多演讲者将在这里呈现他们的实质性观点。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请允许我分享我个人作为一位资深学者的观察体悟，如果我可以这样冒昧自称的话。我很高兴在我之前发言的董云裳女士分享了她作为外交官的一些有趣的经历。

　　我的第一点感悟是，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是理解其他社会与文明。昨天，在准备这次演讲的时候，我收到了傅高义教授的新书《中国和日本》。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傅高义教授提到了大概65年前他的哈佛博导说的一句话——理解我们社会的最佳方式是走出国门感受文化差异。傅高义的教授告诉他，要想大体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就必须真正走近一些被那种文化滋养的人，并试着透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

　　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历过一些文化冲击。例如，1984年，我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第一次访美。在到达伯克利的第二天，我就遇上了校园附近的一场大示威。我看到了一张同性恋者反对种族隔离的大幅海报，非常震惊。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同性恋和种族隔离，或者说种族歧视之间的关联。当时我是刚从中国来的一个青年学者，对这些概念都很生疏。这些年，我一直在持续关注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变化。现在理解美国的黑人人权运动之类的概念就比较容易了。但是你们觉得这些与外交政策或是中美关系有关联吗?我认为绝对有。虽然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个中原因。

　　我们要学习的文明的另一部分就是宗教。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汉族，都不信教或者是无神论者。在去伯克利之前，我曾在牛津大学待过一年。我参加了牛津的圣经研究项目，出于某种原因加入了一个名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非常保守的教会。这个教派相信安息日是周六而不是周日。到美国之后，我继续研习宗教，前往中东地区时也是如此。这对研究世界政治大有裨益。因为如果不懂基督教，就无法真正理解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塞缪尔·亨廷顿或者像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这样的当代国际关系学者的思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些政府机构想让我帮忙说服美国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对中国有益，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因为减少了出生人口就能节约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我了解到当时美国争论的热火朝天的议题是堕胎问题，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一个热点。所谓的主张胚胎生存权和主张妇女有权选择堕胎其实和宗教信仰有关。一些反对堕胎的美国人相信，每一个出生的和正在孕育中的人类生命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因此，这些美国人认为个体的人权和生存权比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繁荣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没能让美国人相信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公平性，尤其是强制堕胎的公平性。讽刺的是，在这次疫情中，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不应该颠倒主次，把恢复经济放在救人前面。这让我觉得很矛盾。

　　我的第二点感受是我们应该向有政治经历的人士学习，比如这次的三位演讲嘉宾，于先生、董云裳女士和傅高义教授。我们都有学术追求，也都在研究国际政治理论。在伯克利，我结识了声誉斐然的理论学家肯尼思·华尔兹教授。他曾于1988年访问北京大学。当时，有中国学生问他，他的理论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多大影响。听到这个提问，他不太高兴，但还是回答说，“我为了求知而求知。我不在乎我的知识是否能影响政策。”但私底下，我觉得他是在乎的。

　　1989年10月，我和一些同事与尼克松总统在北京进行了一次谈话。尼克松的助理是迈克·奥森伯格，一个著名的中国通。尼克松问我，我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告诉他我研究的是政治科学。他说：“政治科学?我在大学里也学的是类似的，但不实用。政治可不是科学。政治是一门艺术。”从那时起，我就更多地把政治作为艺术来看待，但从来没有勇气从政。我希望我这番偏离主题的话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谢谢听取我的发言!

 　　“第五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由《环球时报》社、美国卡特中心、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于2020年6月30日至7月3日共同主办。论坛设置了以“温故知新”、“相互影响”、“认知，话语权与青年人”与“寻找新的互利点”为议题的四场会议，深入探讨中美双边关系的历史与新发展，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协调与新契机。数十位两国青年学者、专家齐聚云端，围绕“中美关系的现状、未来与青年角色”这一主题各抒己见，为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建言献策。本次论坛也旨在通过中美两国青年学者的交流与讨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夯实中美友好互信的人文与社会基础。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王缉思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讲话，以下为其发言全文。

　　很高兴能和我的同事、朋友以及年轻一代的学者们一起探讨至关重要的议题。也祝贺论坛的组织者举办如此意义重大的活动。很多演讲者将在这里呈现他们的实质性观点。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请允许我分享我个人作为一位资深学者的观察体悟，如果我可以这样冒昧自称的话。我很高兴在我之前发言的董云裳女士分享了她作为外交官的一些有趣的经历。

　　我的第一点感悟是，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是理解其他社会与文明。昨天，在准备这次演讲的时候，我收到了傅高义教授的新书《中国和日本》。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傅高义教授提到了大概65年前他的哈佛博导说的一句话——理解我们社会的最佳方式是走出国门感受文化差异。傅高义的教授告诉他，要想大体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就必须真正走近一些被那种文化滋养的人，并试着透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

　　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历过一些文化冲击。例如，1984年，我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第一次访美。在到达伯克利的第二天，我就遇上了校园附近的一场大示威。我看到了一张同性恋者反对种族隔离的大幅海报，非常震惊。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同性恋和种族隔离，或者说种族歧视之间的关联。当时我是刚从中国来的一个青年学者，对这些概念都很生疏。这些年，我一直在持续关注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变化。现在理解美国的黑人人权运动之类的概念就比较容易了。但是你们觉得这些与外交政策或是中美关系有关联吗?我认为绝对有。虽然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个中原因。

　　我们要学习的文明的另一部分就是宗教。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汉族，都不信教或者是无神论者。在去伯克利之前，我曾在牛津大学待过一年。我参加了牛津的圣经研究项目，出于某种原因加入了一个名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非常保守的教会。这个教派相信安息日是周六而不是周日。到美国之后，我继续研习宗教，前往中东地区时也是如此。这对研究世界政治大有裨益。因为如果不懂基督教，就无法真正理解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塞缪尔·亨廷顿或者像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这样的当代国际关系学者的思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些政府机构想让我帮忙说服美国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对中国有益，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因为减少了出生人口就能节约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我了解到当时美国争论的热火朝天的议题是堕胎问题，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一个热点。所谓的主张胚胎生存权和主张妇女有权选择堕胎其实和宗教信仰有关。一些反对堕胎的美国人相信，每一个出生的和正在孕育中的人类生命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因此，这些美国人认为个体的人权和生存权比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繁荣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没能让美国人相信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公平性，尤其是强制堕胎的公平性。讽刺的是，在这次疫情中，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不应该颠倒主次，把恢复经济放在救人前面。这让我觉得很矛盾。

　　我的第二点感受是我们应该向有政治经历的人士学习，比如这次的三位演讲嘉宾，于先生、董云裳女士和傅高义教授。我们都有学术追求，也都在研究国际政治理论。在伯克利，我结识了声誉斐然的理论学家肯尼思·华尔兹教授。他曾于1988年访问北京大学。当时，有中国学生问他，他的理论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多大影响。听到这个提问，他不太高兴，但还是回答说，“我为了求知而求知。我不在乎我的知识是否能影响政策。”但私底下，我觉得他是在乎的。

　　1989年10月，我和一些同事与尼克松总统在北京进行了一次谈话。尼克松的助理是迈克·奥森伯格，一个著名的中国通。尼克松问我，我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告诉他我研究的是政治科学。他说：“政治科学?我在大学里也学的是类似的，但不实用。政治可不是科学。政治是一门艺术。”从那时起，我就更多地把政治作为艺术来看待，但从来没有勇气从政。我希望我这番偏离主题的话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谢谢听取我的发言!